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宋代士人來說，包括對器物學、金石學這些技藝的研習，都不是純粹的紙上學問，而都具有強烈的“回向三代”傾向，都反映着那個時候士人的追求與實踐。所以，現在研究宋代仿古青銅器、金石學的一些學者，會說宋人是“在複古中創新”，通過所謂的複古來創新，這就體現着宋代文人的文化追求。2015年6月，台灣學者開過一個學術研讨會，集中讨論十一世紀到十四世紀士人的文化活動和人際網絡，這一研究的核心議題他們概括為“遊于藝”，實際上是關注士人的相關活動以及其中寄寓的精神内涵。
“遊于藝”，或許可以說是宋代文人的存在方式或者生活方式、交遊方式，也是他們自我表達的方式。朱熹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然後遊于藝。今隻就冊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正要‘克己’上做工夫。”“遊于藝，似若無緊切底事，然能如此，則是工夫大故做得到了。”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朱熹強調“遊于藝”與“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這三者是一個整體；他也指出“遊于藝”看起來不是什麼緊切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真正能夠做到，肯定是下足了工夫的。什麼工夫呢？是一種“克己”的工夫。也就是說，對“遊于藝”不能隻從冊子上理會，不能隻把它當成書面上的說法，而是要嚴以律己、切實努力，這樣才能讓“遊于藝”真正成為“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的實踐方式、實踐途徑。所以，“遊于藝”和另外三者，應該說是一種彼此相依的存在狀态，這種整體性、實踐性一直都是被宋人所強調的。
我們會注意到，宋人無論是在活動、宴飲、交遊的過程中，還是在個人獨處的過程中，都會有不同的空間、不同的氛圍，在這些不同的場合裡發展出豐富的生活方式，也體現出士人們多樣的性情，包括他們公務中的剛果嚴毅，也包括生活中的曠達與雅趣。交流都會有特定的承載方式，正是在士人不同類型的群體活動裡，形成了人際之間的交往脈絡。宋代文人僚友之間有許多詩詞唱和、往來信箋，也有許多專門記載詩文唱和的集子。這些文化活動在宋代蔚為風氣。北宋前期著名的文人楊億給宋白的唱和集寫了一篇序文，說“視草之暇，含毫靡倦；形于風什，傳于僚友；同聲相應，發言成章”。通過彼此之間的心傳意會，“同聲相應”，士大夫之間發展出來一些共識，逐漸形成了他們彼此之間的文化圈，包括一些關系網絡。傳說中李公麟的《西園雅集圖》，以及米芾撰寫的《西園雅集圖記》，描繪了北宋中期被傳為佳話的西園雅集，這次雅集包括蘇轼、蘇轍兄弟以及像黃庭堅、李公麟這樣一批人，都是當時的精英人物，他們彙聚在驸馬王诜的宅邸西園，共同賦詩、題詞、相互切磋，欣賞書畫作品。這樣的文化盛事，按米芾的話就叫做“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之氣”。其實這裡面也就體現了他們共同的好尚、文化方面的興味相投。
士人彼此之間的交流活動，在宋代是非常頻繁的。比如說所謂的真率會、耆英會、同鄉會、同年會（指同一年考中科舉進士者的聚會），還有五老會、九老會、十老會，等等。不僅在開封、洛陽這樣的帝國核心地區，包括在蘇州、福州這樣一些地方，經常會有這一類的友人聚會。北宋早期的宰相範質曾經說，“舉世重交遊，拟結金蘭契”；朱熹也說“朋友之于人倫，所關至重”。司馬光曾經寫過《洛陽耆英會序》，并且訂下“序齒不序官”的《會約》。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寫過《洛陽名園記》，在跋文中他說：“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于園圃之廢興。”意思是說，觀察天下治亂的征候，要看洛陽的盛衰，而洛陽盛衰的征候則在于園圃的興廢。為什麼會這樣說呢？當年這些城市裡面的園林苑圃是士人喜好的活動空間，他們經常到這裡來聚會雅集，大家興緻勃勃、往來頻繁的時候，芳林園苑顯得很興盛，洛陽也就因之而充滿活力，這一定是天下安定的時期；反過來在國家政治緊張肅殺的年代裡，士人的活動往往受到限制，園圃中也會氣氛沉悶，政治動亂的時候就更是這樣。所以李格非會說園圃的興廢可以标志洛陽的盛衰，由小見大，由點及面，可以看到整個天下治亂的征候。
