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都知道，我們一些前輩國學大師對于宋代在中國曆史上的社會文化意義有一些基本的估計，像早年的啟蒙思想家嚴複先生就說過，如果要研究人心和政治風俗的變化，那麼趙宋一代的曆史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陳寅恪先生、王國維先生也都在他們的著述裡反複地強調過宋代在當時的曆史文化，特别是在學術發展過程中對于中國曆史的深遠意義。錢穆先生也多次提到了他對于宋代這樣一個曆史時期的基本估計。講到中國古今的社會之變，當然每一個朝代都會有變化，但是最重要的變化是在宋代。
日本東京都立大學的佐竹靖彥先生，在他講宋元時代史的基本問題的概要時,講過一段話，他說社會構造的變化、文化狀态的變化，在宋代都有非常明顯的突出的表現。謝和耐是法國法蘭西學院的資深教授，他在他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裡面，也對蒙古人入侵前，也就是南宋時期，中華文明的發展狀況有很高的評價。
今天，我們主要是講一下宋代士人的生活圈，或者說是他們生活的氛圍和基本的環境。這裡面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宋代的立國形勢，其次是在這樣一種立國背景之下士人的文化活動，以及通過這種文化活動所結成的人際之間的網絡關系。第三個方面想講一下宋代的一些士人在“遊于藝”的過程裡面，對于意境的追求。唐代前期的疆域圖（局部），譚其骧主編《中國曆史地圖集》隋唐五代十國時期，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34-35頁我們先從第一個方面，也就是宋代的立國形勢開始講起。宋代的立國形勢是跟唐代後期的政治形勢、政治格局分不開的，下面展示的是一張唐代前期的疆域圖。這個疆域圖是以盛唐時期也就是安史之亂前唐玄宗的那一階段作為時間基點，這個時期的疆域格局。從這個疆域圖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當時唐代的領土是非常廣袤的，而這個廣袤的領土基本上是由東邊一個區域和西邊一個區域構成的。在東西兩大塊之間有一個狹長的地帶，這就是我們現在經常說的河西走廊，在唐代的時候這個地區也是屬于河西節度使的管轄範圍之内。現在我們說敦煌是一個東西文化荟萃的寶庫，但是即便是今天我們去敦煌也不是很容易，那裡仍然是一個地理上很偏遠的地區。當年的東西文化為什麼會到那個地方去荟萃？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敦煌扼守着河西走廊這樣一個咽喉地帶，它在這個咽喉地帶的出口處，這樣東來的西往的一些人物，以及當時的一些藝術形式在這個地方荟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在唐代前期的時候，為了維持這個版圖，在西北的這一大片，包括東北的大片其實是投入了大量兵力的，這種局面在公元755年安史之亂之後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安史之亂是當時的地方胡族軍閥在今天的北京地區發動的一次叛亂，這次叛亂極大地改變了唐朝的政治地理格局，在這之後唐代元氣大傷，領土也急劇縮小。而這個局面也沒有能夠長期維持，當時的節度使其實就是大軍區藩鎮割據的情況之下，一些重要的藩鎮或者在火并的過程裡面崛起的一些大藩，掌握了武力上和财力上的優勢地位。公元907年，駐紮在開封地區的宣武節度使朱溫，取代了唐王朝的政權。在這之後就有若幹地方性具備實力的節度使搖身一變，從一個節度使變成一個政權的國主。當時便出現了一種政權林立的局面，我們現在就把它稱之為五代十國，這一時期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徹底分裂的時期。中國曆史上分裂的時期并不少，而且有的時候分裂年代也持續得很久，比如說二百年、三百年這樣的時段。但是，如此徹底的分裂在曆史上應該說還是比較罕見的。這樣一個分裂的局面後來被趙匡胤和他的兄弟趙光義結束了。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宋代的版圖基本上就是恢複了唐代後期的版圖，也就是五代十國的時候被分裂了的這樣一個版圖。就這個疆域的廣度而言，宋代和前代相比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統一。但是疆域的狹小也不能完全歸咎于趙匡胤，因為這個疆域并不是他丢掉的，從唐代中期安史之亂之後長達将近二百年的時間裡，疆域基本上就是這樣。所以我們說，宋代是中國曆代主要王朝裡面疆域最小的，而且這個時期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統一王朝，應該說其實是中國古代曆史上又一個南北朝的時期。跟宋相伴随而一直存在的，也就是說跟它對峙的北方勢力，早期有契丹民族建立的遼，後來有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再後來有蒙古民族建立的大蒙古國和元，所以宋始終不是一個統一的王朝。
