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借《文史知識》發文五篇，四篇為2014年因胡曉明教授主編《曆代女性詩詞欣賞詞典》而寫，另一篇《唐代的奇葩》則稍存遊戲趣味。既見刊，劉淑麗女士告反映尚可，因囑設一專欄，以接讀者。多蒙信任，内心惶恐，拒絕不恭，承允又怯，蓋自向學以來，所長僅文獻考據，文學欣賞或普及類文字，則并非擅場。近年屢遭師友督促，鼓足馀勇，客串一二，居然多蒙謬獎，自感亦稍有進益。慮之再三，決以《唐人佚詩解讀》為總題，欲兼顧解詩與存真，以告世之喜唐詩者：清編《全唐詩》倉促成書，不能盡存唐詩之善，考訂未精，誤收多有，其未收而今得知者，凡近萬首。雖流播多歧，信值有差，但精品具在，解讀在人。不揣愚拙，強作解人，舉證總望能得其款要，說詩亦期可領悟旨歸。範圍以《全唐詩》未收者為限，撚一主題，或涉數首，說一詩人，兼取存佚，總望知其詩、知其人，與讀者共悟唐詩之真僞優劣，必不以《全唐詩》收否為限囿也。或有考校失檢、解說謬誤者，幸諸君有以賜教焉。
今人談甘隴詩人，多喜歡将源出隴西李氏、天水趙氏的作者一并計入，其實大成問題。殆唐人好言郡望，常将十多代以前的往事挂在嘴邊，平生其實完全沒有躬踐其地，這樣的地方文學研究，其價值真的大成問題。五代詩人王仁裕，世稱天水人，而其實際生活地點則在隴南，其墓碑于清季在禮縣發現，李昉撰，《北京圖書館藏曆代墓志彙編》三七冊收拓本，《隴右金石錄》卷三有錄文，墓志則近年在成縣出土，蒲向明著《玉堂閑話譯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收入，真甘隴之土生文人。
王仁裕（880-956），字德辇，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年二十五始就學，文辭知名秦隴間。唐末為秦州節度判官，後入蜀事前蜀後主，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前蜀亡，複為秦州戎判。秩滿歸裡，王思同鎮興元（今陝西漢中），辟為幕賓。尋随思同為西京留守判官。廢帝李從珂在鳳翔起兵，擊敗王思同，王仁裕文才為廢帝所重，被邀入幕下，凡檄文、诏書、诰命，多委其撰寫。清泰中，以司封員外郎充翰林學士。入晉，曆都官、司封、左司郎中。少帝即位，為右谏議大夫。開運元年（944），出聘荊南。二年，以給事中遷左散騎常侍。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947），改授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承旨。隐帝乾祐元年（948），知禮部貢舉，擢為戶部尚書。三年，改兵部尚書。後周世宗顯德三年（956）以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七。《舊五代史》卷一二八本傳殘缺過甚，《新五代史》卷五七本傳略存梗概。近人胡文楷撰《薛史王仁裕傳輯補》（《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3期）考訂頗詳，唯未征及碑志。王仁裕平生作詩滿萬首，蜀人呼其為“詩窖子”，唯存詩僅十多首，《全唐詩》卷七三六編為一卷。著作僅存《開元天寶遺事》二卷，另撰《王氏見聞錄》《玉堂閑話》等書，原書不傳，但《太平廣記》等書引錄較多，我曾有輯本，收入《五代史料彙編》（杭州出版社，2004）。
王仁裕佚詩，拙輯《全唐詩續拾》卷四二曾得二首，近年又陸續得見二首，皆甚可靠，謹介紹如下。
