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天祥被俘後，他的摯友王炎午寫過《生祭文丞相文》。其事在南宋祥興二年（1279）的夏天。上年十二月，文天祥在廣東海豐五坡嶺被俘，吞冰片自殺未成，元軍勸降失敗，次年四月被押解北上。這一消息傳到了他的故鄉，王炎午就寫下了這篇一千五百馀字的生祭文，反複闡明古今所以死節之道，一再陳述文天祥可死之義，議論犀利，引證廣博，悲壯激昂，回腸蕩氣。元代文學家揭傒斯曾分析炎午撰寫《生祭文丞相文》的深層原因：當國破家亡之時，其本人“欲為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文章以望其友為萬世之綱常”。
王炎午（1251-1324），字鼎翁，與文天祥既同鄉裡，又先後同為太學生。文天祥起兵抗元，他曾建議：“複毀家産，供給軍饷，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文天祥聽納，請他參與幕府。他因父死未葬，母老病危，唯恐“進難效忠，退複虧孝”，感泣而辭，文天祥“憐其親老”，尊重了他的選擇。王炎午聽說文天祥被俘以後沒有立即就義，唯恐文天祥把持不住，壞了名節。他覺得當初沒能追随文天祥抗元，“于國恩為已負，于丞相之德則未報”，現在狂瀾既倒，已成定局，文天祥作為南宋狀元宰相，理應為國殉死，決不可以如同其他官員那樣腆顔仕元。王炎午認為，在軍事抗戰上，南宋無可挽回地失敗了，但在堅持民族大義上，文天祥可以也應該成為一面旗幟；而自己能做的，就是促成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于是，他寫下了這一祭文奇作。後人認為，生祭是為行将赴死者舉行的祭禮，而生祭文即創自王炎午。清代方文《宋遺民詠·王鼎翁炎午》有雲：“創為生祭文，辭義何凜溧”；還指出，王炎午之所以撰寫這篇生祭文，“彼非不信公，愛之惟恐失”，是出于愛護文天祥，讓他珍惜名節。生祭文完稿後，為讓文天祥知道自己的苦心，他與友人謄錄了數十份，張貼在贛州至洪州（今江西南昌）驿途水路的山牆店壁上。這是北上大都的必經之路，希望文天祥能“經從一見”，知所當行。
這篇生祭文的主旨是激勵與催促文天祥死節殉國。祭文一開頭，就引用伯夷采薇不食周粟與屈原自盡葬身汨羅的典故，說“謹采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于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接着列叙文天祥可以死而無憾的種種理由，其中說到“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但文天祥因“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便毀家纾難，蹶踬颠沛，直到再次被捕。王炎午以為，時局至此，對文天祥而言，“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愧，所欠一死耳”。但祭文指出：“奈何再執，涉月逾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為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種種揣測飽含着作者“愛之惟恐失”的一片苦心。惟其如此，祭文鄭重指出：“臣子之于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也就是說，隻要還有一線希望，臣子就應以“當死不死，可為即為”的信念，為國家社稷的存亡繼絕而扶颠持危；當大勢無可逆轉，做臣子的就該守大節而明本分。具體來說，倘若被俘，就要“勇于就義”。祭文尖銳指出：“丞相不為（李）陵，不待知者而言，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不陵亦陵”的提醒，可謂字字千鈞。王炎午甚至為天祥設計了死法。其一，罵敵而死。他向文天祥指出：“死于人，以怒罵為烈。死于怒罵，則肝腦腸腎，有不忍言者矣。雖镬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他激勵道：“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其二，絕食而死。他給文天祥提示：“人不七日谷則斃”，倘從道出梅嶺就開始絕食，進入故鄉廬陵，就可以死在父母之邦，這樣，“宰相忠烈合為一傳矣”。
