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以增（1787-1855），字益之，一字至堂，山東聊城人。楊以增以藏書知名，所建“海源閣”被譽為清末四大私人藏書樓之一，以收藏精善宏富著稱于世。同時他堅持為官之德，熟悉基層情形，是典型的晚清經世派官員。道光二十七年（1847），時任陝西巡撫的林則徐專折奏請以楊以增暫時署理撫篆，稱楊以增“曆在湖北、河南、甘肅等省辦理諸務，臣見其誠正清勤，明敏谙練，實為臣所不能及”，對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楊以增在陝西巡撫任上不到兩年，就再次被道光帝簡拔重用，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擔任江南河道總督一職。李星沅在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日記中寫道：“酉刻接吏部行知芸翁（按：即楊以增之前任河督潘錫恩）開缺，已允準河督署楊至堂，先以予兼署。至堂固中外所拟議者，必令南河有起色。”由此可見，楊以增已是衆望所歸，成為江南河道總督的不二人選。
一駐節清江苦撐危局
清代以河政、漕運、鹽政并列為三大政，江南河道總督駐節江蘇淮安清江浦，管轄江蘇、浙江、安徽三省水利事務，“掌黃淮會流入海，洪澤湖汕黃濟運，南北運河洩水行漕及瓜洲江工，支河湖港疏浚、堤防之事”。江南河道總督一職是否得人，直接關系每年數百萬石漕糧能不能順利運京，責任非常重大。特别是晚清河工積弊已深，伏汛經臨，便緻決口，幾乎成為南河修守的常态。“河工向來比照軍營法，故河督下至河廳得罪，有枷号者，有正法者，而年年安瀾，皆有保舉。……然乾嘉時，人皆以河工為畏途，蓋賞雖重而罰亦嚴耳”。由此可見，江南河道總督已經成為當時有名的要缺和難缺。正因如此，對楊以增出任江南河道總督一職，他的不少朋友頗為擔心，有的甚至直接勸他設法請辭，但楊以增說：“吾稔知矣。徒以受皇上特達恩，以縣令超擢至此，欲決去，誠不忍于心。”由此可見，楊以增是懷着報答皇帝知遇之恩的心情勉力任職的，這也是其駐節清江、親臨河幹、身先士卒、補苴罅漏、盡力支撐南河危局的深層原因。
擔任江南河道總督後，他深知歲料為河工根本，在汛情來臨之前，經常周曆各廳，現場履勘工程，查驗工料。道光三十年（1850）四月初八日，楊以增上《查驗歲科及勘辦春修工程折》稱：“臣于三月中旬将應備重運挑築各工料理放心，即由北岸先赴徐州，上自豐北渡黃挨查而下，……複由南岸前赴海口，直至工尾，渡黃而上，現已旋抵清江。計黃河十五廳，裡河、運河、中河三廳均已周曆，除蕭南廳向不預發歲料外，其馀各廳歲料按冊差點，均系如數堆足。”在大汛經臨之時，他經常親駐閘壩，指揮搶險。道光二十九年，“自春徂夏，江浙雨多水大，以緻江河湖海同時并漲，積久不消，為曆年所未有”。外南廳吳城七堡發生險情，楊以增親自駐堤指揮：“臣現親駐該工，一面嚴催料物，一面督令搶鑲，不容歇手。”特别是在鹹豐元年黃河豐北決口後，他不顧年高體弱，親執畚锸，挖土培堤。因為堵口工程浩大，他和兩江總督陸建瀛“除夕風雪中暮宿河上”，并未因摘頂賠修稍有懈怠，其任勞任怨、悉心辦工由此即可概見。