如果我們把北宋的疆域和自然地理的區域疊壓一下，看到的就是另一張圖，這個圖其實跟剛才那幅圖是一個範圍，隻不過我們把它抽象了一下。這張圖把整個疆域劃成了三個區塊，第一個區塊是東部季風區，也就是來自海洋上的季風最遠能影響到的地區。換句話說，這是現在我們說的濕潤地區和半濕潤地區。隔開第一個區塊的這一條線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在這條線以東主要是适宜于農耕的地區，除了東北比較高寒的地帶以外，基本上也是農耕民族長期以來活動的地區。而第二個地區我們可以把它稱之為西北幹旱區，傳統上就是遊牧民族活動的地方。第三個區塊是青藏高原區，在地理上是相對來說比較獨立或者說比較特别的一個區塊。這三個區塊劃分了之後，我們會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北宋北部、西北部、西部的界限，和由山川地理形勢反映出來的自然地理區域的分割線基本上可以說是重合的。而它最北部的那條線有一點特别，這條線是五代時期的遺留問題。後晉的開國皇帝叫石敬瑭，他當年為了争取契丹人支持他做皇帝，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的十六個州都割給了契丹，這樣就換取了契丹對他的支持，果然他後來成了後晉的皇帝。這十六個州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幽雲十六州”或者“燕雲十六州”。這十六州割給契丹不僅僅是領土面積的問題，我們在這個圖上會看到一些鋸齒狀的線，那個就是長城。我們知道過去的長城多半都是建在山上的，所以長城這一線标出來的實際上就是燕山山脈。燕山山脈長期以來是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之間的天然屏障，是一道自然的分界線，但石敬瑭把幽雲十六州割給契丹之後，燕山山脈就再也不能構成一道天然屏障了，就完全變成了契丹境内的一座山了。這樣南北政權的對峙線就南下推到了華北平原。我們知道，在冷兵器時代騎兵就是最強的戰鬥力，過去的山脈、長城都是為抵擋騎兵的，但是華北平原的地形就非常有利于騎兵，而不利于過去中原王朝倚仗的步兵的力量了。圖2北宋的疆域和自然地理區域疊壓圖因為這樣一種對峙的形勢，宋代基本上可以說是無險可守。盡管宋代在對峙線一帶開了很多塘泊，像今天的白洋澱等等，用來防範契丹的馬隊，但是不管怎樣，宋朝的無險可守是造成它後來在軍事上一貫非常被動的一個重要的原因。這是我們看到的宋和其北部政權對峙的大體形勢。
過去我們都說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是就宋代的情況來講，我們也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理解，就是宋代的内政始終是處于外部壓力之下的内政，宋代的内政選擇實際上是很有限的。宋這個王朝是非常求穩的，非常謹慎、非常小心、非常因循，而這樣一種内政選擇，這種政策方略的決定是和它面對的内外形勢有直接關聯的。也正是因為這樣一種政治地理格局，所以當時的人對于一些概念的理解開始發生了變化。比如說像“中國”這樣一個概念。“中國”這個詞其實出現得非常早，先秦的時候就有，《詩經》裡面就講到“中國”，但是在上古時代，當時的華夏族基本上居住在黃河流域一帶，他們認為他們居住的地區就是“天下之中”，中土，他們建立的早期國家稱之為“中國”，而認為周圍就是所謂的“四方”或者“四夷”，《詩經·小雅》裡面就曾說到“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所以“中國”和“四夷”是相對而言的。但是當時的“中國”，在那個時候人的心目中并沒有一個明确的空間範圍，而這個“中國”的無限延伸就是“天下”，或者換句話說，天下就是中國的一種文化延伸、秩序延伸。所以一直有學者說，在早年的時候，人們概念中的“中國”是一個想象的空間，并沒有固定的疆域。而到了宋代，我們就會發現非常不同，因為北宋建立的時候，它周邊民族建立的政權或者那些民族實際控制的地帶都已經非常明确了，宋代這樣一個政權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建立在契丹這些民族政權之後的，契丹等政權的存在是北宋政權建立時面對的一個事實上的曆史前提。在這種情況下建立起來的宋政權，它一定就有疆域方面的考慮、疆域方面的認識。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曆史時期中，他們的疆域再也不是無限延伸到整個天下的疆域了，變成了現實中的有限空間和當時宋人所處的政治、地理環境是有直接關系的。