當時有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士聚集活動。我們知道宋代雕版印刷已經逐漸普及，成為知識傳播的重要條件之一。北宋中期蘇轼曾經說，過去要讀一本書很不容易，前輩先生都是從藏書者家裡借，借來就拼命抄拼命背，而現在諸子百家之書都被轉相摹刻，各類圖書“多且易緻”，讀書人經常能夠見到各類書籍。宋人會說“書闆大備，儒者逢時”。當時也有很多活動是和印書、讀書、曬書相關的。
晚唐女道士魚玄機的詩集，有一個宋代的刻印本，刻本後面有一行字，我們看到“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的字樣，這一帶在當時就是一個刻書的中心，北宋的杭州，南宋的臨安，在那個時候就是刻印書籍的中心之一，棚北這個區域就是書坊、書鋪密集的地方。在書籍每卷文末刻上書鋪的地點，就是一個廣告，一個路線圖，讀者看到這部書印得不錯，可以按圖索骥到這個地方來購書。《東都事略》是南宋人王稱的一部紀傳體史書，當年刊行于四川眉山，成都地區，蘇東坡的老家，現在藏在台灣的“國家圖書館”。這部書目錄結束的地方，我們看到有一個牌記，上面寫着“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闆”。先是說明了刻印者，後面這八個字很有意思：所謂“覆闆”，是指照樣翻印，牌記聲明“不許覆闆”，可以看出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有了版權保護的意識。當時刻印普遍，書籍數量大增，不管是私人還是國家官府藏書的地方，包括宮廷裡面的秘閣，都要定期晾曬圖書，以便除濕防蛀。這類集中晾曬活動，被稱之為“曝書會”，類似于圖書展覽會，這些時候往往英才盡至，冠蓋雲集。不僅在宮廷秘閣，當時有些士人家庭藏書豐富，他們曝曬圖書的時候，也會有四面八方的友人前來共襄盛事。
金石學的出現，是宋代學術門類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有學者稱它是“中國藝術複古風潮的考察标本”。對于金石學的切磋研習，在當時是士人“遊于藝”的重要方面之一，李清照在《金石錄》的後序中說，她和趙明誠積累了這麼多材料，用心在這個方面，是為了“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遊于藝在他們看來，不僅僅是玩賞意義上的雕蟲小技，而是有它的寄寓，有它的目的。呂大臨在《考古圖記》裡面也說到，他們對于考古圖的關注“非敢以器為玩”，而是“觀其器,誦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遺風”。他把對于古器物的傳摹圖寫，視為對于藝術、對于三代之風的追求。他也特别說到，《考古圖》中收錄的很多器物都是士大夫家裡面收藏的，對于這些器物的搜讨、追求、欣賞，因而也成為士大夫交遊的一種方式、一種途徑。
台灣著名的宋史學家黃寬重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講南宋中期士人對《蘭亭序》的品題與鑒賞，讨論士人的“以藝會友”。對于《蘭亭序》的鑒賞，成為當時士人藉休閑怡情交流情誼的重要媒介。他們通過這樣的機會，擴展、深化彼此之間的人際關系。其實不僅是《蘭亭序》，我們前面提到的一些書籍曝展，包括器物把玩、書畫賞析等等，都成為士人交遊過程裡的媒介。有的以經史圖畫分享互娛，有的是自我欣賞、自娛自樂，其中更多的是友朋之間的交往和遊從。
