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本草中的動植物圖形寫照，大約以芝草為最早。《太平禦覽》卷九八六引缪襲《神芝贊》，曹魏青龍元年（233）五月，神芝生于長平，有司作為祥瑞奏聞，乃“诏禦府匮而藏之，具畫其形”。這幅“神芝圖”沒有流傳下來，而《神仙芝草圖》《延壽靈芝瑞圖》《靈寶神仙玉芝瑞草圖》之類，不絕于記載；保存于正統道藏中的《太上靈寶芝草品》，即是此類芝草圖例的孑遺。
《隋書·經籍志》著錄有原平仲撰《靈秀本草圖》六卷，《曆代名畫記》有注：“起赤箭，終蜻蜓。源平仲撰。”可見此套本草圖冊包括了植物和動物，除此而外，《曆代名畫記》還提到《神農本草例圖》一卷，應該也是早期的本草圖譜。
唐代詩人王建《早春病中》句：“世間方法從誰問，卧處還看藥草圖。”如果把句中的“藥草圖”坐實，詩人看閱的更像是顯慶年間成書的《新修本草藥圖》。
顯慶二年（657）蘇敬請修本草，正文部分二十卷，以陶弘景《本草經集注》為藍本加以補充，同時又“征天下郡縣所出藥物，并書圖之”（《唐會要》），于是成圖譜二十五卷，圖經七卷。“圖以載其形色，經以釋其同異”（《本草圖經序》）。據孔志約《新修本草序》說，這套圖譜“丹青绮煥，備庶物之形容”，不僅是彩圖，而且美觀，所以也被《曆代名畫記》目為“古之秘畫珍圖”，慎重收載。不特如此，日本《東大寺獻物帳》記載有“古樣本草屏風一具，兩疊十二扇”，乃用本草圖案作為裝飾品，或疑即以《新修本草藥圖》為藍本。
經過五代的動蕩，《新修本草藥圖》已經“散落殆盡，雖鴻都秘府，亦無其本”。方回詩“本草圖經川續斷，今人誤作古蘭看”，所稱的“本草圖經”，則是宋代重修者。
北宋朝廷特别重視醫事，太祖開寶年間兩度編修本草，仁宗嘉祐二年（1057）再次修訂，以掌禹錫、林億、張洞、蘇頌主理其事。次年，掌禹錫提出重修本草圖譜的建議，上表說：“本草舊本，經注中載述藥性功狀，甚有疏略不備處，已将諸家本草及諸書史中應系該說藥品功狀者，采拾補注，漸有次第。及見唐顯慶中诏修本草書，當時修定注釋本經外，又有諸般藥品，繪畫成圖及别撰圖經等，辨别諸藥，最為詳備。後來失傳，罕有完本。欲下諸路州縣應系産藥去處，并令識别人，仔細辨認根莖苗葉花實，形色大小，并蟲魚、鳥獸、玉石等，堪入藥用者，逐件畫圖，并一一開說，着花結實，收采時月，及所用功效。其番夷所産藥，即令詢問榷場、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兩，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赍送當所投納，以憑照證，畫成本草圖，并别撰圖經。所冀與今本草經并行，使後人用藥，知所依據。”所奏得到允可，于是“诏天下郡縣，圖上所産藥本”。
但收到各州郡送來的材料參差不齊，“今天下所上，繪事千名，其解說物類，皆據世醫之所聞見，事有詳略，言多鄙俚；向非專壹整比，緣飾以文，則前後不倫，披尋難曉”。掌禹錫認為：“考正群書，資衆見則其功易就；論著文字，出異手則其體不一。”因為蘇頌“向嘗刻意此書”，于是掌禹錫“建言奏請，俾專撰述”。蘇頌經過數年努力，“裒集衆說，類聚诠次”，終于在嘉祐六年（1061）十月編撰成書，交校正醫書局修寫，嘉祐七年十二月進呈，奉敕镂闆施行。
這是繼《新修本草》之後，又一次全國範圍的藥物資源普查，各地上報的資料由蘇頌統籌，編輯過程如蘇象先《魏公譚訓》所描述：“祖父（指蘇頌）嘉祐中，奉诏同修《本草圖經》，時掌禹錫大卿為官長，博而寡要，昧于才識。筆削定著，皆出祖父之手。”《本草圖經》藥圖與說明文字相結合，二者基本呼應，其體例如《寶慶本草折衷》所說：“每種藥先畫諸州所供者為圖，繼著形色功效，旁參群籍，疏以為經。亦多引同類之物，并附經内。”今保存于《證類本草》中的《本草圖經》條文六百馀首，插圖九百馀幅。
《本草圖經》之藥圖是現存年代最早的本草版畫，涵蓋動植礦三類。按照圖例中的地名統計，這些藥圖來自一百五十個州軍，因為出于各地畫師之手，圖畫風格不完全統一，精粗詳略也有差異，但總體水平較高。
