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親政後，面臨的是“漢興六十馀載，海内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阙”這樣一個局面。雄材大略的漢武帝發出“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的感慨。一方面要完善禮樂制度，“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于後”；一方面還要征伐四夷，洗刷高祖以來對匈奴委曲求全之恥，安定邊疆。招攬人才、共襄偉業也就成為當務之急。
一表章六經，招攬儒雅
漢初大儒叔孫通雲：“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所謂“進取”，即“斬将搴旗”，“蒙矢石争天下”，确實不是“遊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的儒者之所長。所謂“守成”，那是指興文教、立制度，那就非這些飽讀詩書的儒者不可了。漢武帝欲改變漢初“制度多阙”、文教不興的局面，征召賢良文學，重用儒生。先後征召老儒申公和轅固生，雖因其年老，未得重用，但起了引領風氣的作用。此後，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等儒生相繼被選拔出來，為大漢帝國的崛起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
薛人公孫弘家貧，在東海之濱牧豬為生，曾從胡毋生學《春秋》。史稱其“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是一位以儒學為主又兼取他家之長的學者。應征賢良文學，漢武帝看了他的對策後，在太常将他貶居下等的情況下，親自擢拔他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诏金馬門。此後，漢武帝又引公孫弘參與朝議。此後，公孫弘不斷遷升，由内史而禦史大夫而丞相，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儒生宰相。
公孫弘參與朝廷大政後，對武帝朝的穩定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雖然轅固生曾經諷刺他“曲學阿世”，汲黯也譏笑他“多詐而無情”，對他“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争”的風格多加抨擊，但事關國家大計，公孫弘還是能堅持自己的立場的。武帝朝征伐匈奴、用兵西南夷，雖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武帝毫無節制，四面出兵征伐，“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這些窮兵黩武的舉措超出了漢帝國的承受能力。針對漢武帝的這些行為，“弘數谏，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漢武帝使朱買臣與公孫弘就此問題辯論，公孫弘在辯論失敗的情況下，仍堅持請漢武帝“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專力對付對漢帝國威脅最大的匈奴，漢武帝不得已應允。這使漢帝國的民生危機赢得一次緩解的時機。
廣川人董仲舒，以治《春秋》為當時大儒。他的學說以《春秋》為主，兼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創立了以“天人合一”為主要内容的新思想體系，對當時社會存在的一系列哲學、政治、社會、曆史問題，給予了較為系統的回答。他又吸收法家的“三順”說，将社會倫理發展成為“三綱”說，奠定了我國古代倫理道德的體系。漢武帝征賢良文學，召征董仲舒，董氏上《天人三策》，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的主張，為武帝“表章《六經》”做了理論說明。這次對策之後，漢武帝很是重視董仲舒。膠西王劉端驕橫跋扈，多次殘殺朝廷為他所任命的國相。漢武帝以董氏為膠西王相，目的在于以董仲舒的威望抑制劉端的驕橫。董仲舒“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谏争，教令國中，所居而治”。而膠西王劉端也忌憚董氏的名聲威望，對董氏優禮有加。此後，董仲舒辭官家居，漢武帝對他依然寵眷不衰，“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