再說文天祥，一過大庾嶺，自南安軍（今江西大馀）沿贛江水路北上時，确實絕食過。《指南後錄》有詩雲：“閉篷絕粒始南州，我過青山欲首丘”，“唯有鄉人知我瘦，下帷絕粒坐篷窗”，“餓死真吾志，夢中行采薇”。在《臨江軍》一詩的跋語裡，他把絕食不死而決心慷慨赴義的内心軌迹交代得十分清楚：“予始至南安，即絕粒，為《告祖祢文》《别諸友詩》，至是不食已八日，若無事然。私念：死廬陵不失為首丘，今使命不達，委身荒江，誰知之者，盍少須臾以就義乎！複飲食如初。”《集杜詩·過臨江》的小序也說：“予念既過鄉州，已失初望，委命荒濱，立節不白。或者有隕自天，未可知也遂複進食。”他認為，既然不能達到絕食死在故鄉的初願，而投水自殺之類也會使自己“立節不白”，隻要抱定一死殉國的意念，至于什麼時候死，就聽天由命吧！從文天祥準備“首丘”故鄉，在詩中用典“采薇”與王炎午如出一轍，絕食到第八天不死才恢複進食，也與生祭文中“人不七日谷則斃”的說法隐然相合，有理由推測他在北上途中讀到或聽說過這篇生祭文。
但文天祥恢複進食，其信念必有進一層的升華。揭傒斯在《書王鼎翁文集後序》裡就認為，文天祥“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未如之何，況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見不見未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念，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揭傒斯指出，在國破家亡被俘為囚的情勢下，隻要“稍無苟活之心，不即伏劍，必自經于溝渎”，相比苟且偷生來，這種以自殺而保名節的悲壯之舉，已足以令後人肅然起敬。但最難的還是文天祥信念升華後的那種選擇：“間關颠沛至于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睹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也就是說，文天祥之所以放棄自我了斷的自殺方式，最終決定繼續承受各種無法逆料的威逼利誘與煎熬折磨，就是堅信自己對民族、社稷、信仰、主義的氣節操守是任何力量都無法摧毀的，他要通過自己的作為，向天下後世展現氣節操守那一腔珊瑚紅的美。汪元量也說過這層意思：
家亡國破身漂蕩，鐵漢生擒今北向。忠肝義膽不可狀，要與人間留好樣。
文天祥曆盡磨難從容就義，意在為人間後世留下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榜樣。在《文丞相傳序》裡，元代許有壬由衷贊歎他無愧為宋朝立國三百馀年的最終代表：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轶漢唐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沓，人有馀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于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于名教，為何如哉？……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耳。
文天祥被俘北上時，别号千載心的同鄉義士張宏毅追随入京，在其囚所附近賃居，三年來每天為他供送飲食。文天祥就義以後，他從大都收斂了英雄的齒發，回到了故鄉。王炎午知道後，遠望北方，寫下了哭奠文天祥的第二篇祭文：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為文生祭之。已而廬陵張千載心宏毅，自燕山持丞相發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痛望奠，再緻一言。
嗚呼！扶颠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缪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箦。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台。乘氣輕命，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韬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死為列星。凜然勁氣，為風為霆。幹将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鬥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這篇《望祭文丞相文》在文章寫法上有着與《生祭文丞相文》不同的特點。
