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田園詩人”“隐逸詩人之宗”，陶淵明在生前和謝世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内，文學成就并沒有得到足夠的認識。直到梁昭明太子為其編纂文集并撰序、作傳，才逐漸進入主流文學的視野。到了宋代，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經典地位才真正建立起來。宋儒推崇陶淵明的氣節，建立其人格典範的意義，特别是蘇轼的鼓吹與模拟，揭開了文學史上模拟、追和陶詩的帷幕。蘇轍就曾在《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引蘇轼信中言：“古之詩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于東坡。”(曾棗莊、馬德富校點，蘇轍著，《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402頁）蘇轼和陶詩共有一百零九首（參金甫暻《蘇轼“和陶詩”考論》，複旦大學出版社，2013；王永波《蘇轼〈和陶詩〉版本考述》，《銅仁學院學報》2016年第2期），包括《和飲酒二十首》《和歸園田居六首》《和止酒》《和還舊居》《和連雨獨飲》等。他的和陶詩一經出現，便引起了當時詩壇的廣泛關注，不僅其弟蘇轍有繼和，蘇門學士們也各有繼和之作，如晁補之、張耒和《飲酒》，秦觀、晁補之、張耒和《歸去來兮辭》等。這種風氣逐漸擴大至整個宋代詩壇。據袁行霈先生考證，宋代繼續追和陶詩者有陳與義、李綱、吳芾、王質、陳造、陳起、朱熹、趙蕃、張栻、釋覺範、張镃、劉黻、嶽舒祥等人。以追和陶淵明的《飲酒》二十首為例，宋代陳造《江湖長翁集》有《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元代方回有《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桐江續集》卷五），安熙有《和淵明飲酒》（《默庵集》卷一）；明代魏學伊有《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茅檐集》卷二），祝允明有《和陶飲酒詩》（《懷星堂集》卷三）；清代鄭珍有《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并序》（《巢經巢詩集》）（以上均參袁行霈《論和陶詩及其文化意蘊》，《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可謂代不乏人。“和陶詩”在中國文學史上成為獨特的文類，與蘇轼的大力創作有很大的關系，在宋代甚至還出現了多部注釋研究蘇轼《和陶詩》的著作，如傅共的《東坡和陶詩解》、蔡夢弼的《東坡和陶詩集注》以及蔡正孫的《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參卞東波《〈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與蘇轼和陶詩宋代的注本》，《複旦學報》2015年第3期）。這都顯示了“和陶詩”在中國文學文化史上的魅力。
