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宮廷文學
袁行霈先生說：“何謂宮廷文學？宮廷文學是以帝王的宮廷為中心，聚集一批文學家，并由他們創作的主要是描寫宮廷生活、歌功頌德、點綴升平的文學。……必須有帝王的宮廷為其活動的場所。帝王本人或即是文學家，或注重文治、獎掖文士。他們招緻一批文學家，給以優厚的待遇，鼓勵他們從事文學創作。這些文學家或應诏，或應教，或應和，或雖非應诏、應教、應和，而仍然是投合帝王的趣味而進行創作。”（袁行霈《中國文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49頁）這樣的宮廷文學曆代都有，《詩經》中的“雅”“頌”，漢代的宮廷大賦，曹魏時期那些“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的詩賦，皆是宮廷文學的典型。西晉時期，出現了帶有“應诏”“應令”标題的應制詩。晉武帝曾在華林園與群臣賦詩。東晉時期，門閥士族與皇權平分秋色，導緻宮廷文學走向衰落。兩晉宮廷文學被士族文學的光輝所遮蔽，到了南北朝時代，宮廷文學重新大放異彩。
劉宋時期的皇帝以重視文學而出名。《文心雕龍·時序》說：“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武帝劉裕出身行伍，雖然重視文學，但因為本人文學水平有限，在位日淺，沒有什麼文學上的作為。其子文帝劉義隆少好篇籍，熱衷文學，在位三十年，與文學關系密切。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錄有其詩三首：《元嘉七年以滑台戰守彌時遂至陷沒乃作詩》《北伐詩》《登景陽樓詩》。孝武帝劉駿作為皇帝昏庸無道，但有一定的文學才華，其樂府詩清新自然，有《丁督護歌》等傳世。南北朝時期，蘭陵蕭氏創建了齊、梁兩個皇朝，出了二十一位皇帝。齊高帝蕭道成、齊武帝蕭赜、文惠太子蕭長懋、竟陵王蕭子良、随君王蕭子隆等都有詩文傳世。蕭梁時代的梁武帝蕭衍、昭明太子蕭統、梁簡文帝蕭綱、梁元帝蕭繹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北周明帝宇文毓、宣帝宇文赟、趙王宇文招、滕王宇文逌，陳朝後主陳叔寶等都有詩歌創作。圍繞在帝王身邊的大臣名士，雖然出身或高貴或卑微，但他們未嘗沒有寫作應诏、應教、應和之作，和一些投合帝王趣味的作品。
北朝宮廷文學有一個日漸南化的過程。北朝初，少數民族貴族缺乏文學素養，完全藐視詩文創作。後來其文化水平提高，對漢族的文化和文學越來越傾慕。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後，文學創作風氣濃烈。随着庾信、王褒、顔之推等一大批南方士人入北，影響和培養了一代北方作家。隋朝時進一步融合南北文化，今天我們看到的隋代的作家中，既有北方詩人盧思道、楊素、薛道衡等，也有南人羁留北方的顔之推等，還有新征服的陳朝的文人學士江總等。隋炀帝時代的宮廷文學，從創作水平來看，不僅與南方宮廷文學不存在什麼差距，甚至因為融合南北文化而超越了南朝宮廷文學。
劉宋最著名的宮廷詩人是顔延之。元嘉十一年（434）三月，顔延之以其《曲水詩》與《曲水詩序》為标志，成為劉宋時代的廟堂大手筆。顔延之宮廷文學的特征主要表現為：崇尚周漢禮樂，力求回歸《雅》《頌》傳統；頌美劉宋君主，試圖再現元嘉盛世；詞彙鋪錦列繡，典故堆砌密集。顔延之的創作在宮廷文學史上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度。
顔延之以後的宮廷詩人領袖非謝莊莫屬。在寒士掌機要之後，門閥士族如何在朝廷立身處世成為一個新問題。謝莊等人要想維持門第不墜，就不得不臣服于封建皇權，為朝廷歌功頌德。孝武帝對謝莊的創作才華甚為賞識。謝莊的應制詩有《和元日雪花應诏詩》《七夕夜詠牛女應制詩》《侍宴蒜山詩》《侍東耕詩》《從駕頓上詩》《八月侍宴華林園曜靈殿八關齋》《烝齋應诏詩》等。
蕭梁宮廷詩人當推沈約。在梁帝國的文藝舞台上，沈約扮演重要角色。《南史·劉峻傳》：“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範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赉。”蕭衍的文集編成後，沈約為其寫作《武帝集序》。
有些詩人雖不能稱為宮廷詩人，但他們也有一些宮廷文學作品，例如謝靈運、鮑照。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說：“顔延之、謝靈運各被旨拟《北上篇》，延之受诏即成，靈運久而方就。”鮑照在孝武帝之世一度擔任中書舍人，寫過《侍宴覆舟山詩》《三日遊南苑詩》等。
二士族文學