第一首是《戮後主出降詩》：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系旗。二十萬軍高拱手，更無一個是男兒。
見原本《說郛》卷三四《豪異秘纂》引王仁裕《蜀石》。另《鑒誡錄》卷五、《能改齋漫錄》卷八作王承旨詩。第三句，《能改齋漫錄》作“二十萬人齊拱手”。
這首詩各位肯定有似曾相識之感，不錯，《全唐詩》确實收了這首詩，但在卷七九八花蕊夫人名下，題作《述國亡詩》，來源是宋人陳師道《後山詩話》：“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雲：‘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數萬爾。”文字雖有些不同，但可肯定是一首詩的異傳。三年前，我曾撰文《“更無一個是男兒”考辨》（《東方早報》2013年8月25日），可以參看。在此要特别強調的是，《鑒誡錄》作成時間在後蜀時，最晚不晚于廣政中期，即950年左右。《後山詩話》所述隻是一個傳聞，所謂花蕊夫人費氏，經浦江清《花蕊夫人宮詞考證》之嚴密推求，費氏作《宮詞》基本可以否定，其人之有無，也大可懷疑（孟昶眷屬歸宋後情況，可參柳開撰《孟玄喆墓志》）。而王仁裕在前蜀亡之前夕，曾随同後主王衍君臣一行人遠幸秦州，沿途有詩。中途知後唐軍犯境，乃倉惶歸蜀，近距離目睹了前蜀君臣視國事如兒戲、最終國敗身亡的過程。前蜀亡，君臣一行被押往洛陽，王仁裕也是随從之一，親見王衍一家在長安被殺的過程。詩詠後主舉成都出降至長安被戮的過程，有自己的切膚之痛。以舊君為昏主，雖不算厚道，但是他親曆親見，也不算過分。同光三年（925）十月初，後唐已經起兵伐蜀，王衍卻于此月三日荒唐出遊，拒絕谏言，聞飛騎報軍情，仍認為是騙他停止遊衍。行到利州，知唐軍已相距不遠，方倉促逃歸。其守禦諸将，降的降，逃的逃，王衍回到成都，根本無法組織抵抗，隻能投降。“銜璧牽羊倒系旗”，寫後主出降時的具體情景。《舊五代史·僭僞王建傳》雲：“其月（十一月）二十七日，魏王至成都北五裡升仙橋，僞百官班于橋下，衍乘行輿至，素衣白馬，牽羊，草索系首，面縛銜璧，輿榇而從。”王仁裕當時應即在橋下百官行列中，故觀察仔細如此。《舊五代史·唐莊宗紀》載平蜀時，蜀中尚有軍隊十三萬，詩雲二十萬，是言其成數，詩中語不必完全準确。前蜀太祖王建自光啟間在蜀中坐大，軍力在其後三十多年間皆稱雄武，故底定一方，攻奪岐隴，實力不容小觑。但自後主王衍即位後，内有太後、太妃之弄權，外有佞臣之蠱惑，國事不理，軍政不修，未經接戰，旋踵敗亡。王仁裕目睹一切，感慨遙深。“二十萬軍高拱手，更無一個是男兒”，不身曆其事，寫不出如此痛徹心腑的慘痛。
第二首見南宋末學者周密撰《浩然齋雅談》卷中：
王仁裕過關中，望春明門，乃蜀後主被誅之地，乃作詩哭之曰：“九天冥漠信沉沉，重過春明淚滿襟。齊女叫時魂已斷，杜鵑啼處血尤深。霸圖傾覆人全去，寒骨飄零草亂侵。何事不如陳叔寶？朱門流水自相臨。”
春明門是唐長安城的正東門，是往洛陽的京洛大道的起點。王衍君臣降後，奉旨于同光四年正月二日，率同其家人，包括其生母順聖太後，即浦江清考定的《花蕊夫人宮詞》作者，以及前蜀文武百官，從成都起程，往洛陽朝聖，或者說是獻俘。迤逦而行，到四月方到達長安。這三個月間，成都和洛陽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後唐伐蜀的主帥是興聖太子李繼岌，為莊宗長子，但年輕而不經事，軍政大權則掌控在權相郭崇韬手中。前蜀既定，二人矛盾激化，太子誣郭欲謀反，莊宗妄信，命太子設局殺郭。