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6年，我考進台灣大學中文系，第二年轉入哲學系。大一的時候，我選修了殷海光先生的邏輯課。大二時，我又選了方東美先生的中國哲學史。那時期，當代西方出現兩派對立的思潮——邏輯實證論與存在主義，剛剛同時傳進台灣的大學校園。殷先生倡導的是科學主義的邏輯實證論，我和一些喜歡文學性哲學的同學則比較喜歡存在主義。由于偏好的不同，因而在哲學專業上，我漸漸地跟随了方先生的方向。研究所期間，方先生是我撰寫尼采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1960年代以後，兩位老師在我的學術人生與現實人生上都産生了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
在倡導邏輯之外，殷先生還是一位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和啟蒙教育家，他的興趣時常跨越出專業範圍。在課堂上，同學們體會到殷先生更多的心思是放在運用邏輯推論分析時政上。他那清晰而低沉的語調，常使人感受到他内心深處不時流露出的關切現實人生的情懷。那時的我們并不知道殷先生1948年11月4日曾經在南京的《中央日報》上發表過社論《趕快收拾人心》。這篇震撼大江南北輿論界的文章問世不久後，殷先生便東渡到了台灣。
1947年，時任《中央日報》主筆的殷先生曾獲洪謙教授引介到金陵大學教書，講授哲學概論和邏輯的課程（這件事情，是1985年我到北京大學任教時訪問外國哲學研究所所長洪謙先生，他親口講述給我的。洪先生曾經是西南聯大教授，也是維也納學派唯一的中國成員）。1949年殷先生赴台，又經熊十力先生向方東美先生推薦到台灣大學哲學系任教。熊先生在1949年6月16日緻信殷先生，說“方東美先生來信，雲汝事曾有人向校長推薦過，委實無缺，俟将來留意雲雲”。不過殷先生最終還是得以進入台灣大學哲學系（這件事是殷先生親口告訴我同班同學趙天儀的，殷先生對他說：“那時我帶着熊先生的信去看方先生，方先生說你隻能擔任講師，副教授再說吧。”為此我特意回校查過，方先生在台大出任系主任的任期為1948年8月至1950年2月，而殷先生的聘任正是方先生接任系主任期間）。
殷先生1954年升為副教授，1957年升任教授。這一時期他沉浸在自己的專業研究中。我們每一次去看他，都是他親自開門，小小的客廳裡有很大的書架，上面全都是英文版的專業哲學論著（殷先生過世後，殷師母清理他的書籍共910本，其中西書占755本，後全部放在台大圖書館特藏室）。
自1948年發表了《趕快收拾人心》這篇社論以後，殷先生沉寂了近十年。1957年8月1日，沉思多年的他，忽然在《自由中國》第17期的社論上發表《反攻大陸問題》。這篇文章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官方與極右派調動報刊、電台等多種媒體制造輿論，連續發動猛烈攻擊。官方認為這篇社論是在倡導“反攻無望論”。在這種形勢下，胡适出來打圓場，提出“反攻大陸”是一塊金字招牌，是不能碰的。這以後，殷先生連續以社論的形式發表了《政治神經衰弱症》（1958年6月16日）、《胡适論“容忍與自由”讀後》（1959年4月1日）、《“反共”不是黑暗統治的護符》（1960年5月16日）。這些文章對我們年輕人産生了極大的共鳴和深遠的影響。殷先生的言論激蕩人心，他劃時代地、階段性地取代了胡适在台灣的影響力。在那“沉默是金”的年代裡，這樣的言論道出了多少人的心聲。——當然，也構成了殷先生日後被迫離開台灣大學的根本原因。
殷先生的學生中有很多優秀的、有時代感的文法科學生以及港澳僑生。在台灣就讀的港澳學生在當時扮演了從民間溝通兩岸的重要角色。殷先生晚年經常托他們傳遞信息、購買海外書籍。嚴格來說，我隻是殷先生的學生，而非他的弟子。殷先生倡導邏輯、知識論和科學哲學，師兄羅業宏、劉福增，學弟林昭田、何秀煌等，在專業上走殷先生的道路，有些（不少）殷門弟子在大學畢業後陸續前往北美留學，殷先生晚年病困時，他們多不在身邊，殷先生也就更多地和我們這些留下的學生相往來。我們不僅與殷先生共同經曆了他人生中的一些重要時刻，有些需要跑動的事情我們也參與其間。比如，殷先生晚年的一些緊要信件，有些是由我通過友人吳大中悄悄帶出境外的。
殷先生的海外通信中，最為著名的便是他給林毓生和張灏的信。師兄林毓生、張灏與殷先生的關系十分密切。無論讨論學問，還是溝通感情，他們與殷先生之間的交往，已是大家所熟知的了。殷先生晚年，我們的聯系較多，最初的單獨接觸就是從一起談論存在主義、莊子等話題開始的。
一師生談論存在主義與《莊子》的讀書心得
大學期間，邏輯和哲學概論是我們的必修課程，我上了殷先生的邏輯課，對比之下，遠比哲學概論收獲大得多。邏輯雖不是我的興趣所在，但在研究所畢業，各校兼課的那幾年，我也曾前後五六年教授邏輯。從學邏輯到教邏輯，這一過程對我日後思考問題、論述學理，确實産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相比于概念哲學，我個人更鐘情于文學性的哲學。我和殷先生偶爾見面交談時，也并不曾以邏輯作為話題。課堂以外，我們師生私下的接觸開始于我讀研究所時。研究所一年級的時候，哲學會舉辦了一個講座，在存在主義思潮的激蕩下，我講了《失落的自我》這個題目。當晚，殷先生也到教室聽了講座。第二天，我又在研究室門口遇見他，他問我是不是研究尼采，我說是，因為我喜歡尼采那股生命的沖創力。或許正是因為這種“生命的沖創力”，他便在研究室聽我漫談起了對于尼采的一些看法，臨走時，還抄了幾本有關尼采的書單。這是我和殷先生的第一次單獨談話。
