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天津教案的書籍和文章雖然汗牛充棟，但有些話筆者還是不得不說，有些内容還是不得不寫。
所謂天津教案，就是同治九年（1870）五月二十三日發生在天津的一場震驚中外的教案。在這場由謠言所引起、法國領事豐大業開槍傷人所激發的大騷亂中，憤怒的天津市民不僅打死法國人九名（包括豐大業和他的翻譯），俄國人三名，比利時人二名，英國人和美國人各一名，另有無名屍體多具，而且扯爛了法國國旗，焚毀了法國教堂一處，公館一處，仁慈堂一處，洋行一處，英國講書堂四處，美國講書堂二處，影響可謂十分巨大。
教案發生後，法國提出強烈抗議，要求嚴懲兇手，随即調派軍艦到天津進行武力恫吓，英、俄、比等國也紛紛提出抗議，戰争一觸即發。
清政府不敢怠慢，立即指派直隸總督曾國藩查辦此案。
曾國藩當時正在休病假，完全有理由推辭，清政府也沒有強迫他前往，隻是希望他精神如可支持，着即前赴天津妥籌辦理。曾國藩開頭雖有猶豫，覺得此事十分棘手，不好處理，會兩頭為難，自己又不懂洋務，缺乏外交經驗，弄得不好就會惹火燒身甚至付出生命，但他還是給兩個兒子立下遺囑，以赴死的決心毅然臨難受命。他這樣做，一方面是此案關系緊要，自己職責所系，朝廷所望，自己不能沒有這種責任擔當；另一方面是外國人性情兇悍，天津市民習氣浮嚣，清議派人士沽名釣譽，故意火上澆油，不僅鼓動國人跟外國人鬥，而且揚言要借此機會把所有外國人趕出中國，凡此種種，都有可能把事件推向極端，稍微處理不慎，就會構怨興兵，激成大變。多災多難、國力衰弱且無兵可用的中國哪有本事與外國打一場大規模戰争？即使有能力跟外國人開戰，也不能因為民、教糾紛小事而把國家推向戰争的深淵。所以，構怨興兵是曾國藩最擔心出現的結果，他很想通過自己的努力，用最穩妥的方式将事件平息下來，盡量避免戰争爆發。在這一點上，曾國藩與清政府是完全一緻的。
曾國藩到天津後，雖然深知此案曲在洋人，是豐大業在三口通商衙門咆哮怒罵，直至開槍傷人所緻，但又不能不采取委曲求全、盡量消弭戰禍的方針進行處理，結果因為對法國人有所偏袒和對本國人處置過重而導緻民怨沸騰，讓他一時間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中興名臣”也變成了“賣國賊”，從而蒙上了至死都無法洗刷的恥辱。
另外，在辦案過程中，曾國藩雖然盡了最大努力保護本國地方官員，但為了滿足法國人的無理要求，平息他們的怒氣，最後不得不違心聽從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建議，将平日頗得民心、教案中并無大過的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交刑部治罪（在崇厚暗中撺掇下，法國人甚至強烈要求将直隸提督陳國瑞、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三人殺掉為豐大業抵命，否則調兵進津，後因遭到曾國藩堅決抵制而未成事實）。對于這一情輕法重之舉，曾國藩十分愧疚，并為此憂傷終生。後來他給同事、朋友和家人寫信，反複訴說自己“内疚神明，外慚清議”，以及“固萃六州之鐵不能鑄此錯”雲雲，就是就此事而言的，并不是針對整個天津教案辦理情況，但後人對此多有不察而張冠李戴。
崇厚為什麼要将天津地方官員置于死地？原來這個滿族大員擔任三口通商大臣十來年，與洋人打交道隻知妥協退讓，是個典型的奴顔婢膝、吃裡扒外的家夥，而張光藻等地方官員，每遇民、教糾紛，總是站在維護百姓利益的立場上，要求三口通商衙門盡量為本國民衆多說話。他們之間的矛盾或者說怨氣，主要就是這樣産生的。這次教案爆發後，剛好法國方面提出了懲治天津地方官員的訴求，崇厚便想借此機會将張光藻幾個人除掉，用心可謂十分惡毒。為此，曾國藩兒子曾紀澤給趙烈文寫信時，怒不可遏地将崇厚斥之為“漢奸”：“接曾劼剛六月二十六日信，言相君查辦津事忍氣吞聲，與夷酋、漢奸周旋（漢奸指崇厚——趙烈文原注）。天津府張光藻與之不協，挑唆洋人必欲置之重典雲雲。”