此外，莊宗因猜忌又殺了另一功臣朱友謙，使在魏州擁有強大軍力的李嗣源不能自安其位，乃舉兵反叛，稱兵南指，到四月初莊宗敗亡，明宗即位。這一切雖然與王衍一行一點關系也沒有，但明宗新立，天下聳動，百廢待興，哪還有精力來處理王衍一行的事情？他想，幹脆下一道诏書，将王衍一行全部在長安處死算了。幸虧經手的宦官為人厚道，知道蜀廷百官都牽家帶口，那要殺多少，于是良心發現，改了诏書中的一個字，将王衍一行之“行”字改為“家”字，僅殺王衍及其家人。所殺有多少人呢？用《錦裡耆舊傳》卷六所載歐陽彬為王衍起行時上表，包括“母親并姨舅兄弟骨肉等”人，至少也應有幾十口，即在春明門外被殺。王仁裕詩雲“重過春明”，是他親見王衍一家被殺，此時則是重過故地，感傷後主一家之被殺，作此詩吊之。首句說天地昏暗，冤氣沉沉，接着寫自己之傷感。“齊女”二句，則用齊女魂斷、杜鵑啼血的兩個典故，寫負冤之深，同情王衍一家之無辜被殺。“霸圖傾覆”，是說自王建擁有全蜀、開創大漢王朝（習稱前蜀，國名是漢）的霸圖，兩世至王衍而覆亡。“寒骨飄零草亂侵”，則雲王衍被殺後僅草草蒿埋，以至骨肉飄零，此時僅能見到荒草蕪亂。王仁裕感慨，隋滅陳時，後主陳叔寶歸降入長安後，受到禮遇，得終天年，王衍舉蜀歸降，下場如此不幸，真為他感到不平。朱門即指春明門，流水當指繞城河水，借以訴說無盡的悲哀。
這首詩的發現，無論對王衍之死，以及王仁裕對故主之同情哀悼，都具重要文獻價值。詩也寫得感情強烈，是王仁裕存世詩中較重要的一首。至于其寫作時間，大約在天成元年（926）至清泰元年（934）之間，因王仁裕其間曾數度來往長安，且任職時間較長，因而難以确知。
第三首佚詩見元人駱天骧著《類編長安志》卷五：
杜光寺，在城南杜光村，俗呼為杜光寺。本唐義善寺，貞觀十九年建，蓋杜順禅師所生之地。順解《華嚴經》，著《法界觀》，居華嚴寺，證圓寂，大師坐化，肉身連環，靈骨葬樊川華嚴塔，至今呼樊川為華嚴川。長興中，王仁裕題詩曰：“上爾高僧更不疑，夢乘龍駕落沉輝。寒暄暈映琉璃殿，曉夜摧殘毳衲衣。金體幾生傳有漏，玉容三界自無非。莓苔滿院人稀到，松畔香台野鶴飛。”
基本可以确定此詩為王仁裕長興間（930-933）任王思同西京留守判官期間所作。其時為唐明宗在位的後期，是五代最為太平的一段時間，王仁裕公私多暇，因而得以尋訪城南名區。據日本寬永刊本《開元天寶遺事》卷首所存他的自序，稱其時還曾“詢求事實，采摭民言，開元天寶之中，影響如數百件，去凡削鄙，集異編奇，總成一卷，凡一百五十九條”，與此詩為同時作。杜順（557-640），是隋唐間名僧，一生以弘傳《華嚴經》為宗旨，著作以《華嚴法界觀門》《華嚴五界止觀》最有名。他于唐太宗貞觀十四年逝世于長安城南義善寺，五年後寺名改為杜光寺，寺内建其靈骨塔，俗稱華嚴塔。王仁裕尋訪華嚴塔而題詩，贊歎杜順得到皇帝重視，得證佛業。寫他入寺瞻禮時所見所感，雖然已不複往年之全盛，但寂靜荒涼中仍能感受到往年的禅機，詩也頗為豐滿，可見他之善于寫景抒情。
最後一首見于韓國所存《太平廣記詳節》卷一○引《玉堂閑話》：
晉石高祖父事戎王，禮分甚至。此則以羅纨玉帛、瑞錦明珠，竭中華之膏血以奉之；彼則以貂皮獸鞟、瘦馬疲牛為酬酢。庚子歲，遣使獻異獸十數頭，巨于貆而小于貉，兔頭狐尾，猱颡狖掌，其名耶孤兒。北方異類，華夏所無，其肉鮮肥，可登鼎俎。晉祖不忍炮燔，敕使寘于沙台院，穴而畜之，仍令山僧豢養。自後蕃衍，其數漸多，沙台為其穿穴，迨将半矣。都下往而觀之者，冠蓋相望。司封郎中王仁裕為其不祥之物，因著歌行一篇，題于沙台院西垣以志之。其歌曰：“北方有獸生寒碛，怪質奇形狀不得。如貆如貉不貆貉，狖指兔頭猴颡額。善拏攫，能跳擲，中華有眼未曾識。天驕貴族用充庖，鳳髓龍肝何所直。彼中君長重歡盟，藉手将通兩國情。