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渝至滬：六版面面觀
從1942到1950年間，《經典常談》在國民圖書出版社和文光書店共出了六版，這樣的重印速度，也從側面反映出它的成功。
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創設的以發行國民黨書刊為主的出版社，1940年成立，亦出版文藝和學術書籍，沈從文的《雲南看雲集》、羅常培的《北平俗曲百種摘韻》也是在這裡出版的。戰時出版不易，《經典常談》雖脫胎于楊振聲主持的教科書計劃，但它并不屬于教育部的國定教科書或國立編譯館的文化讀物，在物資匮乏的後方，作為作者的朱自清其實沒有太多的選擇。國民圖書出版社版《經典常談》标為1942年8月出版，朱自清日記記錄1943年5月20日取到樣書和稿費，因而實際出版時間可能比版權頁所印年月稍晚一些。全書172頁，32開本，系用粗劣的土紙印刷，字迹多有重疊漫漶，中間還偶有破洞，明顯帶有戰時出版物的特點。
圖1國民圖書出版社版《經典常談》國民圖書版《經典常談》隻印了一版，未标注印數，今日已無從知曉其影響力。初版面世兩年後，由于“簽訂重版《經典常談》合同之公司撤銷了合同”（朱自清日記，1945年3月29日），朱自清将書取出重印。此時文光書店發行所經理汪允安希望得到《經典常談》的版權，因而葉聖陶寫信與朱自清商量（參葉聖陶日記，1945年4月11日）。1945年8月24日，朱自清“校正《經典常談》”；次年4月15日和26日，朱自清日記出現了“文光書店”“文光”字樣，可能就是關于重印之事。1946年5月，文光書店推出了渝初版《經典常談》，印數為2000冊。
文光書店1943年由邵荃麟、趙曉恩等籌設于桂林，是文化供應社的二線機構，發行人為陸夢生，1944年桂林撤退時遷到重慶。文光版《經典常談》仍為32開，173頁，紙張與印刷質量都比國民圖書版好得多。抗戰勝利後，文光書店遷滬，與新群出版社、萬葉書店等五家書店聯合成立利群書報聯合發行所，租借地處市中心的河南中路328号三樓為辦公處，進行書刊的批售發行業務。遷滬之後，文光書店又先後發行了4版《經典常談》，即1946年9月滬二版，印數3500冊；1947年10月滬三版，印數5500冊；1949年1月滬四版，印數6500冊；1950年1月滬五版，印數6500冊。從渝初版到滬五版，文光書店的五版内容和封面都相同。雖然1945年8月作者曾再次校正，但比較國民圖書版和文光版《經典常談》，除去封面上“朱自清編”易為“朱自清著”外，内容上的改易并不大，隻是文光版《序》的末句“還得謝謝董庶先生，他給我鈔了全份清稿，讓排印時不緻有太多的錯字”為初版本所無，系文光版新增。其他的變動，隻是個别字句的調整。
一般而言，圖書的印數是累計數，自滬二版起，印量的起數不該是1，而應是2001。但據筆者調查，文光書店出版書籍的印數标注很不統一，結合當時同類書籍印數情況，雖然滬五版和滬四版印數相同，然一次開印6500本不合常理，即應是五版累加計數，滬五版的标注可能有誤。五版累計6500本也是一個不算低的印數，版次之密和印數之多，都說明《經典常談》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行銷之廣。
圖2文光書店渝初版《經典常談》
圖3《申報》1946年11月中獎印花“率”
二《申報》廣告中的《經典常談》
文光書店的滬三版至滬五版，定價均作國币六元，但這并無實際意義。早在滬二版上市之後，報紙廣告上說明的售價就已是1800元（《申報》1946年11月25日第8版）——這是戰後物價飛漲的結果。不過，雖然書籍并非生活必需品，然在1946年，《經典常談》作為《申報》活動的獎品，和衣食日用等物一起走入市民生活。
