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許多最初進入文字時代的民族一樣，早期蒙古族也着意記錄了自己的民族起源和史前世系，并形成了後來被譽為蒙古族三大曆史名著之首的《蒙古秘史》。這部史書從成吉思汗二十二代祖先孛兒鐵赤那、豁埃馬闌勒寫起（約700年），直至斡歌歹（窩闊台）汗十二年（1240）為止，記載了蒙古族的起源和發展曆程，共約五百多年。它的成書年代大約在十三世紀，作者已難考證。原書用畏吾兒體蒙古文寫成，後被轉譯為漢文，但仍保留了濃厚的遊牧民族的語言特色，充滿了創世紀式的想象、回憶與史詩氣息。
書中内容涉及蒙古族社會生産、政治軍事、宗教文化等諸多方面，是研究蒙古史、元史的經典文獻。通過該書的相關記載，我們可以管窺早期蒙古族諸類社會文化狀況。蒙古民族的早期發展曆程中籠罩着濃密而熾烈的巫風，蒙古民族的種種起源神話、各個先祖的傳說總是與原始的神秘宗教相聯系。早在蒙古民族的原始社會後期，就已經出現了具有主宰世間萬物的神秘力量的最高神明“長生天”，有了專門從事祭祀活動的薩滿巫師，部落民衆開始對天地、鬼魂、火産生崇拜。在成吉思汗的戎馬生涯中，大軍出征前與得勝後總是不忘對“長生天”進行祝禱，祈求神靈的保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蒙古民族的早期發展曆程中，宗教崇拜與權力争奪二者背後有着千絲萬縷的關系。在蒙古族的階級統治内部，統治者往往借助于宗教的力量來實現權力的奪取與鞏固。但是如果因宗教勢力過大而導緻部落首領權力的削弱，則宗教勢力勢必會遭到打擊。
一借宗教力量來實現權力争奪與鞏固
就部落首領借助宗教力量來實現權力的奪取與鞏固而言，在《蒙古秘史》的記載中，拖雷之死與紮木合之死，恰好從一正一反兩方面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首先來看拖雷之死。公元1231年，斡歌歹（窩闊台）征讨金國下營龍虎台後“忽患重病，口舌失言。召巫師占蔔後，巫師說：‘金國山水之神，因怒其百姓被屠，城邑被毀而加害于罕身。’之後，許以人命、物寶、金銀、牲畜而問蔔，但病情不僅不見好轉，反而愈加嚴重起來。無奈之下，又向神道：‘許以親人之命可以嗎？’這時斡歌歹罕睜開眼睛，索水飲下後問道：‘我這是怎麼了？’巫師們回奏道：‘因其百姓被屠，城邑被毀，金國山水之神發怒而加害于您，曾求以他人、物寶為償而未肯，求以親人代替時才欣然而使您蘇醒了過來。不知如何才是，望您聖裁！’于是，斡歌歹問道：‘諸子中，如今誰在我的身邊？’這時，拖雷正在其身旁看護。拖雷即道：‘……我替罕兄去吧！……巫師們咒将起來吧！’巫師們随即做起法事，舞之禱之一陣後，讓拖雷喝下了盛滿咒語的法水。少頃，……（拖雷）即走出屋去，昏厥而亡”(特·官布紮布、阿斯鋼譯《蒙古秘史》，新華出版社，2007，269頁)。
據《蒙古秘史》記載，成吉思汗有四子，長子拙赤（術赤）因被疑為“篾兒乞惕種”而在成吉思汗商讨立嗣事宜時，遭到了次子察阿歹（察合台）的質疑，二人“揪着對方的衣領相持”(《蒙古秘史》，245頁)。之後，拙赤因為身份問題而讓步，察阿歹則由于太過急躁而失去了機會。最終，由察阿歹提議，兩人都推舉了三子斡歌歹為大位繼承者。實際上，次子察阿歹與三子斡歌歹的關系較為密切。在察阿歹失去了繼承汗位機會的情況下，他推舉了斡歌歹為繼承者。事實也證明，後來斡歌歹繼承大統後，果然對這位之前推舉他的兄長禮敬有加，遇有要事便派出使者征求意見(參《蒙古秘史》，268頁)。而四子拖雷因為沒有諸位兄長支持，失去了幼子繼承權，而不得不依附于斡歌歹。在成吉思汗征求其意見時，他說道：“我願留在父罕指定的哥哥身邊，來為他提醒他所忘之事，叫醒睡夢中的他。響應他所呼之事，當作其策馬之鞭。願為他長途出征，願為他近戰厮殺。”(《蒙古秘史》，250頁)
