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經》裡，《秦風·蒹葭》是知名度很高的一篇：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跻；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遊從之，宛在水中沚。
在那飄渺惝恍而又霜露凄迷的秋天的水邊，有一位神秘飄逸的“伊人”，讓詩歌的抒情主人公上溯下遊，往來追蹤求索，卻一直可望而不可即。我們今天的大多數人，都把這首詩解釋為一首愛情詩，“伊人”當然就是指佳人了。瓊瑤小說《在水一方》多次被改編為影視劇，再加上那首脍炙人口的同名主題曲，更是大大強化了普通百姓的這個印象。然而在曆史上的大部分時期，人們并不這樣理解。
這首詩大約創作于春秋前期或中期，由于年代久遠，我們連作者的姓名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他最初寫作的本意。而先秦時代的學者對《詩經》的解說，也沒有成系統地保存下來。上海博物館曾經于20世紀末從香港購進一批戰國楚簡，其中29支簡是論述《詩經》的，被整理者命名為《孔子詩論》。但是這份出土文獻隻是殘簡，内容很少，并沒有談到《蒹葭》。真正完整的《詩經》研究始于漢代，有齊、魯、韓、毛四家《詩》學傳承。其中齊、魯、韓三家為今文經學，興盛于西漢，後來逐漸衰微。而毛《詩》屬于古文經學，在東漢越來越發展壯大。至東漢末年鄭玄作《毛詩箋》，徹底奠定了毛《詩》的獨尊地位。故毛《詩》學說一直完整地流傳至今。
毛《詩》的每一篇都有小序，其中《蒹葭》的小序是這樣的：“《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将無以固其國焉。”意思是說，這首詩是用來諷刺秦襄公的，因為他不能用周禮來教化民衆，所以無法讓他的國家穩固。鄭玄在其《毛詩箋》中進一步解釋道：“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
有讀者可能會覺得奇怪，一首愛情詩，怎麼冒了個秦襄公出來了？今天的人們都很熟悉秦。不要看它最後碾平六國，一統天下，但是最初在西周的時候，它還是很不起眼的一個西北小部落，文化落後，實力孱弱，連個諸侯的身份都沒有混上，中原民族根本看不起它，視之為蠻夷。秦的真正發家，始于他們抓住了一個重要的曆史機遇。在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鎬京，殺了那個亂點烽火的周幽王，把首都鎬京劫掠一空，毀壞殆盡。太子宜臼被擁立為王，是為周平王。可是鎬京和王畿都已經殘破不堪，而且仍舊處在犬戎的威脅之下，沒法居住了，平王隻好在諸侯的幫助下東遷洛邑，秦襄公也派兵參與了護送。據《史記·秦本紀》：
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
岐、豐這塊地方是周族起家的老根據地，現在被西戎侵占，而周王室衰落，反正也無法奪回控制，幹脆就做了一個順水人情，把這塊地賜給了秦襄公。秦由此正式立國，成為諸侯，開始了逐鹿天下的征程。
但是，要控制原來西周的核心地域，得到這裡人民的擁護，不是那麼容易的。處于文化低位的蠻夷要統治文化高位的人民，需要經曆一個漫長而痛苦的融化、磨合過程。所以漢朝人認為《蒹葭》一詩寫的就是秦襄公所碰到的尴尬局面。詩中的“伊人”，不是什麼美女，而指是的西周遺民，尤其是那些懂得周禮的賢人。他們在水的這一邊，秦襄公在水的那一邊，苦苦追尋，希望能夠獲得遺民們的擁戴。而遺民們飽受西周禮樂文明的熏陶，有一種文化優越感，自負得很，他們才看不上秦襄公這個土包子，于是擺出一副高冷派頭，徘徊河上，和新來的統治者保持距離，不願意真心歸附。為了得到遺民的心，秦襄公放低姿态，沿着水流上下求索，追得這個苦啊，可惜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他。
漢儒具體是怎麼把這個總體意思解釋出來的呢？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毛傳》：“興也。……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鄭箋》：“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強盛，至白露凝戾為霜則成而黃。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根據孔穎達《毛詩正義》的進一步解釋，其實毛、鄭兩說又有不同，而《正義》的發揮又未必完全符合毛、鄭的原意，為避免繁瑣，本文不詳細介紹。毛、鄭兩家相同之處，都是強調國家要有“禮”才能治理好。
