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乃南北朝時期“北地三書”之一，隋志入史部地理類，此後公私書志多以地志目之。吳若準《洛陽伽藍記集證序》雲《伽藍記》以地志為經,以史事為緯,“為拓跋之别史，不特遺聞逸事可資學士文人之考核已也”。至于楊衒之的創作緣起和著述動機，毛晉較早做出了概括：“鋪揚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園林歌舞鬼神奇怪興亡之異,以寓其褒譏,又非徒以記伽藍已也。”（綠君亭本《洛陽伽藍記跋》）褒譏内涵究竟為何？釋道宣《廣弘明集》謂：“衒之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衆庶也。”此說延續至今。
但本文認為，《洛陽伽藍記》内蘊豐富，其主題是多重的，叙述是複線交織的，需要仔細涵詠、體味，不可一言以蔽之。在表面謹嚴的學術叙述和冷峻的政治曆史省思之下，實寄寓着作者作為士大夫的深重的情懷理想。
一
吳若準《洛陽伽藍記集證序》說：“楊衒之慨念故都，傷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寄寓黍離之悲，是該書寫作的緣起，也是貫串全書的叙述線索。
北魏洛陽時期，政治經濟文化事業得統治者提倡而迅速複興。鮮卑、漢等各民族文化、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适足以在這個時間與空間中形成互動、交流與融合，北魏王朝盛極一時。《洛陽伽藍記》寫到其時北魏雄踞中央、四夷來附的盛世光景，“宣陽門外”條記載道：自蔥嶺已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馀家。門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蔭陌，綠樹垂庭。天下難得之貨，鹹悉在焉。（楊勇《洛陽伽藍記校箋》，中華書局，2006）
這種平和、雍容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北魏盛時人的從容、滿足之感。《洛陽伽藍記》載，孝文帝在洛陽設“勸學裡”“延賢裡”，又在京師專門修建“四夷館”，接待東南西北四方投誠之士，又設“四夷裡”“四通市”，令其在京洛安居樂業。從“四夷館”“四夷裡”這樣的名稱可以看出，鮮卑族統治者開始以傳統正朔自居，已然表現出一種文化上的優勢心理，而從“歸正”“歸德”“慕化”“慕義”等名稱，又可看出在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問題上，北魏王朝有一種掌握了主動權的自信。
至于洛陽伽藍，就更是集中而典型地反映出了其時社會經濟文化的盛大光景。《洛陽伽藍記》自序追叙道：“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笃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屐，庶士豪家，舍資财若遺迹。于是招提栉比，寶塔骈羅，争寫天上之姿，競摹山中之影。金刹與靈台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绨繡，土被朱紫而已哉!”全書對于洛陽伽藍的數量之多、規模之宏大、寺塔建築、佛教造像的精美工藝、佛事活動的壯觀場面，有諸多描繪，雖然作者自述這樣做的目的是“恐後世無傳”,故汲汲以“撰斯記”，但從字裡行間可以見出他對于往昔盛況的懷戀與追憶。
諸寺之中，永甯寺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描寫對象。除正面描述其壯麗精美之外，作者還述及個人的親身經曆。永甯寺九級浮圖建成後,楊衒之曾與河南尹胡孝世有幸一同登上過這一當時舉世無雙的建築。本有禁令,禁止登塔，而作者竟能獲得機會親臨塔頂。因此，對這一次登塔經曆，楊衒之頗為珍視，在回憶之時猶且驕傲洋溢，慨歎“下臨雲雨,信哉不虛！”
除用親身經曆來傳遞永甯寺的壯美之外，楊衒之還通過他者的眼光來看永甯寺塔：
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铎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贊歎,實是神功。自雲:年一百五十歲，曆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
時已一百五十歲、曆涉諸國、靡不周遍的菩提達摩，對永甯寺歌詠贊歎，以為乃是神功，且言其精麗的程度閻浮所無，甚至極佛境界亦未曾有。看似平淡的叙述中，飽蘊了作者對北魏全盛時的國力與文化的自豪之情。
又，卷三“景明寺”條記京城行像活動的盛大場景，至于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卷五所錄《宋雲行紀》,烏場國王問宋雲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閥金堂,神仙聖人并在其上;說管辂善蔔,華陀治病,左慈方術。烏場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他者眼中，視昔日北魏為“佛國”，這充分表現出其時北魏王朝無以複加的繁盛。而叙述者楊衒之對此亦是頗為驕傲與得意。
