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出版活動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具有鮮明的複合性和跨維度特征，既是文化成果的聚合體和傳播載體，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創造性文化子系統。從馮天瑜提出的物态、制度、行為和心态四個文化基本結構層觀點看，出版文化直接連接起物态和心态文化層，它的物質生産對象是文化系統内部系統化、符号化的知識與信息，具體産品是承載中國文明信息的書籍及相關出版物。在漫長的中國古代出版史演進過程中，中國出版文明在中國文明大家族中得以形成并不斷完善。
一出版文明奠定于唐宋時期的多元科技成果粹集
從魏晉南北朝到北宋期間，得益于南北經濟文化大交流，科學、藝術和各種手工業生産工藝迅速繁榮，奠定了中國出版文明最為核心的因素——雕版、活字印刷術發明的相關工藝技術基礎，出版文明要素在宋代基本成型。
從承印物範疇看，造紙術材料主要來自蓖麻、樹皮等植物纖維，造紙技術首先涉及這些原料的植物性狀知識。植物原料加工時涉及配料比例、溫度控制、搗制方法、上色技巧、壓型技術、香料或合成劑添加等内容，則需要熟練掌握化學萃取工藝，借鑒紡織工藝中的印染技術和藥物學常識。從印墨角度看，制墨工藝流程從傳統制陶和制瓷工藝、石油采制技術（參沈括《夢溪筆談·石油》）、海鹽提取術，及煉丹術和制香工藝積累的化學知識中，可直接獲取易于操作的工藝經驗。從雕版印刷的文字刻寫角度看，其工藝經驗涉及前紙本書時代的簡牍書寫、青銅器銘文刻寫、石刻技術，竹木片、青銅器和石材刻寫文字的經驗積累以及文字風格直接被木闆刻字所借鑒；而作為刻字原型樣的文字書寫風格的形成，也得益于隋唐時期達至頂峰的書法藝術水平，書法藝術的整體高超為版刻技術提供了審美高度。與書法相關的制筆工藝、漢字演變知識及與文字空間布局和版式設計相關的繪畫修養，皆達至中古時期最高水平。從印刷術的前驅技術原型看，興起于漢魏時期的印章捺印方法、捶拓技術的金石文字複制原理，是通向雕版的木闆文字反刻技術的直接啟示，為雕版術的發明做了先行技術準備。雕版印刷術升級至活字印刷後，造泥、木和金屬活字技術的成型，建立在成熟的礦物、木工和金工技術基礎上，相關原材料的物理特性、削鑿塑型手段和操作方法直接運用于造字工藝；而大量活字的合理儲存和高效取用問題，更涉及到缜密深奧的數學原理，而我國兩漢南北朝時期的算學水平總體領先世界。漢代造紙工藝流程示意圖據北宋時期沈括所撰《夢溪筆談》中的科技信息記載，及英國學者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可知，以上所提科技原理及工藝實踐，最遲到北宋時期已經陸續進入成熟階段。中國出版文明形态的物質和工藝基礎，是北宋之前文化科技成果的有機聚合與曆史結晶。
二目錄學：分析性思維和邏輯精神的導向
中西方思維方式最明顯的區别是居于中國古代主流的直覺思維、體悟式思維與西方源自古希臘哲學的邏輯化、分析性思維的對立。直覺思維最主要的特征是跨越具體的邏輯推理過程，直接達到對事物本質的判斷，其整體性有時亦表現為突發和模糊的體悟式思維，廣泛滲透于中國古代書畫藝術創作、文史哲叙事甚至科技傳播之中。而在古代出版活動領域，基于出版活動獨立的曆史發展路徑，在以出版物編輯、複制和流通為三個主要環節的出版發展史中，衍生出中國古代如目錄之學、校雠之學和版本之學等獨有的知識門類，其中目錄學及校雠學的知識構架、思維方式，則表現出與主流思維不同的分析性和邏輯化思維傾向。劉向《别錄》(餘嘉錫1930年手抄本，清代顧觀光輯)分析性思維最主要的特征是将整體分解為部分，分門别類地研究問題，期間體現矛盾、對立、統一的辯證認知觀。由崇尚“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章學誠《文史通義》）的西漢劉向父子之《别錄》《七略》建立目錄學基礎開始，各代學者關于圖書分類和編撰體例的重視一以貫之，且皆重在知識門類的從屬層級和建立在知識版塊條分縷析基礎上的系統性。