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雖然并未任職或者流放潤州，但由于潤州地處長江與大運河交彙的黃金水道，是蘇轼南下杭州、湖州、宜興任職、探親以及北返汴京的必經之地，在十五次途經潤州的過程中，蘇轼既與喬遷或世居潤州的士人、親戚以及方外之士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淺的交往，也曾在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蒜山留下蹤迹。但蘇轼與潤州關系上存在諸多誤說，比如“蘇轼十二次至潤州”,“蘇轼暗戀堂妹”,“元豐七年贈玉帶”等等。本文拟以蘇轼詩詞文為線索，按時間順序對蘇轼在潤州的行蹤、交遊及心緒展開梳理，全面還原蘇轼在潤州留下的人生軌迹。
一蘇轼第一次途經潤州（熙甯四年）
蘇轼第一次途經潤州與他和王安石政争失敗有關。熙甯四年（1071）二月，蘇轼寫了洋洋灑灑近萬言的《上皇帝書》，全面反對王安石變法；三月，蘇轼寫《再上皇帝書》，并在開封府出試題“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哙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影射攻擊王安石，“安石……使侍禦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轼遂請外”（《續資治通鑒》卷六八）。四月，诏命蘇轼通判杭州；夏末秋初，蘇轼才慢吞吞出都，過陳州，專程拜訪有知遇之恩且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前輩張方平，并與張方平幕下的弟弟子由相會；九月，蘇轼兄弟二人到穎州拜訪歐陽修；十一月，到杭州，時太守為沈立。
蘇轼于十一月三日途經潤州,遊覽了潤州著名的“三山”（金山、焦山、北固山）。在金山，面對滔滔江水，蘇轼自然想到其發源地家鄉眉山：“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遊金山寺》）在焦山，蘇轼意外地見到了同鄉——中江人焦山綸長老，他鄉遇同鄉的欣喜溢于言表，“老僧下山驚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談”（《自金山放船至焦山》），素重鄉情且官場失意的蘇轼很自然地拜托焦山綸長老“為我佳處留茅庵”。在北固山，在新認識的友人陪伴下，蘇轼登上甘露寺，見到“狠石卧庭下”，自然聯想到曾在這裡發生的東吳招親故事，“緬懷卧龍公（諸葛亮）”時會自然聯想到孫劉聯軍在赤壁之戰中大敗曹操的曆史（“再說走老瞞”）。面對“蕭翁古鐵镬”“僧繇六化人”“破闆陸生畫”以及李德裕種下的“古柏”等甘露寺曆史遺迹，蘇轼由衷稱贊曾在這裡活動的梁武帝蕭衍、晉右軍将軍張僧繇、南朝劉宋畫家陸探微、唐代著名宰相李德裕“四雄皆龍虎”。作者思接千載，最後卻發出略帶感傷、辛酸、不平的感歎：“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抟。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軌，後世徒辛酸。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以上出自《甘露寺》）在欣賞著名的“三山”風景時，其思鄉懷歸、悼古傷今中蘊含着不平之氣。這些都與蘇轼當時的處境有關，透露了蘇轼當時的郁悶心情。
值得一提的是，蘇轼第一次途經潤州留下的《遊金山寺》《自金山放船至焦山》《甘露寺》三詩，乾隆六下江南每次必和（計十八首），乾隆在潤州和蘇轼詩共計二十六首，三詩占其和蘇轼詩的四分之三。
