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集大成而又開創新規模的思想家，為數寥寥，孔子集周代文化之大成，删削六經而開啟漢以後中國經學思想的整體規模，經過兩千多年思想家與政治家的共同诠釋，成為傳統思想與文化的主流與大宗。其後有董仲舒、朱熹二人承其緒，朱子之後五百馀年而有王夫之一人。與董仲舒、朱熹二人的生活環境不同，王夫之在一個動蕩、艱苦的環境之中，完成了幾近五百萬字的創作工作，就其著作的文字數量而言，接近朱熹，就其對傳統文化的全面批判、繼承與創新的角度看，接近孔子。生當今日和平年代，我們需要追問的是，王夫之思想創作的内在動力究竟何在？這應當是一個頗有意味的問題。
王夫之，湖南衡陽人，生于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夏九月初一日，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夏曆正月初二日，字而農，号姜齋，中年别号姜翁、一壺道人、雙髻外史等，晚年隐居湘西蒸左的石船山，又自号船山老農、船山逸老、船山病叟，學者尊其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一個日趨沒落的在野地主知識分子家庭，從小接受了豐厚的傳統文化教育。青年時代，他與同時代的士人一樣眷戀科舉，所不同的是，他又關心動蕩的時局，參加“行社”“匡社”“須盟”，立志改革社會。這一點與同時代的另一位大思想家方以智頗為類似。不過，晚明的農民起義風暴，打破了他“學而優則仕”的迷夢。明亡以後，他也曾在衡山組織鄉民起兵抗清。失敗後，經友人的勸說，投奔南明永曆政權，曾任行人司小官，結識了瞿式耜、金堡、蒙正發、方以智等人。在永曆小朝廷，因彈劾權奸，險遭殘害，後經農民起義軍領袖高一功的營救脫險，回到湖南，過了近四年的流亡生活。1652年，李定國率大西農民軍反攻，收複衡陽，派人招請王夫之，他“進退萦回”，最終未去。晚年隐居衡陽石船山麓，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從事學術研究，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并由此而展開對整個傳統文化的總結、批判工作。五十歲時，在自己所居的觀生堂題寫一副對聯道：“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由這一副對聯，可以理解王夫之思想創作之内在動力，更可以看出他宏偉而深沉的文化理想。
作為古代的士人與士大夫，王夫之與他們有相同的精神結構及人生目标：學成文武藝，售與帝王家。但王夫之與他們不同的地方在于：一是時代沒有給他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二是他的家庭教育背景、個人成長的特殊經曆使得他又與其他的士人形成了鮮明的區别。二十四歲之前的王夫之，基本上是在家學的背景中成長起來的。他的父親王朝聘、長兄王介之都是理學中二程、朱子學的信奉者，同時又與陽明學江右學派鄒守益一系有學術關聯。其長兄比他大十二歲，對于《周易》《春秋》《詩經》均有極深的研究，而且有著作出版。王夫之在家排行老三，七歲時就把十三經讀完了。二十四歲時，與其長兄一道赴武昌參加鄉試，一同中舉。而從七歲到二十四歲的家庭教育，在經學方面基本上是由其長兄完成的。青年時代的王夫之，其實是極其剛愎狂放的，但有一位嚴厲的兄長管教，再加上他叔父的教育，還算是有所收斂。但二十四歲中舉後，正值明末農民起義，張獻忠、李自成的義軍阻斷了王夫之與其兄長北上參加會試的道路，隻好返回鄉裡。二十五歲之後，王夫之卷入了當時複雜的社會政治鬥争、軍事鬥争之中，其思想的變化，人生抉擇的最後确定，大體上可以五十歲時的對聯為一鮮明的分界線。
