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石文化源遠流長。自中華文明濫觞之日，就與“石”結下了不解之緣。《物理論》載：“土之精為石。石，氣之核也。”郭熙《林泉高緻》有雲：“石者，天地之骨也。”作為天地的精華與骨架，石頭承載、連結着大地，是人類生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自然之物，也被人類視為必須尊崇的神靈。随着文明的發展、人與自然的融合，石頭逐漸從一般的生産生活領域走進了文人士大夫的審美創作領域，實現了從原始神靈化到藝術人格化的轉變。石文化内容豐富，包涵文學、園林、繪畫、鑒賞等方面，并相互影響、相互滲透。本文就從中國古代的山石崇拜與賞石雅好兩方面，對石文化進行一定的梳理與介紹。
一中國古代的山石崇拜
山石崇拜在遠古文明中普遍存在。廣泛意義上的山石崇拜，包括山、石、土地、樹、水、火等諸多自然物的崇拜，其中以大山崇拜和靈石崇拜影響最為深遠。在我國的上古神話傳說中，山石的身影随處可見，它們寄托了先民對世界起源、宇宙奧秘的認識。
古人認為，山中居住着主宰一切的神靈，是乾坤互通的“天梯”。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國語·魯語下》）神山文化在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古老民族都有自己的神山，我國的神山崇拜以泰山為典型代表。
根據《禮記》記載，遠古時期在泰山就有燃柴祭天的原始宗教禮俗，泰山高大渾厚，雄峙東方，被尊為群山之祖、五嶽之宗，其與天地共存、與日月同輝的形象，在曆史文化中頗具象征意義。據《史記·封禅書》，早在上古時期已有封禅傳統，神農、炎、黃、颛顼、帝喾、堯、舜、禹，無一不“封泰山禅雲雲”，後世的秦始皇、漢武帝、唐玄宗等人亦周覽東極、親巡泰山，以示君臨天下、四海升平。帝王封禅，既出于自身對日月江山的尊崇敬畏，也頗有“天命以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報群神之功”的君權天授意味。封禅的深層含義，就是以這種儀式協調了天地人神的關系，天道人德故而統一。
叔本華在《論大自然的美》一文中寫道：“驟然看見出現在我們眼前的大山，我們很容易就會進入某種嚴肅甚至是莊嚴、崇高的情緒。部分的原因就在于高山的形狀及由此勾勒出的輪廓是唯一長久存在的地形線條，因為唯一隻有高山才蔑視、抗拒衰敗和朽壞，而這種衰敗和朽壞卻是席卷一切，尤其是我們自己匆匆一現的肉身。”人類面對高山而産生的肅然起敬，恰恰體現了自身對于崇高與永恒的向往。山石見證了天長地久、白雲蒼狗、碧落黃泉、滄海桑田，其輪廓、形狀、紋理，都是經過自然風雨千百年的打磨雕刻形成的，有形的山石被注入了時間、曆史、情感的靈性與力量，有靈魂的物體即是有生命的物體——石頭也由此具有了生命——同大山一樣，靈石也受到遠古人類的信仰與崇拜。
在我國的上古神話中，“女娲石”與“啟母石”被認為是最能代表中華民族精神的神石。女娲抟黃土造人、煉五色石以補蒼天等故事，使“女娲石”與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被賦予了非同尋常的創世意義。“啟母石”則彰顯了山石的生殖能力，西漢緯書《遁甲開山圖》中記述，禹的母親“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受孕而生禹。後禹娶塗山氏女，婚後四日便離家治水，十三年間三過家門而不入，塗山氏女日日引頸眺望，最終精誠所至，終化為石，“石破北方而生啟”（《漢書·武帝紀》顔師古注引《淮南子》），被後人稱為“啟母石”或“望夫石”。禹、塗山氏、啟一家的故事在後世流傳有多種版本，但毫無例外均與石頭密切相關，作為“靈石後代”的中華民族，對靈石的崇拜敬仰自然不言而喻。
除此之外，這些傳說還體現了堅韌、貞潔、犧牲小我、至愛親情、亘古不朽等民族品格，使“女娲石”與“啟母石”的傳說流傳至今，并作為“母題”在曆代文學作品中反複出現、變形、延續。直至明清，石頭仍在衆多小說中充當重要角色，故事或以石點綴，或以石緣起，如《紅樓夢》（《石頭記》）開篇就引入“女娲煉石補天”的傳說，并虛構了無才補天、幻形入世、進入紅塵、引登彼岸的通靈頑石的故事；《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則是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山頂上的一塊仙石，“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華”通靈孕育而出的石猴，繼承了石頭傳說中的生殖性特點；“望夫石”則在詩歌中被反複吟詠，詩人們樂此不疲地講述着這個亘古哀戚的故事：“仿佛古容儀，含愁帶曙輝。