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原因：重文政策
宋代立國之初，即确立了以文立國、以文治國的基本國策。所謂“興文教，抑武事”（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1992，394頁），崇尚文治。終宋之世，未改初衷。歐陽修于嘉祐五年（1060）在其《免進五代史狀》中稱宋代為“文治之朝”（《歐陽修全集》，中華書局，2001，1706頁）。這是宋代出版業發達的根本原因。宋代諸帝以天子之威，躬親示範，在訪書、征書、購書、藏書、著書、雕書（印書）、讀書方面不遺馀力，将之作為實行文治的主要方略。宋太宗倡言：“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苟無書籍，何以取法？”（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1992，571頁）“國家宣明憲度，恢張政治，敦崇儒術，啟迪化源，國典朝章，鹹從振舉，遺編墜簡，當務詢求，眷言經濟，無以加此。”（程俱《麟台故事校證》，中華書局，2000，254頁）太平興國中，史稱“是時方興文學，修三館，建秘閣，購文籍”（司馬光《涑水記聞》，中華書局，1989，141頁）。可見，宋代出版業的發達，首先就是宋代重文政策的必然結果。
南宋藏書家許棐從普通讀書人的視角指出：“天子興太平，以詩書化天下。”（《獻醜集》卷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二○冊，齊魯書社，1997，216頁）
宋代的出版政策，總體上同其“文治”政策是完全一緻的。因而宋代出版政策較之前代，也是較為寬容與自由的。宋代對出版業的政治管治，也主要限于以下幾類：一為時事政治，二為邊事，三為國家政治内幕，四為僞書，五為黨争中人之書籍。前三類主要是指不利于宋代對于遼夏金關系的書籍，其情完全可以理解。總體而言，宋代書籍出版審查、管理、懲治的政治環境是較為寬松的，而其實際管治效果的寬松則又使這種寬松變得更甚。這也是宋代出版發展與繁榮的重要原因。
二制度原因：文官制度
宋代建立了一整套文官制度，建立了一支龐大的以文士為主要官員與職員的官僚隊伍，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文人官僚體系。著書、購書、藏書、讀書、雕書、印書、交流書……凡此種種，正是文人雅士最基本的學習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工作方式。宋代龐大的文人官員隊伍，不僅從政治制度上，而且從作者、出版者、傳播者、讀者諸方面，為宋代出版業造就了一支具有等量效應的國家出版團隊。換言之，宋代的文官體系，不僅是宋代最大的作者隊伍，而且也是宋代最大的讀者隊伍。從政府出版的角度考察，這一隊伍又是宋代政府出版人力資源（智力資源）的主體。例如，宋代編纂并出版的舉世聞名的四大類書（即《太平廣記》《太平禦覽》《文苑英華》《冊府元龜》），所有參與編纂的人員，無一不是文人官員。又例如，宋代的著名作者，如王安石、司馬光、蘇轼、朱熹、洪邁……無一不是文人官員。以宋代一國之官員隊伍作為其書籍出版的人力資源（智力資源）庫，豈有書籍出版不發達之理乎！南宋地方官往往把校雠及出版圖書作為美好政績。王明清記載：“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傳錄，仕宦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揮麈錄》，中華書局，1964，10頁）。陸遊也講：“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闆。”（《陸遊集》，中華書局，1976，2232頁）。
宋代對文人的重用，備受時人贊頌，似乎尤以仁宗時為甚。一代文豪蘇東坡在其《張文定公墓志銘》中難抑由衷之心，稱頌道：“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緻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為多士者，以其大也。……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蘇轼文集》，中華書局，1986，444頁）此文記載了張方平的一生。此公為仁宗時所取進士，一生擔任過的官職中與出版業有關的先後有校書郎、著作佐郎、直集賢院、修起居注、史館修撰、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時，修乾興至慶曆日曆，使之粲然複完。仁宗時，修宗正寺玉牒，補綴失亡，為書數百卷。著有《刍荛論》五十篇、《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仁宗樂書》一卷。
