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文本是唐代貞觀名臣之一，受到唐太宗的賞識和重用，參議國事，位及宰相。在學術上，他博綜經史，文傾江海；在政治上，他以直谏風骨立身，以憂患意識處世，光明磊落地走完了一生。
一博綜經史，文傾江海
岑文本，字景仁，南陽棘陽（今河南新野縣）人，生于隋開皇十五年（595），卒于唐貞觀十九年（645）。岑文本早年曾任職于後梁蕭銑政權，“專典文翰”，及至河間王李孝恭平定江陵，他力勸李孝恭善待江陵父老及歸降的蕭氏君臣，為李孝恭所采納，後在其麾下掌典軍書。貞觀元年（627），岑文本始至唐朝廷任職，“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時年三十二歲。他先後獻《藉田頌》《三元頌》等佳作，歌頌李唐皇朝的統治，“其辭甚美”，由是才名廣著，複被李靖舉薦，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舊唐書·岑文本傳》，下引本傳，不再注）。此後二十年間，岑文本在唐太宗的提拔和重用之下，逐漸成為唐太宗統治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參與制定國策，并于貞觀十八年（644）拜中書令，進位宰相。順便說
說，岑文本之侄岑長倩、孫岑羲也先後為相，可稱是一個宰相世家了（《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中》）。
岑文本是一位博綜經史的文章家，有文集六十卷，已佚，現存文十馀篇、詩四首。據兩《唐書》本傳記載，岑文本“性沉敏，有姿儀，博考經史，多所貫綜，美談論，善屬文”。他十四歲時，曾赴司隸為父申冤，被令作《蓮花賦》，“下筆便成，屬意甚佳，合台莫不歎賞”，使父冤得申，由是才氣初顯。岑文本的才學主要承自于家學傳統，其祖岑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善于辭令”（《周書·蕭詧傳附岑善方傳》），曾在南朝後梁蕭詧政權任職。文本自言：“夫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飾情，以成其性。《禮》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學問，謂之懿德。”（《貞觀政要》卷七）這樣一種博學養德的學風，正是繼承了家學傳統。
從岑文本與貞觀士人的交遊、受唐太宗親舉，以及參與修撰《周書》等事可以一窺其才學。
岑文本在唐任職二十馀年，恰逢唐太宗勵精圖治的歲月。這一時期，唐朝國力強盛、經濟繁榮、思想活躍、中外文化交融，文學、史學、書法、繪畫、音樂、舞蹈、雕塑等等，都有很大的發展。唐太宗是一位重視學術的君主，在他還是秦王的時候，就有十八學士常在身側。貞觀年間，宮廷中無論是文學還是史學，都形成了學術群體，他們時常設宴，賦詩作文，互為奉和，呈現出一派繁盛氣象。岑文本是貞觀文人群體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和魏徵、顔師古三人，曾于元日唐太宗臨朝時賦詩，有“德兼三代禮，功包四海圖”（《奉和正日臨朝》，載《全唐詩》卷三三，下同）一句，寄寓了他對李唐皇朝一統四海的政治期望和信心。他和令狐德棻、于志甯、劉孝孫、許敬宗、杜正倫、封行高等人冬日宴會，便賦詩“金蘭笃惠好，尊酒暢生平”（《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賦一字得平》），歌頌友誼，彰顯了對人生的暢達态度。他和李百藥、褚遂良、上官儀等人祝賀楊師道封安德公，又賦詩“鳥戲翻新葉，魚躍動清漪”（《安德山池宴集》），表現了富于生活趣味的詩人情懷。
岑文本曾因擅長文書的寫作而被唐太宗親舉。先是，唐高祖武德年間，朝廷诏诰和軍國大事“文皆出于顔師古”。貞觀之後，岑文本開始參與朝廷文書的撰寫，遇到衆務繁湊的情況，他便“命書僮六七人随口并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顔師古以譴免職後，中書令溫彥博曾以“師古谙練時事，長于文法，時無及者”為由，上奏請求複用顔師古。唐太宗對溫彥博說道：“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于是唐太宗親自提名岑文本任中書侍郎，“專典機密”，替代了顔師古的工作。由此可見，岑文本深得唐太宗的賞識和信任。
岑文本還多次參與了貞觀年間朝廷的修撰事宜。其中，他曾于貞觀三年（629）受诏與令狐德棻同修“周史”，曆經七年而成書，是為“二十四史”中的《周書》（事見《舊唐書·令狐德棻傳》）。《周書》的叙事和史論在同一時期所修“五代史”之中具有突出的特征，使北周特殊的曆史地位和當時複雜的曆史形勢得以傳于後世，這充分反映出岑文本等人的文史修養和廣闊視野。史載，《周書》“史論多出于文本”，這使他在唐朝史學史上，乃至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史上占有一席之位。岑文本還曾奉诏先後于貞觀五年（631）與高士廉、韋挺、令狐德棻等人“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貞觀十六年（642），岑文本與高士廉、魏徵、褚遂良、姚思廉等人修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事見《唐會要》卷三六）。前者是唐朝第一次大規模修撰官定族譜，具有突出的政治意義（事見《舊唐書·高士廉傳》）；後者所修卷帙浩大，凝彙了唐初文人的集體智慧。這些大型的修撰工作，充分反映出岑文本博綜經史、擅于文辭的修養。岑文本的才華得到了唐太宗及當時人們的欣賞和推崇，也受到後世學者的高度評價，《舊唐書》作者贊其“文傾江海，忠貫雪霜”（《舊唐書》卷七十後論），實為的論。