（同治九年七月九日《能靜居日記》）正是這個崇厚，八年後奉命出使俄國談判索還伊犁事宜，竟然擅自簽訂了《交收伊犁條約》（即《裡瓦幾亞條約》）這一喪權辱國的條約。消息傳來，輿論大嘩，群情激憤，清廷不得不将其革職拿問，改派駐英公使曾紀澤兼任駐俄公使，談判改訂這一條約，盡量為本國争回應得權益。在沒有強大實力做後盾的晚清社會，與外國人交涉本來就喪失了平等地位，而肩負談判使命的外交官員，卻是崇厚這類颟顸且吃裡扒外之人，無疑更會增加與外國人打交道的難度。曾國藩到天津辦理教案後，很快便陷入内外受氣、裡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與崇厚這個“漢奸”在背後搗鬼是有很大關系的。
可以這樣說，查辦天津教案不僅将曾國藩一世清名掃地以盡，而且由于沒有盡到保護好天津地方官員的責任，從而讓他背負了沉重的思想負擔，終生受到痛苦的煎熬。僅僅一年半之後，曾國藩即在極度憂傷和郁悶中與世長辭。
曾國藩的辦案方針與清政府的意見既然完全一緻，或者說曾國藩完全是按照清政府定下的基調辦理此案的，到頭來怎麼隻讓他一個人承受罵名而成了天津教案屈辱外交的替罪羊？這就不能不說到曾國藩所上的一道奏折和慈禧太後這個工于心計的女人。
原來曾國藩到了天津，經過認真調查，基本弄清事實真相之後，于六月二十三日向清政府遞上了一道《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在這道奏折中，曾國藩寫道：天津教案是由謠言引起的，我到天津後，經過仔細調查，所謂法國人辦的教堂用迷藥迷拐兒童，并将這些兒童挖眼剖心，以及有人看到滿壇滿罐的眼珠子等等，全系謠傳，毫無實據；我剛到天津時，攔轎告狀的市民有數百名之多，親加推問挖眼剖心有何實據？不僅“無一能指實者”，而且誰也說不上來天津城内外有哪家丢失了孩子；在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多人，一一詢問之後，他們都說自己習教已久，是家人送至仁慈堂收養的，并無拐賣情節；至于被群衆抓獲的人販子武蘭珍，訊供時他說迷藥是教堂王三提供的，但王三是天津人，不是武蘭珍所說的甯津人，且王三時常翻供，也沒有證據證明迷藥是教堂授給他的。
為了讓國人尤其是天津市民相信外國人是被謠言害了，曾國藩接着寫道：殺孩壞屍、采生配藥，野蠻人都不會做這種傷天害理之事，何況英法各國都是著名大邦，豈肯為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此事。天主教本系勸人為善，聖祖康熙皇帝批準在中國開辦教堂，如果天主教徒如此殘害中國人民，豈能容于康熙盛世？仁慈堂之設，與開辦育嬰堂養濟院略同，專以收恤窮民為主，每年所費銀兩甚多，他們以仁慈為名，反而招來诽謗，被潑上殘酷的髒水，怪不得洋人會憤憤不平。
既然如此，沸沸揚揚的謠言為什麼會在天津盛傳，人們的怒火為什麼會集中對準外國人開辦的教堂和仁慈堂呢？曾國藩經過實地考察之後，分析總結出了五個原因：一是天主教堂終日關門閉戶，過于神秘，讓人莫測底裡；另外，教堂和仁慈堂都建有地窖（即地下室），用來隔濕和儲藏煤炭，但天津市民沒有誰進來看過，建教堂和仁慈堂又請的是外地民工，所以人們便以為這些地窖是用來關閉被迷拐進來的兒童。二是中國人到仁慈堂治病，往往安排住院治療，如前任江西進賢知縣魏席珍之女賀魏氏，帶女兒進堂治病後很長時間沒有回家，父親到仁慈堂婉言相勸，她也堅持不肯出來，人們便以為她是被迷藥迷住本心了。三是不管是無家可歸的乞丐和窮人的孩子，還是奄奄一息的病重患者，仁慈堂一概收留，加之天主教有施洗之說，人死後都要以水沃其額而封其目，以便讓死者能夠閉上眼睛升入天堂，中國人看到仁慈堂不僅收留将死之人，而且聽說他們要清洗死者的眼睛，于是無不覺得十分詭異；而從外地用車船送進仁慈堂的病人動辄數十上百人，但都是隻見其進不見其出，是什麼原因根本不清楚，人們因此更加疑慮叢生。四是仁慈堂的院落較多，或念經，或讀書，或傭工，或治病，都是分散居住，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後院，或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樓教堂，往往終年不得一見，人們便以為是外國人故意把他們分開。五是當年四、五月間，社會上發生過用藥迷人之事，此時剛好又遭遇了一場大瘟疫，仁慈堂死人過多，棺材不夠用，不僅一副棺材裝了兩具甚至三具屍體，而且是在夜間草草掩埋，被覓食的野狗拖出撕咬之後，有些屍體于是“胸腹皆爛，腸肚外露”，這就難怪天津市民對謠言信以為真并“各懷恚恨”。
