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1057），蘇轼與其弟随父蘇洵赴京趕考，主考官歐陽修閱其文章，大呼：“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嘉祐六年，蘇轼與弟蘇轍試制科，均中選，仁宗趙祯喜甚，曰：“與子孫得兩宰相。”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
然蘇轼一生仕途坎坷，從二十七歲任鳳翔府節度判官起，直至六十六歲病逝，将近四十年，除回家居父喪三年，其馀時間一直處于颠沛流離之中。其父蘇洵曾說：“轼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也就是說，蘇轼的個性張揚，豪放不羁，這在官場是很不利的。
一又是詩歌惹的禍
宋哲宗紹聖四年（1097），蘇轼“責授瓊州别駕、昌化軍安置”，在海南度過了他“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的三年貶谪生活。
蘇轼為何在花甲之年被貶海南，據史書記載，是因為蘇轼在惠州時，寫了一首《縱筆》詩：“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這本來是蘇轼的一首信筆之作。對于愛好寫作的蘇轼來說，讀詩寫詩，已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所言：“他（蘇轼）的詩詞文章，或一時即興之作，或是有所不滿時有感而發，都是自然流露，順乎天性，剛猛激烈。”
但是，這首詩對于蘇轼的政敵來說，就不是簡簡單單的一首詩了。據說，此詩傳到宮中，當時的宰相，也就是蘇轼幼年時的夥伴章惇聽說後，悻悻地說：“蘇子瞻尚且如此快活！”于是，紹聖四年，朝廷的第五道诏命下達：“責授瓊州（治所在今海南瓊山）别駕（知州的佐官），昌化軍（治所在今海南儋州）安置，不得簽署公事。”
而據陸遊《老學庵筆記》記載，章惇把蘇轼流放到儋州，是在做一個文字遊戲。“紹聖中貶元祐黨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忮如此”。也就是說，當時的朝廷是根據每個人的名字來決定其貶谪之地的。蘇轼字子瞻，而遙遠蠻荒之地的儋州的“儋”與子瞻之“瞻”偏旁相同，讀音相近，将蘇轼貶到儋州，是最合适不過了。《宋人轶事彙編》也有類似的記載，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内疏出當谪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美惡，較量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錄議至劉安世，蔣之奇、穎叔雲：“劉某平昔人推其命好。”時相章惇即以筆于昭州上點之曰：“雲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回。”可見，宋朝當時對朝廷大臣的迫害到何種程度。
因寫詩被連累，對于蘇轼來說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那場“烏台詩案”，在蘇轼心裡還是一個陰影。那是元豐二年（1079）的事情了，當時意氣風發的蘇轼，在地方做官遊刃有馀；而他的性格特點又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食，吐之乃已”。由于他在謝恩奏章上說了幾句諷刺朝廷的話語，被一些人以蔑視朝廷的罪名彈劾，從而遭遇了一場從天而降的文字獄，被監禁在汴京的禦史台獄中，長達一百多日。
盡管蘇轼因為“烏台詩案”在仕途上遭受了滅頂之災，甚至在獄中給弟弟蘇轍寫下了絕命詩：“夢繞雲山心似夢，魂飛湯火命如雞。”但是，天性樂觀灑脫的他，剛剛被釋放出獄，便忍不住詩興大發，高唱道：“卻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還說：“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中不鬥少年雞”。寫完，蘇轼自己也忍不住擲筆而笑說：“我真是不可救藥！”二儋州城中叙傳奇
中國古代的文人，大凡有所成就者，大都經曆過大起大落的宦海生涯，從而在藝術文學領域創造新的高峰，蘇轼也是如此。他在《自題金山畫像》中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盡管儋州窮惡兇險，但蘇轼在這裡，不僅渡過了一段難忘的生涯，也書寫了一個又一個傳奇。
