匾額，又作“扁額”，是中國古典建築上用以書寫建築名稱的木牌構件，懸于檐下。或雲：橫者為匾，立者為額。《說文解字》釋“扁”曰：“署也，從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可見“匾”就是懸于門戶的标識；“額”則取其位于門戶上方，如人前額之于面部的空間關系。古代社會無論官家民間，都會在重要的屋宇檐下懸挂匾額，其上文字亦多由名家題寫，以示尊顯。
一以名命物
中國古典文化中，“物”與“名”往往不可割裂，無名則非物，以至有“名物”一詞出現。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實性》雲：“《春秋》别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既然“名”“物”是一個統一體，那麼，以紙帖、木牌等書寫其“名”于“物”之上便成為中國傳統的标識習俗。曆代繪畫中可見大量“榜題”标明所繪人、物之名，建築亦然，亭、台、殿、閣僅為形式分類，不足以為确定某座屋宇的依據，隻有獨特的名号才能标示具體建築，匾額于是應運而生。北宋《營造法式》中，匾額被稱為“牌”。長安故都出土宋呂大防刻《長安城圖》《興慶宮圖》殘石上，凡諸城門、宮殿、苑囿、宅邸之名，皆以豎書榜題标示，并有方框，有似諸建築所懸匾額之放大。元王士點撰《禁扁》一書，其名來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解釋曰：
考何晏《景福殿賦》雲，爰有禁匾，勒分翼張。注引《說文》扁從戶冊者，署門戶也，扁與匾同。此書詳載曆代宮殿門觀池館苑篽等名，故取義于此。
可見匾額這一物象，實為有形建築之無形魂魄，與《長安城圖》中的“圖文”表達理念一緻，名物相稱，方為“完物”。
由于木材難以長久保存，匾額的早期形制不得而知，不過以傳統沿襲的情勢推論，其出現的時間應當甚早。匾額既名為“牌”，則應與“碑”“表”等标識建築或場所名謂的附屬構築物具有同源性，而此類物事更直接地與“銘牌”功能相通。存世至今的漢晉十六國時期的碑刻，頂部多作尖形或圓形。而近年被指為曹操高陵的安陽西高穴大墓中出土的數十枚石刻銘牌，牌上書“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三尺五寸兩葉畫屏風一”“白缣畫鹵簿遊觀食廚各一具”等，顯然為随葬器物上所挂之牌。牌上部抹角為梯形，頗似碑首造型。又有圓孔以穿鐵鍊或絲線，更與漢碑碑首常見的名為“穿”的圓孔類似，碑首圓孔或為系繩索或拴騾馬之用，但應不排除也有銘牌遺制之意。所以早期的匾額雛形，應當就是懸于建築之上的銘牌。
相較于碑刻，與匾額形制更為接近的是“表”。今漢晉南北朝所遺石質墓表多為束竹柱形，上端懸以方牌，牌上書“××之神道”。其中有成對存留者，體現出當時文字書寫的一些特殊規律。譬如南朝神道石墓表的“反書”，王南先生總結其有三種書寫方式，第一為梁文帝建陵兩牌面對面設置且文字本身及書寫方向完全互為“鏡像”，第二為蕭景墓兩牌并立面對前方而文字書寫方式一同建陵，第三為蕭績墓兩牌文字皆為“正書”而排版相反（參王南《六朝遺石》，《讀庫》1403，新星出版社，2014）。同時期的北齊隴東王胡長仁神道兩墓表（安陽後稻田村發現）文字，則作“齊故胡隴東王神道左”“齊故胡隴東王神道右”，排版則皆自左至右（參賈振林《文化安豐》，大象出版社，2011），是為與南朝墓表“反書”不同的另一種“對稱”表達方式。到初唐時期，唐太祖（高祖李淵祖父）永康陵前兩墓表仍存有這種風習，雖然當時表上設方牌的做法已消失，形式亦非束竹，但其柱身仍有篆書銘曰“唐太祖景皇”（左）、“帝永康之陵”（右），則為一句拆為兩半，書于兩柱，形成一種頗具北方質樸氣息的“對稱”意蘊。書寫方式的多樣，反映出當時對于建築所用銘牌文字本身的審美追求。蕭景墓表方闆外框上可見清晰的卷草線刻，與匾額形式頗為接近，從中或可窺見當時匾額的面貌。
圖1北宋呂大防石刻《興慶宮圖》局部圖2蕭景墓表局部（姚遷、古兵《六朝藝術》，文物出版社，1981）
匾額題字，自古以書法為貴，由前述南朝墓表文字的種種創新之舉可見一斑。《晉書》《魏書》中更有對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匾額題字的若幹記述：
初，谌父志法鐘繇書，傳業累世，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淵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魏書·盧淵傳》）