劉向父子每校一書，必寫一篇書錄，辨析此書之來龍去脈及關鍵知識節點。經王儉的《七志》、阮孝緒《七錄》、《隋書·經籍志》和北宋的《崇文總目》的不斷發展改進，到南宋時，史學家兼編輯大家鄭樵将知識分類進一步精準化，“類”下再分子目，為鄭樵所謂“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于是其《通志》别創《校雠略》，在《校雠略·編次必謹類例論》中強調“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将已有知識和圖書合理分類看作高水準學術研究的首要前提。章學誠因之稱贊鄭樵的《藝文略》為“特以部次條别，疏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而為之校雠”的典範（章學誠《校雠通義叙》）；現代學者餘嘉錫亦在其《目錄學發微》中認為《藝文略》“其每類之中，剖析流别，至為纖悉，實秩然有條理”。清代史學家王鳴盛更在《十七史商榷》中直接指出：“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目錄學對學術研究和知識學習者的重要性，最關鍵的因素當是由分析思維和邏輯傾向決定的知識清晰性。
傳統目錄學及相關的校雠學，實際上以圖書内容的分類和校雠為起點，以圖書收藏和知識利用為旨歸，以分析思維構架起一種知識邏輯圖，各級知識門類的劃分和排列呈現知識系統中各知識節點間的聯系路徑，而考叙辨剖文字即是知識的分類評析與比較。事實上，優秀的提要式目錄學著作在中國傳統學術中一直被當作完整的學術史看待，遠者如西漢的《七略》，近者如清代紀昀所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晚清大儒張之洞曾在其《軒語·語學》中提示讀書方法曰：“泛濫無歸，終身無得……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同時，他在名著《書目答問》中譜錄書目屬下，說明此類書為“讀一切經史子集之途徑”。餘嘉錫則在《目錄學發微》中指出：“則知凡目錄之書，實兼學術之史，賬簿式之書目，蓋所不取也。”因此，源出圖書編撰活動的中國古代目錄學及校雠學近于古代的學術批評史，其文化宗旨和價值遠遠高于功能限于賞鑒的古代“藏書之簿籍”和限于檢索的現代“圖書館之編目”，在直覺和體悟式思維占主導的傳統學術中，發展出基于知識嚴格分類和類目數量關系的可貴邏輯精神。
《士禮居黃氏叢書》影印本三私藏—編—刻（抄）書模式拓展士大夫日常生活的“第三空間”
在北宋雕版印刷術普及之前，古代中國士大夫階層的主流社會生活空間主要分屬兩大維度，即建立在官僚制度框架内的政治生活空間，及建立在宗族血緣基礎上的家族生活空間，幾乎沒有穩定意義上類于西方古典時代即存在的、體現人際交流和互動的“公共空間”。
從五代時期馮道主持官刻九經開始，雕版印刷術迅速進入圖書複制領域，使得起于南北朝的私人藏書風氣愈加濃厚。蘇轼曾在《李氏山房藏書記》一文中描述北宋印本書流行的盛況：“餘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于書,多且易緻如此。”私藏規模的擴展，又促成了私藏—編—刻（抄）書模式成為上層社會的文化風尚，借由士大夫群體的書籍翻刻（及代刻）、交流、鑒賞活動，逐漸形成一個客觀上能溝通聯絡知識人群體、帶有公共文化生活性質的“第三空間”。甯波天一閣藏書樓宋代私家藏書文化崛起于宋真宗時期，得益于崇尚學術的士風，其基本特征是私人藏書與圖書撰著、編校、抄刻、傳播密切融合。據學者曹之考證，兩宋有名可考的較大藏書家達184人，王沫、葉夢得、周密、陳振孫、趙宗綽等八人藏書四萬卷以上。與宮廷藏書相似，私家藏書同樣崇尚經史典籍，雖然藏書具體内容和私人喜好不盡相同，但嗜書如命、精于校勘成為民間藏書家的普遍行為特征。