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是史，更是詩，以“漢皇重色思傾國”這樣的史筆開篇，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這樣的詩筆收尾，用概括性的語言點明詩題“長恨”，可謂詩與史的珠聯璧合。當安史之亂掀起的曆史塵埃，伴随李隆基、楊玉環纏綿天地的愛情悲劇，在白居易筆下飄然落定，而詩的傳奇卻剛剛開始。李楊故事本身便戲劇元素多多，加之詩豪樂天深于詩，多于情，運以絕妙生花之筆，自然有聲有情，可歌可泣。一聽漁陽鼓，何人不黯然。恨同天地久，歌假樂天傳。其才調風緻，旖旎悠揚，無愧于“才人之冠”（賀贻孫《詩筏》卷上，《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39頁），無愧于“古今長歌第一”（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十五，中華書局，1983，226頁）。不僅文人學士歎為不可及，婦孺歌姬亦喜聞而樂誦，可謂雅俗通賞，于是不胫而走，遠播海外。白居易由此被呼為“《長恨歌》主”。
但他恐未料到，關于這個長歌的主題，至今仍是未解之謎。一篇長恨有風情，風情關處幾紛争。主要觀點有愛情說，兼含純情說、同情說、惋惜說、感慨說、自傷說、歌頌說，又細别為帝妃愛情說、典型或普遍愛情說、作者寄托說、人生感歎說、愛情品格說等；諷谕說，兼含無情說、懲戒說、政争說、暴露與批判說、解剖制度說、有情婉諷說、婉轉勸諷說等；感傷說，兼含時事變遷說、人生或生命創痛說、終極意義說等；隐事說，兼含逃日說、女冠說、流落民間說、背叛愛情說等；雙重主題說，兼含諷谕與愛情兼有說、帶諷喻的同情說、帶同情的諷喻說、矛盾主題說、主題轉移說、形象大于思想說、正副主題說、表層深層主題說等，又有多重主題說，無主題說，泛主題說……或幹脆稱為風情說，或長恨說。
歸納起來，愛情說、諷谕說、雙重主題說，曆來是争論的主要焦點。日本學者大都持愛情說。若了解白居易和《長恨歌》在日本文化史上無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則這個傾向不容無視。回溯《長恨歌》研究史，現代意義上的論文亦始自日本，即1912年6月松尾樂山在國學院大學出版部《國學院雜志》第18卷第6期發表《〈長恨歌〉的楊貴妃》。就國内而言，則始于俞平伯1927年11月15日撰寫的《〈長恨歌〉及〈長恨歌傳〉的傳疑》，1929年2月發表于《小說月報》第20卷第2期。此後迄今，研究者隊伍中不乏陳寅恪、胡适、岑仲勉、夏承焘、馬茂元、卞孝萱、黃永年、王運熙、吉川幸次郎、松浦友久等中日文史名家。
一部作品，尤其是涵容抒情的叙事詩，其價值、其魅力，自然絕非止于“主題”。僅從作者本人的創作意圖來看，《長恨歌》者，即歌長恨，歌詠愛之長恨也。白居易自編詩集，《長恨歌》被置于感傷詩，而非諷谕詩；編成後自題詩又稱“一篇長恨有風情”（《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戲贈元九李二十》），說明他寫《長恨歌》是為歌“風情”而作。當一千二百多年前，臨近歲末的那個下午，或者黃昏，白居易與兩位朋友——秀才陳鴻、道士王質夫，同遊仙遊寺，談起五十多年前的天寶往事，湧上心頭的，首先是唐玄宗與楊貴妃纏綿悱恻、可歌可泣的愛情悲劇。而這一希代的愛情悲劇背後，還有白居易自己早年的戀愛經曆。他與少女湘靈相戀，後雖忍痛分手，但卻未能忘懷，《寄湘靈》《寒閨夜》《生離别》《潛别離》《感情》等詩皆可參證，作于《長恨歌》同時的《冬至夜懷湘靈》寫道：“豔質無由見，寒衾不可親。何堪最長夜，俱作獨眠人！”與《長恨歌》“芙蓉如面柳如眉”“翡翠衾寒誰與共”正可互文。白居易筆下的這一傳說，飽含着對愛情超越生死的讴歌，也暗寓着詩人借他人酒杯澆自家塊壘的深衷。
竊以為，世間美好有三大要素：其一，時間忌太長，要短暫一些，如鏡花水月才美好，世間美好不堅牢，彩虹易散琉璃脆；其二，空間忌過近，須隔河相望，可望而難即，如蒹葭之境才美好；其三，結局忌圓滿，略有遺憾才美好。在白居易筆下，于李楊二人而言，那是一場政治與愛情的雙料悲劇，但也恰因這千古遺憾方鑄就《長恨歌》那超越時空的心靈震撼。