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觊二家，并号能篆。當時台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鹹傳之子孫，世稱其妙。（《魏書·江式傳》）
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将懸橙書之。比訖，須鬓盡白，裁馀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甯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晉書·王羲之傳》）
盧淵、韋誕、韋仲将、王獻之皆是當時善書之人，故被委以題寫宮中最重要殿宇匾額之任。由此亦可見匾額在早年不但又稱為“榜題”，其與建築的結合方式是“釘”，而且當時宮殿匾額巨大，以至于書寫者用盡氣力方可完成。近年日本奈良複原了平城宮大極殿，此殿即因襲中國宮中正殿太極殿傳統制度而來，其匾額文字亦經認真揣摩之後，取和銅五年（712）《長屋王願經》中“大”“極”“殿”三字，并曾探讨當年匾書究竟是“大極殿”還是“大極之殿”，研究者以後者具有道教意味而非宮室常用，最終采用了前者（參《平城宮第一次大極殿の復原に関する研究3木部》，奈良文化財研究所，2010）。今存宋元寺觀古匾額文字，多有“××之殿”“××之閣”作二列四字的書寫方式，《南齊書》中更有宮殿之門匾額作“××之門”的記述：
圖3奈良平城宮大極殿匾額（作者攝）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後諱者，皆改。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門為北掖，以榜有“之”字與“承”并。東宮承華門亦改為宣華雲。（《南齊書·禮志》）
故平城宮大極殿原匾額文字當以有“之”字的可能性為大，以示隆重永恒。
由早期榜題觀之，書有殿宇名謂的正式匾額文字皆為豎向，匾額形狀亦随之為豎向。而為旌表、頌揚、寄情等設置的匾額文字與匾額形狀皆為橫向。二者區别分明。典型實例如應縣佛宮寺釋迦塔，除“釋迦塔”為豎匾外，其馀皆為橫匾，上書溢美頌揚之辭，如“天宮高聳”“正直”等。且前者形式精緻合規，後者則儉樸随意，以示主次。
二形神有法
北宋《營造法式》（以下簡稱《法式》）中有專門記述“牌”之做法、形制的條目，其“由五塊木版合成，上下左右四塊，皆向外傾斜。當中一塊平面刻字，名牌面；上一塊為牌首，下一塊為牌舌，左右兩塊名牌帶”（陳明達《〈營造法式〉辭解》，天津大學出版社，2010）。《法式》圖樣中有兩種樣式，一曰“華帶牌”，牌首、舌、帶邊緣作雲形；其二失名，雖構造近似而樣式簡約，邊緣多作折線。今所見宮室、壇廟、寺觀匾額，大多不出《法式》之制。因匾額構造形如量器之“鬥”，後世又稱之為“鬥匾”。
匾額固定于建築之上，其間多以鐵件連接，一端固定于匾額背後，一端固定于鋪作木構。《法式》謂匾額基本尺度為“長二尺至八尺”，即最大可達2.5m左右，最小亦0.6m馀。按匾額懸于鋪作之外，下抵闌額、上達檐枋，角度近45°，則高八尺的匾額對應鋪作層之高度應為五尺六寸馀，近1.8m，與現存唐宋大型木構建築鋪作層高度相當。
近年在洛陽發現一石經幢殘件，其上刻為城池之形，四面各有兩端連阙的三門道城門，門上有二重樓閣，阙前各有曲尺形廊房，房前站列衛士。城四角有雲形拱托之梯道，通向城内上層一雲形拱托的圓形建築（屋蓋已殘）。此經幢雲紋造型風格頗似嵩陽書院天寶三年（744）的“大唐嵩陽觀紀聖德感應之頌碑”的碑首雲紋，據以推斷，經幢應為唐物。而其兩重樓閣式帶阙城門及城内中央圓形建築形制，則指向當時洛陽宮中最為顯赫的帶“兩重觀”的應天門與宮中武則天所建、供奉巨大佛像的圓形建築“天堂”，可見此經幢很可能為武周時期神都洛陽城内與皇室關系密切的某大寺所造，以人世皇宮模拟“天宮”。其四門各懸匾額，雕刻入微，額書曰“東門”“南門”“西門”“北門”，豎向，并有《法式》所言之牌首、牌舌、牌帶，與後世實物一緻，可知當時匾額已然定型。不過匾額懸于樓閣一層柱列之外，當為匠人在創作中為清晰表現文字而有意放大，也很可能傳遞了一條重要信息——應天門之門額，乃是懸于下層檐下的。這一位置，接近于整個建築立面的幾何中心。與之相應，多層樓閣建築釋迦塔，其“釋迦塔”匾額懸于三層檐下，亦正為塔立面幾何中心。可見此做法一脈相承，實為中國古典建築比例設計之意匠巧思。
圖4北宋《營造法式》“牌”圖樣（李誡《營造法式圖樣》，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7）
