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雖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聲名與影響在如今卻并不算太顯著。在各類中學課本與古文選本中，他的文章常常處于并不醒目的位置甚或沒有位置。更為嚴重的是，他在過去最為人稱道的序體文在現代也受到了質疑。因為以文獻學的要求來看，他為其所校勘之書所寫的序文并未提供詳實專業的版本目錄校勘信息，而流于個人觀念的空洞闡發。文獻學大家餘嘉錫就說：“宋曾鞏奉诏校書，每書作序，模仿此篇（指劉向《戰國策序》），皆空言無事實，此但可以入文集耳，不足以言目錄也。”（餘嘉錫《目錄學發微》，中華書局，2007，63頁）亦即是說，“但可以入文集”的序并不算真正的序，作文章與寫序錄并非一回事。不過，曾鞏居于館閣多年，有豐富的校書經曆，自然應熟悉序錄的“正确”寫法，但他何以反其道而行之？他是否意識到“空言”可能被視為一種過失呢？作為館閣官員，曾鞏作序之時為何如此堅定地不依循其職業的要求呢？尋求這些答案最好的方式當然是回到曾鞏的序文本身，《新序目錄序》作為其中的一篇名作，對于思考這些問題提供了某種線索，值得我們重視。
首先應當注意的是，既然曾鞏的序文被批為“空言無事實”，那麼在北宋時期的館閣中，普遍通行的校書序文究竟是何種寫法，是否即如曾文這般呢？我們可以蘇頌與黃伯思的序文為例。他們兩人都有長期的館閣經曆，黃伯思曾任秘書郎，而蘇頌更是做過秘書監。兩人都曾奉诏校書并撰寫序文，存留于今的，有蘇頌之《校風俗通義題序》《校淮南子題序》，黃伯思之《校訂焦贛易林序》《校訂師春書序》等。這些序文，行文雖未必一例，但大要皆包含作者行實、撰述原委、校勘舉例等，皆是注重文獻信息的序文，應為當時的慣例。這些書經過校勘後存于秘閣，供皇帝閱覽，序文把關鍵的文獻信息寫清楚，正可向上表明校勘者之專業與盡職，這是很可理解的①。曾鞏《新序目錄序》的開篇亦複如此：“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新序》在當時确有必要進行校勘整理，曾鞏所見之本僅為十篇，而據《太平禦覽》對于此書的引用來看，宋初太平興國之時其尚存全本。館閣作為最高藏書機構，自然有必要考證校訂《新序》這部古書的文本，勿使其一再失墜，而曾鞏則承擔了這項任務。不過曾鞏的序言并未反映這一考校文本的過程，在上述開篇語之後，他接着就寫道“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以下就是曾鞏的議論了，也就是餘嘉錫所稱之“空言無事實”的文字。
毫無疑問，曾鞏如此不按當時規範撰寫序文絕非無心之失，肯定是有意而為之。就《新序目錄序》而言，其中的“意”又是什麼呢？在此文中，曾鞏着重論述了天下的學問是如何由“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變成“各師異見，皆自名家”，從而導緻“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暗而不明，郁而不發”的狀況。其實，這類道術衰落的論述在此前和當時都不罕見。在《新序目錄序》中，最為值得注意的實為儒學——先王之道——如何在曾鞏的表述下，從一種總體的道德秩序轉變為一種個體的精神追求，而兩者的意義與功能是有所不同的。
作為道德秩序，先王之道使天下“一道德，同風俗”，社會整一而和諧，而異端邪說難以興起，所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這樣的描述往往讓現代人難以接受，覺得過于專制，民國王文濡編撰的《評注古文辭類纂》于此處即有眉批：“三代之時，政教合一而锢蔽民智，其本由此。”不過在此，曾鞏所強調的乃是先王之道具有整全性的優點，而這是與“周之末世”興起的“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那種偏狹局促的學風大相徑庭的。換言之，先王之道是一種公道，其視野是整體的，維度是多面的，動機則是公共的，如此方能化民成俗。