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一個士族階層興盛的時代，特别是東晉一朝可視為門閥士族的鼎盛時期。陳寅恪先生在《述東晉王導之功業》一文中提出“門閥一端乃當時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有關之大問題”（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三聯書店，2001，55頁）。錢穆先生也認為：“魏晉南北朝時代之門第，當為研究中國社會史與文化史以及中國家庭制度者必須注意，亦自可不待言而知。”（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卷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86頁）兩晉是士族文人最為活躍的時期，他們是文壇的主力，他們的思想情感可以左右文壇走向，他們的審美風尚可以引導時代潮流。所以從文學史角度看，兩晉時期可以看作是士族文學盛行的時代。此前的漢魏時期是士族文學的萌生期，此後的南朝則是士族文學的式微期。
西晉與東晉各有一次名垂千古的文人聚會。西晉的是金谷園雅集。石崇《金谷園詩序》：“餘以元康六年，從太仆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将軍。有别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去城十裡，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将軍祭酒王诩當還長安，餘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築，合載車中，道路并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鬥。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号、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晉書·石苞傳》載：“（石）崇有别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于此焉。”東晉的是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書聖”王羲之與後來成為“風流宰相”的謝安以及詩壇領袖孫綽等人在會稽蘭亭的聚會。唐何延之《蘭亭記》雲：“《蘭亭》者，晉右将軍、會稽内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禮，揮毫制序，興樂而書。”（張彥遠撰、劉石校點《法書要錄》，遼甯教育出版社，1998，58、59頁）這兩次大型聚會與其他時期文人聚會最大的區别就在于其鮮明的士族特色。特别是蘭亭雅集，全方位再現了會稽門閥士族群體在永和年間的生活狀态和審美情趣。如此張揚的大型士族聚會到了南朝很難重現，在南朝，我們看見的更多的是由帝王親自組織的大型聚會。例如宋元嘉十一年和齊永明九年（491）的文人雅集。裴子野《宋略》載：“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于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诏會者鹹作詩，诏太子中庶子顔延年作序。”《南齊書·王融傳》載：“（永明）九年，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為《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
南朝時期，一方面士族文學繼續發展，另一方面宮廷文學變得活躍起來，它與士族文學結合，形成了新的文學風貌。此時士族詩人的代表有謝靈運、謝朓、王融、庾信、王褒、楊素等。
從士族文學發展史來看，東晉士族文學以玄言詩為标志，到了晉宋之際，士族文人面臨兩種選擇，或與統治者合作，成為廟堂文學的吹鼓手；或疏離朝廷，退守到自己的精神世界。謝靈運選擇了後一條道路。他利用士族在文化和經濟上的優勢，寫作出帶有鮮明士族文學印記的山水文學。他的山水文學較多地保留了士族文學的純正基因。
中國古代士人所能選擇的人生道路其實隻有兩條：出與處；反映和再現這兩條不同人生道路的作品，便被稱為廊廟文學與山林文學。同一詩人對此兩種文學很難兼善。通觀中國曆史，兩晉許多名士兼有廊廟之志與山林之情。隋唐之際，楊素詩文的出現标志着廊廟文學與山林文學并存的文學範式的形成，其廊廟與山林兼備的人格結構和文學範式對初盛唐時期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三宮體文學
南北朝宮體文學也屬于貴族文學，它是南北朝宮廷文學中的一個變異。
