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新考古資料表明，敦煌是中國最早受到佛教影響的地區之一。1991年，在敦煌懸泉遺址發現的編号為VI91DXF13C②:30的漢簡中提到，敦煌有一個“小浮屠裡”，是佛教傳入敦煌的最早遺迹（參郝樹聲、張德芳《懸泉漢簡研究》，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185-194頁）。正是由于這樣的佛教基礎，才有了後來公元366年沙門樂僔的開窟行為。樂僔開窟成為莫高窟千馀年連續不斷開窟造像之濫觞。
随着佛教在敦煌地區的興盛，開窟造像成為敦煌地區全民性的社會活動之一。在此過程中，那些開窟造像的施主，一方面為了虔誠的信仰時時供養，一方面為了和睦親屬、昭顯實力，把自己的形象也畫在石窟壁畫中，并榜書題名。這就是莫高窟的供養人畫像和題記。莫高窟供養人題記表明，參與莫高窟開窟造像的包括王公貴族、各級官吏、戍邊将士、塑匠畫工、寺院僧尼、來往商旅以及平民百姓，幾乎社會各階層的人士都在這裡留下了有關信息。供養人像和題記生動、豐富、真實地提供了許多曆史狀況和曆史線索。除了為我們研究莫高窟營造史提供珍貴的史料外，還為我們研究敦煌曆史，特别是晚唐歸義軍統治敦煌的曆史，以及唐五代西北民族關系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如晚唐第196窟甬道北壁索勳供養像旁邊的題記為：“敕歸義軍節度瓜沙伊西等州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營田等使，守定遠将軍，檢校吏部尚書，兼禦史大夫，巨鹿郡開國公，食邑兩千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上柱國索勳一心供養。”這條題記除了記載供養人姓名外，還說明了供養人的官階（包括職事官、勳官、散官）、轄境、食邑、封戶，幾乎成了唐代告身，對研究晚唐敦煌政治制度十分有用。莫高窟第98窟現存供養有題名163條，數量之多為莫高窟之冠。這些題名，對研究晚唐敦煌曹氏歸義軍時期莫高窟的營造情況、晚唐張曹歸義軍之間的更疊、以曹氏為代表的敦煌各世家大族之間盤根錯節的複雜關系以及他們與周圍民族政權的關系，極為重要。莫高窟供養人題記，經過敦煌研究院幾代學者多次考察、抄錄、整理、校勘，編成《莫高窟供養人題記》一書（文物出版社，1986），成為敦煌石窟研究基本工具書。圖1莫高窟第98窟東壁門南“穿冕服的于阗國王”（五代）吳健攝大家知道，古代敦煌是多民族聚居地之一。在不同曆史時期，先後有鮮卑、吐蕃、回鹘、黨項、蒙古等諸多民族在敦煌地區活動過，除了傳世文獻及敦煌出土文獻中有過記載之外，莫高窟壁畫中也留下了他們活動的影子。莫高窟第220窟東壁門南有一幅依據《維摩诘經·方便品》所繪的《王子官屬問疾圖》，畫面描繪了一組外國王子、使臣群像，共11人，面貌各異，膚色和服飾均不同，神采風貌各有特點。此圖繪于唐貞觀十六年（642）前後，畫面所表現的實際是初唐時期一些少數民族首領和使臣往來于絲綢之路上的情景。又如，從公元781年到公元848年，吐蕃統治敦煌達67年，莫高窟第159窟東壁《維摩诘經變》中的“吐蕃贊普問疾圖”，就是吐蕃統治敦煌的具體寫照。另外如莫高窟第100窟東壁門北回鹘公主供養像、第98窟東壁門南于阗國王供養像、榆林窟第29窟南壁的西夏武官像、東壁門東的西夏僧國師像、榆林窟第6窟前室西壁的蒙古貴族像等，都是唐中期以來西北地區民族關系史的形象反映。可以說，敦煌石窟壁畫是展示中古時期西北民族關系的畫卷。
二