方木匣身皮鎖項，萬裡迢迢歸帝城。黃龍殿前初放出，乍對天威争股栗。形軀無複望生全，相顧皆為機上物。懼鼎俎，畏犧牲，天子仁慈不忍烹。送在沙台深穴裡，永教閑處放生長。郊外野僧黯物情，朝晡豢養遵明聖。澤廣羅疏天地寬，從此不憂傷性命。同華夷，共胡越，粒食陶居何快活。雖感君王有密恩，言語不通無所說。鑿垣牆，寘陵阙，生子生孫更無歇。如是孳蕃歲月多，兼恐中原總為穴。耶孤兒，耶孤兒，語淺義深安得知。”愚嘗竊議之曰：“耶者，胡王也；兒者，晉主也。言耶孤兒，乃父辜其子也。”其後，戎王犯阙，劫晉主，據神州，四海百郡皆為犬戎之窟穴，耶孤兒先兆，可謂明矣。
《文學遺産》2002年第4期張國風文《韓國所藏〈太平廣記詳節〉的文獻價值》最早介紹此詩，但錄文稍有誤失，本文據韓國原本校錄。“永教閑處放生長”一句之“生長”二字，疑當作“長生”。中土所存《太平廣記》刻本，以談本最著名，另有明清鈔本、校本多種，稍有缺卷，上引一節則各本皆無。《太平廣記詳節》凡四十卷，為《太平廣記》之選本，此節适存，足補中土各本之缺。《玉堂閑話》即為王仁裕撰，原書凡自己親曆見聞之事，皆作第一人稱叙述。但《太平廣記》收入時，則多改為第三人稱。“司封郎中王仁裕為其不祥之物”一句，在《玉堂閑話》中當作“餘時為司封郎中，為其不祥之物”之類。“愚嘗竊議之”即改寫未盡者。
後唐明宗去世後，繼任者闵帝李從厚為人暗弱，帝位為明宗養子李從珂即唐末帝所奪。明宗婿石敬瑭擁有河東強藩，與末帝交惡後，乃引契丹為助，以割讓燕雲十六州之代價，使契丹助己，擊敗末帝，取而代之，世稱晉高祖，對契丹則稱兒皇帝。王仁裕初仕唐末帝而得信任，入晉後并不太得志。高祖在位近六年，與契丹保持相對平和之關系，互有贈饋，來往相望于途。庚子為天福五年（940），契丹贈晉異獸耶孤兒十多頭。耶孤兒形體介于貆與貉之間，從“其肉鮮肥”來說，可能是今内外蒙古一帶所出之動物，可能為狗獾、浣熊之類，非中原所有，在契丹主或僅是贈異獸以供晉主嘗鮮之行為，晉主則視為稀罕物，且為契丹主所贈，不敢造次，乃于皇家苑囿之沙台苑，令山僧豢養。五六年間，此獸繁殖迅速，蕃衍漸多，又善穴洞，成為京郊奇觀。
王仁裕感其事，作歌行以詠其事，其詩體則近乎新樂府。王仁裕存世詩歌以七律為多，此詩是惟一的歌行體作品。詩作于晉亡後，最大可能為寫于後漢間。除叙述此獸之體貌、習性，以及契丹與晉之間的饋贈來往外，王仁裕特别感慨此獸在中原生存發展能力之強，五六年間即孳育衆多。“同華夷，共胡越，粒食陶居何快活”。“鑿垣牆，寘陵阙，生子生孫更無歇。如是孳蕃歲月多，兼恐中原總為穴”。他沒有在此感受到胡越共存的欣慰，而是強烈地感到異族文化入侵中原的危機感，并将其與開運末晉與契丹從交惡到開戰，終至戎主率軍南侵，犯阙滅晉，幾乎要建立中原王朝。王仁裕從這段劇烈的變動中，認為耶孤兒雖是異類，但足為契丹滅晉之先兆，且特别提醒中原士女對此要有強烈的危機感。
本詩的可貴之處，不僅讓我們看到王仁裕詩作的另一面，也看到以沙陀族為主體建立的後唐、後晉王朝，此時已經俨然以中原王朝漢文化中心自居，且對契丹之入侵中原，抱有強烈的敵視态度。到宋初，此風越演越烈，在區分夷夏、強調正統的口号下，開創宋文化的中華本位立場，而北魏至隋唐以來的胡姓各族，皆一律成為華夏之正宗。導源宋初而後世漸盛的楊家将故事中，佘（即折）、穆、呼延諸胡姓，以及長期與胡人通婚，且在北漢與契丹長期合作的楊家，都在民族戰場上成為漢族的民族英雄。胡風之漸，中原之變，王仁裕在這段叙事及詠耶孤兒的長詩中，不自覺地加以宣洩，恰表達了曆史的某些獨特觀察。
（作者單位：複旦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