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看一下唐代史籍中關于戒指的記載以及考古資料情況。
唐代史籍中有關戒指的記載極少，且有數的幾條也隻出現在筆記小說中。如：晚唐範摅《雲溪友議》卷中“玉箫化”條記韋臯與玉箫相約，約定五至七年後來娶玉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後來韋臯違約不至，玉箫絕食而死。再後來韋臯成為西川節度使，知此事後“廣修佛像”。最後玉箫托生為歌姬，又回到了韋臯的身旁。另據《太平廣記》卷三四〇“李章武”條記，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5），李章武與華州王氏子婦相愛，臨别時“子婦答白玉指環一，又贈詩”雲雲。後來李章武再去華州，王氏子婦已死，二人遂神會于王氏宅中。又晚唐谷神子①《博異志》“楊知春”條記，楊知春與群賊盜墓，為取得墓主人指上玉環，“競以刀斷其指”，結果群賊突然“皆不相識，九人自相斫俱死”。還有《太平廣記》卷三三九“崔書生”條②記，唐德宗貞元年間，崔書生誤入北周趙王女玉姨之墓，與玉姨的外甥女歡愛。又與玉姨賭博，“赢玉指環二枚”雲雲。河南偃師杏園唐墓出土的金戒指文獻資料之外，考古文物資料中有關戒指者亦少。在唐墓壁畫和傳世繪畫中似乎沒有見到戒指的圖像。而在出土文物中，戒指也較其他钗、簪等為少。筆者限于條件，沒能詳盡搜羅，僅對《文物》《考古》雜志1990年至1997年共八年間公布的唐墓随葬品做了個簡單統計。結果是，在公布的127座唐代墓葬中，出土有钗者共11座墓、有簪者5座墓，而出土有戒指者隻有3座墓。河南偃師市杏園村YD1902唐墓出土有金戒指一件，“環體厚重，上嵌橢圓形紫色水晶。水晶上淺刻兩字，文字為中古時期的巴列維語”。墓的年代推測為盛唐墓（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河南偃師市杏園村唐墓的發掘》，《考古》1996年第12期）。遼甯朝陽市雙塔區1号唐墓出土銅戒指5件，3号墓出土金戒指一枚。墓的年代推測在唐中期以前（參遼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朝陽雙塔區唐墓》，《文物》1997年第11期）。江蘇徐州市花馬莊唐墓出土金戒指一件。墓的年代推測為唐前期（參徐州市博物館《江蘇徐州市花馬莊唐墓》，《考古》1997年第3期）。
上述三墓均無墓志出土，因此墓主人的情況不甚明了。
根據以上有限的資料，我們來看看唐代戒指使用上的幾個問題。
從文獻中有關戒指的記載奇少以及考古出土實物也不多的情況看，戒指在唐代大部分地區、對大部分人來說，還不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裝飾品。作為珍寶或信物使用且不戴在手指上的可能性很大。例如前引《太平廣記》卷三三九“崔書生”條記載即以玉戒指為賭資，赢了戒指從墓中出來後，“其赢玉指環猶在衣帶”，并沒有戴在手指上。同樣的例子我們在南北朝時也能看到，前舉《異苑》卷六有一條記載：沛郡人秦樹在冢墓中與一女子婚合，臨别時，“女泣曰：與君一睹，後面無期，以指環一雙贈之，結置衣帶，相送出門”。請注意，女子沒有将戒指戴在男子的手指上，而是結置于衣帶上。說明自南北朝到隋唐，雖也使用戒指，但大部分人并不把它戴在手指上。