文官制度促成了出版政治制度及文化制度的制度化，并使得出版制度與國家制度一體化。國家政治及文化與書籍出版媒介實現了制度化聯姻。文官制度也必然成為書籍出版制度、體制及機制的制度保障。文官制度與書籍出版之間深刻而豐富的文化内涵影響深遠。
三教育原因：科舉制度
宋代擴大、創新并完善了科舉制度。宋太祖積極倡導并推行科舉改革的平等理念，以使“文治”政策推廣到社會各個層面。開寶八年（975）二月，太祖在殿試中指出：“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緻塞孤寒之路，甚無謂也。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疇者之弊矣。”（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1992，336頁）這一科舉理念不啻為科舉史上的一次觀念革命，它不僅使科舉擴大到了宋代社會的一切層面，打破了世家壟斷的科舉傳統，為天下所有讀書人平等地參與科舉敞開了大門，而且同時也為書籍出版培養了政策層面上最大的潛在讀者群體。
太祖選拔儒臣的主要政策與辦法就是實行科舉考試制度。宋代的科舉制度主要有三大特色：一是擴招，即擴大招收名額。二是平等考試，即不分貧富貴賤，不論社會階層，除罪犯等極特殊情況外，人人皆可報考，考試面前人人平等。三是皇帝親自主持殿試，将皇權政治與選人政治合二為一。例如，開寶六年（973）三月，太祖親自主持殿試，及第者137人。太平興國二年（977）正月，太宗繼位之初即錄取進士等507人，史稱“寵章殊異，曆代所未有也”（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1992，394頁）。太平興國五年（980）閏三月，太宗錄取進士等652人。淳化三年（992）三月，太宗錄取進士等1317人。太宗興奮地講：“今歲登第者，又千馀人，皆朕所選擇。”對于此次禦試，太宗對宰相說：“天下至廣，藉群材共治之。”（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1992，735頁）
據龔延明、祖慧《宋登科記考》，宋代舉行過118榜科舉考試，登科者約有十萬馀人，該書共搜集到四萬馀人（參《宋登科記考》之《叙例》,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登科人數散見于《宋會要》《續資治通鑒長編》《宋史》《宋史全文》《十朝綱要》《綱目備要》《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文獻通考》等史料書中。
《文昌雜錄》記載，饒州童子朱天錫十一歲中進士。同年，天錫再從兄朱天甲以十二歲中進士（參龐元英《文昌雜錄》，《全宋筆記》第二編之四，大象出版社，2006，170、176頁）。《續墨客揮犀》記載，梁灏八十二歲狀元及第（彭乘《續墨客揮犀》，中華書局，2002，444頁）。
可見宋人對科舉的毅力，亦可見宋代科舉制度對宋人的影響力之大。
宋代通過科舉考試不僅錄取了大批人才，尤為重要的是在全國樹立了學習與閱讀的普遍理念，成為直接推動出版業發展的社會文化動力。
科舉制度确立了宋代讀書人的基本學習範式，造就了他們基本相同的學習觀、人生觀與價值觀。在此同一學習範式及人生觀與價值觀的主導下，宋代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讀書人世界。這個世界是宋代科舉學習類書籍生産與銷售的“天堂”，當然也是其他書籍生産與銷售的巨大市場——公共空間。中舉入仕者盡管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它并不排除這個“世界”的總量對于書籍需求的價值與意義。而且，中舉入仕者一旦成為上述文官體系中的一員，則又以文官體系的因子顯示出其對書籍出版的價值與意義。