雖則其中亦不無強制措施，但其教化根本上乃是自然所緻，非假強力而行之，所謂“化之如此其至也”。與此相對，後來興起的家學視野局促，維度單一，而動機則是私人的，所謂“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這樣一來，他們也無意于教化天下，而僅僅為了各自逞能。這應當是此段文字的用意所在。可能其中關于以先王之道教化天下的描述過于簡單粗放，而且對于百家之學的論述也未能盡合事實，但曾鞏之重心并非在于史學上的确切，而是為自己的論述進而也為《新序》這本書找到一個曆史的定位。我們作為讀者當然不一定要完全贊同曾鞏的曆史叙述，但我們必須理解他為何這樣叙述，他的本意為何，這樣才能夠領會整篇文章的内在動力，否則這段文字很容易以今天的立場被視為“否定自由”而棄之如敝屣。
接着，曾鞏在文中進一步指出，自周末以來，百家之學流弊無窮，一直到當代，所謂“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于中國，一切不異周之末世，其弊至于今尚在也”。在這樣的曆史情形下，“天下學人知折衷于聖人，而能純于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此處顯示出一種轉化，之前作為道德秩序而發揮教化功能的儒學——先王之道，在此處則開始變為學人個體的一種精神追求，儒學的首要目标成了在百家之學的競逐中脫穎而出。雖不同于百家之學，但儒學首先仍需廁身百家之中，以一家之學的面貌立足于世上，這是在當代曆史環境中不得不采取的做法。也就是說，對于後來的儒家而言，他們首先要做一個抵抗時俗的人，一個不随波逐流的人，這是最緊要的事。于是，前文中似乎帶有專制色彩的先王之道，在此處竟呈現出一種獨具個性的反抗意味，整體的和聲變成了個體的呼喊，這一點在下文對于“豪傑之士”的呼喚中顯得尤為突出。
曾鞏引用了《孟子·盡心上》的話：“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在他看來，對漢朝而言，不僅文王不作，甚且亦少有豪傑之士“特起于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應當說，自周以後，天下就處于文王不作的時代，所以對于普通民衆（“凡民”）難以有所期望，能夠期待的惟有“豪傑之士”。因為隻有豪傑之士才不依賴于那個時代，才不受特定曆史環境的束縛，才能夠以自主的精神挺立于世間。所以，對于一個真正的儒者來說，身處這個時代，唯一可能的立身之道就是“無文王猶興”的豪傑。行文至此，我們發現曾鞏創造了一個跌宕起伏的曆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儒學一開始是主導社會的價值，後來自身的衰落導緻了私學興起，并為後者所遮蔽。這樣的情形長期延續，所造成的曆史慣性使得儒學欲有所作為，勢必得對抗流俗，通過自我啟迪，以“不合時宜”的面貌崛起于當代。後來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對此的闡釋更是非常明确——所謂豪傑之士是不可能被教化出來的，隻能靠自我的感動奮發：“蓋降衷秉彜，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于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至此，我們可以說曾鞏在文中建立起一種強烈的儒家自我意識，不合時宜，自立自為，傲然獨立，不過這一切跟《新序》這本書又有什麼關系呢？