二蘇轼第二次途經潤州（熙甯七年）
熙甯七年（1074）,蘇轼到常潤赈災，正月到潤州，四月才離開潤州，在潤州呆了三個多月，是蘇轼在潤州停留最長的一次，也是蘇轼與世居潤州的士林友人、方外人士交往最多、最頻繁的一次。
一是與世居潤州的士林友人柳氏家族、刁氏家族、俞康直等有頻繁的交往。蘇轼與潤州柳瑾交誼很深，既是親戚，更是詩友。柳瑾雖然與王安石同為慶曆二年進士，有“同年”關系，但在王安石當政的熙甯年間，柳瑾卻處于貶官、賦閑狀态。熙甯六年二月至熙甯七年六月，蘇轼循行屬縣，柳瑾于熙甯六年夏秋開始伴随蘇轼，“相從半歲，日飲醇酎。朝遊南屏，暮宿靈鹫”。蘇轼到潤州赈災，柳瑾提前到家準備，并陪伴蘇轼一起遊覽潤州南山風景區的鶴林、招隐寺，遊覽金山（《子玉以詩見邀，同刁丈遊金山》《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卧寶覺禅榻，夜分方醒，書其壁》），并舉行家宴（《子玉家宴,用前韻,見寄複答之》,現在的焦山碑林還留有殘碑），讓自己的孫子向舅舅蘇轼求墨寶（《柳氏二外甥求筆迹二首》）。從蘇轼現存的十首在潤州與柳瑾有關的詩中可以看出，“醉”“飲”“宴”“遊”頻率很高，可見他們相處的親密與融洽，而林語堂所謂“蘇轼暗戀堂妹”說也可以不攻自破。熙甯七年二月柳瑾決定赴靈仙觀任職，蘇轼有送别詩《送柳子玉赴靈仙》和送别詞《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熙甯十年柳瑾去世，蘇轼有《祭柳子玉文》，對彼此交往作了全面回顧和總結。
蘇轼與潤州刁氏家族的刁約同樣有很深的交誼。刁約與歐陽修曾為同事，刁約之兄刁繹與蘇轼伯父蘇渙為同年，蘇轼有《景純複以二篇，一言其亡兄與伯父同年之契，一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韻》。蘇轼此次與刁約交往頻密，留下大量唱和詩歌，如《景純見和，複次韻贈之二首》《刁景純席上和謝生二首》等十首。由潤返杭途中，蘇轼還作有《贈張刁二老》。
蘇轼與家居潤州的俞康直亦有交往。俞康直，字之彥，丹徒人，曾任杭州觀察推官、睦州通判，57歲監杭州洞霄宮後緻仕回丹徒，後建有退圃、逸堂、遁軒、遠樓。蘇轼曾到其居所，并留有《監洞霄宮俞康直郎中所居四詠》。
二是與佛教界人士有廣泛接觸。蘇轼與金山的圓通長老、寶覺長老關系親切自然。是年圓通長老59歲，已經退居二線，金山的主持為寶覺，從蘇轼《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卧寶覺禅榻，夜分方醒，書其壁》看，他們的關系自然随意。蘇轼另有《留别金山寶覺、圓通二長老》。蘇轼第一次遊焦山時就認識同鄉焦山綸長老，此次留有《書焦山綸長老壁》：“我來辄問法，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君看頭與足，本自安冠屦。譬如長鬣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着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盡鑷去。此言雖鄙淺，故自有深趣。持此問法師，法師一笑許。”作為同鄉和熟人，在簡單的勾勒中,焦山綸長老神态畢現。蘇轼還與普慈寺的長老有交往，留有《書普慈長老壁》。東坡先生遊招隐詩碑三是遊覽了潤州境内的風景名勝。除了遊覽金山、焦山，此次還遊覽了南山的鶴林、招隐寺。蘇轼有“鶴林神女無消息，為問何年返帝鄉”（《刁景純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韻》）。南山招隐寺，本是東晉藝術家戴颙隐居的地方，後來梁昭明太子在此建讀書台。蘇轼有“花時臘酒照人光，歸路春風灑面涼。劉氏宅邊霜竹老，戴公山下野桃香。岩頭匹練兼天淨，泉底真珠濺客忙。安得道人攜笛去，一聲吹裂翠崖岡”（《同柳子玉遊鶴林、招隐，醉歸，呈景純》）。