露如今日淚，苔似昔年衣。有恨同湘女，無言類楚妃。寂然芳藹内，猶若待夫歸。”（李白《望夫石》）“海色殘陽影斷霓，寒濤日夜女郎祠。翠钿塵網上蛛絲。澄海樓高空極目，望夫石在且留題。六王如夢祖龍非。”（納蘭性德《浣溪沙·姜女祠》）“妾顔初如花，妾心已如石。定情雙妍姿，不忍君歸見衰色。妾顔将凋心不移，妾身亦化君始知。冰為肌，草為鬓，山頭無人寄君信。妾意淺，君心深，恐君複化填海禽。冤禽來銜石方動，不作巫雲入君夢。”（王采薇《望夫石》）同時，望夫石與巫山神女、精衛填海、嬴政東巡等山石神話數典連用，情感與想象交織，潛龍騰淵，鱗爪飛揚。
毋庸置疑的是，石頭并非簡單的意象運用，而是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具有普遍性精神，即榮格的“集體無意識”，其主要内容就是原型。“藝術作品，作為一種象征，不僅在詩人的個人無意識中，而且也在無意識神話學領域内有着它的源泉。無意識神話學的原始意象是人類共同的遺傳物”（《論分析心理學與詩歌的關系》《心理學與文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19頁）。榮格認為，“原始意象”與“原型”的本質就是一種神話形象，“石”在中國神話中就充當了這種形象：它“具有認識論上的意義而且同時涉及想象、情感、直覺等一切心理活動”，“把人的心理聯結為一個整體并從而深入追尋其基礎到人的自然本能和具有普遍一緻性的原始心理結構”（《集體無意識的原型》，《心理學與文學》）。這段總結說明了為何千百年來人類對山石無限崇拜：“這一瞬間，我們不再是個人，而是整個族類，全人類的聲音一齊在我們心中回響……因為它喚起一種比我們自己的聲音更強的聲音。一個用原始意象說話的人，是在同時用千萬個人的聲音說話。他吸引、壓倒并且與此同時提升了他正在尋找表現的觀念，使這些觀念超出了偶然的暫時的意義，進入永恒的王國。他把我們個人的命運轉變為人類的命運，他在我們身上喚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論分析心理學與詩歌的關系》，《心理學與文學》）。即使在《紅樓夢》與《西遊記》這樣距離上古時代數千年的文學作品中，我們依稀可以找到祖先生命殘留在人類命運中的碎片，以及“石”在中華文明中始于遙遠的太古之初并積澱千年而産生的無限磅礴的力量。
二中國古代文人的賞石雅好
在作為原始母題原型的流傳過程中，随着生産實踐的發展與人類認識的不斷提高，“石頭”也作為獨立的審美意象走進了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中：他們愛石、藏石、玩石、賞石、相石、卧石、畫石、寫石、供石、刻石。中國思想文化中曆來有“比德”傳統，石頭一向被看作是堅韌不屈、永恒不朽的象征，“石頭”在文人生活創作中所體現的美學思想和生命思考與遠古時期的山石崇拜一脈相承，而文人情感、情趣的注入又使石頭生命化、人格化的特點更加鮮明、生動。
關于石頭審美與賞玩的最早記載，可追溯到《尚書·禹貢》中所列舉的九州貢品：“青州有鉛、松、怪石。”而文獻中可以找到的最早的奇石收藏家，當屬《阚子》中的“宋之愚人”：
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台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端冕玄服以發寶，華匮十重，缇巾十襲。客見之，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異。”主人大怒，藏之愈固。
文中的“燕石”又稱“燕珉”，是燕山所産的一種質地紋理都類似玉的石頭，旁人認為與瓦甓無異，不足為珍，此人卻“藏之愈固，守之彌謹”（唐·李賢注引《阚子》），可謂真石迷也。而在這則亦莊亦諧的小故事中，我們還可以發現幾分“他人不以為美，我獨愛之”的味道，與後來的文人對石頭獨特的酷愛如出一轍，他們之中一些人甚至到了如癡如醉、常人難以理解的地步，也留下了許多傳誦至今的轶聞趣事。
唐宋時期，古典園林藝術漸趨成熟，園林以小觀大，美不勝收，宛若濃縮的自然山水。園林建造為石頭的文人化、藝術化提供了空間，唯石是好成為一時風尚。在文人士大夫的私人生活領域中，石頭是無處不在、無所不包的，它們的介入使得文人生活生氣盈溢、意趣橫生，而曆代文人對石頭無以複加的鐘愛、深刻獨到的見解，也使石頭的文人化氣息更加濃厚。
唐代牛僧孺“與石為伍”，“待石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牛公尤以太湖石而富。石友白居易撰寫了《太湖石記》，文章稱“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書、琴、酒不同，藏石之好“衆皆怪之，我獨知之”，并點出“石”與時人相契的“适意之用”，二人賞石、知石，進而産生知音之歎。