董仲舒還廣招生徒，私相傳授，為漢朝培養了一批儒學人才。《史記》說董仲舒弟子通經學者“以百數”，而且都很出色：褚大為梁相，嬴公為谏大夫，呂步舒為丞相長史，吾丘壽王則官至光祿大夫侍中。大史學家司馬遷也曾師從董仲舒，《史記》中對董仲舒的《春秋》之學多所闡發。董仲舒還建議武帝“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為武帝接受，這對漢代的官員選拔和人才培養産生了重大影響。
漢武帝表章《六經》、招攬儒雅的用人方向，對漢帝國産生了深遠影響。史稱：“及窦太後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绌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不僅促進了士人學習儒家經典的風氣，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之前官吏多出郎官和功臣子弟的用人方向，提高了官員的文化素養，為漢帝國的崛起儲備了人才。同時，在公孫弘、董仲舒等人的努力下，儒學成為漢帝國的官方學說，儒家經典逐步成為公認的最高真理，對防止君主獨斷專行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從此，儒學一舉奠定了在中國古代社會思想文化界的主導地位，尊經重儒成為曆代統治者治理國家的不二法門。
二兼收并蓄，容納異端
漢武帝雖然尊崇儒學、“表章《六經》”，注重選拔優秀的儒生董仲舒、公孫弘、兒寬等進入到統治階層，但總體而言，他在用人方面也注重兼容并蓄，能夠容納異端，其中汲黯就是最典型的人物。
據司馬遷《史記·汲黯列傳》載：汲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無論其所治學說還是為政之道，都與尊經重儒的漢武帝異趣。但漢武帝看重他的耿直敢谏，依然對他非常器重，并不斷提拔他。對于他直率而尖刻甚至近于無理的谏诤，有時雖然覺得不悅耳，還是能夠容納。漢武帝還當着莊助的面稱贊汲黯：“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可見他對這位“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好學，遊俠，任氣節，内行修潔，好直谏，數犯主之顔色”的大臣從内心來說還是很欣賞的。因此，汲黯也由六百石的谒者一路直升到主爵都尉，位列九卿。期間還多次外放到東海郡、淮陽郡去做太守。而汲黯對于武帝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常常提出一些讓武帝難堪的意見。對于武帝的寵臣田蚡、衛青、公孫弘、張湯等，也是一點都不買賬，甚至常常揶揄挖苦他們在武帝面前阿谀奉承、見風使舵的醜态。
漢武帝在親政後不久，就将尊經重儒作為基本國策。但武帝其實并未得儒學之精華，甚至對此也并不感冒。雖然他對儒學在漢代的興起做出重大貢獻，儒學也不可避免地對漢代的政治産生全面而深刻的影響。但就其本人來說，漢武帝所喜歡的不過是拿儒術裝裝門面，做做點綴，真正拿來用的，卻多是法家的東西。學界評價漢武帝朝的政治，常用“外儒内法”一詞，可謂切中肯綮。汲黯對漢武帝的這一套很是看不慣。有一次，漢武帝召集了一群賢良文學出身的儒生，正高談闊論自己的宏圖壯志，說我欲怎麼怎麼樣。汲黯冷不丁冒出一句：“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唐虞就是儒家所祖述的堯舜，被儒者們尊奉的古聖王。但堯舜治理天下的要道，卻是垂拱而治。