在辦理南河事務的同時，他還積極參與圍剿太平天國起義。楊以增所駐淮安清江浦是太平軍北上的要道，形勢嚴峻，防堵任務非常繁重。楊以增于鹹豐三年（1853）二月十七日上《江北防堵緊要請撥兵撥饷折》稱：“查揚州為江甯下遊，清江距揚州四百馀裡，為由南至北水陸通衢，無城郭可守，無險隘可恃，……揚州有警，則淮安可危。過淮安則渡黃而北，直窺東豫，誠如聖谕，必須嚴密防守。”當時兩江總督、江蘇巡撫等地方大員均在江南督戰，江北防務便落在楊以增肩上。他奉旨督防江北，“征兵募勇，勤訓練，信賞必罰，聯衆志若一”，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楊以增悉心籌劃，積極應對，清江得以安堵如常。梅曾亮說他“先機運微，籌畫兵食，不見罅漏，兵民安谧于無事。浦之南江甯、鎮江、瓜州，西北則廬州，北則河南，賊或據或流，烽火相望不絕，獨麗浦郡縣民飲食得安樂，商賈得販賣，熙熙然不知數百裡外有十萬環寇師”。此外，他自鹹豐四年（1854）起，又兼理淮北鹽務，“初，兩淮鹽課歲輸以巨萬計，自粵匪據長江，引滞不銷。公時兼理鹾（cuó）務，設法征解，廬州、揚州兩大營軍饷得無匮，而淮徐亦以愈安”。他曾回顧自己這段經曆，“自三年粵匪竄擾金陵、鎮揚之後，清淮相距甚近，賊氛既咫尺相侵，土匪複到處竊發，撫臣均在江南堵剿，所有江北之徐州、淮海一帶幅□遼闊，防禦甚難”，當時長江一帶形勢岌岌可危。但是楊以增“設局籌防，練兵團勇。……設法勸捐抽厘，購銅鑄錢，鼓勵各屬，齊心團練，仰賴聖主洪福，官民并力，是以土匪、海寇均得随時剿辦，未緻釀成巨患”。由此可見，楊以增在擔任江南河道總督期間，不僅辦理南河河工，并曾兼署漕運總督，同時還要籌劃防堵太平軍，積極籌措軍饷，可謂身兼數職，責任綦重，為支撐南河危局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海源閣二扶病操勞卒于任上
鹹豐五年（1855）是楊以增擔任江南河道總督的第八個年頭，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年。年初，他接奉禦賞“福”字一方，并對鹹豐帝的眷顧專折謝恩。同年六月十八日，黃河決口于東河總督管轄下的河南銅瓦廂，下遊盡成澤國，損失極為慘重。鹹豐帝九月初四日上谕稱：“楊以增熟谙河務，于古今治河源流諒能通曉。如有所見，不妨據實敷陳，以備采擇。”表明年輕的鹹豐帝對楊以增治河才幹的充分認可。楊以增原本身體很好，他說，“臣甫屆七旬，身體素健，方以為犬馬之勞堪以長效”，是非常想在此多事之秋，為國家、為皇帝多多盡力的。但他畢竟已經六十九歲，特别是擔任江南河道總督後，面臨艱危時局，連年辛勞，耗散心血，身體也大不如前，“讵而三年來籌饷之難，辦事之苦，心力交瘁，每至徹夜無眠”。當時他的同年好友梅曾亮正居于他河督節署之清晏園，目擊楊以增忙于公務，心力交瘁，深有感觸地說，此時清江安谧，“豈非公心力之為之欤，而公之心神亦自此傷矣！”
鹹豐五年（1855）入秋以來，楊以增罹患洩瀉，這是夏秋之際的常見病，開始時楊以增并未在意，“延醫診視，佥以為思慮傷脾，投以安神培土之劑，亦無大效”。因為公務繁雜，他無法靜養，這也直接影響了療效。但“凡河務軍務，臣仍帶病勉力經理，不敢以微疾具折請假，緻煩聖心”。可見楊以增即使患病，也并未因身體原因耽誤公務。自鹹豐五年（1855）八月以來，他先後抱病上各類奏折十八件。其中，于八月初三日和八月二十七日先後上奏南河河工修守及防堵撚匪竄擾情形，于鹹豐五年八月十七日上奏保舉江蘇候補知府金安瀾等剿捕洋匪出力人員，并請撥本年防料銀票及來年歲料銀兩；于鹹豐五年九月三十日上奏為江蘇官紳捐輸請獎。他所考慮的始終是如何顧全大局，鞠躬盡瘁，以報答皇上的知遇之恩，而自身的利弊得失是無暇計及的。作為南河總督，他最大的心事仍然是豐工決口一直未能堵合，“乃鹹豐元年以後黃水非常異漲，緻有豐工之事，咎戾滋深，渥荷寬恩逾格，浃髓淪肌”。他既深感于君恩未報，又深憫于百姓流離，為此于鹹豐五年十一月初一日上《豐工舊口門仍請賠堵折》：