首先是文學上的奇迹。人生的困厄成就了蘇轼藝術上的成熟。據蘇轼《居儋錄》統計，蘇轼貶谪儋州三年，共寫詩127首、詞4首、表2篇、賦5篇、銘4篇、頌1篇、論16篇，劄記76篇、信劄38篇。這些詩文創作既有日常生活的書寫、海南優美風光的描繪，也有栩栩如生的民風民俗。而他的《和陶詩》，在中國文學史上則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蘇轍在《蘇轼<和陶詩>序》中曾引蘇轼的話說：“古之詩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于東坡。”也就是說，在蘇轼之前隻有拟古的作品，如唐代白居易的《效陶潛體詩十六首》，沒有追和古人的作品，追和古人是從蘇轼的《和陶詩》開始的。由此可見，蘇轼的《和陶詩》是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個開創。朱弁在《風月堂詩話》中對蘇轼渡海之後的詩作評價為：“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唯黃魯直詩時可以抗之。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乎其後矣。”
其次，蘇轼建立了廣泛的海南朋友圈。蘇轼曾自言：“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是好人。”在他眼中，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都一樣值得尊敬和信賴。他可以和昌化軍使張中飲酒下棋（“卯酒無虛日，夜棋有達晨”），也可以和黎子雲等釣魚聊天（“呼我釣其池，人魚兩忘返”）；村中的孩子們可以肆意地同他玩耍（“小兒誤喜朱顔在，一笑那知是酒紅”），田野裡的老婆婆可以同他開玩笑（“内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而他也常常頭戴笠帽，身披蓑衣，腳蹬木屐，以緻後世畫家喜歡畫“東坡笠屐圖”以表達對他的熱愛。
除此之外，蘇轼還不忘關心民生。他曾經提出過“崇道德而厚風俗”的治國方略，主張“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因此，每到一處，他就“考其政，察其俗”（《兩漢之政治》），他在《和陶勸農六首》引言中說：“海南多荒田，俗以貿香為業，所産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予既哀之，乃和陶淵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儋州有屠殺耕牛祭神治病的陋習，所殺之牛，多是用沉香等珍奇特産從對岸的漢商那裡換取來的，“一牛博香一擔”，結果往往落得牛死人亡，人财兩空。蘇轼為此特地書寫了柳宗元的《牛賦》，附上長跋，交給瓊州僧人道赟傳播于衆，希望藉以改變這種落後的習俗。他還研究當地的物産，将其制成藥劑，為百姓免費行醫。
島上黎族同胞居多。據《瓊州府志》記載：“其地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其下。黎分生、熟，生黎居深山，性犷悍，不服王化。”“熟黎，性也犷橫，不問親疏，一語不合，即持刀弓相向。”蘇轼卻不這麼看，他認為海南“風土極善，人情不惡”，并尖銳地指出“貪夫污吏，鷹鸷狼食”，認為漢族的官吏不應該壓榨少數民族，而是要團結友好，“咨而黎漢，均是一民”。他認為“漢黎一民”“華夷同樽”，不要“怨忿劫質，尋戈相因”。當他離開時，“儋人争緻饋遺，沿途送别”。
三載酒堂中留盛名
作為著名的詩人、文學家，蘇轼對海南的教育一直都比較關注。剛到儋州，他就去當地的學堂造訪，但學堂的蕭條荒涼，遠遠超出了他的想象，他特意寫了一首詩《示周掾祖謝和遊城東學舍作》來記載：
聞有古學舍，竊懷淵明欣。攝衣造兩塾，窺戶無一人。邦風方杞夷，廟貌猶殷因。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饑坐談道，嗟我亦晚聞。永言百世祀，未補平生勤。今此複何國，豈與陳蔡鄰。永愧虞仲翔，弦歌滄海濱。
他希望自己能夠像三國時期的虞仲翔一樣，“弦歌滄海濱”，為邊境人民的教育事業做出奉獻。因此，他便不遺馀力地教化民衆，傳播中原文化。