“伊人”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毛傳》：“伊，維也。”《鄭箋》：“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伊人”的本意，就是這個人，或者那個人，并無确指。這就給了後代學者們很大的想象和闡釋的空間。鄭玄可以解釋為“知周禮之賢人”，後來人也就可以有新的發揮。而“伊人”是誰，正是理解《蒹葭》一詩的關鍵所在，對于它的不同解釋，就會直接造成對全詩旨趣的不同解釋。
“溯洄”“溯遊”，分别指逆流而上，順流而下。毛公将隔絕在雙方之中的大水，理解為是周之禮樂的比喻；而鄭玄則認為“溯洄”“溯遊”，比喻的是追求者的态度是否恭敬。所以對于“溯洄”，《毛傳》解釋為：“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鄭箋》雲：“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對于“溯遊”，《毛傳》說：“順禮求濟，道來迎之。”《鄭箋》雲：“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
雖然毛、鄭之說并不完全一緻，但是其整體思路是一緻的。漢朝《詩經》學的整個體系，就是把《詩經》附會于曆史和政治。不管什麼詩，不管是什麼内容，全都能夠在先秦曆史上找到具體時世，而且内容全都關乎治亂興衰、禮法大義。許多在我們今天看來極富文學色彩的詩篇，經漢代經師們一解釋，也都或美或刺，暗含諷喻，變成了政治教科書。昌邑王劉賀的師傅王式，就曾經以《詩》三百篇為谏書，在劉賀面前反複誦讀陳說。但是這種進谏方法似乎不太管用，劉賀後來被霍光立為帝，行淫亂，很快就又被廢掉了。從王式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漢儒對《詩經》的總體認知和現實運用。
前文提到，鄭玄認為“伊人”指“知周禮之賢人”，後人就在此基礎上繼續引申，把“伊人”解釋為賢人隐士，把全詩說成是渴求賢人、思慕隐士之意。至于這賢人、隐士是否與秦襄公相關，就各人又有不同了。如明代豐坊《詩說》：“君子隐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朱善《詩解頤》：“‘所謂伊人’，雖不知其所指，然味其詞，有敬慕之意，而無亵慢之情，則必指賢人之肥遁者，惜不知其何人耳。”清代姚際恒《詩經通論》：“此自是賢人隐居水濱，而人慕而思見之詩。”方玉潤《詩經原始》：“《蒹葭》，惜招隐難緻也。”“蓋秦處周地，不能用周禮。周之賢臣遺老，隐處水濱，不肯出仕。詩人惜之，托為招隐，作此見志。”也有人把《蒹葭》一詩比附到秦穆公用賢人百裡奚、蹇叔的事情上去，如宋朝王質《詩總聞》就持此說。
總體來看，上述這個系列的說法都是從毛、鄭一派發展而來。但是從宋代開始，許多學者就對漢學表示不滿了。從《詩經》學來說，批評漢朝人最厲害的要數鄭樵。他的《詩辨妄》說《毛詩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将之全盤否定。後來朱熹受到他的影響，大膽懷疑《詩序》，在《詩序辨說》裡《蒹葭》一篇下評論道：“此詩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在《詩集傳》裡具體解釋說：“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甯可承認自己不知道，也不瞎猜，不随便比附。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謹慎态度。這在我們今天看來，似乎也沒有特别了不起，但是在宋代，就表現出一種橫掃漢朝以來一千年經學傳統的極大氣魄。而且由于朱熹崇高的學術地位，他的這種治學思路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使經學包括《詩經》學的研究都發生了很大的轉折。此後，漸漸就有越來越多的人敢于撇開《毛傳》《鄭箋》《孔疏》而獨立思考，探尋《詩經》的真意。
元代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在朱熹學說的基礎上進一步生發：“秦無尊賢好德之風，又無男女淫奔，豈朋友相念而作與？”認為此詩是思念朋友。他雖然提出新說，但思想仍然受到舊的教條主義理論框架的束縛。秦果真無尊賢好德之風，又果真無男女“淫奔”嗎？刻闆印象，說得這麼絕對，使他對于詩意的理解，不能向更深一步突破。