事實上，作為成吉思汗幼子，拖雷是具有繼承大統的權利的。因為蒙古人有着幼子繼承的習俗，“在蒙古家庭中，首先分家立業的是長子，幼子往往在父親的蒙古包裡繼承家中的‘火竈’。在幼子繼承觀念裡，除指繼承者享受父母遺産之外，還包含繼承父親蒙古包的‘火竈’，即延續血統，維系後嗣之意。但也有例外，如拖雷是成吉思汗的幼子，但他未能繼承父親的家業爐竈，後來成為斡歌歹的替災人”(《蒙古秘史》，89頁)，其死時（1231）距成吉思汗去世（1227）不過四年。
宗教的力量幫助斡歌歹奪取了權力，鞏固了統治。然而在有的時候，占蔔的迹象也會出問題，出現統治者不願看到的迹象，但是這也并不能妨礙他們設法處死對手，紮木合之死就是一個例子。
依據《蒙古秘史》的記載，“當乃蠻人、篾兒乞惕人被成吉思汗徹底征服時，曾在乃蠻部栖身的紮木合也失掉了所有的族人百姓。慌亂之際，他隻與身邊心腹五人逃到傥魯山為盜”(《蒙古秘史》，176頁)。後來，紮木合被自己同伴擒住，并獻于成吉思汗。然而，在處死紮木合的問題上，成吉思汗頗費躊躇。因為他與紮木合曾經三次結為安答，紮木合曾幫助他打敗篾兒乞惕人，奪回孛兒帖夫人，并與他在豁兒豁那黑川同被而眠，親密無間地生活了一年半(參《蒙古秘史》，57頁)。雖然後來二人分道揚镳，但紮木合總在成吉思汗與其他部落的戰役中幫助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在處死他之前也承認：“……雖曾離我奔他去，但卻處處見你心，每到生死戰起時，你總為我揪着心！雖曾棄我尋他去，你永遠是我安答，每到與敵激戰時，你都替我擔着心！可舉以下幾例：當我與客列亦惕部在合剌合勒之惕激戰時，你派人告我王罕的作戰部署，從而使我免遭一劫。這是你的功勞之一。又當與乃蠻開戰時，承你宣揚我軍軍威給塔陽罕，使他們心驚膽戰，并派人向我通報了敵人的情況。這是你的又一功勞。”(《蒙古秘史》，177頁)
因此，成吉思汗如果不念舊情而處死紮木合，就會對其威望造成影響。于是他借助了占蔔，希望借助上天的旨意來結果紮木合的性命。然而宗教占蔔在這個時候卻沒有迎合成吉思汗的意願，出現了他不願看到的占蔔迹象，這使得他頗費躊躇。“……要讓他死吧，占蔔又不顯示。不能無故害人性命，要害則應有足夠的理由。紮木合是個出身高貴的人，其名望也很高，所以，必須找到不可饒恕的罪名才行。”(《蒙古秘史》，180頁)然而，在宗教力量不能被借助的情況下，成吉思汗同樣也能夠找到罪名處死對手，他以紮木合曾在答闌巴勒渚惕一地突然對他發動攻擊、迫使他躲入者列捏峽谷一事為由，處死了紮木合。而紮木合在死前也十分明白自己的處境，如果他祈求成吉思汗留下自己的性命，二人重修舊好，也不過是“恐将擾你（成吉思汗）夜裡的夢，恐将壞你晝裡的心，恐将成你衣中虱子，恐将成你袖上刺”，“……所以，請求安答（成吉思汗）降恩，賜我速死，以平安答之心”(《蒙古秘史》，178頁)。于是，成吉思汗就在沒有宗教力量的支持下處死了紮木合。
在借助宗教力量進行權力争奪的過程中，拖雷之死與紮木合之死是一正一反的兩個例子。在權力争奪的過程中，宗教力量往往被統治者借用，用于處死政治對手，從而赢得權力的鞏固。然而，當宗教力量無法被借助的時候，也不能妨礙統治者借用其他理由處死政治對手，來達到鞏固權力的目的。由此可見，宗教力量在權力争奪的過程中不過是一個可以被左右的幌子，屈從與服務于政治。
二以“上天的旨意”打擊宗教代言人