綜上所述，蘇轼與潤州士人的交往，見之詩文的以熙甯七年蘇轼到常潤赈災最為頻繁。雖然有《行香子·丹陽寄述古》《蔔算子·自京口還錢塘，道中寄述古太守》《蝶戀花·京口得鄉書》等詞對杭州、陳襄、家鄉的思念，但心境與一過潤州時明顯不同。
三蘇轼第三次途經潤州（熙甯七年）
熙甯七年（1074）六月，蘇轼自常潤回杭；七月，楊繪代陳襄為太守；九月，以子由在濟南，蘇轼求為東州守，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十一月到密州。蘇轼熙甯七年十月途經潤州，心情是愉快的：一是“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的目标實現了，二是蘇轼由通判升為知州，算是正常升遷了，三是有同鄉、好友、同僚楊繪（元素）相伴。因此，蘇轼留下的詩詞除即将與元素相别的《菩薩蠻·潤州和元素》《醉落魄·席上呈元素》略有感傷外，其與孫巨源、王存的交往大都顯得輕松、愉快。蘇轼詩《潤州甘露寺彈筝》、詞《采桑子·潤州多景樓與孫巨源相遇》都與二人有關。鄒同慶、王宗堂《蘇轼詞編年校注》載蘇轼自叙：“潤州甘露寺多景樓，天下之殊景也。甲寅仲冬，餘同孫巨源、王正仲參會于此。有胡琴者，姿色尤好。三公皆一時英秀，景之秀，妓之妙，真為希遇。”這次盛會在《與李公擇十七首》之四也有提及：“某已到揚州……又途中與完夫（即胡宗愈）、正仲、巨源相會，所至辄作數劇飲笑樂。人生如此有幾，未知他日能複繼此否？”
四蘇轼第四至五次途經潤州（元豐二年）
元豐二年（1079），蘇轼兩次途經潤州。第一次是四月。三月，知湖州命下，于南都别子由，谒張方平，途經高郵，與秦觀、參寥結伴同遊，途經潤州停留時間很短、交遊亦不多：一是到金山拜訪其主持寶覺長老，蘇轼留有《餘去金山五年而複至，次舊詩韻，贈寶覺長老》《大風留金山兩日》；二是祭拜刁約，作《祭刁景純墓文》，對熙甯六年的交往念念不忘：“尚想松下，幅巾杖屦。迎我于門，抵掌笑語。”第二次是八月，因“烏台詩案”被逮赴台獄，蘇轼已失去人生自由，途經潤州隻是匆匆而過，不可能有遊覽、交往。
五蘇轼第六至八次途經潤州（元豐七年）
元豐七年（1084），蘇轼途經潤州的次數，學界一直沒有厘清。蘇轼曾在真州——常州、宜興——汝州間往返，至少三次路過潤州。
第一次為金山之會。七月，蘇轼在金陵與王安石相見後駐足真州，曾與滕元發在金山相見。蘇轼與滕元發第三十七簡：“度非十九日不可離真。早發暮可見。”孔凡禮“此次首至金山，約在八月十九日”的依據就源于此。蘇轼此次在潤州與滕元發相會，時許遵（字仲途）知潤，秦觀亦至，蘇轼與他們多有唱和，如詩《次韻滕元發、許仲途、秦少遊》。潤州相會後，滕元發離開潤州赴湖州任，秦觀亦回高郵，蘇轼也就離開潤州回真州，這在《與佛印十二首（之六）》有交代。
第二次從真州回常州、宜興路過潤州。《三蘇年譜》“元豐七年九月”條載：“轼至常州，複至宜興”，“轼買莊田于宜興，賦《菩薩蠻·買田陽羨吾将老》”。“元豐七年十月”條載：“十月二日，轼宜興舟中書陶潛‘丈夫志四海’詩，為跋”，“十月六日，轼宜興舟中書《寄題與可學士洋州園池三十首》，并跋”。《答賈耘老四首》（之二、四）、《與滕達道六十八首》（之三十二）對在常州、宜興的情況亦有提及。但蘇轼什麼時候從真州到常州路過潤州，現存史料沒有相關記載。
第三次從宜興、常州到汝州路過潤州。《三蘇年譜》“元豐七年十月”對此記載相當簡單：“轼回常州。至揚州。”蘇轼具體何時從常州到揚州、汝州路過潤州，現存史料同樣沒有直接記載。
元豐七年蘇轼似在潤州有所盤桓，如留有與潤守許仲塗詞《減字木蘭花·贈潤守許仲塗且以“鄭容落籍、高瑩從良”為句首》《南歌子·别潤守許仲塗》；與潤州士人及同鄉亦有人情往來，如留有詩《王中甫哀詞》《送沈逵赴廣南》《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等。特别要提到的是《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這是蘇轼與蘇頌在潤州交往留下的唯一一次記錄。