如“食鹽”條，《本草圖經》用通欄版畫的形式分别描繪海鹽與池鹽。池鹽産于山西解州（今山西運城），稱為“解鹽”，蘇頌說：“解人取鹽，于池傍耕地，沃以池水，每臨南風急，則宿昔成鹽滿畦，彼人謂之種鹽。”此即所謂“墾畦澆曬”的制鹽法，對照圖例，解州池鹽的生産過程一目了然。
斑蝥是一種昆蟲，載《本草經》，陶弘景注釋說：“豆花時取之，甲上黃黑斑色如巴豆大者是也。”《本草圖經》雲：“斑蝥，生河東川谷，今處處有之。七月、八月大豆盛時，此蟲多在葉上，長五六分，甲上黃黑斑文，烏腹尖喙，如巴豆大，就葉上采之，陰幹。古方書多有用此，其字或作斑蠡，亦作斑蚝，入藥不可令生，生即吐瀉人。”這樣的描述已經非常仔細了，所繪的圖例，則以一株已結莢果的豆苗為栖息背景，葉面上有斑蝥蟲活動。《本草品彙精要》參考此圖而敷以色彩，于是很容易識别，這是芫青科昆蟲大斑芫青（Mylabrisphalerata）、眼斑芫青（Mylabriscichorii）之類，特别喜歡咬食豆類的葉片和花朵；其鞘翅上有黃色橫帶，翅合攏即顯出“背上一畫黃一畫黑”的樣子。
植物藥之最著名者莫如人參，《本草圖經》說：“人參生上黨山谷及遼東，今河東諸州及泰山皆有之。又有河北榷場及閩中來者，名新羅人參，然俱不及上黨者佳。其根形狀如防風而潤實，春生苗，多于深山中背陰近椵漆下濕潤處，初生小者三四寸許，一桠五葉，四五年後生兩桠五葉，末有花莖，莖至十年後生三桠，年深者生四桠，各五葉，中心生一莖，俗名百尺杵。三月四月有花，細小如粟，蕊如絲，紫白色，秋後結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紅，自落。根如人形者神。”而且說：“相傳欲試上黨人參者，當使二人同走，一與人參含之，一不與，度走三五裡許，其不含人參者必大喘，含者氣息自如者，其人參乃真也。”這是對人參功能的檢驗，算得上實驗藥理學的先驅。再觀察“潞州人參”圖例，所描繪的顯然是五加科植物人參（Panaxginseng）。
編纂《本草圖經》，根本目的在于辨驗真僞，而藥物品種之混亂由來已久，蘇頌在本書序言中感歎說：“五方物産，風氣異宜，名類既多，赝僞難别，以虺床當蘼蕪，以荠苨亂人參，古人猶且患之，況今醫師所用，皆出于市賈，市賈所得，蓋自山野之人，随時采獲，無複究其所從來。以此為療，欲其中病，不亦遠乎？”面對各地進呈的藥物圖樣，“有一物而雜出諸郡者，有同名而形類全别者，則參用古今之說，互相發明”。話雖如此，《本草圖經》中的植物藥往往一藥多圖，形态各異，這是當時藥物品種混亂的真實寫照，非蘇頌一人之力所能糾正者。極端的例子是黃精，《本草圖經》彙集永康軍、荊門軍、商州、解州、兖州、滁州、相州、丹州、洪州黃精圖例，竟有十幅之多。意味着這些不同的植物，在當時都可以作為黃精藥用。
《本草圖經》解鹽圖仍然以人參為例，《本草圖經》共繪有四幅圖例，除潞州人參為五加科植物人參外，兖州、滁州人參其實是桔梗科沙參屬（Adenophora）植物，而“威勝軍人參”，經比對竟然是“晉州紫參”圖例的地上部分，不知何故竄亂為“威勝軍人參”。
《本草圖經》的圖例大多是寫實，但也有少數例外。按照計劃，“其産于番夷者，即問商舶，依此共析”。即外來藥物的圖樣，從商賈處獲得信息，然後依樣繪制。但從事轉口貿易的商人未必了解真實物種，圖繪不免偏差。如阿魏、沒藥、麒麟竭、沉香、丁香等，主要從廣州進口，故《本草圖經》繪制的圖例，皆以“廣州阿魏”“廣州沒藥”“廣州麒麟竭”“廣州沉香”“廣州丁香”為标題；但負責采集信息的人可能沒有探得這些原植物的資料，為了交差，以上植物繪成同一格式，即喬木狀、葉呈三角形。如麒麟竭，今稱“血竭”，為百合科龍血樹屬多種植物的樹脂，此屬植物的葉主要為劍形、倒披針形。蘇頌顯然受“廣州麒麟竭”圖例的誤導，描述說：“麒麟竭，舊不載所生州土，今出南蕃諸國及廣州。木高數丈，婆娑可愛。葉似櫻桃而有三角。”言麒麟竭“葉似櫻桃而有三角”已屬誤解，後來南宋《諸番志》進一步引申說：“血竭亦出大食國，其樹略與沒藥同，但葉差大耳。”這很可能是作者通過對比《本草圖經》所繪麒麟竭（血竭）與沒藥圖案，獲得的錯誤印象。