敦煌石窟是以佛教為内容的石窟，各類彩塑和壁畫，每一類都包含有大量豐富、系統的材料，涉及印度、中亞、西亞、新疆等地區，可幫助我們了解古代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的佛教思想、宗派、信仰，佛教在河西地區的傳播，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佛教中國化的過程等，對研究敦煌地區佛教史和中國佛教史都有不可取代的價值意義。
我們知道，中古敦煌社會，佛教是社會生活中影響最大的宗教之一。對佛教的信仰，成為敦煌社會各階層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佛教在傳播過程中，利用種種所謂“方便法門”，鼓勵人們信仰佛教。諸多佛教經典中都強調寫經、誦經、轉經、造窟、造佛堂、造蘭若、造像（塑像，畫像，印沙脫佛，絹、麻、紙造像）、浴佛、行象、造幡、造塔、安傘、燃燈、施舍、設齋等，可以作為一種“功德”，為自己帶來福報或者免除災難，甚至口稱“阿彌陀佛”，念誦“觀世音”名号，便可消災除厄，獲得福報。除了佛教經典外，唐宋時期，這種“功德”思想還通過疑僞經、佛教靈驗記、俗講及其他方式傳播，為社會各階層所接受，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佛教知識與思想。在敦煌石窟的造像發願文、敦煌文獻中的“造窟功德記”、寫經題記及其他有關文獻中，我們都能看到唐宋時期的敦煌地區，無論世家大族、地方精英還是普通民衆，無論高僧大德還是一般僧侶，都信奉和遵從這種功德思想，并成為他們的信仰内容，在社會生活中加以實踐。如S.1023《佛說阿彌陀經》題記：
弟子釋門法律紹進，比爰年衰月厄，求少福分，充為怨家債主，轉生人道、天中，領受功德，莫違（為）雠對。
S.4406《般若心經》題記：
誦此經，破十惡五逆九十五種邪道。若欲報十方諸佛恩，誦觀自在般若百遍千遍，滅罪不虛。晝夜常誦，無願不過。
與寫經題記相呼應，在敦煌石窟壁畫中，也出現了日常生活中信仰的内容。莫高窟第103窟南壁有一組拜塔圖，塔前一周共有八位信徒，身着普通民衆服裝，繞塔行禮，畫面共展示了合掌平拱、舉手高揖、五體投地、長跪、胡跪五種禮拜方式，尤其是對五體投地、胡跪等禮拜形式的形象描繪，使我們在文獻記載之外，看到了這種禮拜方式的直觀形象。它的重要意義在于，不僅向我們展示了中古時期的宗教生活，而且也展現了印度及西域的各種禮拜方式，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縮影。此外，莫高窟第113窟北壁繪有因供養佛塔而往生兜率天的畫面，第85窟南壁、第156窟南壁《金剛經變》中也繪有拜塔供養的畫面。還有，如莫高窟第12窟北壁、第146窟北壁、第148窟東壁、第156窟西壁龛内、第358窟北壁等窟中有關放生、燃燈的畫面；第14窟南壁表現信仰《十一面神咒心經》的種種好處；第76窟南北壁所繪誦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種善生、不受十五種惡死的畫面；第154窟東壁門北《金剛經變》表現今生所受輕賤，可以消除前世罪孽的畫面；第159窟南壁表現聽受《法華經》而得福報，出口傷害誦讀《法華經》的人而得惡報；榆林窟第25窟北壁寫經、誦經得升彌勒淨土等。可以看出，佛教功德思想不強調對佛教義理的理解和研究，更注重具體的信仰實踐，既簡單明了又方便易行，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踐行這一思想，因此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這種通過信仰實踐積累功德，從而獲得福報的思想，成為唐宋時期敦煌大衆基本的佛教知識與思想。