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
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
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
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李商隐的《蟬》詩是一首詠物的名作，但它并“非漫詠”（劉學锴、餘恕誠《李商隐詩歌集解》，中華書局，2004，1138頁），而是把蟬與“我”巧妙地結合起來寫，從而達到了遺貌取神、物我冥一的境界。但從章法結構上看，這首詩卻又截然地分為寫蟬與自寫兩個部分。盡管紀昀認為此詩“前半寫蟬，即自喻；後半自寫，仍歸到蟬。隐顯分合，章法可玩”（同上），卻沒有具體說明前半的寫蟬與後半的自寫是如何銜接的。“隐顯分合”的具體過程不清，人與蟬就貌合神離，所謂“仍歸到蟬”也就還隻停留于表面的章法上。劉學锴、餘恕誠著的《李商隐詩歌集解》對此詩的按語注意到了這個銜接的問題：“此詩章法紀氏謂前四寫蟬，後四自寫仍歸到蟬。然五句薄宦梗泛之感實緣蟬之抱枝栖梗而生，何氏謂此句‘雙抱’，良是。六句由薄宦梗泛而思故園，自是順理成章，然此句如純屬自寫，似與題脫節。頗疑此亦‘雙抱’寫法，明為自寫，隐亦寫蟬。蟬之幼蟲生長于樹下洞穴中，至若蟲、成蟲階段，方栖息于高樹，‘故園’或指此”（同上，1140頁）。此按語從詠蟬出發，故而處處以蟬為依歸，這鮮明地體現在試圖從蟬的身上為純屬自寫的“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兩句尋找客觀的依據，也就是試圖回答這兩句與蟬有什麼關系的問題。雖然由人對故園的回望聯想到蟬的幼蟲、若蟲、成蟲這樣的生理曆程未免有些想多了，但為全詩探尋章法上的完整及人蟬結合點的思路卻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問題是，把人的故園還原為蟬的洞穴，是否就解決了詩的前後兩部分分寫蟬人的對立态勢了呢？筆者以為不能，并以為這樣一個讓人遷就蟬的還原法既顯得牽強，實際上也是不必要的。這首詩雖說以蟬為題，卻不能将它視為是以蟬為唯一對象的詠物之作。我們實在不必為它去構建一個隻有蟬的叙述空間。事實上，這首詩不僅叙述了“蟬”的故事，也同樣叙述了“我”的故事。這二者共同構成了一個雙層的叙述空間。因此我們所要做的不是去抹殺其中的一個故事，而是去講好這兩個故事，揭示它們之間的内在關聯。
一大樹裡的故事
那麼，這首詩裡叙述的是哪兩個故事呢？是“蟬”的故事與“我”的故事。“蟬”與“我”分屬這兩個故事的主角，也同為詩中的情境主體。盡管存在于不同故事的兩個叙述空間裡，或作為各自情境的體驗者存在于特定的時空中，彼此卻并非相安無事。兩者既然共同存在于一首詩中，就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兩者在本質上是統一的，彼此間是一個相互滲透、融合、映照與互補的關系。
先看蟬。詩的前四句寫蟬。但怎麼寫的呢？是把蟬設計在了一個巨大而無情的綠樹中。當然，在現實中，樹也是蟬的栖居之所。蟬離不開樹，正如人離不開他賴以生活的天地一樣。從這個意義上看，樹就是蟬的天地。但現在，這個大樹被心理化了，異己化了，異化到蟬的對立面去了，成了它既無力抗拒又無從訴說的存在體。于是，這棵無情的綠樹就顯得那麼的巨大與籠罩一切。“無情有恨何人見”（李賀《昌谷北園新筍四首》之二）呢？“天高但撫膺”（《哭劉司戶》）。結果隻能是讓有恨蟬迷陷于無情樹的無邊碧綠之中了。
對我們來說，從蟬的心理體會樹的态度，最直接的結果無疑是使我們自己穿越成那隻特定時空中的蟬。我們化身為蟬了，也就是我們成功地走進了蟬的故事與情境中。這個情形，大概也正是故事與情境的設計者所預期的一個理想的結果吧。在蟬與樹的心理互動中，一個叙述的空間也由此構成：樹撐起了這個空間，而蟬則提供了這個空間的全部心理内容，蟬的一切心理活動無疑都是在這棵大樹裡完成的。我們也正是在這棵大樹的情境規定下去構建一隻蟬的心理結構圖的。大緻上，這隻迷失在色彩中的蟬所能從這棵樹身上得到的也就這麼多了。