早在蘇轼渡海之前，他就寫道：“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裡真吾鄉。”也就是說，蘇轼是有意識地來教化海南民衆的。他一向主張衆生平等，海南雖然孤懸海外，也應該同中原一樣，成為禮儀之邦、教化之鄉，因為“教化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因此，他和衆多人士一起建起載酒堂。這裡，也成為他同友人、學子聚會、講學的一個固定場所。後人曾寫詩描述此事：子瞻谪海南，寄傲古儋州。儋人喜見之，載酒從之遊。酒味既冷冽，酒興正綢缪。醉來何處歸，歸去無何有。（黃甯《載酒堂二首》其一）
除此之外，蘇轼還不遺馀力地四處勸學，并且自編講義、經書，他在文中記載：“當時經義初行，海外無書可讀，編成經說傳誦當時也；辨析經轉，異義參求也；所成史論，分明易曉也；所成史斷，淺近易解也。”經過他的不懈努力，海南形成了比較好的讀書氛圍。蘇轼欣然地寫道：
幽居亂蛙黾，生理半人禽。跫然已可喜，況聞弦誦音。兒聲自圓美，誰家兩青衿。且欣習齊咻，未敢笑越吟。九齡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無南北，安知不生今。海闊尚挂鬥，天高欲橫參。荊榛短牆缺，燈火破屋深。引書與相和，置酒仍獨斟。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
兒童讀書的天籁之音，不僅圓美，而且令人陶醉。蘇轼肯定地說，“吾道無南北”，即使落後野蠻的海南人，也是可以教化的，因為嶺南也出現過唐朝為相的張九齡、唐德宗朝宰相姜公輔。
蘇轼對海南教育的貢獻，還在于他培養出了幾個頗有名氣的書生，譬如瓊山學子姜唐佐，海南曆史上第一位舉人，他曾拜蘇轼為師，侍奉蘇轼達八個月之久；海南曆史上第一位進士符确，也是蘇轼的學生，後官至韶州、化州知州。明代大學士丘濬在《瓊山縣學記》中也說道：“為詳說者謂瓊士未知學，蓋自宋姜君弼（唐佐）從蘇公子瞻始。”王國憲在《重修儋縣志叙》中說：“儋耳為漢武帝元鼎六年置郡，閱漢魏六朝至唐及五代，文化未開。北宋蘇文忠公來瓊，居儋四年，以詩書禮樂之教轉移其風俗，變化其人心。”是蘇轼使該地“書聲琅琅，弦歌四起”。
據史料記載，宋代實行科舉制以來，從開國至紹聖年間這一百多年，儋耳郡從未有人及第，直到蘇轼在此執教，北歸三年後，姜唐佐舉鄉貢，成為海南中舉的第一人。北歸第八年即大觀二年（1108），符确赴省城參加鄉試中舉，翌年，即赴京殿試及第，成了海南曆史上第一位進士。此後海南人文鼎盛，人才輩出，至明代共出了進士74名、舉人317名，清代出了進士31名、舉人178名。後人對此頗有感慨，說是“東坡不幸海南幸”。四苦盡甘來喜北歸海南有一種珍貴的小鳥，叫五色雀，當地人稱為“丹鳳”“小鳳凰”。五色雀羽毛具五色，絢粲美麗，叫聲铿锵，為人們所喜愛。據說此鳥知氣候雨晴，大旱時它出則下雨，久雨見它則轉晴，故人們将其稱作瑞鳥，認為是吉祥之鳥。
哲宗元符三年（1100），不知不覺，蘇轼在海南将近三年了。這一年的正月十五日，他和友人在黎子雲家又見五色雀：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绛者為長，進止必随焉，俗謂之鳳凰，雲久旱而見辄雨，潦則反是。吾蔔居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日又見之進士黎子雲及其弟威家。既去，吾舉酒祝之曰：若為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為賦詩，《書羅浮五色雀》。
蘇轼認為能夠再次見到五色雀是一種好運。果不其然，這年的正月，哲宗病死，徽宗繼位，朝廷又一次大換血，被逐的元祐黨人紛紛内遷，蘇轼也在其中。四月二十一日，宋徽宗下诏：“蘇轼等徙内遷。”
有關蘇轼北歸的故事，史書中的記載也頗為有趣。蘇轼謂子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蘇轼對兒子蘇過說，自己覺得近日要北歸中原。他滌硯索紙筆，焚香說：“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寫完之後，蘇轼一讀，一字不差，便高興地說：“吾歸無疑矣。”果然，沒過多久，蘇轼就收到了回廉州任命的消息。
得知蘇轼要北還的消息，儋州百姓依依不舍，紛紛前去送行。有十數父老擔酒馔，直至舟次相送，執手涕泣而去。且曰：此回内翰相别後，不知何時再得相見？望着生活三年的儋州，蘇轼也是百感交集，他感慨萬千地寫下了這首《别海南黎民表》：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在詩中，蘇轼表達了對這個流放之地的無限留戀和對友人的難舍之情。從宋哲宗元符元年到元符三年，雖然隻有短短的三年時間，但經曆的風風雨雨，酸甜苦辣，蘇轼是百感交集。