有一本書，叫Chinaamongequals，說的是中國在一些對等政權的包圍之下要怎麼發展。這本書的副标題是“讨論10到14世紀的中國”，我們知道10世紀後半正好是北宋的前期。在宋代這個時候對于中國的理解真正有了固定的疆域的概念，而且宋代和遼結盟的時候很明确地劃了邊界，到了南宋跟女真人和談的時候很明确地規定了邊界，所以它的王朝是有明确的疆域的，在疆域之内是可以行使它的主權的。疆域和主權這兩者，應該說是近代國家的基本要素。這個概念在宋代的時候發生了關鍵性的改變，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這就是從整個國家的政治地理格局的意義上來講的宋代的立國形勢，它是一個生于憂患長于憂患的曆史時期。
除此之外，我們也會看到，從天時地利的角度來講，也就是從當時的自然條件角度來講，宋代也是處在一個充滿嚴峻挑戰、充滿憂患的曆史階段。
竺可桢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科學家，也是一位氣象學家，他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時候就曾經研究中國曆史上的氣候變化，到1970年代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叫《中國近五千年來的氣候變化》。在這篇文章裡，他就說到11世紀初到12世紀末，當時氣候轉化，溫暖期趨短，11世紀初到12世紀末正是曆史上北宋這段時間。氣候的轉寒對于一個政權來說意味着什麼呢？首先我們知道，中國古代都是農業立國，國家的賦稅收入跟天時是有直接關系的，因為老百姓基本上是靠天吃飯的，天時會影響到農業的收成，從而影響到國家的财政收入。但是最重要的還不在這裡，氣候轉寒對于中原政權更為直接的威脅是來自于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下。如果看過《狼圖騰》，我們都會有一個印象，就是遊牧民族抵禦天災的能力其實是比較弱的，如果連續一段時間氣候比較寒冷，而且又相當幹旱，那麼他們在非常嚴酷的生活和生産條件逼迫之下，一個很自然的選擇就是向溫暖的地方轉移，這樣就會進入傳統上農耕民族所活動的地區，從而和農耕民族發生摩擦，嚴重的就會導緻戰争。曾經有一些學者統計過中國曆史上的幾次遊牧民族大規模南下，的環境背景，發現許多時候都伴随着氣候上的變化。宋代所面臨的氣候環境應該說是比較嚴酷的。
另外，從地利的角度講，宋代經常面臨着黃河泛濫的威脅。這裡有張圖，圖上中間這一條是黃河的正常流向，在它之上的是黃河向北邊擺動時候的流向。下面這一條是黃河奪淮河口入海的流向。史念海先生、譚其骧先生都曾經說過，黃河在東漢以後一直到唐代中期，幾百年的時間裡沒有大的泛濫，可以說是一段黃河的安瀾時期。這個安瀾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東漢陷于分裂之後，北方有一段很長的五胡十六國時期，北方的一些遊牧民族進入到了黃河流域中遊，而他們并不是來這裡種地的，很大程度上他們就是把這裡變成牧場，這樣過去在東漢時期已經得到開墾的土地這個時候就撂荒成了草原。這當然對農業生産是有影響的，但是某種程度上，也使得當地的水土得到了涵養，所以水土流失就不再是那麼嚴重的問題，黃河的淤塞也就沒有那麼厲害。因此，一直到唐代的前期，黃河有幾百年的時間很少有大規模的泛濫。但是當唐代民衆安居樂業以後，又開始大規模開墾土地，可能二十年、三十年沒有問題，但是四十年、五十年以後，就有很明顯的影響。所以到唐代後期黃河又開始頻繁地泛濫，而宋代就接下了這個局面。北宋的時候，黃河有數次大規模的決口改道，兩宋之交的時候曾經奪淮河口入海，這個對于當時糧食的主産區有非常大的影響，有很大的威脅。圖3黃河不同曆史時期流向圖當時的天時、地利對于宋代都有各種不利的影響，但是我們仍然會看到，在宋代經濟、文化有非常明顯的進步。我們國家有很多的史學方面的專家，會說宋代出現了農業生産中的綠色革命、還有商業革命、貨币革命、城市革命、科技革命等等，從不同的方面對于宋代經濟文化的發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就我個人來說，不很贊成“革命”這種說法，因為“革命”給我們帶來的印象是一種颠覆性的變化，實際上經濟、文化的變化都是在前期的變化積累基礎上的一種繼承性的發展。但是不管怎樣，既然有這麼多的學者稱之為“革命”，至少讓我們看到，這個時期經濟文化的進步是相當突出的。（未完待續）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