似乎不應該有太大關系。因為按曾鞏的看法，《新序》并不算一本完全符合此種儒家理想的書籍。《新序》的編撰者劉向即不如揚雄，他“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曾鞏在為劉向《說苑》寫的序文中亦說：“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于世，忘其枉己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可見，在曾鞏眼中，劉向即使可以被視為一名儒者，也是不太合格的。那麼，由他編撰的這部書籍會有什麼獨特之處呢？尤其是當曾鞏已經在上文中以充沛的文氣發出一種“豪傑之士”的召喚後，這部書籍能夠以什麼樣的回聲來呼應這種召喚呢？曾鞏寫道：“蓋向之序此書，于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顯然，《新序》的優點在于“最近古”“嘉言善行往往而在”，全在于材料的搜集，而劉向的取舍揀擇則“不能無失”。應當說，這實在不是出自一位豪傑之士手筆的書。這也就意味着，《新序》的好處是需要讀者自己發掘的——“慎取之”，隻有合适的讀者才能将這部書籍變成真正的好書。《新序》作為一部并非完美的書籍，其自身的複雜特點使得讀者在面對它時不能夠采取一種被動的接受态度，而是要主動地進行選擇、辨析甚至改造，通過克服書籍中的消極成分來成就書籍。
可以說，曾鞏在《新序目錄序》中展現了兩種困難。第一種是個體面對時代環境的困難，解決之道就是豪傑之士。然而豪傑之士鳳毛麟角，天下皆是随波逐流之人，偶或有一二儒者，又失之駁雜——如劉向。正是這些不盡純正的儒者的書籍，為讀者制造了第二種困難：他們的書有必要閱讀，因為在道術失墜的世上，這些書仍可算作儒學的津梁，可是如果讀者缺乏自己主動的辨别判斷，這些書又易導人歧途。無論是豪傑之士還是讀者，都需要有獨立的自我意識，以在複雜的情境中有所持守。在這裡，我們作為此文的讀者，要意識到曾鞏同樣是一位讀者，他寫作《新序目錄序》雖然是一項例行的工作，但對他而言，更是承擔一位合格讀者的責任，這篇序文正展現了曾鞏如何以與衆不同的方式閱讀《新序》這部古書，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有所折衷”。更進一步看，不僅閱讀方式與衆不同，而且閱讀《新序》這一行為本身就與衆不同，甚至“不合時宜”。這本書當時已經不再被人重視，逐漸散逸，而曾鞏看到了此書的價值，這種态度本身就已經不合流俗、卓然自立了。換言之，正因為自己是一位“豪傑之士”，曾鞏才可能如此“不合時宜”，重視《新序》這部古老的儒家書籍。所以曾鞏在《新序目錄序》中，以其議論具體地展示了個體如何克服曆史情境所導緻的困難：做一個豪傑之士，然後像一個豪傑之士那樣閱讀。如果我們再聯想到之前所讨論的這篇序文如此不合當時的規範，如此地自出心裁，那麼可以說，作為一個寫作者，曾鞏同樣“不合時宜”——他正是像一個豪傑之士那樣寫作！這樣，本文的三個層次就漸次地顯現出來，此即豪傑之士的三種表現，由遠及近，愈轉愈奇。首先是普遍意義的豪傑之士，他們反抗時俗，傲然兀立，不過這種形象與《新序》此書的關系還不分明。接着，曾鞏談到作為一個豪傑之士，應該以何種方式閱讀《新序》，這樣通過引入了讀者這一身份，豪傑之士與《新序》取得了關聯。随後，曾鞏作為一個讀者與一個校勘者，卻不按規範地撰寫序文，這本身正是豪傑之士的一種獨異之舉，從而使得《新序目錄序》這篇文章成為了豪傑之士的一項事業。這不能不令讀者歎服。通過精巧的謀篇布局，曾鞏以一篇關于豪傑之士的文章做了一件豪傑之事，還有比這更完滿的嗎？
最後，值得一提的還有《新序目錄序》的思想史意義。倘若我們再聯系曾鞏的《說苑目錄序》《列女傳目錄序》《徐幹中論目錄序》等文，不難發現曾鞏思想的某種一緻性，亦即儒者在這個時代的艱難處境以及反抗時俗的必要性，劉向未能完全達到，徐幹更為接近，而曾鞏則反複表達這一觀念，顯示出他作為一位儒者的焦慮感與緊迫感。其實何止曾鞏這樣看，朱熹的《大學章句序》中闡述的不也是這種“曆史退化”的觀念嗎？就連制度史大家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也一再表達這種“退化觀”。确實，三代那種遙遠而和諧的儒家社會已經難以恢複，儒家在後代的任務已經不是恢複而是自我保存。這種情況下，一個真正的儒者必然是批判者與反抗者，必然要基于自身的理想與價值抨擊現實的不合理之處。所以，曾鞏在《新序目錄序》中才說自己“豈好辯哉，臣之不得已也”。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