由戒指不戴在手上或為北方少數民族習俗可知，戒指在唐代似乎仍是帶有濃郁少數民族或外來文化色彩的裝飾品。前引遼甯朝陽市雙塔區3号墓除出土了金戒指外，還出土有東羅馬帝國的金币，可知墓主人或是少數民族，或受外來文化影響甚大。漢代以來，從西北到東北，某些少數民族的成員有戴戒指的習俗已為考古發現證明。雙塔區3号墓所處的遼甯省朝陽市在唐屬營州，是與契丹、奚族活動區域相交叉的地方，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還曾“為契丹所陷”（《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三》），開元以後又是“商胡”雲集處（參《舊唐書》卷一八五下《宋慶禮傳》）。我們知道，契丹族可能是戴戒指的。1992年發掘的遼耶律羽之墓，墓主人死于離唐代不遠的會同四年（941），墓中就出土有金戒指5枚（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耶律羽之墓發掘簡報》，《文物》1996年第1期）。而1986年發掘的遼陳國公主驸馬合葬墓中的墓主人陳國公主，“十指戴戒指十一枚（有一指上兩枚套疊在一起），驸馬戴戒指六枚，均為金質”（張郁《遼陳國公主夫婦殡葬服飾小記》，《文物》1987年第11期）。這些資料或者可以作為契丹族戴戒指的旁證吧。因此，朝陽市雙塔區3号墓的墓主人很有可能屬于契丹族，當然也有可能屬于“商胡”①。此外，偃師市杏園村YD1902唐墓出土的金戒指上刻有中古波斯語，無疑也是西方傳入的外域工藝品。文獻中也能看出些許痕迹。比如《新唐書》卷八三《定安公主傳》記，定安公主回到太原，“诏使勞問系塗，以黠戛斯所獻白貂皮、玉指環往賜”。我們知道，黠戛斯“赤發、皙面、綠瞳”（《新唐書》卷二一七《黠戛斯傳》），屬唐代西北的少數民族。又，前述谷神子《博異志》“楊知春”條說墓中戴戒指的女子是“綠發稠直，皓齒編貝”，顯然也是一位少數民族或外國女子。總之，無論考古資料還是文獻資料都說明，唐代的戒指仍主要為胡族或受胡族文化影響較深的人所佩戴。而在其他人的眼中，将其視為一種外域文化色彩濃郁的珍寶的可能性仍然較大。
戒指在唐代似乎還具有某種神秘色彩。前述漢高祖惡戚姬“環照見指骨”的說法在唐代仍然流行。假托牛僧孺撰寫的《周秦行紀》，說牛在洛陽附近碰見了戚夫人，“夫人約指玉環，光照于座”。劉禹錫更說楊貴妃“指環照骨明，首飾敵連城。将入鹹陽市，猶得賈胡驚”（《馬嵬行》）。從詩中可知，劉禹錫也視指環為一種神奇的有胡族色彩的寶物，所以才說它會讓“賈胡驚”。其實史籍中隻有楊貴妃戴臂钏而沒有戴戒指的記載，劉禹錫這裡說“指環照骨明”，不過是借用戚夫人的故事說楊貴妃的首飾珍奇而已。與前代一樣，戒指具有的這種神秘性反映在文獻中，就是涉及戒指的記載絕大多數都與神鬼與死人有關。前引四條史料無一例外。這或者也可以間接證明唐代戒指所具有的某種神秘性質。
唐代有關戒指的記載又多與婚姻相關。這除了前面所雲胡俗影響外，或者還有佛教的影響。現存敦煌文書中有一種被稱為《太子成道經》的變文，内容叙淨飯王太子的成佛經過。文中說太子長大，淨飯王想為他娶妻以使他依戀人間，“太子聞說，遂奏大王，若（與）兒取其新婦，令巧匠造一金指環，（兒）手上帶之，父母及兒三人知，馀人不知。若與兒有緣，知兒手上金指環者，則為夫婦”。後來，摩诃那摩女耶輸陀羅說了出來，于是“太子當時脫指環”，娶耶輸為妻（參王重民等編校《敦煌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290-291頁）。但是《佛本行集經》原文隻是間接和婚姻發生關系。據佛經原文，太子準備的“雜寶無憂器”都讓其他女子拿走了。耶輸陀羅最後一個來，來後又向太子要雜寶，“是時太子指邊有一所著印環，價直百千，從指脫與耶輸陀羅”。但是耶輸陀羅仍不高興。後來淨飯王向耶輸陀羅的父親提婚，經過比武等，耶輸陀羅的父親才同意将女兒嫁給太子。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佛經中所雲太子戴的戒指是一種“印章戒指”，可能是身份的象征，本與婚姻無關。第二，并沒有太子以戒指為信物，與女子直接定婚的意思。但是中國唐代西北地區的僧侶（或還有文人）對佛經作了改編，删掉了其他雜寶無憂器，隻以金戒指來判定婚姻，這裡顯然有沿絲綢之路的外來文化的影響。可是一經如此改編，它就借助變文形式廣泛傳播，從這一意義上，準确地說，在唐代戒指與婚姻的關系上，經過改造了的佛教亦即中國式的佛教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還有一種推測，即當時戴戒指的人可能信佛教。