但這是否就是負載在這隻蟬身上的所有的内容了呢？如果這首詩僅有前四句，那麼便是；但這首詩沒完，所以不是。在這蟬的故事之後，詩的後半還有一個“我”的故事。這個“我”的故事不僅直接承續着蟬的心理故事，而且反過來也滲透、補充與豐富了蟬的心理内容。即，我們隻有在通讀領會了整首詩之後，才能對這隻不光與一棵大樹發生關系同時也與“我”發生關系的蟬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那麼，這是一隻怎樣的蟬呢？據說它吸風飲露，這自然是古人對蟬這種小昆蟲的錯誤認識。實際的情況是，蟬用它的針狀口器刺入樹幹吸取汁液，不僅如此，它還用它針形的産卵器在樹枝上打孔産卵。因此，如果是基于現在人們的生物知識，那麼，這隻古代的蟬就顯得太不懂事了，即便它仍要固執地以為這棵為它輸送營養、提供産床的大樹是“碧無情”的，這樣的“無情”也隻能是它的表面上的幻覺了。在這幻覺的外表之下，是蟬對樹的強烈的人身依附關系以及樹對蟬的大地般深沉的養育之恩。正如近距離地了解了一片遠帆下瑣碎的生活活動會多少破壞掉它的詩意一樣，了解了蟬相對于樹的生活活動後也會多少破壞掉古人心目中蟬的詩意。但我們不必糾結于此。了解蟬的自然習性是一回事，讓蟬叫出心中的苦，替人叫出心中的苦，則是另一回事。并且，當讓一隻蟬如此違背“本性”地怨恨一棵樹的無情時，恰恰說明了這隻蟬已不完全屬于它自己，它已經是一隻依據人的文化本性而活的蟬，一隻文化蟬、意象蟬。因此它從樹中體驗來的心理實質上便是一種文化的心理。一隻蟬隻要進入了人的文化的創造品中，比如一首詩中，本身就已經是一種文化現象了。我們之所以還這樣細析，是為了在這隻不知好歹的蟬與養育它的樹之間緊張對立的心理糾葛中适時地加入第三方——人的因素。這個人的因素便在蟬對樹的自以為是的怨恨聲中具體地表現了出來。但蟬為何要如此地發出氣殚力竭的恨聲呢？在加入了人的因素後，就不僅僅是因為“高難飽”這點腸胃上的問題了。現在我們還不太清楚具體的人的因素是什麼。這是《蟬》這首詩的後一半要交待的。
我們暫時先換個角度，從一個觀者的角度去認識這隻蟬。我們所以能夠意識到這隻蟬的存在，了解到它的特殊處境與心境，全是由于從一位觀者的眼中見出。這個觀者，不是純粹抽象的觀察視角，也不是什麼旁人，他就是詩中的“我”。這個具體的此時此地的“我”，他在想什麼呢？他的處境如何呢？這一切問題的答案都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他眼中的那隻蟬的形象，以及凄絕的蟬聲裡所蘊含的具體的心理内容。當然，我們現在還蒙在鼓裡，現在的這個“我”還很抽象；我們不了解他，因此也附帶地不了解這隻蟬的完整的意義。下面就進入到詩的後一半，也就是“我”的故事中。
二迷途者的故事
在“我”的故事裡，“我”是一個迷途者，一個在人生的旅途中失去了方向的人：既沒有歸宿，也不知何往。回望故鄉，故鄉已遠成一片平蕪。回是回不去了，今後又将流落何方，隻有天知道。在一個猶如雲水迷茫般的無限的時空中，“我”處于一個前後失據、漂泊不定的中間位置。這是一個退則無所退、在已非所在而往又無所往的典型的迷途狀态。詩句“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所揭示出的“我”的生存狀态，大體便是如此。那麼，“我”是誰呢？很明顯，這個“我”就是進入到詩中情境裡的作者，代表的自然不會是别的什麼人。因此我們還是稍稍回顧一下作者的現實人生。
這位《蟬》詩的作者生活于風雨飄搖的晚唐，一生沉淪下僚，輾轉幕府，過着薄宦梗泛、窮愁飄蕩的生活。他的履曆大緻如下：在大約十歲前，他跟着父親奔波在浙東浙西之間——他的父親也在依人作幕。十七八歲時因得到令狐楚的賞識，開始正式入幕，此後他的人生就與幕府緊緊地糾結在了一起。二十二歲左右入華州刺史崔戎幕，幾年後又入泾源節度使王茂元幕。三十六歲左右随鄭亞去了桂林，這是他從此遠離長安、天涯泛梗的标志。一年後失職回洛陽，三年後又随盧弘止（止，一作正）到了徐州，不久，盧弘止死，他再次失職。失職的第二年，他大約四十一歲，又随柳仲郢去了四川，在那裡度過了最後四五年的幕府生活。幕罷回長安後兩年，他就因病回到洛陽，不久便去世了。