如果由于宗教勢力過大，而導緻部落首領權力的削弱，則宗教勢力勢必受到打擊。根據《蒙古秘史》記載，在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後，将晃豁塔歹氏的蒙力克老父封為千戶長。蒙力克老父之子，通天巫闊闊出作為薩滿大巫師，聚集了自己的勢力。在他們七兄弟痛打了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兒之後，“九種語言的衆人紛紛聚集到了通天巫的住處。其人數，甚至超過了成吉思汗栓馬樁的數量。随着聚去的人群，斡惕赤斤的屬民也投奔到了通天巫的手下”(《蒙古秘史》，227頁)。斡惕赤斤是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該的幼子，通天巫闊闊出勢力的不斷擴張，侵吞了斡惕赤斤的屬民，使斡惕赤斤的權力受到了侵害。于是斡惕赤斤派使者前去召回屬民，而使者卻遭到了通天巫闊闊出的數落與痛打。斡惕赤斤隻好親自去讨回屬民，又險些被晃豁塔歹氏七兄弟殺害，并被逼向通天巫闊闊出的後背下跪，受到了淩辱。合撒兒與斡惕赤斤都是成吉思汗的弟弟，他們的受辱表明了在通天巫闊闊出勢力擴張後，成吉思汗的汗權遭到了威脅。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通天巫闊闊出作為薩滿大巫師，慣于“揭示玄機、預言未來的事情”，能夠“與天神談話，在上天巡遊”(《蒙古秘史》，228頁)，其勢力也必然要遭到成吉思汗的剪除。于是在蒙力克老父帶領他七個兒子來見成吉思汗時，之前已得到成吉思汗授意的斡惕赤斤便以摔跤之名除掉了通天巫闊闊出，使得成吉思汗的汗權得以重新鞏固，“自通天巫死後，晃豁塔歹兄弟的氣焰不再嚣張了”(《蒙古秘史》，233頁)。
有趣的是，成吉思汗除掉通天巫的手段也借助了宗教力量，以掩蓋自己殺死部落巫師的“反宗教行為”。在通天巫被斡惕赤斤以及埋伏好的摔跤手們折斷腰椎後，成吉思汗派人取來一頂氈房扣到了他身上，并“派人将氈房天窗、房門關個嚴實，派人看守起來。當到第三夜天明時，氈房天窗忽然大開，接着通天巫的軀體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經查，通天巫的軀體确已不見了。對此，成吉思汗說道：‘通天巫不僅對我弟弟動手動腳，還讒言離間我們兄弟之情。所以，長生天責怪他，将他的性命與軀體一同收回去了。’”(《蒙古秘史》，232頁)由此，成吉思汗借助了宗教力量來解釋自己殺死宗教巫師，鞏固汗權的行為。而通天巫真正的死因卻在于他憑借自己薩滿大巫師的身份，以宗教力量來擴張自己的勢力，形成了對成吉思汗的統治權力的威脅。這一點，可以在成吉思汗對蒙力克老父的譴責中得到證實：“你不管束孩子們的脾性，使得他們膨脹自大，欲與我們平起平坐。因而，才使通天巫丢掉了性命。早知你們這般德行，我會讓你們變成另一個紮木合、阿勒壇、忽察兒！”(《蒙古秘史》，232頁)。
由此可見，如果部落中的宗教勢力過大，而導緻部落首領權力的削弱，則部落首領勢必會對其采取打擊、剪除的措施，以鞏固自己在部落中的統治權。這個時候，部落首領不但不會因殺害巫師而産生遭到上天懲罰的畏懼心理，反而會借助“上天的旨意”将此舉變得合情合理，即借助宗教神秘力量來解釋自己處死巫師，鞏固汗權的行為。這時的宗教力量則會在部落首領的授意下，以“上天的旨意”出現，“幫助”部落首領來打擊、剪除宗教自身的代言人——巫師。由此，形成了“借用宗教力量剪除宗教代言人”的邏輯怪圈。簡言之，在蒙古部落的早期發展階段中，宗教力量在權力争奪的過程中被工具化了。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