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的詞，除了先後刊于《教育世界》的《人間詞甲稿》《人間詞乙稿》，以及此後整合甲乙稿并增加乙稿後新作而成的抄本《人間詞》之外，為外界所知道的就是《觀堂集林》中收錄的“長短句”23首了。其實在1918年夏天，王國維還因沈曾植之請，另編過一本《履霜詞》的抄本。這個抄本與王國維的衆多著述、評點著作等一起入藏國家圖書館。《履霜詞》一集之所以可貴，除了《觀堂集林》本“長短句”均來自此集（隻删去一首）外，詞集名也一反此前以“人間”标名的習慣，而易以“履霜”。大概是這一變化過于明顯，王國維專門作一跋文，略述此集編輯緣起及用心所在：
光宣之間，學為小詞，得六七十阕。戊午夏日，小疾無聊，錄存二十四阕，題曰《履霜詞》。嗚呼!所以有今日之堅冰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四月晦日國維書于海上寓廬之永觀堂。
“小疾無聊”雲雲隻是障眼語，因為由對“今日之堅冰”政治局面的判斷，則從“光宣之間”到“戊午夏日”，實際上乃是用他曾經的詞來印證這“非一朝一夕”而終究導緻政治局面的不可收拾。
這意味着，王國維乃是通過對自己作品的重新編選，賦予舊作以新的内涵。光緒、宣統年間，王國維因為鑽研人生哲學，而多用詞來表達他對人生的普泛性哲學之思。這點其友人羅振常知之最深。羅振常在《〈人間詞甲稿序〉跋》附記中說：“時人間方究哲學，靜觀人生哀樂，感慨系之，而甲稿詞中‘人間’字凡十馀見，故以名其詞雲。”（轉引自陳平原、王風編《追憶王國維》增訂本，三聯書店，2009，15頁）“人間”一詞便是其深刻烙下的哲學之印。到了1918年之夏，他宛然覺得其中深蘊的内涵也完全可以從政治的維度去诠釋，所以取《易》“坤”卦“履霜堅冰至”（《周易正義》卷一，《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18頁）為名，為舊詞新辟一闡釋空間。王國維由此而隐含着對自己先見之明的自得之意，當然也可體會出來。
值得注意的是，王國維既然以“履霜”名集，當然是要以此涵蓋全集之意。那麼，“履霜”的本意究竟如何呢？據《周易·坤》：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緻其道，至堅冰也。（同上）
坤卦乃據地設卦，注重從地象變化測其變化趨勢。所謂“履霜堅冰至”，乃言秋季陰氣開始凝結成霜，由此而至冬季，則陰氣聚結而成堅硬之冰。這是季節更替之規律，但也可喻指現實之冷峻與未來之憂慮，而且這種冷峻和憂慮因為不可抗拒，而帶有悲涼、無奈之意味。
按照王國維《履霜詞跋》之意，王國維抄錄成集之時乃屬于“堅冰”之期，則集中24首詞應該大緻都可歸入“履霜”之時。但在王國維的眼裡，集中諸詞地位并不均等。那麼，最重要的是哪一首呢？王國維在《履霜詞》跋文裡雖然沒有明說，但他在編選後曾緻信沈曾植，特别提到“末章甚有‘苕華’‘何草’之意”。這意味着這殿末的一首，應是此集的結穴所在。末章寄調《浣溪沙》，詞雲：
已落芙蓉并葉凋。半枯蕭艾比牆高。日斜孤館易魂銷。坐覺清秋歸蕩蕩，眼看白日去昭昭。人間争度漸長宵。
此詞創作于《人間詞甲稿》《人間詞乙稿》之後，故首錄于抄本《人間詞》，《觀堂集林》雖錄長短句僅23首，此首也位列其中，文字僅有一處變動，将“比牆高”改為“過牆高”。可見此詞果然受到王國維的特别重視。
研味此詞，确實典型地體現了“履霜”的季節之感。從“日斜”“白日去昭昭”二詞來看，寫的是黃昏之時。而季節則不僅點名“清秋”，而且芙蓉已落、荷葉凋零、蕭艾半枯也都是秋日景象，加上宵夜漸長，都契合秋令特征。而從“半枯”和“漸”字來看，季節雖涉秋，卻也并非深秋。凡此皆符合陰氣初始凝結、步履有霜的初秋特點。
從情感基調上來說，衰飒秋景、日暮黃昏帶來的“魂消”悲涼意味已經直接點出，“坐覺”“眼看”“争度”諸詞，則更呈現出無力無奈之感。故無論是秋景秋象，還是秋氣秋感，都與“履霜”之意契合如符。