比如孔子在《論語》中就曾稱道堯舜：“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在孔子看來，虞舜就是垂拱而治的典型代表，而唐堯則能夠取法上天，那麼“天”在孔子眼中又是什麼形象呢？且看孔子與他的得意門生端木子貢的一段對話：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所謂取法乎上天，其實就是像天那樣不言不語，無為而治。所以汲黯這句諷刺漢武帝的話是非常尖刻的，一點情面都不留。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漢武帝的要害：内心本多欲望，外面僞施仁義，實則是挂羊頭賣狗肉。隻不過把儒家學說作為他實現諸多欲望的漂亮說辭、美麗點綴罷了。至于唐堯虞舜垂拱而治、不妄作、不擾民，他既不是真喜歡，也未必能學得來。這樣一來，武帝的面子就挂不住了，“上怒，變色而罷朝”。一場興緻頗高的政策研讨會被汲黯搞得掃興之至，不歡而散。大家都不免為汲黯擔心，批評他腦子不開竅。但汲黯卻滿不在乎地反唇相諷：“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甯令從谀承意，陷主于不誼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朝廷養了你們這幫隻會阿谀奉承的官僚真是奇恥大辱！汲黯對公孫弘、張湯等人非常看不上眼，眼見得他們一個個因投武帝所好，由自己的下級直升公卿，心中忿忿不平，當面譏刺武帝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弄得武帝也大大不高興。匈奴的渾邪王帥衆來降，武帝非常高興，下令準備以兩萬輛馬車的盛大儀式來歡迎他。豈不知财政吃緊，根本拿不出這筆款子，于是隻好向老百姓借馬。結果老百姓聽說後都把馬匹藏了起來，馬也未能借成。武帝大怒，欲拿長安令是問。汲黯迎上前去說：長安令有什麼罪？你不如把我殺了，這樣老百姓就肯借馬給你了。進而指責武帝不該厚奉夷狄而刻剝細民。武帝無話可說，雖然覺得汲黯之言頗不中聽，但細想卻不無道理。
漢武帝緻力于征伐匈奴，招懷四夷；汲黯卻力主清淨無為，時不時提議與匈奴和親，反對兵戎相見。武帝尊崇儒術，重用公孫弘；汲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武帝要完善細化法律條文，寵幸精于法律條文的張湯；而汲黯視張湯為不入流的“刀筆之吏”，痛呵他“專深文巧诋，陷人于罔，以自為功”。漢武帝寵愛衛青，封他為大将軍，“欲令群臣下大将軍”；汲黯“與亢禮”，見面一揖而已。總之，汲黯處處與漢武帝作對，絲毫不賣給他面子。漢武帝雖然覺得汲黯的話有點逆耳，時不時地還對汲黯發一通火，感情上也說不上喜歡這位好發妄言、不知忌諱的臣子，但心裡還放不下他，能優容他，在恰當的時機啟用他。淮陽郡“吏民不相得”，幹群關系緊張，武帝馬上讓汲黯去做救火隊長，任命他為淮陽太守。汲黯依舊推行他那套“弘大體，不拘文法”的政治理念，無為而治。不出數年，“淮陽政清”。
沒有人是絕對正确、永遠正确的。那些宣稱自己或宣傳别人絕對正确、永遠正确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有點雅量容納異端，留些反對的聲音時常在自己耳邊，給自己提個醒，也許，這就是漢武帝的高明之處。許多人搞不明白，為什麼漢武帝襲亡秦之迹而終未蹈秦始皇覆轍，或許，這也是原因之一吧？
三量才叙用，不拘一格
“十步之間，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出俊士”。世界上不是沒有千裡馬，缺少的是識得千裡馬的伯樂；不是沒有人才，缺少的是發現人才的慧眼。當然，發現了人才也不一定能提拔使用，因為人才還要講求出身。在中國，大多數時間當然是出身越高貴越好，所謂“高門華閱，有世及之榮；庶姓寒族，無寸進之路”。隻要出身帶一點高貴的血統，就無慮“平流進取，坐至公卿”。漢武帝盡管有着種種不足，但和那些大搞出身決定論的人相比，在選拔人才方面，能不拘一格，不論出身，無疑強了千百倍。所以在他身邊才聚集了一大批人才，以緻史有“漢之得人，于茲為盛”的美譽。朱買臣、主父偃、司馬相如都曾窮困潦倒，一旦以所學幹武帝，立即量才叙用。英雄不問出身，隻要有才幹，武帝即收用之，顯示了武帝唯才是舉的胸懷。其中“蔔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仆，日出于降虜”，無疑是漢武帝最得意之筆。