到了宋代，文人雅士對石頭的癡迷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北宋滅亡都被認為與石頭有脫不開的幹系。宋徽宗癡迷奇花異石，大修壽山艮嶽，開創“花石綱”，百姓深受其害，揭竿而起，元人郝經有詩諷刺曰：“萬歲山來窮九州，汴堤猶有萬人愁。中原自古多亡國，亡宋誰知是石頭。”石頭或許擔了亡國誤國的虛名，但宋代嗜石如命的，确實不獨宋徽宗一人。
米芾是中國賞石史中一位裡程碑式的人物，被後人笑稱為“石癫”，亦被尊稱為“石聖”。據《宋史·米芾傳》記載：“米元章守濡須時，聞有怪石在河濡，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為異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為燕遊之玩。石至，遂命設席拜于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為罪，坐是罷。”相傳此怪石長八尺馀，形如丈人，米芾每日拜石，從不間斷，尊其為“石兄”。“米芾拜石”成為賞石史中的一段美談。他還提出“相石法”，以“瘦、漏、透、皺”四要素鑒評太湖石，對石頭的形狀、輪廓、紋理、節奏感、空間結構等方面加以評定，這是中國最早的相石标準。好友蘇轼提出“石文而醜”的賞石觀，《闆橋題畫·石》有言：“米元章論石，曰瘦、曰皺、曰漏、曰透，可謂盡石之妙矣。東坡又曰:石文而醜，一醜字則石之千态萬狀皆從此出。彼元章但知好之為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東坡胸次，其造化之爐冶乎！燮畫此石，醜石也，醜而雄，醜而秀。”
蘇轼相石以“醜”為審美标準，對此，劉熙載在《藝概·書概注稿》中的闡釋十分精當：“怪石以醜為美，醜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一醜字中，丘壑未易盡言。”（《藝概注稿》卷五《書概》，中華書局，2009,719頁）在中國古代的審美理論中，視萬物為一體，美與醜沒有絕對的界限，而是如同陰陽二元對立，相互包含、相互轉換。我們通常隻把“優美”作為“美”的基本範疇，但實際上“美”包含優美、崇高、滑稽、荒誕等多種範疇。醜石表現“崇高”，審美發乎心靈，是人類對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敬畏與驚歎，依然帶有神靈化色彩，從本質上看，還是脫胎于原始時期的山石崇拜。
此外，“醜石”也體現了古人對自然美的推崇，米芾的瘦、皺、漏、透已經在石頭的自然形态上提出要求，蘇轼在此基礎上提出“石文而醜”，幾個要素互相依存，此消彼長，是這個美醜雜陳的世界最為生動的反映。石頭姿态萬千，蘇轼認為“雖無常形而有常理”，此“理”即上文提到的自然的靈性、生命、情态，堅硬、永恒、不屈等性質品格。“以醜為美”并非單純地追求醜陋，而是追求“天真”，在真實自然的基礎上接納一切形态，是美與真的和諧統一。這種賞石标準已實現高度人格化，要求觀賞者在無象的石頭中看到有象的人生。石師法自然、充滿生氣，人以石為師、以石為友、以石為伴，盡人之情、盡石之性，人因石而存真，石因人而有情。此間人與石頭相互傳遞生命，成為知音，“石尤近于禅”，人進入石中，也就進入了宇宙自然，進入到了活潑潑的生命之中。這種審美追求不僅超越了“醜”，也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美”，是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莊子·知北遊》）。衆多文人雅士對石情有獨鐘，往往本身就是人格天性使然，石頭滲透到他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成為他們整個生命的有機部分，如此“相看兩不厭”，才能在畫石、寫石、相石之時總有新意。
伴随着賞石文化的空前繁榮，賞石文化的譜系與理論也日趨成熟，出現了大批的賞石專著、論著、石譜，比較有代表性的如杜绾《雲林石譜》、林有麟《素園石譜》、沈心《怪石錄》、周棠《石譜》等，宋以後的趙孟、吳鎮、文徵明、鄭闆橋、蒲松齡、曹雪芹、吳昌碩、恽壽平等皆是懂石、愛石之人，他們用自己的人格魅力、生平事迹，在石文化曆史中留下了一段段佳話，也通過自己的藝術天賦，将石頭的故事引入了中國古典藝術的各個領域。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