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調”是一個兼具審美意味和價值傾向的古代思想文化術語，在用于人物品評時，是指文質彬彬的君子；在用于文學藝術鑒賞時，是指思想純正、旨趣高雅且風格形式優美的作品。今人仍然常用格調高低有無來評價人、文章、藝術作品及其他各類審美對象或實用對象，體現出這一術語的生命活力，也昭示着傳統思想文化曆久彌新的價值。
“格調”一詞在古今各類文本中廣泛使用，給确切把握它在不同語境中的意義帶來一些困難。本文略考其源流，闡明其核心内涵，以有助于今天的寫作者、評說者運用它，也有助于讀者理解它。
一從人物品鑒到人格風範
“格調”用于人物品鑒要從“格”說起。“格”的本義是格子、架子，能讓東西擺放有條理，由此引申出法式、标準、規範等含義，意為“行為準則”。《禮記·缁衣》中載孔子語：“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行有格”即做事遵循禮儀規範、法律規範、道德規範。“格”又進一步引申指人格，是做人的準則内化為人的道德修養，外在表現為言語、行為，乃至體現于文章和藝術作品中。
“格”作為人物品鑒術語，常與“風”連用，如《晉書·傅鹹傳》中說：“鹹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又《晉書·庾亮傳》中說：“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又《世說新語·德行》中說：“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今天意義上的“風格”指人的言行外貌特征或作品的語言形式特征，這幾段文字中的“風”和“格”兩個字則要分别論之：“風”指外在感染力，“格”是此力量的内在源泉，是精神人格。傅鹹、李膺的高尚德行、寬廣胸懷自然體現為外表的端嚴、莊重、不怒自威；庾亮作為玄學名士，其超凡智慧、高潔心性也體現為超越物外的氣度；他們的“風”與“格”具有一體性。
“格”與“調”的關聯，首先在于二者都有“規範”“法式”的含義。“調”是音調、樂調，亦指詩歌特定的調式或音律規則，也就是格律。謝榛《四溟詩話》中說：“夫平仄以成句，抑揚以合調。”“合調”一詞表明，聲調有規則，因而“調”字本身就具有“規則”的意味，是保障詩歌具有音樂性的審美規範。
意義相近的字對舉、并舉乃至連用是古漢語中常見用法。“格”和“調”因為都具有規範、法式的含義而最終組合為一個詞，是道德規範與審美規範的統一。故而我們說格調這個術語兼具審美意味和價值傾向。
“格”與“調”因意義相近而組合，還要考察“調”與“風”的關聯。二者都是形式美範疇，都意味着直觀的感染力，因此“格調”與“風格”可謂意義相近。隻是後來“風格”作為一個偏義複詞，主要指向形式美，而“格調”則保持内在之善與外在之美相統一的意義。
“格”“調”連用初見于唐詩中。我們來看兩首将“格調”用于人物描述的作品。其一是秦韬玉的《貧女》：
蓬門未識绮羅香，拟托良媒益自傷。
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
敢将十指誇針巧，不把雙眉鬥畫長。
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在這首詩裡，“高格調”與“儉梳妝”相對，意思是貧女盡管沒有華麗服飾，但是天生麗質，無須裝扮，并且心靈手巧；生在寒門而不甘平庸，專心工藝而毫無媚态，心氣不泯，性情高潔，這才是真正的高格調。要理解貧女格調之高，還得聯系唐以前詩文中的“貧士”形象來看。從《論語》中安貧樂道的顔回形象，莊子筆下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神人，到陶淵明筆下親近田園、忘情酒中的貧士，構成了一個貧士形象系列。他們貧而不喪志，有氣節，執着追求人生真谛，乃至追問宇宙自然奧秘，超然物外，樂在其中。“貧女”的德行、氣節、思想境界、藝術品位與他們一脈相承。當然，其美麗、善良、柔弱更容易讓讀者覺得心疼，而和詩人一樣為之鳴不平，其“風流高格調”反倒可能被忽視了。
再看韋莊的《送李秀才歸荊溪》：