蔔式的出身和公孫弘相似，一個以牧豬為生，一個以放羊起家。所不同的是公孫弘富有心計（汲黯曾經向漢武帝打他的小報告，說他“多詐而無情”，以汲黯的耿直，應該不會冤枉他），儒學大師胡毋生在齊講《公羊春秋》，他也在旁邊跟着聽。四十之後，又學“《春秋》雜說”，混了個儒生的頭銜。那時的“儒生”大概相當于今之所謂“知識分子”，不一定非得有多高的儒學造詣。如顔師古《漢書·司馬相如列傳》注雲：“凡有道術皆為儒。”俞樾《群經平議》卷十二亦稱：“凡有一術可稱，皆名之曰儒。”有了這頭銜，在喜歡搞幹部知識化的漢武帝那裡就起到了大作用，有了晉身的資本。而蔔式是個很忠厚的老實人，不知道搞知識學曆方面的投機，“不習文章”，是個文盲。
蔔式有個弟弟，在他弟弟長大成家之後，他很大方地把田地房屋财産都給了弟弟，自己隻分得一百多隻羊，入山放牧。蔔式是個養羊的專家，過了十多年，在他精心養育繁殖之下，這百多隻羊發展到了一千多隻，又自己買了田地房屋。而他弟弟卻不善營生，家産蕩盡，蔔式又一次次地把家産分給他。當時漢武帝征伐匈奴，蔔式懷着“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樸素感情，上書武帝，願輸家财助邊，為國分憂。漢武帝趕忙派使者接見他，并且熱情地問他有什麼需要，盡管說來。但蔔式太老實了，他捐款助軍國之用不過是認為既然讨伐匈奴是國家的事，那麼就應該匹夫有責，哪裡會有什麼要求和想法？自己放羊倌出身，一無冤屈，二不願做官。使者回去報告，漢武帝又把這事和丞相公孫弘說了。但“多詐”的公孫弘卻對他的這位階級兄弟很不放心，以他那“多詐”的小人之心怎麼也想不通蔔式的行為，就對漢武帝說：這個人的行為不近人情，說不定懷着不軌的念頭，陛下不能成全他。結果漢武帝也不敢再搭理蔔式，捐财助邊的事情也就擱置下來。蔔式回家繼續着自己種田放牧的生活。但漢武帝卻深深地記住了蔔式的名字。
一年多之後，匈奴渾邪王率衆投降，好大喜功的漢武帝大肆封賞，結果搞得“倉府空，貧民大徙”，國家财政難以支持。這時蔔式再次雪中送炭，拿出二十萬錢給河南太守，助那些流亡的百姓度過難關。在河南上報幫助貧民的富人名單中，漢武帝看到了他熟悉的蔔式的名字，立即回憶起當年他打算拿一半家産助邊之事。為了樹立典型以号召百姓，漢武帝賜給蔔式四百人更賦錢。蔔式又把這些賞賜歸還了朝廷。和那些挖空心思地藏匿錢财的闊人們相比，漢武帝覺得蔔式真是個忠厚的長者，便又是封官又是賜爵。但蔔式也真不想做官，沒辦法，漢武帝隻能騙他說：“我上林苑中也有羊，想讓你為我放養。”蔔式一聽，還是幹自己的專業，也就答應了。于是日日穿着布衣，戴着草帽，踏着草鞋，做了個養羊的中郎。一年後，他養的羊又肥碩，繁殖得又多，武帝偶然經過，見此深為贊許。令他意外的是，蔔式突然講起了大道理來：“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辄去，毋令敗群。”從牧羊中悟出了牧民的道理。漢武帝于是拜蔔式為缑氏令。蔔式深得缑氏百姓的擁護，又遷為成臯令，政績依然卓異。從此蔔式一路青雲直上，官至齊王太傅、齊相，最終做到禦史大夫、賜爵關内侯。
和蔔式相比，金日的出身更糟，而他在漢帝國中所發揮的作用，似乎也較蔔式更為重要。他本來是匈奴人，其父休屠王因在降漢問題上反複而被殺，他也被沒入官，成了專司養馬的奴隸，那年他十四歲。後來，武帝在宴會時要檢閱一下禦馬，金日等數十個養馬的奴仆便擔任了牽馬的工作。别的奴仆在武帝面前經過時，都偷偷地看上幾眼，想一睹這位至尊天子的風采。這也難怪，好奇心使然。惟獨金日小心謹慎，目不斜視。再加上他長得一表人才，所養的馬又膘肥體壯，一下子就吸引了漢武帝的目光。武帝從他在自己面前經過時的表現發現此人忠實可靠，謹慎缜密，是個可用之才。于是把他叫過來詳細詢問他的情況，當天就提拔他做馬監，之後又多次遷升，累至光祿大夫。事實證明武帝的眼光不錯，史稱“日既親近，未嘗有過失”，在宮内數十年，目不忤視，并在危難關頭挺身而出，救了武帝一命。江充以巫蠱事傾陷戾太子事發，被武帝夷族。他的黨羽莽何羅害怕株連自己，陰謀加害武帝。