而陶淵明高岸峻潔的人格、清新樸素的詩風，不僅成為一個“文學符号”，沾溉了中國一代又一代的詩人，也給同處于漢文化圈的東鄰日本以深遠的影響。長期以來，中日兩國間的詩人、學者代有學習，彼此唱和，自16世紀之後，在日本的漢詩詩壇上，更是逐漸形成了一個和陶詩的創作高潮，如人見壹（1599-1670）、梁川孟緯（1789-1858）、林鵝峰（1618-1680）、本田種竹（1862—1907）、釋月性（18171858）、源光囹（1628-1700）、林鳳岡（1644-1732）、元政（1623-1668）等儒者、詩人均有模拟追和之作（參李寅生《日本和陶詩簡論》，《江西社會科學》003年第1期）。而在這波和陶的風潮中，卻有一個名字向為人們所忽略，他就是活躍于日本明治、大正時期的著名儒學家藤澤南嶽（1842-1920）。
二藤澤南嶽與泊園學派
藤澤南嶽，名恒，字君成，号南嶽，别号醒狂子、七香齋、香翁、九九山人等。天保十三年（1842）九月九日生于贊岐國（今香川縣）大川郡引田村母氏家，為高松藩儒者藤澤東畡長子，并随其在大阪長大。其父殁後，主持泊園書院教職，卒于大正九年（1920），享年七十九歲。著有《修身新語》《論語彙纂》《增補蘇批孟子》《大學講義》《中庸講義》《周易輯疏》《日本通史》《日本袖史》《七輯》《七香齋文隽》《探珠樂事》《探奇小錄》《訓蒙絕句》等書（參〔日〕藤澤黃坡《南嶽先生行狀》，載〔日〕吾妻重二編著《泊園書院曆史資料集——泊園書院資料集成一》，關西大學出版部，平成二十二年〔2010〕。按：本文所引有關文獻均出此書，恕不一一注明）。
南嶽之父藤澤東畡名甫，字符發，又稱昌藏，号泊園，寬政六年（1794）生于香川郡安原村，自幼好學，曾從儒者中山城先生受徂徕學。二十五歲曾遊學長崎三年，學習唐音。學成後于文政七年（1824）辭别故鄉，赴大阪平野町、天王寺等地假寓開講授課，後定居淡路町五丁目開墅，是為泊園書院之開始（參〔日〕石濱純太郎《藤澤東畡》）。從學統上言，泊園書院直紹荻生徂徕、菅甘谷、藤川東園、中山城山的徂徕學派一脈而下，為江戶末期大阪地區最大規模的漢學私塾，且持續時間十分長久，其山長由藤澤家人世襲，繼第一代藤澤東畡、第二代藤澤南嶽後，繼由南嶽長子藤澤黃鹄（1874-1924）、次子藤澤黃坡（1876-1949）出任，遂有“三代四儒”之稱（藤澤黃坡之後，泊園學統由石濱純太郎、大庭脩等學者維系）。東畡殁後，藤澤南嶽繼承衣缽，被列為高松藩儒員。明治元年（1868），有幕末維新之役，時藩論發生“尊王”“佐幕”兩派之争，南嶽被召入高松藩任參謀之職，曉以利害，笃志勤王，力勸高松藩主歸順天皇，以拯救高松藩于危難之際。因護藩有功，被新政權賜号“南嶽”，于明治五年返回大阪，明治十年重振泊園書院于東區淡路町一丁目，遠近負笈從學者多達數十百人。南嶽操守愈固，獎掖後進，諄諄教誨，孜孜不倦，郁為海内之重（參〔日〕越智宣哲《藤澤南嶽墓碑》）。南嶽嘗有強烈的憂世用世志向，維新之初，新政府乃以東京帝國大學教職聘之，他上書時文部大臣井上毅，痛論學制弊病，認為時下教育“纖才片技之任多，而德義日薄，風氣日降，學力日微”而“失本者驗矣”，提出“立國教明倫理教德義三者其最大者”（《上梧陰井上公書》，《七香齋文隽》，泊園書院大正三年（1914）刊本），然終不見用，遂議不合，出仕之志亦熄，退居泊園講學以終。
三《和陶飲酒詩》的内容
筆者藏有藤澤南嶽《和陶飲酒詩》一冊，和刻本，書體19.5×12公分，書封有“和陶飲酒詩全”簽，書葉半框9.6×5.7公分，四周雙邊，有界八行，行21字，版心為向上單黑魚尾，上有“和陶飲酒詩”，下有“不茍室藏”諸字。末葉有“越山書”、“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廿五日印刷”、“明治三十五年四月三十日發行”，“著者藤澤南嶽大阪市東區淡路町壹丁目”、“發行者橫山順大阪市東區常盤町二丁目十三番邸”、“印刷者笠原平助大阪市東區淡路町壹丁目四十五番邸”諸版權字樣。據書後小野湖山庚子批語，可知這組《和陶詩》當撰成于明治三十三年或稍前。
