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陸賈是漢代文化重建的奠基者，據現存文獻來看，那麼賈誼則是提出對漢初政治、文化全面改造的第一人。賈誼（前200-前168），洛陽人，西漢文帝時的政論家和思想家。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而聞名于當地。文帝時，召為博士。當時，賈誼年僅二十馀歲，是最年少的博士官。但每次皇帝下令議論朝政，諸老先生未能言，賈誼已經全部對答，不僅反應敏捷，而且分析周到，得到大家的贊同。賈誼因此在官學諸生中樹立起了崇高的威望，也得到了皇帝的賞識，當年就被提拔為太中大夫（千石，掌顧問應對）。他博學多才，應對敏捷。就是憑着這種才學，他能夠敏銳地抓住曆史轉變的大勢，及時提出調整治國方針、改革制度的策略，為西漢王朝的進一步發展指出了方向。賈誼曾向文帝提出過建構完備漢代制度的建議：“漢興至今二十馀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并且曾經“草具其儀”，拟定出一整套改造的方案（《漢書·禮樂志》）。賈誼的著作，現存《新書》十卷。從《新書》的内容來看，賈誼對秦二世而亡做了深入的檢讨，對漢初所面臨的諸侯國問題、制度疏闊問題、禮樂不完備問題都進行了詳細的剖析，并提出了解決的方案。
文帝于是拟任賈誼為公卿，但是遭到一些元老重臣的反對，他們說賈誼“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賈誼被任命為長沙王太傅。賈誼到長沙後，常感到怨憤和悲傷，作有《吊屈原賦》和《鳥賦》以自喻。後來文帝思念賈誼，将其召回長安，很快任命為文帝少子梁懷王的太傅。後梁懷王墜馬而死，賈誼自傷失職，不久也悲郁而死，年僅三十三歲。賈誼先後多次上疏陳治安之道，後人将其上書彙編為《新書》。班固著《漢書》，概括、删削賈誼的一些上疏而成《治安策》。
站在曆史的高度，賈誼對當時所處的時代和曆史任務進行了分析。西漢建國已經二十馀年，戰争狀态早已結束，戰争創傷在政治上的恢複也基本完成，所謂“天下和洽”。但這個和洽不是指天下已經太平，賈誼不同意有人所說的天下太平，他說：“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賈誼認為當時的形勢是非常嚴峻的，既不太平，也不是治世；某些人粉飾太平，意在苟且偷安；國家面臨的問題，關鍵就是迷失了方向，本末倒置，制度紊亂。那他為什麼要說“天下和洽”呢？原來他把“取天下”和“治天下”作了一個區分：“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新書·數甯》，四部叢刊本）從取天下的角度看，西漢王朝已經達到了有功，但是“取而未治”。當前的問題是，必須盡快結束“取天下”的思維，開始“治天下”的過程。取天下者是高祖劉邦，而“始治天下者”尚未有其人。“治天下”一點也不比“取天下”容易，必須是聖人才能擔當始治天下的大任。賈誼有一套曆史觀，進而把西漢“始治天下”的聖王的出現，寄托在文帝身上。
改正朔，易服色制度，是體現從“取天下”到“治天下”轉變的象征性措施。具體如何才能實現這個轉變？西漢王朝的發展方向在哪裡？賈誼從曆史到理論，進行了高屋建瓴的論證。
從曆史教訓的角度，賈誼著有《過秦論》。他分析，秦在取天下的過程中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和詭詐之術，打敗了聲勢浩大的合縱抗秦聯軍，建立了統一政權。但是，秦沒有随着形勢的變化而轉變國策，在守天下的時期，仍然依靠嚴刑酷法和暴力手段來維持統治，而不懂得運用道德教化來改造社會，穩定政權。賈誼的結論是，秦統一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新書·過秦論上》）。攻守異勢，是賈誼從秦之興亡曆史中總結出的一個重要結論。這是對劉邦時期陸賈所說“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治國理論的進一步發揮。
秦自商鞅以來，一味強調嚴刑酷法，不重視禮樂教化，導緻了風俗敗壞的嚴重後果。賈誼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完全依靠嚴刑酷法使秦的道德風俗敗壞到什麼程度呢？賈誼進行了描述：在富裕的人家，兒子長大後就分家，貧苦人家的兒子長大後則隻好送給别人做質子，做債務的抵押。父子不像父子，借給父親一把鋤頭，也表現出施恩于人的得意樣子，母親取用一把掃帚，也要加以責讓，似乎為父母做任何小事都不應該。婆媳之間往往因為一言不合而吵罵不休，锱铢必較。如果不是因為他們還有一點慈愛其子和貪财嗜利的人性的話，與禽獸也差不多了。一個一切以利欲為動力的社會，可以驅動這個政權在亂世中得一時之逞，在“取天下”的過程中獲得成功。但是，秦卻不懂得在取得天下之後“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而是繼續“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結果是“天下大敗”。在需要“治天下”的時期，這樣做的後果是弱肉強食，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無法建立正常的社會秩序，隻能加劇社會動蕩的程度。這是從秦之風俗敗壞來論證秦之所以得天下及其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賈誼的分析觸及社會價值與社會秩序的重建，無疑是非常深刻的。