長詩先寫熱戀，突出貴妃之美，玄宗之戀，對因此而誤國之事，雖有譏諷，但絕未遮掩主幹。相當複雜的曆史情節，隻用删繁就簡的幾句詩就交代過去，裁剪開來，而着力在情的渲染。雖然從反思的角度點出造成悲劇的原因，但對悲劇的主人公主要是寄予同情和惋惜。次寫兵變妃死，悲劇鑄成，玄宗腸斷。這是悲歡榮辱極端對比的寫法。再寫物是人非，刻骨銘心，思念無望。刻骨之相思，乃衍為不絕之長恨。筆調婉轉細膩，卻不失雍容華貴，全無半點纖巧之病。明明是悲劇，卻寫得那樣超脫。此時，恐隻有入仙，方能一纾主人公之長恨。于是過渡到寫天人永隔之長恨。人世間破滅的愛情，隻能在仙界延續；在仙界裡，再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隔這真摯的愛情。在仙界裡，人間真情得到寄托，愛情從而獲得永恒。雖然是藝術虛幻，但包含着對人生的肯定、對愛情的讴歌。由樂而悲，而思，而恨，構成全詩的感情脈絡，其間因果關系密切而分明，跌宕卻自然。
李楊二人的永恒分離與痛苦思戀，使讀者感到，愈是飽含淚水不懈地追求與思戀，其分離就愈具悲劇意義，感傷的心靈就愈沉重，使人冥冥之中感到的那份無可奈何的心靈負荷就愈豐富。在這一意義上講，“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已然帶領讀者，将政治和愛情悲劇放大開來，上升到人生悲劇、時代悲劇、宇宙悲劇的境界。生死、愛恨、天人，正堪稱《長恨歌》三重境界的關鍵詞，引導我們揭底《長恨歌》的謎與魅。
在寫給摯友元稹的信中，白居易舉出歌姬因能唱《長恨歌》而增價的事例，可見《長恨歌》在當時民間的流行度，而既驚又喜的語氣，也透露出其自矜自愛。唐玄宗和楊貴妃的甜蜜愛情，從李白《清平調》和杜甫《麗人行》中仿佛可見，而馬嵬之變将這段帝妃之戀匆匆畫上句點。杜甫《北征》以“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為帝王諱，将楊貴妃比作禍國的褒姒、妲己，透露出當時大部分文人的立場；陳鴻為《長恨歌》總結的意旨，也是“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将來”，但《長恨歌》絕未闆起面孔來作政治說教，詩人始終徘徊在愛恨之間，理難清，言難明。朦胧而豐富的意韻，自然也使不同的讀者對《長恨歌》産生不同的感受和評價。所以，在中國詩史上，《長恨歌》的主題和意旨，相伴着它的藝術魅力，恐怕永遠都是說不完的話題。
在頓挫淋漓、風華掩映的絕美詩句背後，不僅可以形象感知那曾改變一代曆史走向的安史之亂，更可體會詩人對愛情、對人生的超越性思考。對當年這位三十五歲的年輕縣尉而言，山水盤曲而深厚的盩厔（今作周至）曆史文化，也是成就這部經典所不容忽視的地域因素，正是呼吸彼地彼時的文化氣息，白居易才能在風雲際會的曆史瞬間，将李楊故事超越其具體性、個别性，凝鑄為具有普遍意義的世間傳奇，貫其才情，凝于筆端，寫就這詞清意摯的千古絕唱。
但是，《長恨歌》的接受史，絕非一路鮮花，皆為贊美，它曾受到詩旨與詩藝的雙重責難。宋代詩評家主要是非難《長恨歌》的露骨和失禮，如魏泰《臨漢隐居詩話》拈出“六軍不發争（無）奈何，宛轉蛾眉死馬前”的詩句，指斥詩人“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曆代詩話》，中華書局，1997，324頁），并與惠洪《冷齋夜話》一樣，同舉杜甫《北征》加以對比。張戒《歲寒堂詩話》則舉杜甫《哀江頭》為例，稱贊杜詩識君臣之大體，其詞婉而雅潔，其意微而有禮。從曾鞏、蘇轍、洪邁、張邦基、陸遊，直到宋末的陳模、趙與峕、俞文豹、車若水，亦頗有質難。不過曆史是公正的，汪立名就對此種質難有所辯駁，其論略雲：“此論為推尊少陵則可，若以此貶樂天，則不可。論詩須相題，《長恨歌》本與陳鴻、王質夫話楊妃始終而作，猶慮詩有未詳，陳鴻又作《長恨歌傳》，所謂不特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将來也，自與《北征》詩不同。諱馬嵬事實，則‘長恨’二字便無着落矣。讀書全不理會作詩本末，而執片詞肆議古人，已屬太過，至謂歌詠祿山能使官軍雲雲，則尤近乎鍛煉矣。……然陳（鴻）傳中叙貢妃進于壽邸，而白詩諱之，但雲‘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安得謂樂天不知文章大體耶！倘有詛其謬以羅織少陵者，必将以少陵《憶昔》詩‘張後不樂天子忙’句，為失以臣事君之禮；‘百官跣足随天王’句，為歌詠吐蕃追逼代宗，又豈通論乎？”（《白香山詩·長慶集》卷十二《長恨歌》後批）此可謂通達之論。