二
這樣的人間“佛國”，卻在曆經北魏末年的政治變故及戰亂後，毀滅淨盡。東魏武定五年（547），楊衒之因行役途經洛陽。此前，洛陽經曆了兩次重大戰争。一是天平四年（537）西魏進攻洛陽，被東魏打敗後，又派大将獨孤信攻入洛陽金墉城。次年，東魏大将侯景、高敖曹圍攻金墉城,侯景放火焚燒了洛陽城。二是武定元年（543），東魏和北周在洛陽北邙山展開激戰，東魏最後取得勝利。當作者重覽洛陽城時，所見乃是城郭崩毀，宮殿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
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邺。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餘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殿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于荒階，山鳥巢于庭樹。遊兒牧豎，踟躅于九逵；農夫耕老，藝黍于雙阙。《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内外凡有一千馀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洛陽伽藍記序》）
同樣的城市空間，因時間的流移、人事的變遷，已面目全非。這裡，一字一句，飽含沉痛，可以想見作者的心痛與歎息，讀來令人黯然神傷。饒宗頤在為《洛陽伽藍記校箋》所作序中寫道：“淩雲望火，羅什不歸，涼風滿堂，圖澄永去；靜言以思，伊其戚矣。”可見，亦是深為之凄恻情懷而感傷。
對照的筆法，幾乎貫串全書，總是恍若不經意間，令人觸目驚心。
景明寺是堪與永甯寺媲美的另一所大寺,乃世宗宣武帝元恪所立。這裡曾是洛陽全城常常舉行的熱鬧非凡的佛教行像活動的中心:“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曹錄像凡有一千馀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阊阖宮前受皇帝散花。于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骧，所在骈比。名僧德衆，負錫為群；信徒法侶，持花成薮。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映日金花、浮雲寶蓋，梵樂法音感天動地、袅袅不絕。而當作者于北魏消亡後“重覽洛陽”之際,眼前卻是寺塔“寥廓”,耳畔“鐘聲罕聞”(自序)。前後對照，恍如隔世。
法雲寺一節,用了大幅筆墨描繪洛陽的繁盛場景,不無誇耀之意：“于時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于廊者,不可較數。”然而,在描述完昔日之極盛後，作者筆鋒一轉：“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為寺。”省淨的筆法，冷峻的語調，寫盡世事滄桑，引人深思。同樣，記學禅虛寺：
在大夏門禦道西。寺前有閱武場，歲終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于此。有羽林馬僧相善角抵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贲張車渠，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恒令二人對為角戲。中朝時，宣武場在大夏門東北，今為光風園，苜蓿生焉。
“今為光風園，苜蓿生焉”，隻一句，便畫出遷邺之後,該寺的凋敝破敗景象，令人頓生無盡凄涼意。
書中頗多如此兩相對照的筆法，作者的意見觀點，在對比中立現。這種對比，似無言的歎息，傳遞出楊衒之作為北魏舊臣對故國故都的無盡痛惜。清人唐晏稱：“彼蓋身丁元魏之季，見夫胡後貪權，廢長立少，諸王酣豢，縱欲養驕，大臣無元良之佐，宦寺逞城社之威，文士優柔，武夫跋扈，遂以釀成河陰之禍。故此書于爾朱之亂，三緻意焉。逮夫鸾辂西行，邦圻遷邺，元氏之局告終，渤海之基方肇，而衒之又所目睹。黍離之悲，無可寄慨，乃于《洛陽伽藍記》托其懷舊之思焉，豈真為彼教之助乎？”（《洛陽伽藍記鈎沉序》,見《龍溪精舍叢書》）所說甚為中肯。
三
重遊洛陽，追記劫前佛寺之勝，藉寓感慨，麥秀之感，黍離之悲，自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楊衒之還不止是感慨易代之興亡，文中還有更廣闊的時空慨歎。此點不常為人注意。論者通常關注的是該書所反映的北魏最後四十馀年由衰而亡的變遷。但其實，《洛陽伽藍記》的叙述，在時間上，由漢至晉，由晉而至北魏，再由北魏而至東西魏，空間上，則由洛陽而至于邺城。“洛陽”被置于更立體的時空之中，其都市文化意蘊，更顯豐厚。或許正因如此，盡管洛陽地志不少，但《洛陽伽藍記》獨成典範。而楊衒之的麥秀黍離之悲慨，也因其廣闊的時空觀照，顯得更為深沉、深情。