圖5佛光寺東大殿匾額（作者攝）唐代匾額亦沿襲名家書寫的傳統，如武周時鐘紹京題寫宮殿匾額及武周“九鼎”銘文：
初為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則天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榜，皆紹京所題。（《舊唐書·鐘紹京傳》）
唐代大型宮室的匾額仍為隆重的《法式》式造型，但亦有減制之例，如唐名僧鑒真于日本平城京所建“唐招提寺”，因是非官立寺院，其門額“唐招提寺”四字雖傳為孝謙天皇禦書，但僅為一薄木闆，牌首、牌舌、牌帶俱為一體。而同時期東大寺西大門敕額則盡顯繁複，大約是東亞漢式木構建築文化圈中現存最為侈麗的早期匾額。額上彩色已失，額面刻字曰“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牌首、牌舌、牌帶雖也由一塊木闆雕成，但卻包含梵天、帝釋天、四天王、金剛力士共六軀木雕，極盡精緻，且與“四天王”的寺名正相呼應。
大型匾額整體比例皆接近正方，反映出此類匾額創作之初的某種設計思路。正方之形，正如兩漢隋唐大型禮制建築善用的正方比例平面格局，反映出其追求永恒、宏大的規劃意念。如上述東大寺西門額及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額、薊縣獨樂寺觀音閣額、正定隆興寺轉輪藏額以及明清紫禁城諸宮殿匾額。唐代以後，匾額亦偶有“榜題”之稱，但已不甚普遍，實例較少：
圖6洛陽河洛石文化博物館藏經幢殘件局部
圖7應縣木塔（作者攝）圖8東大寺西大門敕額（《東大寺のすべて》，奈良國立博物館等，2002）
圖9北京太廟正殿匾額（作者攝）十三年七月戊子，雷震郊壇廣利門，震傷榜題“利”字及齋宮北門獸吻。（《明史·五行志》）
關于色彩，因早年匾額實物多不存或經後世重裝，難覓真形。牌面底色，由謝安所雲韋仲将為曹魏陵雲殿榜題的故事來看，當以直接墨書于白色牌面為是。平城宮大極殿複原之匾額色彩參照了該國最古的教王護國寺八幡宮匾額并山田寺匾額殘件，以藍、綠、紅疊暈，牌首、牌帶之端及側面為黑色。正倉院中倉所藏“獻物幾”腳之造型、色彩多有當時建築裝飾之風，似也可作為一種間接參考。我國明清時期宮殿、壇廟、陵墓牌面則多為藍色，文字貼金，莊重宏麗，牌首、牌舌、牌帶極盡雕飾，色彩斑斓璀璨。
匾額所用字體，今所見晚近匾額多為楷書。然秦時專有“署書”：
署門戶者，秦書八體，六曰署書。蕭子良雲：“署書，漢高六年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虎二阙。”（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從《魏書·江式傳》雲“并号能篆”來看，早年亦有篆文題匾之風習。今日遺存的大量北朝隋唐碑刻之額、墓志之蓋，書體以篆居多，當為旁證。
三旌表寄情
除卻标示建築名謂的功用，古人以匾額旌表、寄情的風習由來甚久，在東漢時就已存在：
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财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後漢書·百官志》）
大概從宋代以來，以懸挂匾額的形式自明志趣的文化風氣亦漸興起，從官員士人到宮中後妃，皆以之為尚。宋人匾書，尤好二字：
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内，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沒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顔真卿、寇準、範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雅敬之。（《宋史·王十朋傳》）
明年，大元兵渡江，萬裡隐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诟，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裡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谕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餘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裡竟赴止水死。（《宋史·江萬裡傳》）