八月中秋月正圓，送君吟上木蘭船。
人言格調勝玄度，我愛篇章敵浪仙。
晚渡去時沖細雨，夜灘何處宿寒煙。
楚王宮去陽台近，莫倚風流滞少年。
“玄度”是東晉名士許詢的字。許詢與謝安、王羲之、孫綽、支遁等常有交遊，參加過蘭亭集會；與孫綽并為東晉玄言詩的代表人物。他善析玄理，是當時清談領袖之一，隐居深山，而經常得到四方諸侯的邀請與饋贈。顯然，“人言格調勝玄度”，以許詢比李秀才，此“格調”是指人的性情、心态、修養及外在表現出來的風采。
唐傳奇中也可見“格調”一詞用于人物描述。如《霍小玉傳》中，鮑十一娘在李益和霍小玉之間牽線搭橋，先得到霍小玉應允，然後來找李益，說：“故霍王小女，字小玉……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這裡的“格調”是外貌、才德等的籠統說法。故事的發展表明，李益對愛情不忠貞，有才無德，不是彬彬君子，當不起“格調”這麼美好的詞語。
總之，就人物品鑒而言，“格調”既指人的外形、風度、氣質美，亦折射其内在美，是人格美與風格美的統一。
二詩文評論：形式美與高境界的結合
“格調”作為詩論術語，是要求詩歌既具有美的形式，又具有大格局、高境界，前者是“調”的審美涵義決定的，後者是“格”的人格、道德涵義決定的。這兩個字起初是并舉而非連用的，連用之後，有時也還分而論之。
皎然《詩式》中說謝靈運的詩“其格高，其調逸”，這裡“格”是就内容整體而言，是謝靈運特立獨行的人格轉化成的精神境界；“調”不單指音調，也是就形式整體而言，指其音調和諧而自由，遣詞造句縱心任情。歐陽修的《六一詩話》論“格”而不論“調”，如說鄭谷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此“格”指的是詩的境界。又說晚唐詩人“無複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此“格”是詩人胸懷、境界賦予作品的總體風格。
嚴羽《滄浪詩話·詩辨》中說：“詩之法有五：曰體制、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前三者大體對應于“格”，後二者則是對應“調”。嚴羽系統地探讨詩法，後世詩法及文法的基本問題大多不出此範圍。寬泛意義上的格調論，包括思想要求和藝術要求、内容與形式關系以及整體上效法古典還是重視新變的古今之争問題，而這些問題在《滄浪詩話》中都有所涉及，故而嚴羽被視為開後世格調論先河之人。
“格”“調”在詩文評中的連用标志着格調論正式出現。李東陽的《懷麓堂詩話》中三處出現“格調”。第一處是說寫詩要“往複諷詠，得于心而發之乎聲”，随句式長短來調配音節，雖千變萬化而“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果機械模仿古詩的平仄和句式，則“非惟格調有限，亦無以發人之情性”。此處的“格調”是指詩體及節奏變化，屬于形式美範疇。第二處是說詩有“時代格調”，并舉了個實例：一次侍郎費廷拿着一本時人不曾見過的新印詩集，掩住集名、人名，隻讓李東陽看了其中一首詩，然後問是哪個朝代的詩。李東陽說是唐詩。又問作者何人，李東陽說須得再看兩首，看畢說是白居易。二人大笑，原來這正是《白氏長慶集》。此處的“格調”，是指詩作在形式方面的某些特征，同時也是指詩人的總體風格，“時代格調”即相對于模仿古人而言的獨特風格。第三處是說歐陽修作詩追求“格調”，聯系《六一詩話》來看，此“格調”是指思想境界；由此來看，“格調”有時偏于“格”的含義，是就内容而言的思想境界，有時偏于“調”的含義，是就形式而言的審美性。
李夢陽以“格”和“調”分别指詩歌體制和音調，如《駁何氏論文書》中說：“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潛虬山人記》中說：“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也。”“格高”指詩歌整體格局大、境界高，來自皎然；“格古”指以古體詩為典範，來自嚴羽；二者合為“高古”。“高古者格”即從詩歌體制上、從詩之整體上推崇效法古體詩。李夢陽還認為“調”也以古體為高，其《缶音序》中說：“詩至唐，古調亡矣。”又說“宋人主理不主調”，即批評宋詩音樂性、審美性不如前代。