齊梁時盛行宮體詩。《隋書·經籍志》曰：“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制，止乎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闱之内。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号為宮體。”蕭綱為太子時，常與徐摛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等在東宮相互唱和，其内容多是宮廷生活及男女私情，形式上則追求詞藻靡麗，時稱“宮體”。後人把這種以宮廷為中心的豔情詩統稱為宮體詩，并把陳後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幾個皇帝的豔情詩都看作梁朝宮體詩的馀緒。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把陳隋時代看做宮體詩盛行的時代，把陳叔寶和楊廣看作宮體詩的傳人，未能深入發掘陳叔寶、楊廣詩歌的内涵。宮體詩人的代表有：蕭綱、徐摛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陳後主、隋炀帝。
陳代之前，豔情詩占據蕭梁詩壇的主流地位，陳代延續了這種狀況，後人合稱為梁陳宮體詩。陳叔寶《與江總書悼陸瑜》把自己的詩分為“雅篇”與“豔什”兩類。不宜用淫麗之文來概括陳叔寶所有詩歌，即使是他的樂府詩也不全是淫麗之文。陳詩豔什部分中有少量的色情描寫，其中貫注着一種生命的絕望與哀傷。其豔情詩在豔情背後蘊含着巨大悲哀，可稱為哀怨宮體詩，是梁陳豔情詩的絕唱。雅篇部分的宮廷遊宴之作描寫建康一帶的自然風光，從中透露出陳叔寶複雜的内心世界，表現了君臣之間的深厚情誼。他對北方城市和邊塞的暢想，對個人亡國情感的抒發，也具有一定的詩史價值。從詩史來看，陳叔寶詩歌是江左詩歌過渡到隋唐詩歌的一個重要環節。
古已有之的邊塞詩在蕭梁時代與宮體詩合流，形成宮體邊塞詩。到了隋代，邊塞詩從梁陳文人的想象世界走向真實世界，從皇宮聖殿走向大漠沙場。邊塞詩是這一時期最富有生命活力的詩歌體式之一。陳隋時代恰好處于豔情詩盛極而衰與邊塞詩異軍突起的轉折期。隋炀帝用豔情舊題描摹山水自然，改變了江左豔情詩的流向；他的邊塞詩剝極将複，上承建安風骨，洗淨六朝粉黛，具有豪俠氣概和帝王威勢。此外，從藝術風格上說，典雅華麗、精雕細琢一貫是貴族文學的标志。作為帝王，對宮廷文學有一種心理預期，要求這種文體能夠再現皇室氣派。作為宮廷文人，一方面要讨好皇帝，一方面也要炫耀自己的才華。兩種力量的湊泊必然形成這種詞藻華美、錯彩镂金、典故繁富、對仗工穩的文體。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于典實富豔耳。”謝榛《四溟詩話》卷一雲：“江淹拟顔延年，緻辭典缛，得應制之體，但不變句法。”貴族文人熱衷于對藝術形式美的追求。随着永明體詩歌的出現和骈體文的形成，講究四聲、看重辭采、借助精麗工巧去顯露才情成為南北朝文壇的主流。
馀論初盛唐時代的貴族文學
内藤湖南先生把中國古代曆史分為上古、中世、近世三段，所謂中世即從五胡十六國至唐中葉，他認為：“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狀态，究竟有什麼不同？從政治上來說，在于貴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獨裁的出現。六朝至唐中葉，是貴族政治最盛的時代。”（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中華書局，1992）從政治經濟上看，大唐帝國與南北朝有很大的區别；但從文學上看，初唐文學是南朝文學的自然延續。到了唐代，宮廷文學也迎來了一個黃金時代。沈佺期、宋之問、許敬宗是初唐的應制詩人；燕國公張說、許國公蘇颋的文章形式嚴整，典雅宏麗，格調雄渾，氣勢恢弘，被稱為燕許大手筆；賢相張說、張九齡部分應制詩亦能凸現作者的獨立人格。繼二張之後，王維開創了應制詩的新天地，成為唐代應制詩的集大成者。唐代宗在《答王缙進王維集表诏》中譽之為“天下文宗”。王維詩歌反映了盛唐時代貴族階層的審美标準和藝術趣味。可以說在盛唐詩人中，隻有王維才最符合封建帝王及其政權對文學的政治要求和審美期待。初盛唐宮廷文學中不乏宏壯之作，為唐代詩壇增添了一些雍容華貴。
上文所說的宮廷文學、士族文學和宮體文學，彼此之間是相通的，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三種類别。宮廷文學和宮體文學的作者都是同一群體，兩種文學類别互相交融。士族文人在面對皇權時，有不同程度的矛盾心态，他們在完成士族文學的同時，或多或少也寫過一些宮廷文學作品，投入皇權懷抱的士族文人往往是宮廷文學的領袖人物。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