這在唐代尚找不到直接證據，而隋代則有。《隋代李靜訓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唐長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報告說，墓主人李靜訓“兩手指上各戴有金、玉戒指”（4頁）。據報告所刊《李靜訓墓志》，李靜訓“幼為外祖母周皇太後所養……于是攝心八解，歸依六度，戒珠共明珰并曜，意花與香佩俱芬”（27頁）。可見李靜訓在其外祖母的影響下，成了佛教信徒。唐代墓葬出土有戒指者可惜沒有墓志，文獻記載也太簡略，無法據以立說，這是令人十分遺憾的。總之，戒指和佛教的關系今後還應作進一步地深入探讨。
但是戒指在唐代的大部分時期似乎還不具備西方文化中所有的“定婚”意義。因為戒指在當時雖然成了一些男女交往的信物，但卻被賦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含義。前代如《太平禦覽》卷七一八所引《後魏書》，說元樹從梁歸魏後，将愛妹玉兒給他的金指環“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這是取指環的“環”與“還”同音。唐代也是這樣。上述《太平廣記》卷三四〇“李章武”條說王氏子婦贈李章武白玉指環，并贈詩曰：“撚指環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玩，循環無終極。”這是取指環的“循環”之意。這樣，無論“還”還是“循環”，含義都與西方習俗中的“定婚”不同。這或者可以說明，戒指在唐代雖與婚姻有聯系，但相對而言，似乎更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含義。
但是到了晚唐，可能一些了解西方習俗的士人知道或接受了西方戒指所具有的“定婚”意義。前述《雲溪友議》卷中“玉箫化”條就是典型的一例。其中說韋臯與玉箫告别，“遂為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環一枚”。這裡的指環就有了比較明确的“定婚”的含義。不僅如此。我們知道西方戴戒指的習俗是戴在中指上表示已經定婚（也有說表示熱戀者）、戴在無名指上表示已經結婚。古羅馬龐培城壁畫中的已婚婦女，已經将戒指戴在無名指上了（參MaurizioBonicatti著、森田義之譯《世界の至寶》卷二《ギリシア／ロ－マ／ビザンティン》，東京ぎょうせい株式會社出版，1984）。這種習俗晚唐的某些士人可能也已經知道。前述韋臯與玉箫定婚後，韋臯違約不至，玉箫絕食而死。史記玉箫的主人姜氏“愍其節操，以玉環着于中指而同殡焉”，即視玉箫為已定婚之人，所以才将戒指戴在她的中指上。前述《博異志》“楊知春”條說墓中的女子“左手無名指有玉環”，說明這位女子是一位已婚婦女。如果說此書的作者谷神子（鄭懷古）記墓中女子無名指戴戒指尚屬不知其所以然的話，則《雲溪友議》“玉箫化”條的作者範摅則應該是懂得将戒指戴在中指上所具有的意義的。當然，具有這種知識的人在唐代可能很少見，但文獻中明确有将戒指戴在中指和無名指上的記載，還是說明晚唐人對戴戒指的外國習俗已經有了相當的了解。
綜上所述，戒指在唐代仍然具有神秘性、胡族性的特點。它雖然可能在北方某些少數民族中流行，但就唐朝大部分地區而言，仍然不是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裝飾品。此外，戒指在唐代依然與婚姻有關，但其含義仍不固定，傳統文化意義可能仍然大于外國文化意義。隻是到了唐代晚期，才似乎有些士人對外國習俗中戴戒指的意義（如定婚）以及佩戴方式（如戴于中指或無名指等）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