組詩前有短序：
三蕉葉辄醉，餘與坡老同其量。既醉之後，題句自娛，又與陶老同其适。頃日，人贈醇酒一壺，酌之不盡，快暢旬馀，因有此和，亦言吾志，不遑問氣格與陶老何如？而坡老所謂仿佛不可名者，在詩不在醉雲爾。
由序可知南嶽和陶本意乃在于瓣香淵明與東坡以言己志。共二十首，亦效仿蘇轼，次韻淵明《飲酒二十首》而成。縱觀組詩，雖出于步韻之作，卻往往能跳出原詩的樊籬，别出心裁，間出己意。如第一首：
大道自分明，彷徨何所之。暮春春服成，詠歸雨晴時。養神隻在此，忘世亦在茲。榮枯不足驚，來去複奚疑。欲求終身安，隻當慎所持。
陶詩第一首“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甯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将不複疑。忽與一觞酒，日夕歡相持”（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卷三，中華書局，1979。按：後引陶詩均出此本，不一一注明），言已參透天道與人道，故不以一己窮達為意，而能安貧守拙，躬耕自樂（參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卷三，中華書局，2011，169頁）；南嶽和詩則感慨大道分明，無需彷徨,兼守養神自持之志。詩後小野湖山評曰：“先自大道說起，詩境自廣。”司馬湘則認為“起筆極超脫，末二句理語不腐”，可見南嶽能把握住組詩的精髓，開始便定下了較高的立意與詩旨。
第三首強調的是南嶽不願矯飾本性而自甘淡泊的人生情志：不願矯我性，不願矯我情。何者矯情性，枉作高尚名。黃卷供我樂，濁酒養我生。區區寵與辱，甯使我心驚。所守在淡泊，所願在集成。
小野湖山評此詩為“字字自然”，可謂得其中關竅。
第五首以淵明名作“結廬在人境”立意：
啞啞又啁啁，烏雀任其喧。厭喧求靜處，無乃執心偏。闊可如東海，高可如富山。海潮任來去，山雲付往還。此心誰會得，蒼天又何言。
陶詩所謂“心遠地自偏”，乃是一種理趣，心與地之關系即主觀精神與客觀環境之關系，地之偏與喧，取決于心之遠與近。南嶽于此詩意更勘進一層：認為無論鳥雀喧鬧，都任意為之，心不随所動；如果因厭惡喧鬧而刻意追求寂靜，則又陷入了偏執的境地。如能會得其心，則闊可如東海，高可如富士山，實委任于自然而已。詩後小野湖山認為此“和陶詩，詩格不類陶，尤覺佳妙”；晴江認為“心有所求，即是偏，此理宋儒所未發”；魏繇則贊曰：“漢魏以後，能轉筆掉運者，厥唯陶公。作者起而繼之，高過唐人矣。”
南嶽和詩中，也有極貼近陶詩原旨而為方家贊賞為得陶詩原味者，如第七首：
東風吹萬木，紅紫花英英。愛此陽春景，養我物外情。樽中酒方滿，好倚曲欄傾。黃鳥來侑酒，間關穿花鳴。不見天地德，所好是生生。
陶詩作“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觞聊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趣林鳴。嘯傲東軒下，聊複得此生”。南嶽步步次韻，嚴絲合縫。山田永年評曰：“起處亦陶公。”司馬晴江評曰：“‘愛此’二句，是真陶詩意趣。‘不見’二句造化機緘，一語道破。”