王夫之對于農民軍的态度，大體有一個由開始的拒絕、仇視，到中間的有限度的接受，到最後的肯定三個階段。而這三個階段的變化也是與抗清的政治鬥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與這三個階段的政治鬥争、軍事鬥争的實踐相聯系，其思想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由一個接受正統官方學術、思想的傳統型的士人，逐步向一個維護華夏民族文化傳統的民族主義者的方向轉化，并在這一思想轉化的過程中，逐步擺脫傳統經學思想的束縛，迸發出一些突破傳統經學、啟發未來世界的新思想。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帶兵攻入北京城，明王朝滅亡。五月，吳三桂帶領清兵打敗李自成，建立了滿漢聯合的貴族專制政權。這一被當時士大夫視為“天崩地裂”的大變局，王夫之為之悲憤，寫了《悲憤詩》一百韻，痛罵農民起義軍。這是第一階段。後來清兵南下，各地人民奮起反擊，王夫之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從1645年到1648年，王夫之本人投入到了抗清的鬥争之中，這期間，父母、兄弟、妻子均喪亡于戰亂之中，自己也因為抗清失敗而到處流浪。1648年，南明永曆小朝廷在廣東肇慶建立，是年十月，王夫之以父喪服孝期未滿為由，拒絕了好友堵胤錫的舉薦，直到1650年春父喪期滿，才接受了永曆王朝行人司行人介子小官。南明永曆小朝廷黨争激烈，而永曆皇帝也是昏庸無能，以大學士王化澄為首的所謂“吳黨”，陷害以金堡為首的“五虎”忠良，王夫之以非言官的身份寫了《陳言疏》，痛斥吳黨，連帶地諷刺了當時的皇帝。這份《陳言疏》差點害了他的小命，幸虧有農民軍領袖高一功的搭救，才未遭遇毒手。此可視為其與農民軍關系的第二階段。該年七月，清兵逼近桂林，王化澄迎降，永曆政權逃到貴州，與大西孫可望、李定國率領的農民軍聯合，在貴州、雲南一帶穩定下來。1652年，李定國帶領的十萬農民主力，在桂林大敗清兵，殺死降将陳邦縛、清定南王孔有德，後又殺死清敬謹王尼堪。九月份又收複湖南衡州。此時，李定國又派人來招王夫之商議複興之事。此時的王夫之不再像十年前斷然拒絕張獻忠那樣，而是表現出極度的矛盾心理：“欲留則不得幹淨之土以藏身，欲往則不忍就竊柄之魁以受命，進退萦回，誰為吾所當崇事者哉！”（《章靈賦》自注）由于王夫之了解到大西農民軍首領孫可望是一個野心家，政治極不可靠，最終還是拒絕了這次邀請。但通過這次激烈的思想鬥争，王夫之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志向，決定固守自己内心的“清剛之氣”“清虛之志”，“懷冰自戒”，希望以“一絲系九鼎”，于“人之已窮”之際，寄托于“神或通之”的理想，行于“己所當行”而不為外界的誘惑所動。而被王夫之認定的“所當行”的工作，就是通過著述的方式來實現維護并光大華夏民族文化的工作。這是《章靈賦》及自注所表達的靈魂深處的思考。1561年冬，南明最後一個小朝廷在雲南昆明滅亡，王夫之于次年得到消息，又寫《悲憤詩》一百韻。同時，得知李定國剛強不屈而死，後來又得知李來亨、劉體純、郝搖旗等領導的大順農民軍全部因抗清而壯烈犧牲，決定為他們寫傳記，而他的《永曆實錄》一書就專門為高一功、李定國等人立傳，予以表彰。經過十多年的抗清民族鬥争血的洗禮，王夫之思想中的民族主義傾向逐漸占上風。這可以視為其與農民軍關系的第三階段。