在嚴格館藏的同時，很多私藏家樂于以書會友，如北宋史家宋敏求有書過其手必校三五遍的美名，且不吝于外借善本給喜讀書者，在文人中擁有很高人望。袁同禮曾在《宋代私家藏書概略》中記述宋敏求與史學家劉恕的交往轶事：“敏求日具酒馔為主人禮，恕不受，獨閉門晝夜讀且抄，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宋代以私藏為基礎的私人刻書大興于南宋，多數精校精刻，如朱熹曾自刻過“四經”“四子”、《禮書》《近思錄》等，在書院教學和理學交流中影響巨大。号稱富藏十馀萬卷圖書和擁有華美藏書樓的葉夢得，亦熱衷于公共藏書事業。宋代私人藏書的初步發達，促成藏書家撰著目錄學、藏書理論著作開始形成新傳統，諸如鄭樵撰《校雠略》、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尤袤撰《遂初堂書目》和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等。士大夫私人藏書借助目錄學著作的編撰、刻印和傳播，使得“第三空間”的公共文化特征更趨突出，圖書編藏的公共知識成為士大夫作為一個知識共同體的精神紐帶。元代私家藏書文化基本延續宋代風格，且相對更為完善，藏書家數量更多。元代藏書文化的成熟，特别表現在藏書印廣泛使用且極具藝術性上，為士大夫文化公共空間抹上了一絲符号化的色彩。
明清的私家藏書文化延續宋元時代的基本特征，到了清代，其“第三空間”的功能更是被發揮到頂峰。據範鳳書《中國私家藏書概述》一文統計，古代有名可考的藏書家4715人中，明代有869人，清代達1970人。基于明代繁榮的私人藏書基礎和乾嘉考據之學對古文獻的巨量需求，使清代私家藏書更注重“藏以緻用”，藏書理念和風格更多元化，私家藏書的藏—編—刻模式發展愈加完善。清代江浙地區藏書家的私人藏書樓風格各異，成為私宅、官衙之外富有象征意義的士大夫文化交流場域，甯波範氏天一閣藏書樓甚至被皇家藏書樓作為直接範本。江南地區的藏書家普遍重版本、精校勘，藏書質量和數量天下聞名，如其中甯波天一閣主人範懋柱、杭州知不足齋主人鮑士恭、杭州開萬樓主人汪啟淑及揚州叢書樓主人馬裕等大藏書家，是為清廷《四庫全書》編撰工程獻書最多的四家。乾嘉時代蘇州一地的藏書樓主人，如士禮居的黃丕烈、水月亭的周錫瓒、五研樓的袁廷梼、小讀書堆的顧之逵，被稱為乾嘉四大藏書家，與大學者王鳴盛、錢大昕和段玉裁等交往密切，皆精于校勘、善寫書目題跋，并以大量刊刻書籍與傳播廣泛而聞名。
明清藏書家中刻書量和影響力較大者如範欽、毛晉、黃丕烈等，典型地體現了私藏—編—刻書模式對公共文化空間構建的凝聚作用。明代範欽刻印過《天一閣集》《範氏奇書二十一種》《天一閣帖八種》等書；明末清初毛晉刻印過《唐人選唐詩八種》《明僧弘秀集》及《十三經注疏》等六百多種書籍；清代黃丕烈刻印的《士禮居叢書》二十一種影刻宋版的古書，與原本絲毫不差。三家刻書基本是善本的代稱，以其士大夫階層的雅文化品位對圖書出版樹立了一個客觀的文化标準。除自家新刻和翻刻宋版書外，他們還以自身豐厚的經驗和刻印技術為其他學者大量代刻圖書，實際發揮着古代知識共同體公共媒介的作用。如此，士大夫階層主導的私人出版活動，為自身在日常政治生活、宗族生活空間之外，構築了一個圍繞圖書編著、生産、收藏且以閱讀、鑒賞、思想聯絡為内容的精神生活空間，其豐富的内涵和巨大的包容性對傳統士大夫精神的塑造具有重要價值。
出版文明是古代中國文明的要素之一，古代出版活動承載着中國古代文明傳續、知識增殖整合和凝聚士大夫精神共同體的曆史使命，具有突出的原生性、整合性、創造性和開放性特質。由此，大傳播視域下的古代出版文化和出版曆史研究，在傳統的版本考證、編年叙事和行業觀察之外，勢必要密切融入中國文社會文化的整體變遷史和知識傳播史研究，方能真正廓清古代出版活動的豐富内涵和曆史經驗。
（作者單位：北京印刷學院新聞出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