顯仁太後性嚴肅，後身承起居，順适其意。嘗繪古列女圖，置坐右為鑒；又取詩序之義，扁其堂曰“賢志”。（《宋史·後妃列傳》）
私家匾額往往在文字中賦予主人以情緻節操，成為主人精神的有形代言，甚至成為臨終時“精神不滅”的象征：
二月，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幾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為詩别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缢從容堂死。卯發始為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遽，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吾必死于是。”客問其故，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宋史·趙卯發傳》）
某些情況下，匾額還帶有“谶緯”的性質：近嘗夢至一亭，扁曰“侍康”。傍植芍藥，獨放一花，殊妍麗可愛，花下白羊一，近寤而異之。後以乙未歲生，方産時，紅光徹戶外。年十四，高宗為康王，被選入宮，人謂“侍康”之征。（《宋史·後妃列傳》）
宋朝皇帝常常賞賜臣下匾額，以示褒獎。不過有些時候，“賜匾”卻也成為君臣沆瀣的絕佳寫照：
四月，賜桧甲第，命教坊樂導之入，賜缗錢金綿有差。六月，帝幸桧第，桧妻婦子孫皆加恩。桧先禁私史，七月，又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十月，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宋史·秦桧傳》）
宋代以後，除了對匾額文字本身的斟酌玩味，對于匾額的形式，文人們也注重設計，寄托個性濃郁的審美情趣。這一現象在明清時期文化昌明的江南地區尤其顯著。李漁《閑情偶寄》中記述了六種匾額樣式：其一名“碑文額”，這是一種“三字額”，“平書者多，間有直書者，勻作兩行。……白地黑字，或青綠字。茲效石刻為之，嵌于粉壁之上，謂之匾額可，謂之碑文亦可”。其二名“手卷額”，“額身用闆，地用白粉，字用石青石綠，或用炭灰代墨，無一不可。與尋常匾式無異，止增圓木二條，綴于額之兩旁，若軸心然”。其三名“冊頁匾”，“用方闆四塊，尺寸相同，其後以木绾之。斷而使續，勢取乎曲，然勿太曲”。其四名“虛白匾”，“用薄闆之堅者，貼字于上，镂而空之，若制糖食果餡之木印。務使二面相通，纖毫無障。其無字處，堅以灰布，漆以退光。俟既成後，貼潔白綿紙一層于字後，木則黑而無澤，字則白而有光”。其五名“石光匾”，“亦用薄闆一塊，镂字既成，用漆塗染，與山同色，勿使稍異。其字旁凡有隙地，即以小石初之，粘以生漆，勿使見闆”。其六名“秋葉匾”，取“禦溝題紅，千古佳事，取以制匾，亦覺有情”之意，最為風流雅緻。
明清時期的官家匾額，則更多地體現出傳統深厚的治世理想。明清州府衙門公堂多用“明鏡高懸”之匾，以宣示對民人訴訟的公平處理。清代紫禁城乾清宮是禮儀上的帝王日常居寝理政之地，其中有“正大光明”匾，匾文涵義就是标榜帝王行事皆“正大光明”而無暗昧偏頗。雍正皇帝更以此匾作為确立國家儲君的“神聖空間”，賦予其特定的曆史意義：甲子，召王大臣九卿面谕之曰：“建儲一事，理宜夙定。去年十一月之事，倉卒之間，一言而定。聖祖神聖，非朕所及。今朕親寫密封，緘置錦匣，藏于正大光明匾額之後，諸卿其識之。”（《清史稿·世宗紀》）
雍正這個将儲君之名藏于匾額的突發奇想，不知引起後世多少對宮廷皇位之争的獵奇之心。
千百年來，從建築标識到書法載體，從表彰手段到社交禮儀，從帝王功業到文人情趣，匾額這一特殊的建築構件承續着中國古人意味深長的美學想象。一方匾額，既是建築、文學、書畫等諸多人文領域的交融荟萃，也是君臣、父子、夫妻等一系列道德倫理的藝術表達。
（作者單位：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
圖10李漁《閑情偶寄》碑文額、手卷額、冊頁匾、虛白匾、石光匾、秋葉匾（王連海注釋《閑情偶寄圖說》，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
圖11乾清宮内景（小川一真1901年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