現在的問題是，戒指在中國可說是起源甚早，但是為什麼沒有發展成為一種普遍使用的裝飾習俗呢？這個問題比較複雜，這裡隻想就與婚姻發生關系的側面來談一談。
按中國古代的戒指很早便與婚姻聯系起來了，那麼為何到唐代為止，戴戒指卻一直沒有在社會中流行并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婚姻習俗呢？我想，其根本原因或者在于，戒指與婚姻發生聯系的習俗來自外國，而這一習俗與中國古代的婚姻制度格格不入。中國古代的婚姻制度很早即已形成，其基本特征之一是婚姻的結成需要媒人，《詩經·豳風·伐柯》之“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即是明證。此外，結婚過程的“六禮”也早在《儀禮》中已經有了明确規定，而“六禮”中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的每一禮，都需要中間人（使者、賓）來完成，其中沒有給新婚男女直接見面的機會。上述婚姻制度在後代雖有繁簡之分，但卻大緻為曆代所遵守。唐代也是如此，“為婚之法，必有行媒”（《唐律疏議》卷一三《戶婚律》），婚姻的成立要靠媒人。
一般而言，唐代民間的婚姻過程首先是媒人牽頭，然後男方提出《通婚書》，由媒人傳給女方，若女方也有《答婚書》，婚姻就成立了，一般也就不許悔婚了。《唐律疏議》卷一三《戶婚律》雲：“諸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辄悔者，杖六十。”這裡的“私約”不是男女之間的私約，而是指女家預先知道對方男子的條件如年歲大小、有無殘疾、是嫡是庶之類，并且答應了這些條件的那種家長之間的私下約定。又雲：“雖無許婚之書，但受聘财亦是。”這就是說，唐代婚姻成立有兩種途徑：一是女方回報《婚書》，一是女方接受聘财。這兩種方法實際都是由媒人穿線，在男女雙方家長中進行的。在這過程中，沒有男女之間的自由交往和自由戀愛，恐怕也就沒有了男女之間直接交換戒指以定婚的可能。因此我們在筆記小說中看到的有關戒指的故事，就隻能與死人有關了。這實際上是當時人對男女自由戀愛生活的向往，也是對現實生活中婚姻狀況的無奈。或者可以這樣說，戒指與婚姻的聯系是以男女之間的自由交往、自由戀愛為基礎的，隻要中國古代的社會不允許男女之間自由戀愛，隻要中國古代婚姻制度沒有根本的改變，具有定婚意義的戒指的使用就不會發展起來。也許正因為此，戒指雖然常出現在文獻和考古資料中，但它歸根結蒂屬于外國文化範疇，不能進入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由此或者也說明了一個道理，即任何一種外來事物及其運用，乃至任何一種外來文化，如果與接受它的社會的傳統制度、傳統文化相沖突，它就很難融入那個社會中去。但是如果它本身存在有合理的進步的因素，它又能斷續存在于那個社會（甚至隻在觀念上），而不會徹底消亡。這些，或者就是研究唐代戒指給我們的一點啟示吧。（全文完）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
①有學者考證“谷神子”即“鄭還古”，參中華書局1980年本《博異志》“出版說明”及“附錄”。
②《太平廣記》注此條出自《博物志》。按《博物志》為西晉張華撰，而此故事所叙為唐事，故此條必非出自《博物志》明矣，疑亦出自前引谷神子所作《博異志》。
①但是從考古發現看，似乎“商胡”即“昭武九姓”的後裔在唐代戴戒指的可能性不大。前述甯夏固原地區發掘有唐代史索岩、史诃耽、史鐵棒、史道德墓，史姓屬昭武九姓，但這四墓中均無戒指出土。1981年洛陽曾發掘有安菩夫婦墓。安菩亦屬昭武九姓，墓也未被盜掘，但墓中也沒有戒指出土。（參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龍門唐安菩夫婦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