自1946年7月開始，《申報》聯合上海各大商号連續六個月舉行聯合大贈送活動，每日在報上刊載一枚印花，月末揭曉中選日期，市民持該日印花即可領取贈品。為了獲得贈品，“各地讀者，訂閱本報者，更紛至沓來，應接不暇。本報銷路得以扶搖直上，突破曆年之紀錄”（《中選印花月底揭曉下月份起繼續贈送》，《申報》1946年7月25日第4版）。借此宣傳良機，各大廠商店号也紛紛參與活動，開列自家贈品的類目數量，登報展示。這樣一來可以借機廣告、擴大影響，二來可以減少庫存。在11月的大贈送活動中，利群書報社赫然在列。該社共列出書刊24種，其中就有《經典常談》十本（參《十一月份中選印花揭曉》，《申報》1946年12月2日第7版）。這24種書刊包括小學課本、兒童讀物、活頁歌曲、通俗小說、棋譜曲譜等等，都是普及性讀物。其中數量最多的是《活頁歌曲》合訂本167本，其次是《兒童周報》合訂本150本和《中國時局真相》150本。《經典常談》的入選，一方面說明其普及性質适合這種“全民狂歡”的商業活動，另一方面也說明此書的熱銷——出版社自然不願将暢銷書大量用作贈品出庫。
有趣的是，當年《申報》的贈送活動是分區進行的，南通、嘉興、常熟各分館将贈品分别領去發放，因而報上刊出了三地的《分館贈品一覽》供市民預備挑選（《本報為南通、嘉興、常熟分館分發十一月份贈品啟事》，《申報》1946年12月24日第9版）。于是，朱自清的《經典常談》就和旗袍料、領帶、跑鞋、茶葉、牙膏、毛巾、魚罐頭、香煙、枇杷膏等一起登報。三地的贈品大緻相同，内中都有《經典常談》一書。學術書籍與日用雜件一起飛入尋常百姓家，其實是對此書最好的褒獎。《經典常談》不是高文大冊的館閣之作，普及經典是朱自清最大的寫作目标。從上述情況看，這一目标無疑是達成了。
三葉聖陶的三篇書評
朱自清在成都寫《經典常談》時，葉聖陶曾在朱家見到他的寫作（參葉聖陶日記，1940年11月20日）。圖書出版後，朱自清1943年5月拿到樣書，分贈諸友，葉聖陶以“此書為古籍之導言，淺明精要，宜于中學生閱讀”（葉聖陶日記，1943年6月2日），用本名和筆名“朱遜”在一星期内（1943年6月2日至8日）連寫兩篇介紹文章大力推介，在秋季學期前分别刊發于著名的教育雜志《中學生》和面向國文教師的《國文雜志》。二文均視此書為了解中國文化入門的第一步，大有将《經典常談》列為師生必讀書之意。并且，葉聖陶在與開明書店編輯王伯祥通信時，表示要将這本書拆散分次寄往上海：“附佩弦之《經典常談》三十面，以後次第分寄之。”（葉聖陶日記，1943年6月26日）不過，這封編号為“蜀滬103”的信在戰時的路途中延宕了七十多天，9月7日方才寄達，而後續信件陸續先到，王伯祥至此才知“曆次所寄《經典常談》為佩弦之作也”（王伯祥日記，1943年9月7日）。
葉聖陶的推薦是成功的。《經典常談》的熱銷，自有葉聖陶的功勞。文光版上市之後，再次出現了多篇新書介紹和書評文章（如，毓《新書介紹：〈經典常談〉》，《圖書季刊》1946年新7卷第3-4期；孫《新書介紹：〈經典常談〉》，《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1947年複刊第1号；沈文倬《〈經典常談〉》，《申報》1947年4月3日第9版），也可從側面證實此書受歡迎的程度。