惟豐工口門以下被水之區四年以來盡成澤國。現在上遊旁溢，田疇可期涸複，災民次第歸來，群思及時播種。但豐工口門以上、蘭工口門以下數百裡長河積水甚多，若不即為籌堵，來年大雨時行，兩岸灘水彙同巨浸，仍由豐工口門滔滔下注，則新種之地又有淹灌之虞，颠沛窮黎何以堪此？況昨議督工，民可複業。将來民力稍蘇，于勸谕經費較易為力。又無業窮民聞工作将興，紛紛就食，……伏查豐工口門下遊被災以來，哀鴻四散，于今數載。适值黃流北溢，百姓扶老攜幼踉跄歸來，希冀及時複業，系屬實在情形。若口門緩堵，則上遊數百裡漫灘雨水均足下注為災，溝壑馀生殊堪憫恻。且本年東豫被水災民傭趁無方，竊慮皖匪煽誘，流而為匪，亦急需以工代赈，冀免他虞。謹據實覆陳，仰懇天恩俯念災民望堵情殷，準照前奏賠堵。……如蒙俞允，容臣督催工員豫雇人夫，一俟交春，天氣融合，即可擇日興工趕辦。
此折對災民的困苦情形表述得非常動情。他既考慮到災民恢複田廬，又考慮到災民以工代赈，時時處處為災民着想，對百姓的關切之情溢于言表。此時距他去世已不足兩月，梅曾亮說：“而公則以塞河未成自悼歎，臨終時猶籌度其事未已也。”于精心籌劃之中，病情卻在不斷加劇，他也似乎預感到時日無多，“嗣于冬至節後洩瀉日加，飲食日減，複進參芪補劑，如石投水，總緣下洩日久，氣血虧極。現在飲食不進，危在旦夕，君恩未報，赍恨無窮”。帶着未能堵合決口以報君恩的遺憾，楊以增于十二月十八日在南河節署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他在去世之前，對南河河庫庫存錢鈔俱加謹封儲，暫委淮海道梁佐中就近代辦河督衙門事務，并委托他将自己的遺折轉交兩江總督怡良上奏鹹豐帝。去世之時，其好友梅曾亮、高均儒、子紹谷、紹和等均在側守候。梅曾亮是楊以增的同年好友，晚年颠沛流離，楊以增專門派人把他接到清江同住，并為其刊刻詩文集。楊以增的離世，使年逾七旬的梅曾亮痛苦萬分，“撫屍恸而無淚”。高均儒曾任浙江書局總校，鹹豐間客遊江淮，為楊以增校刻書籍，與楊以增交誼深厚，“戶部（按：指梅曾亮）與均儒視斂，相對哽咽不能語”，二人對好友的去世均悲痛異常。楊以增去世後，諸友人紛紛為文悼念，梅曾亮作《家傳》，龍啟瑞作《神道碑》，許乃普作《墓志銘》，丁晏作《祭同年楊河帥文》，其縷述楊以增之才幹與德行，無不曲折低回，發自肺腑，緬懷痛惜之情溢于辭外。尤其是其摯友梅曾亮當時“患鼻鼽，旋淮安寓舍。逾旬，撰《家傳》寄示。不數日，先生亦卒，是為鹹豐六年正月十二日，距先君子薨僅二十四日”，用最後的心血和氣力為楊以增作《家傳》，其友情之深，竟至于生死以之。則二人之誼，較之古人，亦猶有勝之。
運河楊以增“守身如金城湯池，粟私不可攻至。與人接務，恢恢乎如河嶽之無涯量”。其待人以誠，任人以專，從未以私憾責人，深受河署大小官員之愛戴。南河官員敬其德，服其才，并對其知遇重用之恩頗懷感念。去世後，衆河員公推淮海道梁佐中主持妥善辦理楊以增喪事，以盡南河共事之誼。楊以增之子楊紹和多年來即“侍端勤公（按：楊以增谥端勤）于戎幕，贊畫機宜”，是楊以增任職南河時的重要助手。父親去世後，楊紹和“哀毀骨立，然檢核文書，勾稽錢谷出入，皆井井有條”。可見，楊紹和既盡孝舉哀于前，又能夠強忍父親去世的巨大悲痛，認真處理楊以增身後事務，各類賬目并未因父親去世而錯訛混亂。“其後，河決賈莊，前後總督鹹罹攤賠之罰，獨端勤公無所挂累焉”。楊紹和用自己的沉穩與幹練保護了楊以增的一世清名，此亦為孝之一端。
楊以增去世後，楊紹谷、楊紹和兄弟二人于鹹豐六年二月扶柩回到山東聊城老家。鹹豐八年戊午（1858），紹谷、紹和安葬楊以增于聊城縣西鄉田家莊之孝思原，由至交朱學笃書寫墓志，并刻石立碑，此碑新中國成立初期尚存。楊以增之祖、父均葬于此，當地人稱“楊家林”。楊家林占地二百馀畝，坐西朝東，有墓葬墳地、林道牌坊、護林住所等，周圍又有楊家購買的大片土地，号稱“楊十八頃”。“文革”初期，當地幹部和學生開始了“砸爛楊家墳”的“破四舊”行動，楊氏墳墓和林道、牌坊等一同被徹底毀掉，楊以增墓今已不存。