賈誼進一步提出一個曆史的反問：“夏為天子，十有馀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馀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馀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賈誼分析說，道理很簡單，就是夏商周三代與秦的統治相反，三代之所以能夠享國日久，就是因為三代統治者都注重禮樂教化。賈誼特别強調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引用孔子的話“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提出“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他認為，有敬、有孝、有度、有仁，這是三代之所以長久的根本原因。賈誼強調夏商周三代重視禮樂教化的曆史經驗，也是對漢初陸賈思想的又一次發揮。針對法家主張的仁義隻可行于上古而不可行于當世的說法，陸賈曾經鮮明地批駁道：自人君至于庶人都不講道德仁義，道德仁義自然無法推行了。
在統治理論上，賈誼探讨了人性論和王道觀。在儒家的理論體系中，人性論是确定治國方略的前提。賈誼把人分為三品，主張人性有善有惡，“人性非甚相遠也”（《新書·保傅》）。“三品”之中，“上智”和“下愚”之人雖然很難改變，但這種人很少，絕大多數是可善可惡的“中人”。“中人”到底是從善還是從惡，關鍵就在于教化。這是儒家确定治國方略的人性論基礎。
賈誼認為，作為統治者的“人主”有上中下之分，其區别來自于後天的俗、教、習，作為被統治者的“民”也同樣如此，同樣需要教化。賈誼的王道觀與荀子基本相同，主張夏商周三代興禮樂教化，是足可為後世法的王道之政，而不必回到堯舜時代的所謂帝道。
曆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和統治理論的探讨，都是為了落實到治國方略，為了解決西漢王朝的發展方向問題。賈誼對社會現實的估計很嚴峻，認為西漢建立後基本上承襲了秦的傷風敗俗。班固在《漢書·賈誼傳》中将其對時局的概括歸納為“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要改變這種狀況，依據以上曆史的和理論的分析，賈誼主張“以禮義治之”，即以禮治國。一切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都依禮而立，以維護社會不同階層之間尊卑貴賤的等級秩序。當然，禮不僅是為臣下和百姓設立的，越是處于上位的人，就越有義務守禮，有義務做百姓的榜樣，有義務滿足百姓的要求。教化必須是自上而下的，首先從太子教育抓起。君主對待大臣應該“設廉恥禮義以遇之”，目标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對待百姓，必須堅持教化，用禮義廉恥取代利欲邪俗：“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修則壞。漢興至今二十馀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漢書·禮樂志》）隻有建立穩定持久的禮樂制度，才能“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最終達到天下太平的理想世界。
賈誼從曆史、理論和現實相結合的論證中，提出了切合時宜的治國方略，為西漢王朝的長治久安規劃了方向。這些策略概括起來，就是如何解決諸侯王問題、匈奴威脅問題以及徹底扭轉社會風氣問題。
在決策中避免僵化，不斷跟上時代的步伐，随着形勢的變化而及時作出思想方針和政策措施方面的調整，是中國古代治國決策中的一個重要原則。如戰國時期的從政原則中，就有這樣一個說法：“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嬴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燕國之說客蔡澤以此勸誡秦國的範睢，終使其免于危難（參《資治通鑒·秦紀一》“昭襄王五十二年”條）。
賈誼在總結分析秦朝滅亡的原因時，也最終歸結到一個簡單的道理，即所謂“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新書·過秦論下》）。在賈誼看來，秦國自秦穆公以來至于秦王嬴政（即後來的秦始皇）二十馀君，一直在諸侯之中稱雄，這并非秦國曆代國君都賢明，隻是秦國有着天然的地理屏障并順應了曆史發展的大勢而已。後來秦始皇統一了天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但秦之後的命運卻是帝王被擒，國破家亡。其根本原因就是沒有随着形勢的變化而調整統治政策。統一以後，秦始皇繼續用暴力手段進行統治，社會矛盾發生變化。秦始皇時國家與百姓的矛盾已經很尖銳，但他根本沒有意識到要改弦更張。到秦二世即位以後，繼續這一套做法，暴虐以重禍。到秦王子嬰的時候，已是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了。“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秦可以用詭詐之術、強暴之道來兼并天下，但繼續用此種手段和方法來治理統一後的國家，就隻能是自取滅亡了。這就是“攻守之勢異也”，在治國決策上就是違背了“去就有序，變化應時”的根本原則。