唐宋時期敦煌佛教的發展與繁盛，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這種思想流行并推動的結果，因而也推動了佛教信仰成為敦煌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敦煌石窟的這些圖像以視角傳導的方式，形象地記錄了中古時期人們的宗教生活，為我們提供了了解古代社會生活的重要資料。圖2莫高窟第103窟南壁“法華經變之方便品之繞塔供養”（盛唐）孫志軍攝
三
敦煌石窟壁畫中的本生故事畫、佛傳故事畫及相關的福田經變、彌勒經變、法華經變、楞伽經變等，都為我們提供了生動、逼真的形象，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古代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某些細節。
農業生産方面，壁畫不僅将犁地、播種、收割、運輸、打碾、揚場、入倉等農耕生産的全過程繪入畫面，而且還描繪了諸多生産工具，如犁、鐮、掃帚、木杈、木鍁、梿枷、簸箕、耱、耙、鋤、鐵鍁、扁擔、秤、斛、鬥、升等，有些工具是河西地區特有的，有明顯的西北地方特色。如莫高窟第23窟北壁的“雨中耕作圖”，依《法華經·藥草喻品》而繪，畫面上烏雲密布，時雨普降，一位農夫正揮鞭策牛，雨中耕作；另一畫面則表現農夫一家三口坐在地頭，父子捧碗吃飯，農夫關切地注視着他們；另一塊地上，一農夫肩挑莊稼正往回走。這一田頭小景，被畫得妙趣橫生，充滿了濃厚的生活情趣。榆林窟第25窟北壁西側的“耕稼圖”（封2），表現的是彌勒菩薩從兜率天下生閻浮提，于龍華樹下成佛，大地一片淨土，“雨澤随時，谷稼滋茂，不生草穢，一種七獲，用功甚少，所收甚多”（鸠摩羅什譯《彌勒下生經》）。根據這一情節，繪制了播種、收割、打碾、入庫等畫面，其中的六股杈、芨芨草長把掃帚，都是當地特有的工具。莫高窟445窟南壁《彌勒經變》中的“一種七收圖”，則是反映唐代北方農業生産生活的代表作。圖中繪出了播種、收割、挑運、打場、揚場、田間小憩、糧食入倉等畫面，幾乎反映了農作物從種到收的全過程，包括各種生産工具在内。特别是圖中的曲轅犁，是當時最先進的農耕工具之一，唐代陸龜蒙《耒耜（lěisì）經》對此犁形狀有詳細記載，但沒有圖像資料，不知其形，壁畫提供了曲轅犁的具體形象。中國國家博物館根據《耒耜經》及第445窟的圖像制作了曲轅犁的模型，使人們對中國古代這一先進的生産工具有了明确的認識。
佛教主張人與動物之間應保持平等和諧的關系，即所謂“衆生平等”“一切有情皆有佛性”，并對射獵、屠宰乃至一切傷害動物的行為持批判态度。由此，敦煌石窟壁畫中出現了狩獵、屠宰的場面。另一方面，馬、牛、驢、大象等動物作為生産生活的工具，在表現有關佛教的内容時，也被畫進壁畫裡；還有，作為山野、莽原或沼澤、江河中的點綴和陪襯，壁畫中也出現了各種動物的形象。這些壁畫對于了解古代畜牧業的情況提供了形象化的資料。如莫高窟第249窟窟頂北披的“射虎圖”“獵鹿圖”，非常傳神：第85窟窟頂東披的“狩獵圖”，則是《楞伽經變》中“斷食肉品”的情節之一。《維摩诘經·弟子品》記載，釋迦生病後，弟子阿難持缽為其乞乳，至一大婆羅門家，遇維摩诘。維摩唯恐外道得知此事，恥笑釋迦已病不治，焉能普渡衆生，即勸阿難趕緊悄悄離開，不要被别人發現。為表現這一情節，莫高窟第159窟東壁門北《維摩诘經變》中，畫一山莊，門口立一中年婦女，手捧奶缽。