我由尼采的生命哲學走進歐美存在主義思潮是很順當的事。正如W·考夫曼的《存在主義》所說：“在存在主義的演進過程中，尼采占着中心的席位；沒有尼采的話，雅斯培、海德格爾和薩特是不可思議的，并且，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話》的結論聽來也像是尼采遙遠的回音。”那時的台大校園中，不少同學都對存在主義懷有特殊的興趣，例如包奕明、葉新雲、王尚義、孟祥森，他們和我因為研讀存在主義作品而成為知心朋友。
尼采的“Godisdead”成為存在主義的開端，我由此而研讀《聖經》，寫了一篇《約伯，最早的存在主義者》送給殷先生，第二天就接到他的限時信，說對問題很感興趣，希望見面談談。
殷先生看書，喜歡在書上加批注，我編了一本《存在主義簡介》送給他，他讀後寫下這樣幾句評語：
這篇作品在哲學上過分簡化而武斷，在社會的經驗知識上浮泛而空茫，但是，對時代的黯淡心靈樣态，有頗為貼切的感觸，清幽且富直觀的透視力。
後面還寫了兩句他自己對存在主義的看法：“存在主義乃玄學及現代文明肥腫的清瀉劑。但它自己并非終結。”這看法頗有見地。
委實說來，我對存在主義的關注主要源于時代感的引發。薩特的戲劇與加缪的小說是幫助我理解存在主義的一條進路。可以說，我們更多的是帶着自己的時代問題，接近并了解存在主義這一思潮的。在我的同學中，葉新雲對于存在主義重要典籍的用功較深。而在我的學長中，傅偉勳有關存在主義的研究最令我敬重。有一天，我邀傅偉勳到我景美的住處與殷先生見面，餐叙的兩個多小時中，他一直講着存在主義的議題，殷先生不太講話，隻是靜靜地聽，并且不時地點頭。
殷先生病重期間，曾經口述《病中遺言》，由我筆錄。前一天的記錄稿，第二天整理出來後，殷先生都要親自修改。這便是《蠶絲——病中遺言》（2016年版改為《病中沉思》）。在《大腦與心靈》一則中，殷先生表達了他對存在主義的看法，他說：
實在說來，存在主義所要對緻的問題是心靈而非大腦。現代人大腦過于發達，而心靈一點兒也不充實，而且愈來愈空虛。這是時代的根本問題。……我們可在傳統中找到一些理性的根苗，而将傳統加以批評性的接受。對于傳統，我是個批評者、更新者、再造者。
殷先生晚年最關注的是心靈的問題而不是頭腦的問題。2016年2月初，我在美國西岸柏克萊的寓所中細讀了殷先生與林毓生的往來書信，意外地看到殷先生在信中托師兄購買MarjorieGrene的IntroductionofExistentialism（《存在主義導論》）一書的情況：
我為什麼急于要讀這本書？原來老早有人說我有頗深的存在主義的時代感受，而且我的思想構成中有這一面。我對于這一點并不太自覺。（1968年4月22日）
為此事，我在2016年3月初特地到台大圖書館特藏室找到了Grene的這本書。（殷先生去世後，師母将他的藏書都贈給了台大圖書館。）這本書上有殷先生閱讀時做過的标記，同時也有我的标記。
殷先生過世近五十年了，這次再版前，我又重新閱讀了殷先生的書信和遺稿，發現他不僅在給林毓生的信中明确提到存在主義；也還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用存在主義者雅斯貝爾斯（KarlJaspers）的觀點批評美國的現實，他說：“西方近代文化的成就确實是狀貌堂皇，可是它的‘精神内容’卻多少走向空漠的原野。這由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之盛行可以概見。”
在關注存在主義的同時，我進入了莊子的精神園地。同樣是在《殷海光老師的一些往事》一文中，我也記錄了和殷先生談論莊子的情形。他欣賞莊子的心境和生命情調，覺得《齊物論》從認識論的問題入手，剖析雖然極為銳利，但最後呈現的混一境界，理論層次并不清楚。
在1962年6月10日寫給學生伍民雄和羅業宏的信中，殷先生也曾提到：“二位說在人生觀上喜歡道家，這又是志同道合了。我看不出，一點也看不出，就内容說，我們現在喜好的哲學與道家的人生觀有什麼沖突的地方。我喜歡清靜寂坐，喜歡自然。”他對道家的興趣，淵源有自。1969年8月24日，在給徐複觀的信上，殷先生也引用了《莊子·逍遙遊》中的鲲鵬之喻，說道：“際此是非難辨之世，吾人必須學習隔離的智慧，抖落一切渣滓，淨化心靈；然後跨大鵬之背，極目千裡，神馳古今。”
殷先生晚年用英文寫作《我對中國哲學的看法》一文，其中，他也特别談到對于莊子的一些看法：
他的哲學表現于優美如詩的散文中，到處洋溢着哲人的睿智和詩人的隐喻，充滿了無比高潔的美感想象，既富于超越的趨向，禮贊至高無上的人生理想。你可以在其中尋覓出至真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卻找不出一點對教條的迷信和盲從。在老子和莊子這些書中，文章的形式雖然如許精簡，然而，毫無疑問地，它充溢着提示性，以及自由而富于創意的思想。（未完待續）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道家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