陶淵明以愛菊的形象定格在文學史的長河中，菊花成了他高潔人格的象征；而南嶽則别出心裁，拈出“七香花”為自己人格代言，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七香花幾樹，紅紫次第開。二十四番外，風信适吾懷。風月時來往，芳心不相乖。牆東疊嶂列，翠霞護幽栖。世事多胡塗，道義委污泥。苟能存真意，百事悉相諧。笑他名利客，憧憧心昏迷。大夢何時覺，萬牛挽不回。
司馬湘評曰：“‘七香’雲雲，自家得意之境，與陶公愛菊同。”
作為當時著名的儒學家，藤澤南嶽對于漢籍經典亦十分熟稔，反映在和陶詩中，典故的運用得心應手，如第十七首：
灘釀三鬥酒，杜康一卷經。青蓮迹可慕，長短吟乍成。虛窗迎素月，頹然坐三更。露氣沁心骨，落葉滿空庭。唧唧又唧唧，蟋蟀繞壁鳴。似傳唐風意，慰吾及時情。
作者挑選了杜康釀酒、李白吟詩及《詩經·唐風·蟋蟀》三個典故，表達了淡泊自處、及時行樂的願景。小野湖山遂認為南嶽“材料已富，故押韻愈出愈妙，無所窮也”。
全詩最後一首為總結之作，曰：
宙也實悠久，人心幾假真。宇也亦渺茫，風俗幾澆淳。非能知大中，争得悟日新。從來俊邁者，無一不儀秦。長短說不盡，遑遑老風塵。前哲夙憫之，垂訓自殷勤。架書隻可讀，樽酒隻可親。醉裡即仙洞，不複迷其津。晴天自赫赫，照臨烏紗巾。一笑宇宙間，竟得吾何人。
也從陶詩“舉世少複真”的意旨出發，然相較原詩“六籍無一親”稍有激憤之語，南嶽此處則顯得悠然自得，“一笑宇宙間”與開篇“大道自分明”相呼應，顯得首尾完足，圓融無礙。小野湖山評曰：“二十首結束，别不成結語，自有結意，是餘所賞贊。”山田永年亦有“天衣無縫”之賞。
四《和陶飲酒詩》的評點者們
藤澤南嶽的每首和陶詩下及全詩後，附有中日兩國學者的評點和批語。其中日人有小野湖山、山田鈍（永年）、岡本撫山三位；中國人有司馬湘（晴江）、魏繇（季詞）、劉少卿、張通典、黃乾五位。這些評點涉及詩歌的意旨、技法、風格等諸多方面，其中雖不乏溢美之辭，然多貼切到位，誠為解人。如贊賞南嶽詩得陶詩真味：“起處亦陶公”（山田永年）、“末二句陶公勝境”（魏季詞）。司馬晴江在組詩結束後,總評亦曰：“自來理境入詩，非腐即俚。邵康節《擊壤吟》未能免此病也。唯陶泉明超超元箸，淡處彌旨，清處不枯，為二千年來之絕唱。尊作拟之，實能神似，由其胸襟高邁，學術湛深，故下筆之時，自由生氣勃勃也。佩服佩服。”張通典更是以為南嶽和作，淩邁東坡之上：“見道之言，憂世之志，思深旨遠，得陶化境，東坡和作亦不及此神似也。”以上乃是從宏觀處評點。從微觀上着眼更是不少，如第十九首“夢中猶蔔夢，惑時豈知惑”，劉少卿曰：“暮鼓晨鐘之警，‘夢中’一聯尤透快。”“身塞害猶微，恐他禍邦國”句，劉又曰：“‘禍邦國’四語，尤有遠識，至言宜佩。”第十八首“虛窗迎素月，頹然坐三更。露氣沁心骨，落葉滿空庭。唧唧又唧唧，蟋蟀繞壁鳴。似傳唐風意，慰吾及時情”，司馬晴江評曰：“虛窗’以下，活潑潑地一片化機；‘唧唧’四句，枯寂者不得借口。”有的還從技法的角度，對詩歌的起結進行評論，如第十一首起句“大兒嚴子陵，小兒郭有道”，結句“仙鶴時一唳，高飛過雲表”，司馬晴江認為“起手雄快”，山田永年則以為“一結铿然有馀韻”。這些批點，無疑對于讀者更好地領略南嶽和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較高的文學批評價值。下面就評點者的情況作一初步考察。
小野湖山（1814-1910），名長願，字士達，号湖山，别号玉池仙史、狂狂生、晏齋等。生于近江國（今滋賀縣）東淺井郡田根村。曾師事梁川星嚴與藤森弘庵。因其任吉田藩儒臣，鼓吹尊王攘夷，安政年間曾入牢獄。維新後曾有短暫的東京之行，應征總裁局權參事等職。湖山乃日本幕末與明治時期的著名漢詩人，與大沼枕山、鲈松塘并稱為“明治三詩宗”，有《湖山樓詩鈔》二卷、《湖山樓十種》《湖山老後詩》等多種詩集行世。湖山長南嶽二十八歲，與其父東畡過從甚密，曾為其《東畡先生詩存》作序，南嶽則有《送湖山先生歸東京序》一文，見《七香齋文隽》（參《泊園人物列傳》）。因系世交，南嶽對其尤為推重，故《和陶飲酒詩》的序、詩後即書末，均請湖山評點并作跋。