二直谏于朝，國士之風
唐太宗是一位開明的君主，他善于任用人才，從谏如流，開創了中國曆史上的“貞觀之治”。正是由于唐太宗的識人善任，岑文本在貞觀一朝仕途順利。他秉持這一時期的直谏之風，為唐太宗治理國政獻出了寶貴谏言。
貞觀十四年（640），唐太宗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率軍西破高昌。侯君集初破高昌後，未曾奏請，辄配沒無罪人，更私取寶物。及至還京，侯君集等人的行為被人告發，唐太宗盛怒之下将他們全部下獄。岑文本時任中書侍郎，他認為“功臣大将不可輕加屈辱”，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臣以下才，謬參近職，既有所見，不敢默然，”于是上疏陳情。其言雖婉，其意甚切。
首先，岑文本指出：“古之人君，出師命将，克敵則獲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賞其有功也，雖貪殘淫縱，必蒙青紫之寵；當其有罪也，雖勤躬潔己，不免钺之誅。”侯君集等攻克高昌，雖是皇帝“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的結果，但亦有“道路之勞，未足稱其勳力”，功過相較，理應賞其功而寬其罪。
其次，岑文本借《尚書·周書》篇中“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之語，從君道的角度切谏于唐太宗。他舉出曆史上西漢時期李廣利“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愛卒，罪惡甚多”，漢武帝念其“萬裡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廣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戶”；漢元帝因陳湯攻殺郅支單于有功而赦免其“矯诏興師”之罪，并封其為關内侯，賜黃金百斤；晉武帝因王濬平吳有功，赦而不治其“不受節度”之罪，并拜其為輔國大将軍，封襄陽侯，賜絹萬匹等事例，闡述了“将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的規律性現象，以及“前聖莫不收人之長，棄人之短，良為此也”的為君之道。岑文本認為：“夫天地之道，以覆載為先；帝王之德，以含弘為美”，這是從君道的角度所陳谏言。
再次，岑文本還再三申明自己為侯君集等人陳情并非為私，而是希望唐太宗通過赦免侯君集等人之罪，以勉勵将士、收服人心。他說：“倘陛下降雨露之澤，收雷電之威，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複預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是貪愚之将。斯則陛下聖德，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愆過，雖蒙宥而過更彰。”這樣，便能“使立功之士，因茲而皆勸；負罪之将，由斯而改節”，通過對侯君集等“螢爝末光”的寬赦，來達到“增晖日月”的統治效果（以上見《舊唐書·侯君集傳》）。這是從長遠的君臣關系進一步說明進谏的原因。
岑文本的這篇奏章得到了唐太宗的認可，侯君集等人被釋。這一事件反映出岑文本的博學和膽識，亦反映了唐太宗從谏如流，正是貞觀年間政治風範的一個縮影。
更為重要的是，在唐太宗看來，岑文本等人的直谏精神也能為他的繼承人所繼承。在晉王李治新立為太子之初，唐太宗曾命岑文本與劉洎、馬周等人輪日前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經史。一次，唐太宗因事遷怒于苑西守監穆裕，要将其斬于朝堂之上。李治聽聞後，急忙進谏，這使唐太宗非常欣慰。唐太宗對長孫無忌說：“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自朕臨禦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谏。自徵雲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谏，昔者因染以成性，固有今日之谏耳。”（《舊唐書·劉洎傳》）在唐太宗看來，岑文本等人的直谏之風，已深深地影響到他的繼承人，使皇太子“因染以成性”。從唐太宗的語氣來看，岑文本等人的直谏之風已對皇太子産生影響，這使他倍感欣慰。《舊唐書》此處的曆史叙事，正是借唐太宗之語，從側面反映出貞觀年間群臣的谏诤風骨。
三憂君憂官憂天下
中國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曆來有一種憂患意識，他們關注國家之興衰，關注民生之休戚。面對隋朝驟興驟亡的曆史變局，唐初君臣非常重視總結前朝興亡的經驗教訓，如魏徵等人在《隋書》史論中明确提出“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隋書》卷七十後論）的觀點，反映出這一時期人們曆史觀念、憂患意識和曆史鑒戒思想的時代特征。
作為唐太宗統治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岑文本的憂患意識顯得頗為突出，他憂國君養生之道，憂自身位高責重，更憂天下之興衰。