1959年，中華書局曾計劃重印《經典常談》，拟請葉聖陶為之寫序。葉聖陶同意重印此作，“删去不适當之語句，并使上下文仍複連貫”，然以“我之知識并不超乎高中學生”為由，回信“作序之事，非我所宜”（葉聖陶《緻金燦然》，1959年8月19日），婉言謝絕，這次計劃的重印也未實行。直到1980年，三聯書店重印《經典常談》，再次邀請葉老作序。葉聖陶這次沒有拒絕，回想二人寓居成都時的情景，追懷“字裡行間的他那種嚼飯哺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寫下《重印〈經典常談〉序》（1980年4月）。從1943年到1980年，葉聖陶時隔三十七年再度為此書撰文，隔空憶念舊友往昔，不由得慨歎“三十多年過去了，這樣‘理想中的讀本’還非常之少”。這一方面透出二人不滅的情誼，另一方面，也正說明了《經典常談》是一部不褪色的經典。
四作為“讀書指導”的《經典常談》
《經典常談》一書，旨在供中等以上教育程度的學生接觸經典，是一本“一般的讀物”（朱自清《經典常談·序》），而非高深的學術論著。其中《文第十三》一篇，即朱自清1939年4月16日至5月2日所寫的“有關中國散文的文章”，曾以《中國散文的發展》為題，刊載于1939年第10期至11期的《中學生》雜志，其馀12篇未曾單獨刊出。“詩”與“文”是朱自清本色當行，按吳小如的說法，這兩部分“抵得上一部清晰精到的文學史”。詩文之外的部分，在更大意義上還是普及文化和教學指導。自該書問世起，不論是朱自清本人還是他的朋友同事，都将此書作為給學生“讀書指導”時的重要參考。
王季思就讀于西南聯大時，浦江清曾教育他“精讀原著，一字不放過，真得作者意旨，然後聯系前人有關論著，融會貫通，而出以平易之筆，使讀者時有會心，樂于信從”，并介紹他閱讀聞一多的《詩經新義》和朱自清的《經典常談》的感受（參王季思《讀〈浦江清日記〉追記》）。
白化文則記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俞平伯的一次嚴厲“指導”：我還為班上的事，到朝陽門内老君堂79号（1919～1979年，俞府居此60年）晉谒，并想看看老師的書房與藏書。不料，叫我進去呆着的那間房子裡隻有幾件桌椅，一本書都沒有。老師進來，劈頭就問何事，我問，“論唐詩”這份作業怎麼做。他隻簡單地說了一句：“看《經典常談》！”我狼狽逃竄。從此，一則知道了“登堂入室”應該是熬資格的，不可“觊觎”，有非分之想。此後，我到任何老師府上，都避免直闖書房。二則知道了《經典常談》一書的重要性，至今經常閱讀。（《負笈北京大學》）
浦江清與俞平伯均為朱自清摯友。雖在後輩的記述中，他們一為娓娓而談，一為率直之語，但對學生讀書指導的建議，都是閱讀《經典常談》。從這樣的指導，也可看出朱自清這部小書不僅适用于中學生群體，在大學中文系裡也同樣通行。朱自清在書中說“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結合戰時語境理解此言，更能領會作者對文化傳承的苦心。曾就讀于西南聯大的季鎮淮在晚年談讀書時，回憶四十年代的求學時光，也坦言“直到讀了朱先生的《經典常談》，我才明白我上大學和研究院讀古書和文字學的意義”（季鎮淮《從〈經典常談〉談開去——與吳伯衡話讀書》）。
對于《經典常談》的意義，朱自清本人也不諱言。在昆明時，他曾将新出版的《經典常談》送給學生（參彭允中《黎明前後：憶西南聯大及其他》）；1948年7月23日，病中的朱自清寫信給畢業生南克敬，答複他關于“怎樣教學生學習國文”時，推薦的書目也包括自己的《經典常談》，并特别标明是“文光”版。而此時距離朱自清離世，僅有二十天。
朱自清逝世後，1948年8月30日，全國“文協”和清華同學會聯合舉行了朱自清先生追悼會，文協送了一副對聯：言行唯經典常談，師表真堪垂後世；文章則雅俗共賞，才名自合冠群倫。
聯中雙關朱自清的《經典常談》與《論雅俗共賞》，在道出先生“立德”與“立言”之功的同時，亦可見出《經典常談》一書的巨大影響力。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