曾國藩分析總結的五個原因，不僅解釋了謠言愈傳愈盛和天津市民“積疑生憤”的緣由，而且折射了中外交往之初東西方文化與風俗的巨大差異和隔閡。他不厭其煩地将這些事實一一寫出，目的無非有兩個：一是“以雪洋人之冤”，二是“以解士民之惑”，既有為外國人辯明是非也有為天津市民開脫責任之意，從而讓人體會其“持平辦案”的心迹，消除雙方的誤解和怨氣，盡快将事态平息下來，用心可謂相當良苦。
然而令曾國藩意想不到的是，朝廷公布這道奏折時，故意将他分析總結的五個原因全部删除（參同治九年十月十八日《能靜居日記》）。慈禧太後不讓奏折完整面世的用意顯然也有兩個。一是為了讓洋人知道，曾國藩的屁股是坐在你們一邊的，他說是“持平”辦案，實際上在竭力為你們說話。二是故意激怒民衆，讓全國人民尤其是天津市民的怒火，集中噴射到混淆是非、吃裡扒外的“賣國賊”曾國藩身上。在這種情勢之下，洋人便不能不同情和理解曾國藩的辦事難度并顧忌民意的巨大力量，從而見好就收，朝廷的媾和政策也就有可能在洶湧的民意和洋人的妥協退讓中間尋找更廣闊的操作空間。果不其然。慈禧太後看到全國人民都被曾國藩的奏折所激怒，馬上于六月二十五日發出新的谕旨：“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國藩總當體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籌，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也。”她不僅要讓曾國藩承受所有罵名，而且一股腦兒地将中外對立、戰和兩難這兩道冰火不可兼容的難題全部抛給他做，自己則始終處在超然地位，不必承擔任何責任。
接到這道谕旨後，曾國藩除了欲哭無淚，剩下的隻能是滿腔怒火，于是在六月二十八日呈上的奏折夾片中，除了再次表示自己不怕死也不惜死的堅定決心，對慈禧太後有意操縱民意、企圖左右讨好的危險做法也提出了嚴正警告：“時事雖極艱難，謀畫必須斷決。伏見道光庚子（指1840年發生的第一次鴉片戰争）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倘即從此動兵，則今年即能幸勝，明年彼必複來，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勢難盡備。朝廷昭示大信，不開兵端，此實天下生民之福。”（《曾國藩全集·奏稿》）既要息事甯人，又不願意承擔罵名的慈禧太後，哪裡真有心思和能力跟外國人開戰？看到曾國藩已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之上，替罪羊角色也已當定，最終當然還是按照既定方針，用委曲求全的方式了結此案。
慈禧太後将曾國藩的奏折攔腰砍斷，緻成一面之言，這一落井下石之舉，本來就使曾國藩陷于茕茕孑立、欲訴無門的境地，後世一些不負責任的作者，在他們所寫的與天津教案有關的著述裡，内容與事實竟然多有出入，有些與曾國藩無關的事情，甚至也加到了他的頭上，從而越發抹黑了曾國藩的形象。比如判多少中國人死刑，賠外國人多少銀子，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去法國賠禮道歉等等，都不是曾國藩所能決定的，後人卻全部堆到他的頭上。就是撤天津府縣官員的職務，把他們交刑部處治，也如前文所說，是屈從了崇厚的建議做出的。曾國藩事實上是竭力保護這兩個手下官員的，為此不僅得罪了外國人，而且招緻慈禧太後的極大不滿。還有捉拿天津市民，刑訊逼供取證，也是因為上面定了結案時間和犯人指标，非得盡快拿到證據、湊齊足夠人數不可。曾國藩對此不僅頗感無奈，而且非常反感。