但正如坤卦可從地象而引申至人事一樣，這首《浣溪沙》是否果然如王國維所說，可以用之勘察當時政治之狀況？要回答這一問題，不妨展玩其緻信沈曾植所言“末章甚有‘苕華’‘何草’之意”究竟何指？
“苕華”即《苕之華》之簡稱，“何草”為《何草不黃》之約寫。這二篇均出于《詩經·小雅》，乃煞末的兩篇。《苕之華》詩雲：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苕即淩霄花，藤本植物。詩歌從淩霄花之花黃葉青來反襯内心之憂，而其所憂，乃在于“鮮可以飽”，即因饑餓而感歎“不如無生”。所以《易林·中孚之訟》評說此詩的核心意思是“年饑孔荒，士民危殆”，應是契合情境的。毛詩小序雖也承認“饑馑”之事實，但聯想似更深遠。其語雲：
《苕之華》，大夫闵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并起，因之以饑馑。君子闵周室之将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前引齊詩說詩歌作者身份是“士民”，而毛詩說出“大夫”，兩者的區别主要在于一個是饑馑中人，一個是觀察饑馑之人，也因此在主題上有憂己與闵時之差異。當然這種差異也是相對而言的，畢竟闵時之中，也有“傷己逢之”的意思在内。
再看《何草不黃》，其詩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孤，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此詩寫征夫之哀，情感基調與《苕之華》相似，不過筆觸集中在征夫而已。這種“何人不将”“何人不矜”帶有普遍意義的征夫之哀，背後究竟有着怎樣的時代背景呢？毛詩小序雲：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500-501頁）
如此征實，若真能由此覆勘曆史，則自是靈性之筆。方玉潤曾評《何草不黃》一詩：“周衰至此，其亡豈能久待!編《詩》者以此殿《小雅》之終。”（方玉潤撰，李先耕點校《詩經原始》，中華書局，1986，472頁）顯然是大體認同毛詩小序的說法。其實無論我們是否參斟前人解詩，此二詩本身所展現出來的闵時、憂民與傷己情懷，已是昭昭在焉。
明乎《苕之華》《何草不黃》二詩之意，再勘察王國維緻沈曾植信中所言，自然就更有會心。此《浣溪沙》既作于《人間詞乙稿》之後，按王國維生平行迹，應是1908年秋所作，具體地點則是北京。清末政治的衰敗迹象在北京自是更為顯著，陳永正認為此詞以芙蓉并葉齊凋與蕭艾半枯攀高形成對比來開筆，應當别有深意。他說：“芙蓉萎謝，蕭艾得時，正是清末政治局面的寫照。”（陳永正箋注《王國維詩詞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64頁）這一評說雖然很難具體落實，但着眼政治維度，應是符合王國維用心的。
而驗諸中國文學的傳統意象，陳永正之說也可得到有力的佐證。如“芙蓉”與“蕭艾”在《楚辭》中便往往對應着和美君子與奸臣小人，如《離騷》“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便都有這樣的語境特點。芙蓉不必多言，若“蕭艾”，洪興祖《楚辭補注》言之分明：“蕭艾賤草，以喻不肖。”“不肖”具體何指呢？王逸《楚辭章句》說：“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屈原在《離騷》中将這種芳草變為蕭艾的原因，歸諸“莫好修之害也”。王逸認為責任在“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洪興祖則認為是“時人莫有好自修潔者，故其害至于荃蕙為茅、芳草為艾也”（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中華書局，2006，40頁）。當年明智之士如何蛻變成為不肖之士，其中或與楚國宮廷的政治導向有關。但無論如何，這種人格的蛻變是令屈原深感痛心的。