在科舉核心價值的帶動下，宋代的整體教育及平民教育也獲得了全面的發展。專家研究指出，宋代地方學校教育“在世界社會教育史上放一異彩，而對于近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滲透平民階層，貢獻最大”，“宋代興學，奠定了中國文化近千年來廣大和深厚的基礎”（劉子健《略論宋代地方官學和私學的消長》，《宋史研究集》第4輯，台北“國立編譯館”，1970，201、189頁）。
宋代書籍出版與教育發達是互為因果的關系。書籍出版促進了教育發展，教育發展也促進了書籍出版，從而導緻了書籍出版與教育的共同發展與繁榮。教育發展直接促進了教科書、教輔書的出版。同時，教育發展為書籍出版培養了一個持續的巨大的社會性閱讀階層與書籍消費群體。如此龐大的宋代教育規模，其教師與學生必定需要大量的教學書籍以及相關書籍。同時，所有上過學的學生累積起來作為一個具有閱讀能力的社會群體，其對書籍的現實需求與潛在需求也必是一個巨大的數字！科舉教育的現實功利性是教育發展的核心驅動力。更為重要者，是教育的發展在宋代社會普遍樹立了重視教育與閱讀的社會公共觀念，而這一觀念是書籍出版的教育主因。
宋代平民教育促成了書籍出版結構的全面性，即書籍内容、種類的通俗化、平民化，開發出版平民化書籍，按照不同社會階層、不同人生階段策劃出版書籍，從而全面開拓了書籍出版的社會空間，使得書籍成為一種具有大衆媒介屬性的社會化的文化傳播媒介，因而對書籍生産的推動與促進是社會性的，其影響也是深遠的。
四科技原因：雕版印刷術
李約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指出：“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考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焦點就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科學出版社，1975，287頁）宋代在印刷術、指南針、火藥、數學、天文、醫學、藥物學、化學、建築學、造船等多方面均取得了顯著的科技成就。
宋代的科技進步不僅表現在諸多具體的科技創造及其應用上，而且更主要地體現在宋代知識分子對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科學研究意識上。正如西方的科技發展曾賴于對上帝信仰的論證過程上，大概宋代的科學研究意識主要基于宋代知識分子對一切之“理”的探尋上。宋代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包括應用科技領域的科技勞動者，甚至諸手工業生産領域中的技術工人，似乎普遍形成了一種共同的科學研究、技術應用乃至技術商品化的共性意識、思維與精神空間。例如偉大的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者布衣畢昇，就是以一個普通手工業生産技術工人的社會身份被沈括記錄下來的。
雕版印刷術作為人類媒介技術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一種在宋代得到了普及并形成了一種完善而成型的手工業生産技術，一種在宋代以前技術的基礎之上的創新發明——絕非偶然，而是宋代科學技術全面進步的必然結晶。例如印刷術，如果沒有造紙技術、制墨技術等相關技術的配合，就将無以施展其水平。實際上，印刷術應被理解為一種綜合技術，即包含了造紙術、制墨術以及雕刻技術等相關技術在内的一個技術體系。細析之，如制墨術，則又必然涉及到化學技術及燒造技術等。
宋代的科技成就中，印刷術顯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
美國學者亨利·查爾斯·李亞指出：“印刷術的發明使隻受過一丁點教育的人，都可以讀懂神聖的經典，供其求知和解說，使思想家和革新家能夠吸引讀者，把自己的思想傳播到遙遠的地區。”（[美]亨利·查爾斯·李亞《基督教中聖職人員的獨身史》第二卷，倫敦，1907，31頁；見[加]伊尼斯著、何道寬譯《帝國與傳播》，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81頁）宋代正是此一意義上人類曆史上這一知識普遍得以傳播時代的開創者和實現者。
五生産原因：手工業生産發達
書籍出版屬于手工業經濟部門。書籍出版手工業是宋代書籍生産的主要生産方式。