第一，運用對比，凸現主角。祭文一開頭，作者就列出了兩組對照。其一是在“扶颠持危”上，将文天祥與諸葛亮進行比較，兩人雖都是名相，但天祥最後死節，諸葛亮在這點上則略遜一籌。其二是在“倡義舉勇”上，将文天祥與安史之亂時抗擊叛軍的張巡進行比較，兩人雖然最後都殺身成仁，但文天祥曾是執掌國柄的丞相，其影響之大又不是張巡可以比肩的。兩組對比處處抑古人而揚主角，旨在映襯文天祥的高大形象。緊接着的四句祭文，蓋棺論定了文天祥的崇高地位：“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為這位民族英雄在曆史長廊中作出了準确的定位。
第二，驅遣典故，歌頌正氣。在望祭文中，王炎午谙熟地運用典故，表彰文天祥的浩然正氣。其手法又分為明用、暗用與活用三種。明用之例除上述諸葛亮與張巡，還有“常山之舌”與“侍中之血”。前者用唐代安史之亂時的故事，常山（今河北真定）太守顔杲卿兵敗被執，卻仍罵不絕口，被叛軍割下了舌頭；後者用西晉侍中嵇紹的故事，八王之亂中，東海王司馬越挾晉惠帝與成都王司馬穎戰，兵敗，嵇紹以身護帝，中箭身亡，血濺帝服。暗用之例有“雪霜松柏”與“山高水深”。前者以《論語》中“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來比喻英雄的氣節操守；後者以範仲淹《嚴先生祠堂記》中“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來形容英雄的人格精神影響深遠綿長。活用之例有“童子易箦”與“易水金台”。前者典出《禮記·檀弓上》，說曾參臨終，病榻邊有一童子驚歎其寝席（箦）華美不合禮制，曾參命其子調換了逾制的寝席才安心死去。王炎午自比童子，而以曾參比文天祥；後者分别指荊轲刺秦王的出發地易水與燕昭王禮聘郭隗的黃金台，二者都在河北，既借指英雄就義的燕市，也以富有氣節才幹的荊轲、郭隗借喻文天祥。
第三，句式整齊，骈對工穩。祭文以四字韻文寫成，文筆簡潔有力，句式整齊劃一。除篇首“嗚呼”以外，通篇隔句押韻，四句一換韻，平聲韻與仄聲韻交互錯雜，令人讀來既感深沉哀傷，又覺激越悲壯。擅用骈對，也是祭文一大特色。其中既有句群間的排對，例如“扶颠持危”四句與“倡義舉勇”四句分别對偶；也有兩句間的對仗，例如“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韬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死為列星”即兩兩相對。凡此都在形式與音韻上，增強了祭文的審美價值。
第四，層次分明，結篇奇特。祭文的正文分為四層。“扶颠持危”以下十二句為第一層，通過兩組對比，點明文天祥的曆史地位。“事缪身執”以下十二句為第二層，作者聯系當初撰寫《生祭文丞相文》的動機，進而完成對英雄的全面認識，烘托出文天祥絕食不死後那一段生命的悲壯與偉大。“嗟哉文山”以下十二句為第三層，進一步濃墨重彩讴歌英雄與天地共存、與日月同光的浩然正氣。“幹将莫邪”以下八句為第四層。作者從幹将莫邪劍的傳說生發開去，構織了一幅瑰麗壯美的天文圖景。他設想：文天祥的人格精神，經由傑出冶工之手，鍛成幹将莫邪那樣的寶劍，出世神奇鋒利，入土也絕不會朽壞。《晉書·張華傳》有“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與“鬥、牛之間頗有異氣”的說法，作者進而張開想象的翅膀。他問道：今夜究竟是怎樣的夜晚？北鬥勺柄轉移，銀河星雲橫斜，其間有一股逼人的光芒，那不就是英雄精氣所鑄就的寶劍發出的璀璨奇光嗎？祭文至此，主旨已明：文天祥的人格精神将與宇宙三光同不朽。
揭傒斯稱頌王炎午“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從其生祭與望祭文天祥的祭文來看，應該說是當之無愧的。王炎午入元後終身不出，著有《吾汶稿》，“因所居汶源裡名其稿，以示不仕異代之意”，可謂大節不虧，《新元史》遂将其列入《隐逸傳》。他不以文章著名，但《四庫總目提要》說其《生祭文丞相文》“尤世所稱”。明清之際有件事足以表明這篇文章的深遠影響。明亡次年，明禦史中丞劉宗周絕食不死，其受業門人王毓耆緻信說：“願先生早自裁，毋為王炎午所吊！”宗周欣慰地說：“我講學數十年，有這麼一個學生，足矣！”絕食達二十日，終于殉國，王毓耆聽說先生死節後也投水自盡。一篇祭文竟促成數百年後這對師生的殉死壯舉，也堪稱是奇文不朽了。
（作者單位：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