1908年秋，王國維填寫此詞時，也許隻是感性地抒發對清末政壇的憂慮而已，其中當然隐含着對未來政局的擔憂。但平心而論，王國維對當時及未來的政治走向，隻是有感覺而難判斷而已。但在十年之後，王國維再次編選詞集時，對這首《浣溪沙》的認同，便真如故友重逢，頓然感覺當年預感的憂患居然如此精準而深重地到來了。時移世改，1918年之時，在王國維看來，履霜已過，堅冰已至。十年前的“漸長宵”果然發展成了十年後“今日之堅冰”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回顧舊作，“人間”已然遙遠，“履霜”才更合當時的勘察之心①。
①周一平、沈茶英雲：“‘履霜’、‘苕華’包含強烈的思想、政治意義。”“……他将詞改名‘履霜’，是表示對清王朝厄運的悲歎，對倫理綱常敗壞的憎恨。”（周一平、沈茶英《中西文化交彙與王國維學術成就》，學林出版社，1999，163頁）。
那麼，1918年之時的政治，給王國維留下了怎樣的印象呢？此稍參王國維緻羅振玉諸信，即可一明其心智。略引1918年上半年王國維緻羅振玉數信于下：
諸老意氣皆所不免，往往将公私及感情、事理并為一團，生心害政，其效實大。細思人事，殊無可望，惟冀天或悔禍耳。……今日百姓，殆所謂佛出世亦救不得者，所以殺之者非獨天災一事。（1918年1月11日，《王國維全集》第十五卷，372-373頁）
今年心思沉悶，與時局無異。（1918年6月9日，同上，414頁）
時事山窮水盡，然尚未達窮途，必至國會不能成時或有變化。而現在二派競争至烈……（1918年6月16日，同上，419頁）
王國維當時沉悶甚至絕望的心态，于此可見一斑。其實，王國維的這種心态與1917年張勳複辟所帶來的心态變化有着非常密切的關系。在張勳複辟之前，上海諸遺老原本隻是頹然自處而已。1917年2月19日，王國維緻信羅振玉雲：“乙于時局大有絕望之意，謂梁已預備為第二任總統，此語良然。又大罵徐東海，謂非徒梁之幹兒，乃其親兒也。但不知黃樓近來意思如何耳。北系作事全與志士無異，可知芝蘭不生糞壤也。”（同上，280頁）讀這節文字，可知《浣溪沙》中“半枯蕭艾比牆高”确實與當時政治勢力的彼此争鬥極為契合，而且與沈曾植的議論可聯類而看。但沈曾植與王國維的感歎尚未停息，張勳複辟居然取得了短暫的成功，王國維此時在與羅振玉的通信中毫不掩飾自己對張勳複辟的支持。但張勳赢得的勝利局面并沒有維持多久，很快就為各種反對勢力聯合推翻。1917年7月14日，王國維緻信羅振玉雲：“此次之變，段、馮、梁三人實為元惡，馮思為總統，段則欲乘此機以恢複其已失之勢力，梁為幕中策劃之人。然其結果已可逆睹，首則必為國會與馮、段之争，而國會與民黨必敗；繼則為馮、段之争，為軍人與進步黨之争，此種局面不能支持一年，可預決也。人心險詐，乃至天理盡絕。”（同上，309頁）聯系王國維在《浣溪沙》詞中對蕭艾得時的諷刺，不僅與屈原當時所處的各懷心思的楚國宮廷相似，也與“人心險詐”的時局有着不可分割的關系。
大概從1917年之後，對于現實政治的“堅冰”之感便一直伴随着王國維，再難釋去。在編定《履霜詞》的前半年，王國維已經在緻羅振玉信中說：“《苕華》《何草》，《小雅》告終，今其時矣。”帶着這樣的政治判斷，王國維才能最終将此《浣溪沙》詞的地位特别地擢拔出來。王國維在自沉前夜為學生書扇，選擇的就是晚清陳寶琛《落花詩》二首，而這兩首所透露出來的“眼看傾國付東風”“委蛻大難求淨土”的絕望之意和茫然之感，完全也可以理解為感歎清王朝的滅亡、自歎身逢其時之不幸和慨歎人生無常之意。或許這樣的詩歌一直盤旋在王國維的心中，所以在寂寞湛身前湧上心頭的也正是這樣的詩篇。
王國維編選《履霜詞》，雖似止評末章《浣溪沙》一詞，但既以此詞殿尾，當有收束各詞、曲終奏雅之用心，則《履霜詞》一選的政治隐喻，乃是顯而易見的。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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