王夫之像王夫之于《章靈賦》及自注中所表達的人生志向，在後來的生活實踐中一一得到印證。1654年，清兵再度攻下湖南，王夫之受到通緝，他在逃亡的艱辛歲月裡，開始了以教書為生的生活，在一些破寺廟裡為從遊的學生講《春秋》中的“夷夏之防”思想。1655年，在晉甯的荒山破廟裡，為從遊之諸生講《周易》，并開始了他平生第一本經學著作《周易外傳》的寫作工作。同時又作《老子衍》一書初稿，對道家的思想做“入其壘、襲其辎，暴其恃而見其瑕”的批判與吸收工作。又于1656年三月寫成《黃書》，總結漢民族敗亡的教訓，提出了大反“孤秦”“陋宋”的反專制政治的思想，提出了“公其心，去其危”，充分發揮中原地區人民的智力，以治理軒轅以來華夏大地的政治理想。在政治權力交替的問題上，他甚至提出了“可禅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的激烈的民族主義主張。從1655年到1669年這近十五年的時間裡，王夫之基本上是在一種動蕩的生活中完成了大量的經學著作，1663年完成《尚書引義》初稿，1665年完成《讀四書大全說》十卷，總結宋明理學的精神遺産，在理氣、道器、心物、心理、知行、理欲等方面，明确地闡發了一種以唯氣論為思想基礎的哲學思想，摒棄了程朱理學“理本論”的思想，提出了“氣外無孤立之理”，道不離器，“欲之正當處即理”，知行常相須，行可兼知等新的思想命題。自1969年夏，王夫之又相繼寫出了《春秋家說》三卷、《春秋世論》二卷，《續春秋左氏博議》上、下卷。這些經學著作均是引古以籌今，闡發自己的政治哲學與曆史哲學思想。到1669年冬，王夫之由敗葉廬遷到“觀生居”，自題觀生居堂聯道：“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這既是對他以往十五年來借六經開生面的人生著述活動的一次小小的總結，也是對他五十歲以後人生的一次重新規劃。而他作為明朝遺民的巨大而深沉的痛苦，也隻能從他“乞活埋”的痛苦呼喊中去體味。
五十歲以後直到去世，王夫之的思想創作激情一直不減。下面簡單地列舉其主要的學術、思想性著作的年表，就可證實這一點：
1671年（五十三歲），《詩廣傳》寫成。
1672年（五十四歲），重訂《老子衍》，稿本被唐端笏攜去，毀于火災。今存《老子衍》為其三十四歲時寫成的初稿。
1673年（五十五歲），《禮記章句》初稿寫成。
1676年（五十八歲），始撰《周易大象解》。
1677年（五十九歲）秋，《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定稿。其中《大學》《中庸》依朱子舊注。蕭萐父先生認為這部著作“蓋授徒講，非自得之作”。
1679年（六十一歲），《莊子通》寫成。該年秋，開始著《四書訓義》。
1681年（六十三歲），病哮喘。始撰《相宗絡索》。又為門人講解《莊子》，寫《莊子解》，與《莊子通》相表裡。這一年起，直到逝世為止，每年都有一本新著問世，爆發出巨大的精神創作能量。
1682年（六十四歲），《說文廣義》兩卷寫成。十月，《噩夢》一書寫成。
1683年（六十五歲），重訂《詩廣傳》。
1684年（六十六歲），病中寫成《俟解》一卷。
1685年（六十七歲），孟春寫成《張子正蒙注》。同年八月寫成《楚辭通釋》十四卷。九月，為門人講解《周易》，寫成《周易内傳》十二卷，又寫成《周易内傳發例》一卷。另外，《思問錄》内外篇亦當定稿于此時。
1686年（六十八歲），重訂《周易内傳》及《發例》。又寫出《四書箋解》十一卷。
1687年（六十九歲），開始寫《讀通鑒論》。
1688年（七十歲），重訂《四書訓義》四十卷，今存三十八卷。
1689年（七十一歲）四月，重訂《尚書引義》。
1690年（七十二歲），寫成《夕堂永日緒論》内外篇，重訂《張子正蒙注》。
1691年（七十三歲），久病哮喘，四月《讀通鑒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定稿。
五十七歲以後的王夫之，其學術的堂庑愈加廣大，出入儒、道、佛，精研中國曆史，對曆史的興衰成敗作深入的哲學思考。其晚年所作的《張子正蒙注》《讀通鑒論》兩書，是最為傑出的哲學與曆史哲學著作。