阿難立其前，持缽乞乳。維摩立阿難後。右上側為一大母牛，腹下蹲一婦女擠奶。母牛張嘴搖尾，呼喚面前的小牛，小牛仰頭踢蹄，拼命前奔，然頸的套索被一男孩用力拉着，不許他去。畫工緊緊抓住母牛呼喚、小牛前奔這一瞬間，将這對母子之間的舐犢之情刻畫得淋漓盡緻。如果說這一情節尚不足以反映古代畜牧業情況的話，那麼，莫高窟第148窟甬道頂部《報恩經變》中的“牛王舐目圖”則可以使我們展開更大的想象空間。畫面上除表現牛王以舌舔善友眼睛外，還畫出了群牛在草場上悠然吃草的情景，整個畫面不禁使我們聯想到古代的牧場。此外，如法華經變中的“馬廄圖”、“馴馬圖”（如第290窟中心柱西面的“胡人馴馬圖”），都向我們展示了古代畜牧業發展的情況。如果加上壁畫中的各種動物如馬、牛、駱駝、羊、豬、兔、鹿、猴、獅、虎、象、孔雀、大雁等，我們就不難想象古代西北地區畜牧業的狀況了。
敦煌地處絲綢之路的咽喉要道，又是古代國際商業貿易中心，絲綢之路商貿繁盛的景象在敦煌石窟壁畫中也得到充分的反映，這一點我們在上節中已作了說明。除此之外，敦煌石窟壁畫中還出現了商鋪、旅店、酒肆等反映古代商業情況的畫面，以及建築、冶鐵、制陶、紡織、釀酒、糧油加工、皮革制造、兵器制造等手工業方面的畫面，這些都是我們了解古代敦煌地區商業、手工業發展情況的形象資料。
莫高窟第296窟為北周時期的洞窟，窟頂北披東段繪有一幅商旅圖，它是根據《佛說諸德福田經》中“安設橋梁過度羸弱”一語畫成的。圖中作一橋，兩支商隊在橋頭相遇，橋上為中原商賈，乘馬趕着滿載貨物的毛驢，匆匆走上橋頭；橋下胡商牽着駱駝等待過橋。商貿内容出現在以宗教為内容的莫高窟壁畫裡，說明絲路貿易已成為敦煌地區社會生活的基本内容。因此，畫工在進行創作時，自然将現實生活的内容帶到壁畫中，是北周時期敦煌地區國際商貿活動的真實寫照。
莫高窟第45窟南壁的“胡商遇盜”圖，取材于《觀音經變》。畫面上有一隊胡商，為首者高鼻深目，他們的商隊剛轉過山頭，山谷中就沖出持刀搶劫的強盜，商人們膽顫心驚，露出惶恐、乞求的神色。如果我們拂去壁畫中的宗教色彩，就會發現，它原來是唐代敦煌地區商貿活動的寫照。
莫高窟第85窟窟頂北披有一幅“肉肆圖”，是《楞伽經變》“斷食肉品”的情節之一。畫工依經文，繪一肉鋪，鋪内豎立的架子上挂滿了待出售的肉，門前擺放了兩張肉案，一張案子上放着一隻宰好的整羊，另一張案子上放着肉塊，店主正操刀割肉，案下捆伏一待屠宰的肥羊，稍遠處一隻狗在翹首仰望，似在期盼主人的恩賜。畫面雖與經文本意不相一緻，但卻真實地表現了晚唐五代敦煌地區商業市場的一角。圖3莫高窟第45窟南壁西側“胡商遇盜”（盛唐）宋利良攝
圖4莫高窟第85窟窟頂東披“楞伽經變之肉坊”（晚唐）孫志軍攝
圖5榆林窟第3窟“打鐵”（西夏)吳健攝莫高窟多幅《維摩诘經變》中都繪有“酒肆圖”，是表現《維摩诘經·方便品》中維摩居士“入諸酒肆，能立其志”的情節。畫面為一酒店，内有數人，圍桌對坐，桌上擺着酒瓶和酒碗，大家正在開懷暢飲，維摩诘立桌前，手持麈（zhǔ）尾，作高談闊論狀，店外一舞者翩翩起舞，一侍者端盤立。莫高窟第12、61、98、108、146等窟中都繪有此情節，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區商業發展的又一寫照。
另外如莫高窟第85窟窟頂東披《楞伽經變》中的“制陶圖”，第321窟南壁《十輪經變》中的“建塔圖”，第61窟西壁《五台山圖》中的“踏碓圖”、榆林窟第3窟東壁的《釀酒圖》“鍛鐵圖”，更是大家都熟知的反映古代手工業發展情況的圖像資料。（未完待續）
（作者單位：敦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