宋代的手工業生産比前代有了新的進步。手工業作坊種類繁多，其規模和内部分工的細密均超過了前代。生産技術顯著進步，手工業産品的種類和數量也大為增加。在宋代手工業生産普遍進步的基礎上，宋代形成了一門具有社會普遍價值的新型手工業生産領域——雕版印刷業，而與之密切相關的造紙、制墨、雕镂等手工業也獲得了新的發展。雖然雕版印刷業大緻在隋末唐初已經産生，但是真正形成為一種社會性的手工業門類，應該還是在宋代。例如北宋時期東京繁華的大相國寺，傳世名畫《清明上河圖》上鱗次栉比的手工業作坊陣營中，即有雕版印刷手工業的身影。宋代手工業的發達為雕版印刷這一新興的手工業提供了一般的産業生成背景與基礎，而雕版印刷這一新興的手工業門類也成為宋代手工業經濟中書籍生産——文化生産的主要生産部門。
六市場原因：城市繁榮
宋代書籍出版業的生産要素有：作者、寫作、文章與書稿、編輯、資料收集者，紙、墨、筆、硯、棕刷、雕刀等生産材料及工具，木工、雕工、印刷工、裝幀工，資金、房地産、設備，出版人力資源及銷售人員，以及生産成本及經濟核算人員，出版風險責任等所有方面。
宋代城市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誠如姜錫東先生所言：“在中國曆史上，宋代的大城市比以前任何一個朝代都毫不遜色。而中小城鎮之多且發達，是前所未有的。”（《宋代商人和商業資本》，中華書局，2002，283頁）兩宋都城開封、臨安全盛時都是人口逾百萬的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城市。蘇州、成都、鄂州、泉州，人口數量超過了40萬至50萬的水平線。洛陽、大名、江甯、潭州、福州、廣州，居民數當在10萬以上。兩宋崛起的城市群，宛如“璀璨群星”，領先于當時世界。大都市之外，宋代還形成了大量的城鎮中心。據研究，人口在1萬至10萬之間的城市，北宋不會少于100個。人口在1萬以下的城鎮，總數大約3000個。縣以上城市總量至少在1150個以上（參李春棠《坊牆倒塌以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4-7頁）。州府主客戶總數超過10萬者共有49個，若每戶以一般标準五口人計，則這49個州府的人口總數都在50萬以上。到宋神宗時，全國城鎮戶口已占總人口的12%以上。
宋代在一些區域經濟中心形成了幾個重要的都市。如黃河下遊的開封府、關中地區的京兆府、四川平原的成都府、珠江流域的廣州地區，以及東南江浙地區的江甯（建康）府、蘇州（平江府）、杭州（臨安府）等，成為全國都市人口最為密集的區域。
宋代的城市（鎮）都是全國及地方上的商業中心，其商業功能十分顯著。宋代的商業行業也由唐代的一百七十行增加到南宋時的四百多行。宋代城市的繁榮意味着宋代已經形成了一個市民階層——市民社會。這一市民階層存在着巨大的物質消費與文化消費的潛力與空間。與之相應，形成了宋代的市民生活方式、市民消費方式與市民文化。貨币功能與商業金融在宋代城市的存在與繁榮中成為最活躍的因素。宋代城市的繁榮不僅為書籍生産提供了城市空間，從而使書籍生産中心賴以形成；而且也為書籍消費提供了城市人口集合意義上的需求總量。同時，城市還為宋代書籍的銷售與傳播提供了空間交通上的中心地位，以及文化傳播上的中心地位。這也正是宋代書籍生産與銷售中心主要集中于汴京、臨安、成都、眉山、建陽等城市（鎮）的原因所在。其實，宋代城市之繁榮所賦予書籍生産乃至文化生産的意義與價值遠非如此直觀、單純，而是更綜合、更豐富、更巨大。
此外，宋代文人生活方式、學術氛圍、閱讀風氣也都對出版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書籍是其時文人生活方式的最佳媒介。文人生活方式之書籍中心化，集中體現了書籍的文化價值。書籍不獨成為文人的生命價值與生活價值中的核心價值，成為文人“斯文”的符号象征，而且更成為文人謀求并實現其政治價值、權力價值及政治理想的媒介。
宋代繁榮的學術促進了宋代書籍的生産，特别是書籍意義的生産；反之，宋代生産的書籍也促進了宋代學術的繁榮景象。宋代形成了全國性的閱讀空間與閱讀風氣，社會閱讀率普遍高于前代，這與宋代書籍的生産與消費是成正比關系的。
上述原因共同作用，從而促進了宋代書籍生産、銷售與消費的立體式繁榮，形成了宋代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構中一道燦爛的文化景觀。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