賈誼所提出的政治改革的主張，與漢初陸賈的理論之間存在着一條草蛇灰線，盡管賈誼未必是刻意繼承陸賈為漢高祖所規劃的路線，但在某種程度上确實與陸賈的主張是接軌的。在賈誼這裡，最初由陸賈設計而被呂氏所打斷的漢帝國政治與文化重建路線重新被接續上了，對秦二世而亡的教訓的總結和對漢帝國未來發展方向的規劃越來越明晰。陸賈在總結秦二世而亡的教訓時，曾對高祖說：“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故在陸賈看來，秦滅亡的原因主要在于任刑法，不行仁義，不法先王。相反，如果秦在統一之後，能夠行仁義、法先王，是可以實現長治久安的。這實際上從側面肯定了秦帝國的郡縣制，也就是說秦亡并非由于淳于越所言的不行分封、無枝葉之輔。那麼陸賈所謂的“行仁義、法先王”又是指的什麼呢？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談到儒家時說，“遊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其中“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就是法先王。仁義乃是儒家的核心理念，所謂“行仁義、法先王”者，所指當是以儒家的思想學說來治理天下。賈誼對秦亡教訓的總結，集中于三篇《過秦論》。賈誼指出，秦之兼并天下，實肇始于秦孝公；孝公之所以能“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在于“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鬥諸侯”，孝公之後，“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是秦強大的根本原因，也是秦最終統一天下的原因。由此觀之，實際上賈誼在總結秦亡的曆史教訓時，也充分肯定了秦的制度優勢在秦統一大業中發揮的積極作用。秦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在于“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未能及時改變秦崇尚功利的文化，“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非關制度。賈誼以周、秦作比較，周“六七百歲而弗失”，而秦“十馀歲則大敗”，其原因在于“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故而賈誼在總結秦亡教訓的基礎上為漢帝國設計的改革藍圖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悉更秦之法”，既是針對漢初“制度多阙”開出的藥方，也是“行仁義、法先王”的具體化，其實質内容乃是在保留秦帝國郡縣制的硬件下，填充進去儒家的軟件，接續被呂後中斷的政治文化重建。
賈誼所提出的一整套改革措施，對于漢帝國的長治久安具有深遠的意義，漢文帝也不是不明白，甚至一度為之動心，準備着手實施。文帝先從人事入手，聽從賈誼建議，讓列侯就國，并準備任賈誼以公卿之位，主持改革。但賈誼的這套改革措施是對現有政治格局的徹底颠覆，在漢廷要打破文帝與陳平、周勃、灌嬰等高祖功臣共享權力的局面，将這幫親扶文帝上馬、有資曆有能力有威望的老臣宿将排擠出權力中心，換上自己的人馬；在諸侯國要廢除嫡長子一人繼承制，但凡諸侯王子孫，人人有份，把實力雄厚的諸侯國肢解成衆多的小國。這樣的改革無疑四面樹敵，勢必面臨中央和地方的雙重壓力，使文帝成為各方面矛盾的焦點。文帝是位弱勢君主，其根基并不牢固，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他統治的穩固有賴于漢廷大臣與地方諸侯王的相互制衡，不可能完成這樣的改革。賈誼為文帝規劃的改革藍圖不能說不美好，但顯然不合時宜。果然，改革的推行首先引起漢廷大臣的反擊，遭到了周勃、灌嬰、張相如、馮敬等元老大臣的聯手抵制：“绛、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文帝很識趣，為維持安定團結的局面，故意疏遠賈誼，把他外放為長沙王太傅，遠離中央是非之地。
盡管由于形格勢禁，文帝未能及時落實賈誼的改革藍圖，但對于賈誼的改革理念，文帝是認同的，也無時不尋找落實的時機。待權力鞏固後，“文帝思賈生之言，乃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于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部分解決了諸侯王問題。又以秦之暴政酷刑為鏡鑒，躬行節儉，廢除酷刑，多次減免賦役，分利與民，所以班固在《漢書·賈誼傳》中評論道：“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