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禦覽》卷五八七引《世說》曰：“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也。作《三都賦》，十年乃成。門庭戶席，皆置筆硯，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賦成，時人皆有譏訾，思意甚不惬。後示張華。張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請序皇甫谧。谧見之嗟歎，遂為作序。于是先相訾者，莫不斂衽贊述焉。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此間有伧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服，以為不能加也。”
這裡引用《太平禦覽》本《世說新語》，較之通行本文字為多，可能是集合了諸家《晉書》而成。《文選集注》引王隐《晉書》說，當時天下三分，各相誇競，以極眩曜。晉武帝取代曹魏之後，平定吳國，左思開始構思《三都賦》。他是站在魏國的立場，用以說明吳、蜀之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瑰琦，可以偏王”，“皆非通方之論”。這裡便“奄有諸華之意”。據此，有學者認為此賦作于西晉統一中國之前。這說明，這篇賦的創作有一定的政治意義，是為西晉統治者提供統一天下創造輿論氛圍（參王德華《左思〈三都賦〉邺都的選擇與描寫——兼論“洛陽紙貴”的曆史與政治背景》，《浙江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如果是這樣的話，這篇賦實際上就是一篇幹谒賦。
左思是齊人，年輕的時候，用了一年的時間創作《齊都賦》，繼而又想為三都作賦，沒有想到竟然用了十年時間。從主觀上來說，左思自歎讀書不博，所見終究有限。妹妹左棻被召入宮，全家移居京師洛陽。他還為此特别請求為秘書郎中，想借機會多讀書。從客觀上來說，當時正是魏蜀吳南北對峙之際，左思沒有機會到江南、巴蜀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如何描寫這兩地的風物，就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為撰寫《蜀都賦》，左思專門拜訪過著作郎張載，張載曾著有《劍閣賦》，對蜀地熟悉。唐寫本《文選集注》所載《文選鈔》注引王隐《晉書》說，他還曾訪問陸機，詢問有關吳地的事。《晉書·左思傳》說：“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伧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對左思而言，這是一種壓力，更促使他精心構撰。史載，他寫作時，門庭藩溷皆着筆紙，偶得一句，立即記錄下來。就這樣殚精竭慮，反複修訂，竟長達十年之久。劉孝标注引《左思别傳》稱：“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雲：‘金馬電發于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礌礉，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賦成，他自以為不亞于班固、張衡，但畢竟人微言輕，不為時人所重。前引《世說新語》就說，“時人皆有譏訾，思意甚不惬”。于是他向張華求教，張大加贊賞，同時建議他請當時的有名之士推薦，他便想到了皇甫谧。
皇甫谧，幼名靜，字士安，本安定朝那（今甘肅平涼）人，後徙居新安。他是東漢名将皇甫嵩的曾孫。年輕時并不好學，後來發奮努力，手不釋卷，自号玄晏先生，終身以著述為務，著有《帝王世紀》《年曆》《高士傳》《逸士傳》《列女傳》《玄晏春秋》《皇甫谧集》等，名重一時。司馬昭诏他做官，不仕。晉武帝下诏敦逼，依然不仕，還上表向朝廷借書，晉武帝不得不送他一車書，表示自己對學者的重視。能夠得到這樣著名的學者賜序，當然是左思求之不得的事。
《文選》卷四五所收皇甫谧的《三都賦序》給左思及其《三都賦》帶來了巨大聲譽，“都邑豪貴，競相傳寫”，一時之間，洛陽為之紙貴。由于該賦涉獵廣泛，内容厚重，又有很多人為之作注。《文選集注》載臧榮緒《晉書》說，劉逵注《吳都賦》《蜀都賦》，張載注《魏都賦》。蕭統編《文選》時，将《三都賦》分為三篇，并同時收錄了劉逵、張載的注。《隋書·經籍志》又載，衛瓘（《三國志·魏志·衛臻傳》作“衛權”：“權作左思《吳都賦》序及注。序粗有文辭，至于為注，了無所發明，直為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綦毋邃也各有《三都賦》注三卷，可惜均已亡佚。《文選集注》也曾偶爾引到綦毋邃的隻言片語。
現存皇甫谧序以及注家注釋是否為皇甫谧等人所作，劉孝标曾表示懷疑。他說：“皇甫谧西州高士，摯仲治（虞）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逵）、衛伯輿（權）并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他認為所謂序和各家注，皆左思托名自作，待價而賈。洛陽紙貴，實際上是左思自我炒作的結果。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就贊同此說。不過，記載此事的《晉書》作者臧榮緒，其生活年代遠早于劉孝标，他的記載應當有所依據，未可輕易質疑。
即便此序不是皇甫谧所作，而是左思自作，也不影響我們探讨這篇序對于辭賦的看法。序曰：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
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将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隐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
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寝頓。于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鹹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于是乎乖。