在六月二十九日寫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他便如此寫道：“道府拿犯已獲十一人，或可以平洋人之氣。如再要挾不已，餘惟守死持之，斷不再軟一步。以前為崇公（崇厚）所誤，失之太柔，以後當自主矣。”然而他說自主便能自主麼？所以七月十二日夜間給曾紀澤寫信時，他又十分無奈地寫道：“拿犯八十馀人，堅不吐供，其認供可以正法者不過七八人，馀皆無供無證，将來不免驅之就戮。既無以對百姓，又無以謝清議，而事之能了不能了，尚在不可知之數，乃知古人之不容于物論者，不盡關心術之壞也。”（《曾國藩全集·家書》）
凡此種種，均可說明，在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曾國藩竭力保持和局是真，但對外國人的無理要求，并不像有些作者寫的那樣一味屈服。相反，還因為曾國藩的某些做法過于“強硬”，讓外國人無法理解和接受，所以法國公使羅淑亞才會在号稱“中國通”的英國公使威妥瑪的挑撥鼓動之下，于七月初許多事情都沒有談出眉目的情況下，便怎麼也留不住，執意要回北京，不願意在天津談判了結此案。他們覺得曾國藩實在頑固不化，不可理喻，不如回北京與總理衙門打交道更方便，對自己更有利。
除上面寫到的情況必須予以澄清，還有不少著述說，朝廷中途換馬，讓李鴻章做直隸總督，将曾國藩調回江南，是因為對曾國藩感到失望，才不得不中途換人處理此案。此說顯然也不是事實。
案件沒有完全了結，即将曾國藩調回江南，這一點确實不假；另外辦案過程中，曾國藩的某些做法觸怒了慈禧太後，這也是事實。但慈禧太後對曾國藩的最大不滿，不是因為他違背了朝廷确立的辦案方針和原則，而是由于保護手下官員心切，曾國藩曾經做出一個十分幼稚的決定，暗中讓張光藻和劉傑以治病為名離開天津以避風頭。此事被人（估計是崇厚）告發後，他不僅多次受到慈禧太後嚴厲批評，而且弄得自己十分被動。至于調李鴻章來直隸，絕對不是為了接辦天津教案，更不是為曾國藩擦屁股，而是有其他更為複雜的原因（當然，曾國藩離開後，一些掃尾工作由李鴻章完成，也是很正常的）。其中之一是兩江總督馬新贻被人刺殺，朝廷需要曾國藩回江南穩定局勢；還有一個原因是曾國藩的身體狀況極其糟糕：到天津十天後，他的頭暈病就重犯了，緊接着又洩瀉不止。更為嚴重的是，過了兩天，也就是六月二十六日，曾國藩正強打精神陪客說話，突然間嘔吐不止，差點昏倒。崇厚親眼目睹這一幕之後，征得曾國藩本人同意，“遂以督臣病重請另派重臣入告。奉旨外派丁雨生（江蘇巡撫丁日昌）、内派毛煦初（工部尚書毛昶熙）來津會辦”。加之英法公使都已回北京，天津方面要做的，主要是捉拿犯人，盡快獲得定罪的證據，這就意味着曾國藩随時可以從這一案件中脫身出來。
本文并不是有意為曾國藩做翻案文章，或試圖将他頭上戴了一百多年的“賣國賊”帽子摘掉，那是史學家的責任。在曆史真相面前，筆者隻是不想人雲亦雲而已。
附：同治九年十月十八日趙烈文日記原文
即至滌師處久譚，師以津事相告，且以（辦）理不善自謙。
先是師為洋人辯無挖眼剖心事，奏牍再上，中外嘩然，至有連名緻書诋之者。餘問斯事究有證驗否？
師言：“到津後曾親訊鬧事之人，如有絲毫憑據，許為奏辦，乃辭皆遊移不近情理，窮其所往，則彼此推诿，故不能折外人之心，明知必犯清議，然不得不爾。”
餘曰：“然。雖烈，亦以為必無。天主教固不軌于理，顧何至食人之肉，行同豺虎，使果有之，太西服從之者不翅百馀國，能皆甘之邪？中國人不求實在，妄以名義自居，至邊釁一開，則又束手無策。師初次奏覆時，烈度必為衆人所咻，深慮師意見或搖，故曾以一函力主辨明曲直之說，後見師第二疏，乃始釋然。天下事但患胸中見地不真，苟是非當矣，外來嚣嚣之說，直等之時鳥候蟲可耳。”
師稱善，繼雲：“第二疏前段為外人辨誣，後段尚有五可疑之說，叙津人肇釁之故。政府但欲吾為外人出頭辨雪，遂将後段删去方始發抄，緻成一面之言，吾之得謗，有由然也。”
餘言：“恭邸以姬公之地位，顧居心始終不外一巧宦，師之謗如浮雲翳日，不久自退。烈所慮者，政地若此，非國家之福，不能不為隐憂。”
師亦喟然。夜三鼓始罷座而出。（《能靜居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