因為“格”指詩歌體制，是觀作品整體，所以就有了格局、境界的意思。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從作者入手，疏通了才、思、調、格的關系:“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才學是詩文構思的支撐和驅動。在詩文構思中，各種形象轉化為意象或情感符号，按照一定的語言節奏、聲調組合，形成一個整體，呈現為外在的體制、格局。體制盡管是最後形成的，不過，已經存在的典範作品在體制方面規範着後人的創作，所以，調生格，格反過來制約調。“調即詩之境”指的是，意象、情感符号與音調共同構成詩的意境，“格即調之界”指的是，音調是配合内容表達的，也要合乎整個體制或形式規範，合乎内容需要。
概括明代的格調論，“格”是詩歌體制、整體格局，是知覺層面的詩歌内容，指代作品的境界和思想價值；“調”則是聽覺層面的音節聲調，與視覺層面的詩體——四言、五言、七言、長短句等相應，關乎情緒和感覺，不一定涉及意義。二者的結合，是形式美與或高遠或深沉境界的一體，隻是在具體的詩文評論中可能偏于某一方面的意義。
從嚴羽至李夢陽等的格調論，除讨論詩歌的形式與境界外，還展開了兩個具有一般性的文論問題，一是崇古還是創新；二是重内容還是重形式，主情還是主理。這些問題，《文心雕龍》中已經解決了：前一個，當是宗經與通變相結合，無論内容還是形式，都要揣摩、效法經典，同時應該鼓勵創新；後一個，則按唯務折衷的原則去處理，兼重内容與形式，兼重思想性與藝術性。這是自古至今的主流文學觀念，隻不過不同時代由于種種原因，論者會偏向某一端。不同時期的格調論，也就會為此重新展開讨論。清代沈德潛對此做了比較完整的總結，今人讨論也很多，不再是一個難題，故我們略而不論。
值得重視的是，當格調論涉及到古今之争、情理之争、内容與形式之争時，道德與審美、人格與文風的關系問題就凸顯出來。從孔子、劉勰到韓愈，都注重傳統道德的永恒價值，要求文章傳播正确思想，培育健全情志，同時也對作者的思想境界和藝術品位提出了高要求。明清學者繼承了這一思想傳統，将人格與文章、藝術風格統一起來。徐增《而庵詩話》中說：“詩乃人之行略，人高則詩亦高，人俗則詩亦俗，一字不可掩飾，見其詩如見其人。”這種觀念影響下的格調論者，不管論人還是論文藝，都突出了優美風格與崇高境界。沈德潛作為格調論的總結者，重詩教而崇尚溫柔敦厚之風。他在《說詩晬語》中說，六朝發揮了秦漢樂府的形式美、音樂美，至唐詩格律工整，興寄和詩教則有所缺失，“今雖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優柔漸漬，仰溯《風》《雅》，詩道始尊”。要求不僅學習唐詩的聲律美，更要追溯古詩的思想境界。
現當代學者論及“格調”時，同樣是将人格和文風統一起來。如錢锺書《談藝錄》中說：“心畫心聲，本為成事之說，實鮮先見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飾僞，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調，則往往流露本相。狷疾人之作風，不能盡變為澄澹；豪邁人之筆性，不能盡變為謹嚴。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這裡，“格”是人和文的内質，是人的精神境界和藝術的高雅境界，而“調”則是其外在表現，是人的風采或文藝作品的風格。
如今，“格調”一詞豐富的價值内涵和審美意味得以傳承發揚。評說一個人、一部書、一件藝術作品及其他審美對象之格調有無、高低，可能是道德評判，也可能是審美評判，可能是就内在精神境界而言，也可能是就外在風範而言，當然更可能是兼而有之。
綜上所述，在整個思想文化視野中，結合各種文藝作品和審美現象看“格調”，“格”是指向人的精神境界和藝術的高雅境界，“調”是其外在表現，是人的風采或藝術風格、形式之美，“格調”作為一個具有褒義的術語，其核心意指可謂人格與境界的天成。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