上述交往的具體時間，筆者推斷當為八月十九日金山之會後、回真州之前。蘇轼後兩次在潤州的情況沒有留下明确的時間記載，這與蘇轼當時敏感的政治身份和行為有關——蘇轼是量移汝州過程中“自便”回常州、宜興，主要是為生計問題到常州、宜興買田，大部分時間呆在常州、宜興，故過潤州都很隐秘而匆忙。當然他也曾托佛印在潤州買田，如《書浮玉買田》《蒜山松林中可蔔居，餘欲僦其地，地屬金山，故作此詩與金山元長老》等。
六蘇轼第九至十一次途經潤州（元豐八年）
元豐八年（1085）途經潤州次數，學界同樣一直沒有厘清。蘇轼至少三次路過潤州。
第一次是從南都回常州、宜興路過潤州。二月，蘇轼于南都拜谒張方平；三月戊戍（初五）神宗卒，蘇轼離南都啟程回常州；四月十六七日到揚州，五月一日，留題揚州竹西寺，至真州并留家真州，“了元（佛印）來迎，轼以偈為獻”。二十二日，至常州貶所，有謝表為證。從上述資料看，蘇轼從真州到常州路過潤州當為五月上旬。
第二、三次是從常州、宜興到登州在“真潤”間逗留期間兩次駐足潤州。六月，朝廷“告下，複朝奉郎，起知登州軍州事”，但蘇轼直到七月上旬還在常州、宜興逗留。蘇轼從常州到真州在“真潤”間逗留的時間為七月下旬到中秋，在潤具體時間可考者為兩次：一為七月二十五日與杜介遇于金山，《贈杜介》有明确的交代；二為中秋夜與客登妙高台,醉後遊招隐寺,有《金山妙高台》《記焦山長老答問》可以為證。其主要行迹和交遊大緻如次：
一是與佛印交往頻密。據曆史資料記載，元豐七至八年，因有海賈到金山寺設水陸法會，佛印親自主持，場面宏大壯觀，被後人視為水陸之極。對此,蘇轼在《與佛印十二首》之十一有所交待：“承有金山之召，應便領徒東來，叢林法席，得公臨之，與長蘆對峙，名壓淮右，豈不盛哉！渴聞至論，當複咨叩。”
二是蘇轼在“真潤”逗留期間有可能在金山舉行水陸法會。米芾有詩《東坡居士作水陸于金山，相招，足瘡不能往，作此以寄之》：“久陰障奪佳山川，長瀾四溢魚龍淵。衆看李郭渡浮玉，晴風掃出清明天。頗聞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列諸方仙。想應蒼壁有垂露，照水百怪愁寒煙。”米芾元豐五年壬戌與蘇轼相識于黃州，蘇轼過潤時米芾的情況是：元豐七年在杭州觀察推官任上，元豐八年丁母憂定居甘露寺，元祐四年、六年任潤州州學教授，建中靖國元年在真州任發運司屬官。對于米芾此詩寫于何時、蘇轼何時在金山舉行水陸法會，學界一直衆說紛纭，有“元豐七年”“元祐六年”“建中靖國元年”三說，但三種說法都缺乏充足的論證。筆者從蘇轼過潤停留的時間、米芾行蹤、米芾詩三個維度分析，認為米芾作此詩與蘇轼在金山舉行水陸法會當以元豐八年八月為比較靠譜的說法。
三是在真州和金山完成對蘇轼父子有知遇之恩的張方平委托的任務——書寫《楞伽經》。這在元豐八年九月《書楞伽經後》有明确記載。
四是與卸任潤州知州許遵還保持着交往，有《次韻許遵》：“蒜山渡口挽歸艎，朱雀橋邊看道裝。”當為許遵離開潤州到金陵居住的送别詩。七蘇轼第十二次途經潤州（元祐四年）元祐四年（1089），蘇轼自京赴任知杭州，情況為：三月告下；五月南都谒張方平；六月十二日在揚州，與章援一起拜訪米芾；二十一日至常州。蘇轼此次路經潤州時間很短，主要交往對象為金山主持佛印和潤州太守林希。