需要指出的是，《洛陽伽藍記》的時空慨歎，并未直接形諸文字，隻是融化在對洛陽諸地方的記述之中。如，《序》中說及洛陽城門，依魏晉舊名。北頭第一門曰建春門，至此處，楊衒之自注曰：“漢曰上東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魏晉曰建春門，高祖因而不改。”交代了建春門的曆史由來，将讀者的視線由北魏拉回漢代，再至魏晉，由一句“高祖因而不改”，重又拉回北魏。卷五“凝圓寺”條:“凝圓寺,閹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在廣莫門外一裡禦道,所謂永平裡也。注：即漢太上王廣處。”亦是通過自注文字,點明今之永平裡，即漢太上王廣處。以極為直接的方式，将同一空間的不同時代相對接，令人倏然生出一種物是人非的曆史滄桑感。
此外，作者還格外關注南北動蕩、社會亂離之中個體的命運遭遇，充滿悲憫情懷。“正覺寺”條下，寫到王肅故事：
肅字忝懿，琅琊人也，僞齊雍州刺史奂之子也。贍學多通，才辭美茂，為齊秘書丞，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制，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因肅立之。
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複尚公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為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絡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雲：“針是貫線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甚有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憩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卑身素服，不聽音樂，時人以此稱之。
王肅歸順北魏，其南朝之妻謝氏來奔肅，而此時王肅已尚北朝公主。南北二妻，以五言詩的形式角力，以比興表述心意，謝詩委婉纏綿，公主所作則大膽潑辣、當仁不讓。這樣一則故事，頗可視為文學趣事、雅事，而楊衒之将其置于南北朝那個動蕩不安的時空來叙述，所呈現的，還是社會的動蕩給人帶來的亂離之苦，盡管作者不露聲色，但還是可以令讀者感覺到有悲憫的情懷流淌在其中。
卷三載蕭綜作《聽鐘歌》及其身世，頗為悲怆：
陽渠北有建陽裡，裡内有土台，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雲：“此台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一口，撞之聞五十裡。太後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内，置凝閑堂前，與内講沙門打為時節。孝昌初，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聞此鐘聲，以為奇異，遂造《聽鐘歌》三首，行傳于世。
綜字世謙，僞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淫亂，吳人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為主，舉兵向秣陵，事既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卷有美人吳景晖，時孕綜經月，衍因幸景晖，及綜生，認為己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形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綜遂歸我聖阙，更改名曰缵，字德文，始為寶卷追服三年喪。明帝拜綜為太尉公，封丹陽王。
從傳奇性的出生，至自南奔北的流離，蕭綜的身世命運都帶着濃重的悲劇色彩。對這些北來南人的身世際遇，楊衒之頗有同情之意，通過他們的輾轉坎坷的人生經曆，寫出了其時社會的離亂給個體、家庭帶來的悲劇命運，字裡行間，深含悲憫。
總之，《洛陽伽藍記》的文字帶着往日生活的鮮活氣息，又帶着無可奈何的怅惘。隐藏在冷靜文字背後的，是作者深重的情懷：對往昔榮耀帝國的驕傲，對北魏堕落敗亡的憤激，對亂離之世的悲怆、哀憫，對時空移換的滄桑慨歎，構成了該書化不開的濃濃的情感底色。這種情懷，使得這部著作不僅是學者之書，亦是文人之書、詩人之書。
（作者單位：北京聯合大學師範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