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傳》位居列傳之首，并非僅僅是時間順序上的安排。當時《詩經》學中有“四始”之說，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就記載了魯詩的說法：“《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詩經》中每類詩的第一篇都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如《毛詩大序》認為“四始”為“《詩》之至也”，齊詩更是在其中糅入陰陽五行、律曆谶緯等内容。處于經學勃興時代的司馬遷，在安排《史記》篇目時，不能不對“始篇”格外重視。那麼，為什麼以《伯夷列傳》作為列傳之“始”呢？
從資料上來說，見諸經傳的三代人物甚多，例如臯陶、伊尹、傅說、仲山甫等，并“功烈尤顯，事迹居多”（《史通·人物》）。但是，司馬遷沒有取那些人物而僅為伯夷作傳，原因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交待：“末世争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也就是說，司馬遷痛慨時代奔競擾攘、争名逐利之風，而取讓國餓死者為傳首，以标榜重義高讓之德矯厲世俗。這與“嘉伯之讓”而以《吳太伯世家》居于世家之首，用意相同。
《伯夷列傳》在文風上令人稱奇，是因其為傳記之變體。文雖為傳，但是記述伯夷、叔齊生平事實的僅215字，其比例不到全文的三分之一。文中大量的内容是議論詠歎，回環跌宕，縱橫變化，如蛟龍不可捕捉。但是細究起來，全文實以六藝孔子之言貫穿始末。開篇表明“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的史料取舍态度，因《尚書》見到的堯、舜、禹禅讓之慎思熟慮，不同于諸子盛稱的許由、卞随、務光之事，所以不敢輕信後者。後又記親見許由冢，似有其人，卻因不見稱于孔子，即緻疑而不敢載。由此引出孔子稱夷、齊不怨，而自己睹佚詩分明感覺到悲怨。真實情況是怎樣的？接下來叙述夷、齊行事及佚詩，展開了“怨”與“不怨”的讨論，深感天道幽隐，不可捉摸。盡管如此，以孔子的“道不同不相為謀”、“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等言來折衷于正道，以富貴為輕，而疾死後無名。最後感慨“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隐然以發憤著書表彰前賢、赓續孔子自命。總體來看，全文看似開阖無迹，文風奇肆，實則組織精嚴、線索分明。以六藝孔子之言為宗，亦可見出司馬遷對經學的尊崇。
文中議論最可注意者有兩處。一是關于伯夷、叔齊“怨”與“不怨”的讨論。孔子稱伯夷、叔齊為賢人，論其“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背景是當年衛國發生了父子争為國君之戰。太子蒯聩得罪了衛靈公夫人南子，出逃晉國。靈公死，立孫子蒯辄為君，即衛出公。晉國的趙簡子又把蒯聩送回，衛國抵禦晉兵，從而發生了戰争。事件發生後，冉有想探知孔子會不會幫助衛出公，子貢就以伯夷、叔齊發問，孔子贊美二人，自然就不會選擇幫助衛君。對于孔子論夷、齊“不怨”的話語背景，司馬遷當然清楚。但是，司馬遷做了置換，他對“怨”的讨論針對的是天道。夷、齊“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顔淵好學而早夭，與此對照的是盜跖暴戾恣睢、日殺不辜卻以壽終，真有所謂的福善禍淫之天道嗎？為何行善未必福，行惡未必禍？達到了“仁”，實現了“正義”，似乎應該無怨了，但是對于因此遭遇的不公天道真能無怨嗎？天人之際究竟是一種什麼關系？人的命運究竟是怎樣被決定的？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把握自己的命運？在這種追問中，我們不難感受到司馬遷身世遭際的烙印與創傷，他是在借夷、齊之怨來寫自己的滿腹之怨。司馬遷之前，從來沒有一個史學家如此關注個體人物的命運，也從來沒有人把命運的悲劇性表達得如此蒼涼沉郁、悲慨淋漓！對人物命運的探索，是貫穿《史記》衆多人物傳記中的終極思考命題。
另一處要注意的議論是文章的最後一部分。既然天道玄遠蒙昧，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那麼個體該如何安頓自己的生命呢？難道就因此而放蕩自恣、随俗沉淪嗎？不，一任其運遇，從吾所好而已。對于志氣慷慨的烈士來說，追求的是不朽聲名，“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于後”。名，代表了剛烈之士的生命理想，是超越社會遭際窮通否泰的精神支撐，是對不可把握的命運力量的抗争。而士人所成就的“名”，除了自己砥砺志行顯于闾巷外，還需要附于青雲之士才能傳于後世，“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淵雖笃學，附骥尾而行益顯”。司馬遷還曾在《孔子世家》中叙述過“名”：“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作《春秋》，為的是聲名稱于後、道義傳于世，但同時也保存了志士仁人的行迹，使他們在曆史煙雲中達緻不朽。所以，著作是一種“同明相照、同類相求”的行為，“聖人作而萬物睹”，是對時或暗冥之天道的公平補償。正因著作神聖，《史記》接下來的春秋人物除伍子胥外，其他人物皆以著作立言而得以列傳。
不難看出，司馬遷對孔子著《春秋》的熱情激揚，“蓋亦欲微見己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隐》注）。司馬遷曾在《報任少卿書》中剖白心事：“所以隐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彩不表于後也。”身遭厄運，局促當世，生命理想由著作得以伸展。生命因著作而不朽，著作亦因生命投入而永恒。著作興，天道得以維持，而闾巷岩穴發憤之士亦皆有所托命矣！此為解讀《史記》中列傳的大關鍵，明乎此“述著作之本旨”，方能讀懂司馬遷為“扶義俶傥”之士作列傳之用心，方能明白司馬遷選擇人物入傳的标準。因此，章學誠說此篇“傳雖以伯夷名篇，而文實兼七十篇之發凡起例”（《丙辰劄記》）。溝通太史公和筆下人物的情感紐帶是對生命不朽的共同追求，以富貴為念的庸俗尋常之人是不能入太史公法眼的。正因此，太史公在史學上第一次以人物為中心來展現曆史，人物的風采、志氣、情調被鮮活地表達了出來，人物的命運遭際受到了深切的關注和同情，而不是像編年體或者國别體那樣的史書重在關注事件的成敗、邦國的興衰。
至于此篇雜引經傳、以論帶傳的行文之妙，前人早有評點，這裡引錄一二，以供參閱：“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也。”（《楊升庵文集》卷四七）“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六）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