當初被一道聖旨貶往儋州，蘇轼内心是極其悲觀絕望的，“瘴疠交攻，子孫痛哭于江邊，已為死别”。雖然挂名“瓊州别駕”，但是，朝廷不發俸祿。而且當時政敵還給蘇轼下了“三不”禁令：不得食官糧、不得住官舍、不得簽公事。因此，蘇轼的心情是頗為複雜的，“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旁石，盡是補天馀”，這是蘇轼經過儋耳山時所作的詩歌。在這首詩中，蘇轼将自己比作那高聳入雲的儋耳山以及被棄置一邊的補天石，雖然自己滿腹才華，一心為國為民，無奈報國之心得不到回報，卻屢屢被貶，字裡行間充滿了遭棄置的牢騷與憤懑。而這首詩，也可以看做蘇轼被貶海南最真實的心靈寫照。
蘇轼在海南的生活是極其困頓的，他在給張逢的信中說，這裡“食物、人煙，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并且這裡的飲食也和内地大大不同：“土人頓頓食薯芋，薦以薰鼠燒蝙蝠。”如果說生活的窘迫和不适應這些皮肉之苦還能忍受，而内心的寂寞是不能驅散的。由于是戴罪之身，蘇轼對未來一片迷惘。在給《與張逢六首》之二寫道：“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緻也。”在《夜夢并引》中又道：“到儋州十馀日矣。澹然無一事，學道未至，靜極生愁。”
所幸的是，蘇轼并沒有一味地消沉下去，而是很快調整自己的心态，去積極适應這裡的生活。早在《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視之》一詩中，他就寫道：“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尚許遙相望。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裡真吾鄉。”在這首詩中，蘇轼以略帶幽默的口氣，安慰弟弟蘇轍說，不要埋怨瓊州海峽的天各一方，我們還是要感謝聖恩，讓我們兄弟倆可以隔海相望。他還想到商朝被流放到朝鮮半島的名臣箕子，說被貶儋州不算什麼，我們也可以像箕子那樣去教化土人，海南島也可以是我的故鄉呢。
蘇轼的樂觀和灑脫，在他的《試筆自書》中表現得尤其突出：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凄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四海中之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蟻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複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雖然剛剛被貶海南時，他還凄然自問：“何時才能夠離開這座小島啊？”但轉念之間，他便跳出了自身，在九天之上俯瞰小小寰球，原來這天地、九州、中國不都在海水的包圍之中嗎？每個人不都是生活在島上嗎？既然這樣，我又有什麼好悲傷的呢？
有了這種樂觀的心态，蘇轼就經常在日常的生活中尋找樂趣。譬如其在《谪居三适》中談到，第一種樂趣是“旦起理發”，早上起床後迎着海風洗臉梳頭，“一洗耳目明，習習萬竅通”，有着說不盡的清爽與舒暢。第二種樂趣是“午窗坐睡”，中午時分，在窗下将雙腿盤起坐在蒲團上，兩肘靠在竹幾上，什麼也不想，悠閑地打個盹，重遊“無何有”之鄉。第三種是“夜卧濯足”。雖然海南米貴得離譜，可柴水不缺，睡覺前可以舒舒服服地“泡腳”，正是：“土無重膇(腳腫)藥，獨以薪水瘳。誰能更包裹，冠履裝沐猴!”蘇轼的這份曠達和飄逸，這份返璞歸真和安貧樂道，不是刻意裝出來的，而是來自生命的自信！他甚至模仿當地人用椰子殼做了一頂“椰子冠”，并自豪地寫詩告訴子由：“更着短檐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渡海》）。雖然蘇轼離開了海南，但是，他對海南的貢獻永遠被人們記在了心裡。他改變了當地“病不飲藥，以巫為醫”的習俗；他勸導男子多承擔繁重的生産勞動，不要一味地依賴婦女；他在“載酒堂”中傳授知識，培養弟子，積極促進當地的文化教育；他還自食其力，親躬耕種，“借我三畝地，結茅為子鄰。鹦舌尚可學，化作黎母民”，拉近了與當地百姓的距離；他發出了“海南萬裡真吾鄉”的慨歎，袅袅馀音至今萦繞在儋州上空……雖然蘇轼在海南的時間隻有短短的三年，但卻留下了上千年的影響。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文化交流視野中的瓊學研究”（項目編号：14BZX035）的成果。
（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