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内，雖充車聯驷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産，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長卿之俦，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托有于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
曩者漢室内潰，四海圮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瑰琦，可以偏王。而卻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禅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為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荊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序文首先論及賦的起源及其功能：“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鋪陳排比，體物賦志，這是以班固為代表的傳統辭賦家的看法。賦，可以釋之為敷，敷布其義，可以為大夫。而文學畢竟在發展，在變化，如果僅僅恪守于此，又與實際相背離。因此，對于賦的理解，必須“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賦雖然以體物為主，但是文必極美，辭必盡麗，強調賦的美感作用。這也就是揚雄《法言》中所說的“詩人之賦麗以則”。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文辭美麗，說理有則。揚雄《法言》還有另外兩句話，一是“詞人之賦麗以淫”，二是“君子尚辭乎”。由此看來，在揚雄的心目中，辭賦至少有三種創作形态，按照時代的順序，一是“尚辭”的古詩之流，正如左思自作《三都賦序》稱：“先王采焉，以觀土風。”這樣的作品，具有體物的性質，用于宣導王教，直言勸戒，表現為質文形态；二是具有“古詩之意”的辭賦之作，以屈原和荀子為代表，賢人失志，托理寄心，體現出寫志的特點，表現為尚意形态；三是詞人之賦，以“宋玉之徒”為代表，誇張失度，言過其實，表現為淫文形态，雖然擁有很多讀者，但也多被正統批評家所鄙棄。
作者認為，夏、商以來迄于戰國初年，辭賦創作大體“尚辭”，鋪采摛文、質文相尚。他說：“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将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隐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所謂古詩之流的尚辭之賦，雖為詩之六義的一種，但作為文體，還沒有獨立開來。《詩》中雖“雜有賦體”，其用意是“紐之王教”。紐，系也，用王教宣導、勸誡之意。在作者看來，作為獨立文體，屈原、荀子“辭賦作焉”。從此，辭賦有兩個傳統，一是以屈原、荀子為代表的“詩人之賦麗以則”，二是宋玉以下的“詞人之賦麗以淫”。兩個傳統都強調“麗”，但涵義不同，前者麗而有準則，後者麗而重宣洩。
漢初賈誼的辭賦創作，尚節之以禮。爾後作者，“不率典言，并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博誕，即博大，與“恢張”意同。但博大過度，又走向空疏，以至于“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内，雖充車聯驷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都是言過其實之意。司馬相如《子虛》《上林》，揚雄《甘泉賦》，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馬融《廣成頌》，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都極盡“宏侈之辭”。宏侈誇張還隻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問題是失實、不準确：“若夫土有常産，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長卿之俦，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托有于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所謂非方之物，是指把不同地方的物産放在一起，雷同影附，流宕忘反，虛張異類，托有于無。左思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在自序中就以司馬相如《上林賦》所言盧橘夏熟、揚雄《甘泉賦》所說玉樹青蔥、班固《西都賦》所歎比目、張衡《西京賦》所述遊海若為例，認為他們所描寫的果木都不是本地所産，所述神物亦非本地所出，“于辭則易為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征”，就屬于誇張失真的描寫。
賦作為一種文學創作，當然需要想象、需要誇張。但是，左思作賦，又有不同于前代創作的地方，那就是：“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實際上說明這篇辭賦皆據實而寫，有案可查，便與漢代“虛張異類，托有于無”的創作區别開來。左思自序說：“發言為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他又說：“且夫玉巵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強調辭賦創作在體物寫志之外，還應當“征實”。既然是描寫三都，就要把這三個地方的山川風物、地理民情一一落到實處，故雲：“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袁枚《随園房詩話》卷一曾說，古代無類書、無方志，又無字彙。《三都賦》則起到類書、方志和字彙的作用。在作者看來，辭賦創作在“麗以則”“麗以淫”之外，還應當具有實用的功能。這是對辭賦的另外一種理解，也是左思《三都賦》的獨特價值所在。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