民間有許多蘇轼和佛印的故事，蘇轼留玉帶于金山就是其中之一。蘇轼玉帶現為鎮江金山寺三大鎮寺之寶，蘇轼有《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二首存世。但蘇轼何時将玉帶留在金山卻衆說紛纭。比如王文诰輯注的《蘇轼詩集》、孔凡禮的《三蘇年譜》均認為在元豐七年，而《蘇轼詩集》的附注[王注師]、《至順鎮江志》則稱“内翰”，内翰為蘇轼元祐後的官銜。按照唐宋官制，文武三品官以上才能佩玉帶，四、五品官佩金帶，六、七品官佩銀帶。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二：“唐制五品以上，皆金帶，至三品則兼金玉帶。本朝玉帶雖出特賜，須得合門關子許服，方敢用以朝谒。”《宋史·輿服志五》：“太平興國七年正月，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奏曰：‘奉诏詳定輿服制度，請從三品以上服玉帶，四品以上服金帶。’”元豐七年，蘇轼的官階為從八品，是不可能有玉帶的，因此筆者認為玉帶留金山在元祐四年出知杭州（正三品）路過潤州時更為靠譜。
八蘇轼第十三次途經潤州（元祐六年）
元祐六年（1091），蘇轼在杭州任上被召赴京。正月，任命蘇轼為吏部尚書，二月改命為翰林學士承旨。蘇轼三月六日離杭，作《八聲甘州》别道潛；三月二十八日到常州；四月初到潤州。具體可考的時間為，四月二日書《和柳子玉喜雪次韻仍呈述古》；四日與馬忠玉簡，言來日渡江。蘇轼此次路過潤州雖然時間很短，但行程卻很緊湊，具體交往情況為：
一是會晤林希。林希時為潤守将接替蘇轼守杭，蘇轼作《西江月》贈之：“昨日扁舟京口，今朝馬首長安。舊官何物與新官，隻有湖山公案。”鄒同慶、王宗堂《蘇轼詞編年校注》（中華書局，2002，675-677頁）将該詞列為杭州作是值得商榷的。蘇轼留有《和林子中待制》《次韻答黃安中兼簡林子中》等詩文傳世。林希繼任杭州知府題“蘇公堤”三字，蘇堤由此得名。至于林希在章惇當國時诋毀蘇轼兄弟，連他自己都認為“壞了名節矣”，那是後話。
二是與居潤的沈括相見。蘇轼作有《書沈存中石墨》，孔凡禮《三蘇年譜》載此事于元祐四年（1089）是不準确的。元祐四年六月，蘇轼與沈括不可能在潤州相見。蘇轼元祐四年的情況是：“三月，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四月出京，七月至杭。”（王水照、朱剛《蘇轼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602頁）沈括元祐四年的情況是：“九月，叙朝散郎、守光祿卿，分司南京，許于外軍州任便居住。沈括接诏後，立刻攜全家遷居潤州‘夢溪’園。”（祖慧《沈括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461頁）也就是說，蘇轼元祐四年六月過潤州時,沈括還沒有到潤州夢溪園。因此，“括嘗以鄜延所得石墨為贈”當在元祐六年四月蘇轼回京路過潤州時。這是蘇轼與沈括在潤州唯一的一次交往。至于從宋代王铚到當今餘秋雨的沈括告密導緻“烏台詩案”的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
三是與佛印等方外人士的交往。蘇轼回京路過潤州，“訪了元（佛印）于金山，轼為畫壁”。宋徐績《節孝集》卷四《代玉師謝蘇子瞻》：“海上仙翁歸，童子言有客……面帶玉山氣，手畫龍泥壁。諸仙争進硯，一笑已投筆。”
四是蘇轼還同蹇拱臣道士、張弼等有交往和應酬。如《留别蹇道士拱臣》《臨江仙·辛末離杭至潤，别張弼秉道》《蝶戀花·離别》等。
九蘇轼第十四至十五次途經潤州（建中靖國元年）
建中靖國元年（1101）蘇轼途經潤州的次數，學界一直沒有很明确的說法。蘇轼至少兩過潤州。