《本草圖經》人參圖
《本草圖經》廣州藥物圖關于本書的書名，有“本草圖經”與“圖經本草”兩種說法。《郡齋讀書後志》雲：“《圖經本草》二十卷，目錄一卷。右皇朝蘇頌等撰。先是，诏掌禹錫、林億等六人重校《神農本草》，累年成書奏禦。又诏郡縣圖上所産藥本，用永徽故事，重命編述，于是頌再與禹錫等，裒集衆說，類聚诠次，各有條目雲。嘉祐六年上。”《文獻通考》《文淵閣書目》等，都稱此為“圖經本草”；更因為《本草綱目》“曆代諸家本草”也以“圖經本草”立條目，尤其助長這一名稱的流行；晚近胡乃長輯複本（福建科技出版社，1988），即以《圖經本草》為書名。
但據《蘇魏公文集》，不僅載有“《本草圖經序》”，其為掌禹錫所作墓志也說：“删修《地理新書》，重纂《類編補注神農本草》，編撰《本草圖經》，公皆在其選。”《證類本草》載校正醫書所嘉祐六年五月奏雲：“《本草圖經》系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蘇頌分定編撰，将欲了當，奉敕差知颍州，所有圖經文字，欲令本官一面編撰了當。”《嘉祐本草》“狼杷草”條，掌禹錫說：“太宗皇帝禦書記其主療，甚為精至，謹用書于《本草圖經》外類篇首雲。”由此看來，此書之原名仍當以“本草圖經”為準，故尚志鈞輯複本（安徽科技出版社，1994）即用《本草圖經》為書名。
“圖經本草”之名也非全無來曆。葉德輝《書林清話》記宋本《王氏脈經》後附刻有紹聖三年（1096）國子監牒文雲：“今有《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王氏脈經》《補注本草》《圖經本草》等五件醫書，日用而不可阙。本監雖見印賣，皆是大字，醫人往往無錢請買，兼外州軍尤不可得。欲乞開作小字，重行校對出賣，及降外州軍施行。”可見紹聖年間所刻小字本，已經改名為《圖經本草》。
此書在大觀年間（1107-1110）可能再次镂版，書名也是圖經本草。南宋程珌寫過一篇《書〈本草圖經〉後》，載所著《洺水集》中，其略雲：“《圖經本草》一部，金陵秦丞相家書也，予嘉泰甲子（1204）在建康時得于鬻故書者。所用之紙，間有大觀間往還門狀；又有一幅，乃司馬溫公手簡。溫公薨于元祐改元，至大觀已馀二十年矣。黃鐘大呂，不登清廟，乃與瓦缶俱棄道旁，為樵兒牧孺蹂躏，是可歎也。”
從這段跋文來看，程珌稱此書為“本草圖經”，故末後說“溫公手簡予已付若愚，《本草圖經》已付其垕”。即将保存于書中的司馬光手劄交給兒子程若愚，把這部《本草圖經》送給孫子程其垕。而首句卻稱“《圖經本草》一部”，則“圖經本草”應該是這一刻本的書名。程珌說此書印刷在大觀年間使用過的名帖背面，甚至還有一份年代更早的司馬光手劄；又說，此書玉石部第一卷末尾，有某人紹興四年五月三日題記，謂圖書得來不易，應妥善保管雲雲。故此為北宋大觀年間，或略晚一些的刻本，書名仍是“圖經本草”。
改題“圖經本草”的原因不詳，不過，《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新修本草》的圖經部分，都作“本草圖經七卷”，将蘇頌編纂的《本草圖經》改題為《圖經本草》，或許是避免與《新修本草圖經》書名混淆的緣故。南宋以來的文獻家所見主要是題為“圖經本草”的版本，故著錄多用“圖經本草”，其本名“本草圖經”漸少人知。
《本草圖經》問世以後，文彥博據此删減為《節要本草圖》，原書不傳，《潞公文集》中尚保留一篇序言，也是關于《本草圖經》的史料，節錄備參：“嘉祐初，餘在政府，建言重定本草圖經，凡數年而成。例蒙賜本。然藥品繁夥，畫形繪事，卷帙頗多，披閱匪易。因錄其常用切要者若幹種，别為圖策，以便披檢。簡則易辦，人得有之，按圖而驗，辨誤識真，用之于醫，所益多矣。”又檢陸遊《八十四吟》有句雲：“兒問離騷字，僧傳本草圖。”這部出于僧人之手的“本草圖”的情況，則不得而知矣。
（作者單位：成都中醫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