心細如發的金日覺察到他心中有鬼，暗中監視莽何羅的舉動，擾亂了他加害武帝的計劃。在他狗急跳牆欲自行刺殺武帝之時，又是早有防備的金日首先發現其陰謀，并通過貼身肉搏将其抱住，大聲呼喚，衛士們及時行動，挫敗了其陰謀，避免了一場大悲劇的發生。在武帝晚年多病之際，金日與霍光、上官桀、桑弘羊一齊受托孤遺诏，成為武帝晚年和昭帝初年西漢王朝統治集團的核心人物，他依然保持小心謹慎的作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武帝親選曾在東海牧豬的公孫弘為丞相，以牧羊出身的蔔式為禦史大夫，又能在衆多的養馬奴仆中識得金日，用之為車騎将軍、倚之為顧命大臣，而三人在各自的職位上均有不俗的表現，未辜負武帝的厚望，也充分顯示了武帝的識人之鑒、用人之道和容人之度。所以武帝朝湧現那麼多的人才，國勢那麼強盛，不是偶然的。
四辨奸除惡，馭之有道
漢武帝能識人、可容人，更善于駕馭人。學富才高者不次進用，不問出身；作奸犯科者殺無赦、斬立決，哪怕是他親自提拔的，也絕不為了維護自己絕對正确的虛面子而藏垢納污，主父偃的遭際即是典型的例子。
主父偃本是齊人，“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但這個人在齊地卻很不受歡迎，早年甚是落魄。齊地的儒生大概看他學術駁雜、幹祿心切，不是正道人物，都排擠他，以緻他在齊地混不下去了。甚至想出門遠遊以求得發展機會，卻連借錢的地方都找不到。于是北遊燕趙，依然不受賞識，遂下定決心西入長安一搏。他先是投靠在衛青門下，經衛青援引，得以上書武帝。據司馬遷《史記》載：“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在這次上書中，主父偃批評武帝連年征伐匈奴，窮兵黩武，并提醒武帝“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連年征伐造成國庫空虛、民生凋敝，已經動搖了社會穩定的基礎。武帝觀後為他的才華所打動，“朝奏，暮召入見”，相見恨晚，當即拜主父偃和同時上書的徐樂、嚴安為郎中。而主父偃尤為武帝所賞識，一年中四次遷升，很快升任中大夫。主父偃也未辜負武帝的厚愛，他建議武帝在諸侯王國推行“推恩令”，将大的諸侯王國一分而為數國，徹底解決了諸侯王尾大不掉的問題。又建議武帝将“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遷移到新立的茂陵，“内實京師，外銷奸猾”。不用誅殺，卻解決了豪猾橫行鄉裡、魚肉黎民的隐患。在立武帝心上人衛子夫為皇後、懲處惡貫滿盈的燕王劉定國等事上，主父偃都立有大功。孟子曾經說過：“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講的就是困境對人的磨煉有助于造就人才，所謂“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其實孟子的看法不全面，巴爾紮克就比他看得更為透徹：“世界上的事情永遠不是絕對的，結果完全因人而異，苦難對于天才是一塊墊腳石，對于能幹的人是一筆财富，對弱者是一個萬丈深淵。”他看出了困難對于不同的人會造成不同的影響，比之孟子的樂觀主義更符合實際。我在這裡再給巴爾紮克補充一條：苦難對于小人來說會造成他的性格扭曲、心理變态。主父偃就是一個有才的小人，早年窮困落魄、遭人歧視的經曆給他的心靈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創傷，使他變得性格扭曲、心理變态。他在得志之後，宣稱“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逆施之”，有強烈地報複整個社會的沖動。他倚仗武帝對他的寵幸，招權納賄、橫行無忌。他暗中刺探諸侯王的隐私，得其不法之事來要挾諸侯王，逼得齊王自殺，被擔心成為他下一個獵物的趙王告發。主父偃是武帝一手提拔重用的，可算得上是武帝的心腹爪牙。但武帝一旦知悉其不法之事，毫不留情，立即将其召回下獄案問，最終族滅了他全家。雖然手段過于殘忍，但他這種不顧念嫡系、勇于自我否決的精神還是值得稱道的。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