與同時代的其他幾位大儒如方以智、黃宗羲、顧炎武相比，王夫之大約于三十三歲（創作《章靈賦》及《注》）時确立了人生的終極價值追求，而且基本上沒有動搖，五十歲自題“觀生居”的對聯更進一步闡明了今後的人生方向。但是，這并不表明他沒有受到外界的誘惑與幹擾。1667年前後，方以智多次勸王夫之出家，并有詩雲：“何不翻身行别路，瓠落出沒五湖煙。”王夫之雖然理解方以智的好意，也尊重他的學術與思想，但卻有自己堅定的人生信念，答詩中說道：“洪爐滴水試烹煎，窮措生涯有火傳……舊識五湖霜月好，寒梅春在野塘邊。”這表明，王夫之要在窮鄉僻壤的“野塘邊”，像寒梅呼喚春天一樣，為民族文化的未來春天獨自抗争。
五十四歲那年，他寫出近百萬字的《禮記章句》後，适逢吳三桂因不滿撤藩之事而謀反的巨大政治事件。1674年，吳三桂攻入湖南，占領常德、嶽州、長沙、衡陽等地。接下來，四川巡撫羅森、廣西将軍孫延齡、襄陽總兵楊東嘉、陝西提督王輔臣等先後舉起反清旗号。接下來耿精忠也在福建反清，攻掠江蘇、浙江諸州縣，鄭經也率軍由台灣入閩浙。而吳三桂又假稱明朝皇帝朱由檢的第三子“朱三太子”在軍中，以反清複明的旗号蠱惑民衆。一時間許多民衆也由衷地相信，王夫之也不例外。1674年，吳三桂攻下湖南後，王夫之到湘鄉去訪問至親劉象賢，商議此次政治事件，并作有《上湘旅詩》，坦陳自己的疑惑與當時的氣勢：“山城猶百裡，戰伐不相知……回首巴丘北，銀濤卷繡旗。”1675年，王夫之從寓居的衡陽北上嶽陽，遊長沙，訪故人，一路所見所聞，多有詩作，但對時局的發展并不天真樂觀，在與好友蒙正發《留别聖功》一詩中寫道：“興亡多事天難定，去住皆愁夢未真。”時局的發展也很快印證了王夫之的直覺。1676年，戰局急轉直下，先前的叛将、提督又紛紛降清，而吳三桂本人竟然在時局不利的情況下，于1678年在桂林稱帝，并委托人來懇請王夫之寫《勸進表》。對此王夫之憤然拒絕，并自稱是亡國遺臣，所欠一死，為不祥之人，何能擔此大任。于是又躲進深山，作《祓禊賦》以抒志，其中有句雲：“思芳春兮迢遙，誰與娛兮今朝？”“阒山中兮無人，蹇誰将兮望春？”
抗清失敗後，王夫之既能夠婉拒好友兼師長的方以智的勸他逃禅的引誘，又成功地抗拒來自政治功名方面的誘惑，保持住一個儒家士人堅貞的文化理想，實屬不易。這一保存并發揚民族文化的精神自覺，堪與孔子于春秋末年删述六經、保存中華民族文化的精神努力相媲美。
仔細研讀王夫在明亡後十二年所作的《黃書》，我們似乎可以看到，王夫之早年的狂放其實有非常深厚的學術基礎與經世之才的底蘊。《黃書》分七章，除最後一章“離合”讨論中國曆史上統一與分裂的曆史變化周期之外，前六篇均是具體的政治策略與方法的籌畫。《古儀第二》、《宰制第三》兩章、表明王夫之對古代典章制度、中國的地理山川極其熟悉，而《慎選第四》則表明他對古代科舉與人才選拔制度也有深入的思考。毫不誇張地說，《黃書》七篇較為充分地體現了王夫之的經世之才，如果曆史條件許可，讓他做一朝的宰相，當不負其職。其晚年所著《噩夢》篇，與黃宗羲“明夷待訪”的意思可以相參較，所不同的是：王夫之不是待王者之來訪，而是期盼有人理解他的文化理想。其所謂的“噩夢”，并非是對自己人生的悲觀失望，而是擔心中華民族沒有人理解他的文化夢想，這才是最大的噩夢。這一“噩夢”與顧炎武所擔心的“亡天下”的大噩夢，在精神上可以相通。好在20世紀以來，中華文化貞下起元，船山的“噩夢”并未來臨，他的《俟解》一書，以及他的文化夢想，正在被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志士仁人诠釋、闡發，并發出新的思想光芒。
本文參酌蕭萐父、許蘇民《王夫之評傳》寫成，并以此文紀念恩師蕭萐父先生冥誕九十二周年。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