以上是他的一個極為簡略的人生速寫。他的短暫一生基本就在這幾個幕府中耗去了。總體上，正如他撰寫了一輩子的公文一樣，事件瑣碎，内容重複，情節單調，實在構不成一個故事。但他的故事不在這裡，而是在他的詩中。一個處在無限時空的中段茫然四顧不知何往的形象，才是他的故事。當然，這個故事形象是從作者漂泊的真實一生中總結、提煉出來的。他蘊含了作者心中全部的人生領悟與情感經驗；他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他是一個藝術的形象。因此，當我們從這樣的一個人物形象眼中見出一隻蟬的處境時，這隻蟬的意味便顯得不一般了。此時再說這隻蟬的凄苦欲絕的叫聲裡傳達的僅是屬于它自己的“高難飽”的怨恨，就顯得遠遠不夠了。它的恨裡被增添進了新的内容。這個新内容便是“我”的身世之恨，是廣漠的時空裡前後無依、進退無路的人生之恨。在這之前，我們的這隻蟬還隻是一個固執于此時此地的缺乏曆史與未來的單薄存在，但現在由于“我”的加入，它也具備了某種身世之感，并為此覺得迷惘起來。這或許就是所謂的機緣吧，它開始沉陷于一棵大樹的無邊的綠色之中。此刻是五更時分，本非鳴叫之時，但它顯然已被這棵無情之樹牢牢地框住了。它入迷了。
以現在的這個“我”看蟬，盡管似乎表面上一切都沒有變樣，盡管它依然是在“徒勞恨費聲”，但它的心理内容無疑變得豐富具體了。這些新的意味，在詩的前半部分，我們是怎麼也讀不出來的。正如前文所述，這是由于“我”的加入才産生的效果。在蟬的故事裡，就這時的我們而言，“我”是一直隐身着的。這個隐身的“我”還隻是個抽象的存在，還純粹是個觀察的視角。我們隻是隐約地覺得有一個躲在蟬的心靈深處的人在借着蟬的叫聲表達着什麼。但上述的這種看法卻并不符合詩的事實。實際的情形應該是，這個“我”從頭至尾既未隐身，在詩中也是一點也不抽象的，他一直都那麼具體，也就是說，從他看到蟬的第一眼起，從他沒看到蟬的第一眼起，他便早已是後面故事裡那個迷途者的形象了。隻不過對我們來說，對他的認識需要一個過程。而我們真正要做的正是取消掉這個過程。因為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客觀地還原出這首詩的曆史真實。現在，故事進
入到第二個層面，還原開始了：當隐身在“蟬”故事中的那個人（“我”）明朗地站出來時，“我”出現在了一個前後茫茫、無所歸依的時空之中。當他開始以獨立的形象講述自己的故事時，“我”回過頭來深化了蟬的心理故事。而蟬呢？它也不是自唱自的，它一直都不是，現在，它的令人氣絕的叫聲使得“我”的故事中的那個迷途者不再沉默。
結語
我們在講述詩的後一半時，不得不把“我”的故事與“蟬”的故事合二為一，這是由于在“我”的故事中本已包含了“蟬”故事的全部意蘊，兩者實難分開，并且我們還需要把從“我”的故事中得到的東西帶回到“蟬”的故事中，以便更好地認識這隻與“我”有關的蟬。現在，故事都已講完，我們應該可以概要地說一說它們兩者之間的關系了。
我們回顧一下，文中說“蟬”是被設計在了一棵巨大而無情的綠樹裡，而“我”則被設計在了一個前後茫茫無所歸依的時空之中。總之，前者的空間是有限的，固定的，後者的空間卻是無限的，不定的。這就決定了“蟬”可以有針對性的鳴叫，向樹鳴叫。它在樹這個“漠然無動、油然自綠”（錢锺書語，周振甫《李商隐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9頁）的封閉的框子裡的鳴叫，正像現代詩人馮至在《原野的哭聲》裡所描述的那個原野上沒有停息的啼哭：“像整個的生命都嵌在一個框子裡，在框子外沒有人生，也沒有世界。”（馮至《十四行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0，6頁）而“我”卻隻能在一個無法定位的空間裡保持沉默。由此可見，“蟬”與“我”各在不同的故事空間裡，出于各自的欠缺需要形成一個互相補充、互相完成的關系。二者需要整合。“蟬”需要從“我”身上獲得一種不确定的身世之感，而“我”需要從“蟬”身上獲得具有針對性的鳴叫。然而，二者的這層互融互補的角色關系，在詩的章法上卻是截然分為寫蟬與自寫兩個叙述空間。這多少使人覺得這首詩詠物不徹底，乃至有些前後“脫節”，但正如上文所揭示的，寫蟬即是自寫，自寫也即寫蟬，二者終歸為一。這樣的一個結論或許使我們又回到傳統的說法上去了，但這卻正是這首詩獨特和精彩的地方。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