三流風善政遺愛在人
楊以增先後從政三十馀年，官至江南河道總督。他始終注重職守，勤勉辦事，“總督河南，興利除弊，竭慮殚精，工程則力求其堅，款目則必核其實。是以宣宗成皇帝有‘盡心職守，一洗舊習，朕甚嘉焉’之論，文宗顯皇帝有‘卿能克勤克敬，億萬生靈蒙福’之論”，道光帝和鹹豐帝對楊以增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和期許。而楊以增不論在何地任職，每次調任，阖境士民往往遮道攀轅走送，至有泣下者。他于道光二年（1822）中進士後分發貴州，權長寨同知。當時“有夫出婦者，訟于公。公婉谕之竟日，夫婦皆感悟拜泣去”。有老吏必侍側傾聽，每訊一獄，辄不勝歎息，及去任，哭而送曰：“小人年七十矣，未見有慈父母如公者也。”可以說，楊以增正是憑借自己的工作實績赢得了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的肯定，這在封建時代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楊以增忠于職守，認真辦事，去世之後，得到了同僚的高度評價。兩江總督怡良代他轉交遺折，并于鹹豐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南河總督楊以增因病出缺請照軍營病故例議恤折》稱：“伏查楊以增心術醇正，操守清廉，曆練老成，明達政體，自鹹豐三年至今，總理江北團練防堵事宜，會辦淮北鹽務，殚心竭慮，夙夜精勤，未嘗以矯激沽名，亦不聽以因循緻誤。茲因積勞病故，聞其宦囊蕭然，深為憫恻……可否照軍營病故例議恤。”怡良與楊以增共事多年，不論是辦理南河河工，還是防堵太平軍，兩人都協力為之。他對楊以增非常了解，對他的品格、才幹及貢獻的評價可謂中肯貼切。鹹豐帝對楊以增委以重任，對其猝然去世深為悼惜，并頒谕稱：“江南河道總督楊以增由知縣晉升任府道，洊曆封圻，調任河督，宣力有年。前因豐工漫口，降旨革職留任。比年因淮徐一帶逼近賊氛，督辦防堵事宜，不辭勞瘁，諸臻妥善。茲聞溘逝，轸惜殊深。”并随即解除了楊以增革職留任處分，照軍營病故例賜恤，并賜祭葬。同時由國史館立傳，恩蔭一子入監讀書，期滿以知縣铨選。楊家得旨後，旋請以長孫楊保彜承蔭。鹹豐七年（1857），山東巡撫崇恩提請入祀鄉賢祠。鹹豐九年（1859），陝西巡撫曾望顔提請入祀通省名宦祠。同年，兩江總督何桂清等提請入祀淮安清河名宦祠，均奉旨入祠。兩江總督馬新贻于同治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上《已故河臣楊以增勤勞懋著籲懇賜谥折》稱：“及奉命督防江北，當癸醜之春，江甯、鎮揚相繼失陷，清江為南北門戶，該河臣籌饷募兵，力扼上遊，迎剿高寶以下，疊毀賊營，并分兵嚴防盱眙之浮山、泗州之潼河，遏賊繞襲之路。……前後四年，清淮終無失事，至今阖郡士民感念不忘。……清淮紳士追念恩勤，合詞籲懇。”“天恩俯準予谥，以彰荩績而順輿情。”此外，楊以增之清廉亦得到清淮百姓的充分認可，《清河縣志》載“卒之日，庫存甚富而私橐蕭然，人以為清如黎襄勤雲。郡人既請崇祀名宦，更為請谥于朝”，亦可與馬新贻所奏相印證。足見楊以增為清淮安甯付出的辛勞，當地官紳百姓是銘記不忘的，因此被追贈右都禦史銜，并谥“端勤”。綜楊以增之一生，他殚精竭慮，盡心履職，雖然從政尚有遺憾，但其忠君之情、為國之志、愛民之心并未被時光磨滅，正可謂歲月滄桑，正道不泯，流風善政，遺愛在人，口碑自在人心。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