山田鈍（1844-1913），字子靜，号永年。其家世營蠶絲業及造酒業，為京都一代富商。酷愛古書字畫，曾從楊守敬習書，精鑒賞，乃明治時期古書字畫搜集名家。著有《過眼馀唱》《過眼馀筆》等書。永年亦好陶詩，除評點南嶽和作外，尚為賴山陽（1780-1832）校訂出版《陶詩鈔》（明治三十四年），并撰引文及“陶詩鈔正誤”。
岡本撫山（1840-1904），出生于大阪幕府浪華銅座役，官僚、大阪史研究者。南嶽友人。學成懷德堂後，出任大蔵省書記官、造币居會計部長等要職。編纂有《浪華人物史》四卷、《浪華年代紀》《大阪叢書》等。亦名列《泊園人物列傳》。評南嶽和陶詩一條。
司馬湘，生卒年不詳，字晴江，号冶城山人。江蘇常州人。善書畫。花仿南田，又工山水。曾作《蛟川送别圖》，有咫尺千裡之勢（見龔方緯《清民兩代金石書畫史》卷八，鳳凰出版社，2014，568頁）。民國龔方緯編《清民兩代金石書畫史》有傳。從評點南嶽和陶詩的數量來看，居中國籍詩人第一。魏繇（？-1921），字季詞，湖南韶陽人，乃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啟蒙思想家魏源之孫。曾捐授中書銜。有《韶陽魏先生遺集》十一卷（《文斤山民集》六卷、《複初文錄》一卷、《金溪題跋》一卷、《金溪詞》一卷、《泳經堂叢書》二卷）。
劉少卿，生卒年不詳，組詩後總批署“龍江酒徒”，俟考。
張通典（1859-1915），字伯純，号天放樓主，晚号志學齋老人。1889年應曾國荃之邀，任奏牍兼江南水師學堂提調，後在長沙倡辦礦務。1898年與譚嗣同等創辦南學會、時務學堂、《湘報》《時務報》。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任内務司司長及臨時大總統府秘書、秘書處軍事組組長。政府北遷後解職歸滬上，後退隐湘中。著有《志學齋類稿》等書。
黃乾，生卒年不詳，其跋語位列全書最後。待考。另外，司馬湘、魏繇、張通典的評語，多題為“金陵寓齋”，或許南嶽的《和陶詩》曾以鈔本的形式流傳到了當時的南京。
五結語
以上對藤澤南嶽及其《和陶飲酒詩》作了初步考察。誠如袁行霈先生所言：“陶淵明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符号，和陶，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對某種文化的歸屬，标志着對某種身份的認同，表明了對某種人生态度的選擇。”（《論和陶詩及其文化意蘊》，《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日本雖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國門洞開，西學昌盛，然仍有為數不少的傳統儒士恪守儒學，精研漢籍，并與中國學者積極互動，酬唱頻繁，藤澤南嶽的這組和陶詩及和漢雙方的評點，便是同處于東亞漢文化圈中文化交流的嘉話。南嶽曾撰一聯以自警，雲：“請事斯語，仰不愧天，俯不恥人；未喪斯文，弘以濟世，樂以忘老。”誠為其人其詩的最好代言。
（作者單位：鳳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