一是在五月初，與程之元（德孺）、錢世雄（濟明）相會金山，後回到真州長住。這在《與馮祖仁十一首》之八、九、十，《答蘇伯固四首》之一，《答錢濟明三首》之一、三，《與程德孺四首》之二，《與米元章二十八首》之二十，《與子由弟十首》之八等衆多書信中有明确交代。這次到潤州，蘇轼身體尚好，蘇轼書信中“一二親故在坐”，當與潤州的外甥柳闳有關。費衮《梁溪漫志》卷三對此亦有記載：“東坡歸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闳），出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嶺南所作也，甥試次第之。’展如曰：‘《天慶觀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鐘子翼哀詞》别出新格，次之；他文稱是。舅老筆，甥敢優劣邪？’坡歎息以為知言。”蘇轼親至堂妹、妹丈墓前祭之，作《祭柳仲遠文》兩篇。另外，《自題金山畫像》當為此次過潤時的作品，蘇轼對自己的一生做了總結：“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二是六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回常州經過潤州。《嘉定鎮江志》卷十五謂王觌建中靖國元年再次守潤，蘇轼與王觌在元祐年間有過交往，雖政見不同但也算故人。特别應該提到蘇轼與章惇、章援父子的關系，迫害蘇轼貶谪嶺海八年的章惇，是年二月“潭州安置章惇，責授雷州司戶參軍”，章援時在潤州，不敢面見恩師又擔心報複，遂寫信給蘇轼。九死一生的蘇轼沒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是寫下了這樣一封關懷備至的書信：“某頓首緻平學士……茫然不知緻平在此……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馀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懷可知。但以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又海康風土不甚惡，寒熱皆适中。舶到時，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閩客、廣舟準備，備家常要用藥百千去，自治之馀，亦可以及鄰裡鄉黨。……然隻可自内養丹，切不可服外物也。舒州李惟熙丹，化鐵成金，可謂至矣，服之皆生胎發。然卒為癰疽大患，皆耳目所接，戒之！戒之！某在海外，曾作《續養生論》一首，甚欲寫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疊檢獲，當錄呈也……又見今病狀，死生未可必。自半月來，日食米不半合，見食卻飽，今且速歸毗陵，聊自憩。”信後還附有《續養生論》藥方。落款為六月十四日，蘇轼病逝于是年七月二十八日，其博大的胸襟、寬容的情懷千載之後令人動容。
蘇轼此次過潤，适逢蘇頌在潤病逝。蘇轼是時身體狀況極差，“命子過往吊蘇頌（子容）之逝”，作《薦蘇子容功德疏》。《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對此亦有記載：“李伸季常，蘇子容丞相外孫，為予言：東坡歸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薨，東坡已病，遣叔黨來吊，自作飯僧文，所謂‘在熙甯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為三舍人（蘇頌與宋敏求、李大臨三人）之冠。及元祐際，綴公迩英閣前，又為五學士（鄧伯溫、蘇轼、許将、蘇轍與蘇頌五人）之首。雖淩厲高躅，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概，無甚相愧’者。明日，季常與子容諸孫往謝之，東坡側卧泣下不能起。”
綜上所述，蘇轼十五次過潤，存在諸多誤說，或許藉此可以對蘇轼在潤州的人生軌迹有個清晰的了解。
（作者單位：《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