南宋時有位蘇州人王份，退休回到家鄉，在松江之濱經營了一個園子，叫做“臞庵”。園子“柳塘花嶼，景物秀野”，吸引了很多士人來遊玩、題詩，臞庵因此成為“一時名勝”的喜遊之地。像這樣相互遊從，“極文酒之樂”的活動，從開封、洛陽到臨安、蘇州，可以說活躍頻繁。這些交遊活動往往伴随着詩文雅集，是以“遊于藝”作為依托來進行的。
台灣大學曆史系的許雅惠老師曾根據呂大臨《考古圖記》中涉及的人物，繪制了一張士人人際網絡的統計分析圖。這張圖背後有當代技術手段的支持，我們也可以說是數字人文合作計劃的成果（自2005年開始，哈佛大學跟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台灣中研院史語所共同推進一個項目，即“中國曆史人物傳記資料庫”，簡稱為CBDB，項目把數十萬曆史人物的信息放到這個資料庫裡。這個資料庫跟我們平常使用的數據庫不一樣，我們習慣利用的數據庫是查字句、查段落的，而CBDB是個“關系型”資料庫，重點在于查詢人物之間的關系。）許老師導入了《考古圖記》裡面呂大臨的相關記載，利用這一資料庫進行數位分析，展示出以蘇轼、司馬光、程頤這三個人物為核心的人際交往關系，從中觀察相關士人之間直接或者間接的交流關系。這張圖所呈現的情形，讓我們看到在個人關系圈、交遊網絡裡面，有一些人物是居于核心點上的，也就是說，當時士人交遊的網絡有一些“樞紐”，有一些關鍵性的核心人物。當然，我們還不能滿足于這種平面的呈現方式，還要通過觀察宋代士人的讀書、科舉、仕宦、創作、教學、遊賞等活動，進一步觀察他們結成的多種類型、不同層次的交遊圈。這是我們講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士人“遊于藝”的活動，以及他們在各類交遊活動中結成的人際網絡。
下面我們講一下第三個問題：“雅俗之間：對于意境的追求”。
上個世紀初期，日本京都大學的内藤湖南教授提出一種研究假說，即所謂“唐宋變革論”，認為從唐到宋這段曆史時期的統治結構和社會結構發生了很重要的變化。這一說法立意鮮明，概括力很強，提出之後，有許多學者在這一框架下進行研究。學者大多認為，唐宋時期确實發生了很多深刻的變化。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觀察到的變化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就社會的演變趨向而言，總體上講，我想我們可以用“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予以概括。當我們說到什麼“化”，我們指的是一種趨勢、一種傾向，是處于進行時中，而不是完成時态。如果說宋代是一個平民社會，這種說法可能有點過分了，但是如果說宋代走向平民化，我覺得這個概括應該說比較确當地反映了當時的曆史現實。
北京大學國學院在袁行霈先生主持下，出過四卷本的《中華文明史》。從唐代到宋代，就文學的角度來看，變化的主要趨勢到底是什麼？袁先生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文學體裁從詩文擴大到詞、曲、小說，我們知道詞、曲、小說其實是出自市井的。二是創作的主體，過去的創作主體是士族文人，宋代很多庶族的文人參與創作，進而擴大到了市井文人。比如說《大宋宣和遺事》，本來是話本，其中講梁山泊宋江的故事，講故事的人和話本的整理者同時也是文學的創作者，講來講去，内容不斷豐富，逐漸積累，成為長篇小說《水浒傳》的藍本。第三，這些文學作品寫給誰看？講給誰聽？文學的接受者也擴大到了市民和更加廣泛的社會大衆。這樣一個整體趨勢，可以說是文學重心的下移，這也使中國的文化呈現出更加豐富多彩的樣貌。（未完待續）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曆史系）
《東都事略》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