明代季本《詩說解頤》頗有新意：“此詩言人不可遠人以為道也，蓋知學者所作也。”“伊人，猶曰此人，指道之所在而言也。”在他看來，“伊人”并不是指某一個具體的人，而是比喻“道”所在的地方。追尋伊人，其實是比喻追求“道”，也就是真理的過程。“此詩以蒹葭、白露為喻，見秋為晚景，日月逝而歲不我與，不可不惜也。然而道有定在，猶伊人之在一方也。溯洄而求，是遠人求道也，則遠且長而難至。順而求之，求之于身也，求之于身則即此而在我，欲仁斯仁至矣。宛在水中央，何遠之有？”
明代還有一些比較迂曲的解說，影響力不大。如張次仲《待軒詩記》：“蒹葭、白露，秋時景象，喻周室氣運之衰。伊人，謂文武。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依沣水，鎬依鎬水，文武神靈實式憑之，故曰‘在水一方’。”朱朝瑛《讀詩略記》：“伊人，托言以指周先王也。在水一方，周先王之神尚徘徊于沣水、鎬水之間也。”
隻是到了新文化運動之後，人們的思想才進一步解放，才開始有人把《蒹葭》解釋為愛情詩，把“伊人”解釋為愛戀的對象。較早做這種工作的，大概是郭沫若。他于1923年将《秦風蒹葭》譯為現代詩，後收入其《卷耳集》：
我想從上渡頭去趕她，
路難走，又太遠了。
我想從下渡頭去趕她，
她又好像站在河當中了——
啊！我的愛人呀！
你畢竟隻是個幻影嗎？
胡适和顧颉剛等《古史辨》派學者提出，《詩經》不是什麼高高在上的聖經，隻是一部歌謠總集。于是《詩經》在政治和意識形态上的崇高地位被推翻，其文學性則得到了空前的重視，許多學者開始緻力于對它進行全新的解釋。大多數把《蒹葭》歸入愛情詩的學者，都認為“伊人”是女子。如聞一多《風詩類鈔乙》将《蒹葭》歸入“男詞”一類，也就是說，這首詩是以男性的口吻來寫的，則思慕的對象為女性。程俊英《詩經譯注》認為：“這是一首描寫追求意中人而不得的詩。”在譯文中說“逆着流水去找她”，也是把“伊人”看作女性。但這并不是唯一的意見，如餘冠英《詩經選》說：“這篇似是情詩。男或女詞。”那麼“伊人”也有可能指一位被女子思慕的男子。
現在我們明白了，把“伊人”解釋為美麗而又缥缈若仙的佳人，雖然已經深入人心，但是其曆史還不到一百年。而在此之前兩千多年的漫長時間裡，大多數的人們都将其理解為男人，也基本上與愛情無涉。
《蒹葭》一篇，其情景交融、宛然天成的筆觸，曆來就為人們所激賞。而“秋水伊人”這麼美麗深遠的意境，經過不同的解說，畫風竟然是如此的不同。無論在水一方的是什麼人，主人公那種執着追求的精神和追求不得的淡淡哀傷，是不變的，它悄然彌漫在質樸整齊的音律中，讓一代又一代讀者擊節唱歎，感懷不已。這就是文學的力量，是經學的框架無法束縛住的。
從對《蒹葭》和“伊人”闡釋的曆史，我們也可以看到，追尋一首詩歌的真意，這個過程是如此的迂回曲折。我們固然可以陶醉于秋水邊翩翩佳人的夢幻魅力，嘲笑漢儒的迂腐穿鑿，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妨問自己幾個問題：我們真的已經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嗎？幾千年前作者的思維，和我們今天的人是一樣的嗎？漢朝人離先秦比較近，比我們近了兩千年，而且其《詩》學理論自先秦時期就已經開始濫觞。就《蒹葭》這一篇來說，它的創作離漢朝不過五六百年而已。我們又怎麼可以完全自信，自己的理解會比漢朝人更接近創作者的原意呢？面對古代經典及傳注，在勇于懷疑、大膽突破的同時，也需要保持尊敬和謙卑。
解釋經典太難了，在西漢的時候，人們就已經有了深深的無力感。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華》中感歎道：“《詩》無達诂，《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對儒家經典的訓诂闡釋，竟然沒一個是通達無疑的。既然漢代人就已經如此困惑，我們這些晚輩也就可以釋然了。一方面，需要“多聞阙疑，慎言其馀”，保持嚴謹審慎的态度；另一方面，學術思想的解放也必須堅持，不可拘泥于前人舊說。正如追求“伊人”一樣，我們追尋詩歌的真意，追求學術的真理，并不因其過程艱難曲折而心生懼意，決心反而曆久彌堅；亦不因其缥缈恍惚而疑惑不前，因為她絕世的容光就在河畔微茫的蒹葭叢中閃耀，足以讓我們傾注此生。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