岑文本的憂患意識，首先突出地表現為憂人君的養生之道。作為唐太宗的忠臣良友，岑文本深知勵精圖治的帝王必有“憂勤之心勞于内”的隐患，因此，他曾懇切地與唐太宗論“攝生之道，必在得益”。他認為：“聖人宏全身之道，而能免于憂患；賢者著養生之術，而能終其壽考”，他希望唐太宗“降日月之明，覽聖賢之旨，順陰陽之序，節寒溫之中”，使君主“南山之壽，更增于億年；北極之尊，永固于萬國”（《全唐文》卷一五〇）。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顯然是忠君的一種表現。
憂官之思，是岑文本對自身位高責重的深刻認識。他于貞觀十八年任中書令，歸家卻面帶憂色，其母問其故，他解釋說：“非勳非舊，濫荷寵榮，責重位高，所以憂懼。”寥寥數語，心迹自明。岑文本的憂官之思不僅在精神層面，他更是以身作則，為官清廉。岑文本拜相後，所居宅院無帷帳之飾，有人勸他增營産業，他感歎地說：“吾本漢南一布衣耳，竟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緻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為懼已多，更得言産業乎？”這使奉勸之人不免“歎息而退”（《貞觀政要》卷六）。令時人惋惜的是，岑文本于拜相的第二年，在随唐太宗東征的路上病逝。史載，“及将伐遼，凡所籌度，一皆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唐太宗見其如此，十分感慨地說：“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軍至幽州，岑文本病重，唐太宗“親自臨視，撫之流涕”。不久，岑文本病逝。唐太宗聽到軍中嚴鼓之聲，想到中書令已逝，悲恸異常，說道：“文本殒逝，情深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便命人停息鼓聲以祭奠岑文本之逝，反映了唐太宗與岑文本之間深厚的君臣情誼。可以說，岑文本的憂官之思使他的生命走到了盡頭，但是，他恪忠職守、兩袖清風的為官之道，卻令後世景仰。
岑文本最重要的憂患意識，是憂天下之興亡。對于國家天下的興亡問題，岑文本提出“居安思危”“有始有卒”的觀點。史載貞觀十一年（637），洪水沖破洛城門，進入洛陽宮殿，“平地五尺，毀宮寺十九，所漂七百馀家”。唐太宗“矜物罪己，載懷憂惕”，命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岑文本時任中書侍郎，他上封事強調治水以安民生，寫道：
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疏；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緻枯槁。今之百姓，頗類于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随日凋耗；凋耗既甚，則人（民）不聊生；人（民）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貞觀政要》卷十）
上述内容緊緊圍繞“居安思危”的基本思想，從兩個方面展開論述：一方面，岑文本認為“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這就是說，守成和創業一樣艱難，因此要求為君者“居安思危”“有始有卒”，使有唐一代國祚永昌。聯系到此前一年（即貞觀十年）唐太宗與群臣讨論“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的問題，房玄齡認為“草創為難”，魏徵則強調“守成則難”，而唐太宗自己則持“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的觀點。由此可見，岑文本的深思與唐太宗的高明是相通的。另一方面，岑文本引用孔子的水舟之論來看待君與民的關系，即“君猶舟也，人（民）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按：此為孔子語，見《荀子·哀公》引）。這與貞觀六年唐太宗與近臣論政體時魏徵的對答頗為一緻。魏徵曾言：“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臨深履薄，國家曆數，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雲：‘君，舟也；人（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由此看來，以水舟之論譬喻君民關系，并警示為君者“居安思危”，這正是貞觀君臣的政治格言和為政風尚。
從憂國君之安康，到憂自身之職責，再到憂天下之興亡，岑文本政治思想中的憂患意識堪為唐代士人憂患意識的集中表現，對後世啟示甚多。
岑文本與唐太宗年紀相仿，思想相通。作為一代知人之君，唐太宗曾将魏徵比作一面可以明得失的鏡子，而岑文本對他來說，則可謂亦臣亦友。岑文本不負唐太宗的厚望，以天下事為己責，憂國憂民，憂君憂官。他的才學，他的氣魄，他的視野，他的器局，處處彰顯出貞觀盛世下的國士之風。古人雲“五十而知天命”，然而，這樣一位“文才振于海内”（《舊唐書·袁天罡傳》）的貞觀名臣，去世時卻年僅五十一歲，這對岑文本本人，對唐太宗，以至于對貞觀政治，都是一大憾事！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