《長恨歌》中公認的名句“梨花一枝春帶雨”，因入選“四雨”而受到稱賞，即使如此，也有人嫌其有脂粉氣，此言出自宋人陳善的《扪虱新話》：“予與林邦翰論詩及四雨字句，邦翰雲：‘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四庫全書》本《說郛》卷二十二上）還有人認為，“梨花一枝春帶雨”不免氣韻近俗，如宋人周紫芝《竹坡詩話》就說：“白樂天《長恨歌》雲：‘玉容寂寞淚闌幹，梨花一枝春帶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氣韻之近俗也。東坡作送小人詞雲：‘故将别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雖用樂天語，而别有一種風味，非點鐵成黃金手，不能為此也。”（《曆代詩話》，346頁）不過，清人薛雪《一瓢詩話》駁之雲：“白香山‘玉容寂寞淚闌幹，梨花一枝春帶雨’，有喜其工，有诋其俗。東坡小詞：‘故将别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人謂其用香山語，點鐵成金。殊不然也。香山冠冕，東坡尖新，夫人婢子，各有态度。”（《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01頁）應該說東坡此二句不是尖新，實屬儇薄，遠不如香山原句之麗而正也。方回雲：“淡處藏美麗，處處著工夫。”香山原句足以當之。
宋元通俗文藝的興起，悄悄改變了《長恨歌》的命運。描寫這一題材的作品，金院本有《擊梧桐》，元雜劇有庾吉甫《楊太真霓裳怨》和《楊太真浴罷華清宮》、關漢卿《唐明皇哭香囊》、嶽伯川《羅光遠夢斷楊貴妃》，宋元南戲有《馬踐楊妃》。元諸宮調王伯成《天寶遺事諸宮調》中，也有楊貴妃遺骸被馬蹄踐踏的記述。伴随李楊故事成為熱門題材，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樸取《長恨歌》“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句，敷演君妃之間纏綿悱恻的愛情故事，賦予唐明皇悲劇人物之定位，對後來洪昇的傑作《長生殿》多有啟發。進入明代，在新的文藝風氣中，叙事詩學視角興起，評家開始以全新眼光看待這一長篇，相對适宜的時空間隔，使《長恨歌》邁向經典。
明初瞿佑得風氣之先，其《歸田詩話》評價說：“樂天《長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元微之《行宮詩》四句，讀者不覺其短，文章之妙也。”認為《長恨歌》已臻文章妙境。此後雖仍不乏非議，但《長恨歌》作為“古今長歌第一”的經典地位已然确立；不僅在民間傳誦，也為詩歌選家所重視，頻頻進入各類詩選。明人唐汝詢雖然批評《長恨歌》“格極卑庸，詞頗嬌豔；雖主譏刺，實欲借事以騁筆間之風流”，《唐詩品彙》收《琵琶行》而未收《長恨歌》，就是因為“其多肉而少骨也”（《删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十五“中唐七古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26冊，115頁），但其《唐詩解》卻表彰《長恨歌》乃“長篇之勝”，“餘采而箋釋之，俾學者有所觀法”（《唐詩解》卷二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69冊，818頁），特别強調其典範意義。《删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的編者周珽更有高度評價：“作長篇法，如構危宮大廈，全須接隼合縫，铢兩皆稱。樂天《琵琶行》《長恨歌》幾許膽力，覺龍氣所聚，有疑行疑伏之妙，讀者未易測其涯岸。”清代以降，賀贻孫、黃周星、吳喬、徐增、沈德潛、宋宗元、吳北江等詩選者和詩評家大都給予《長恨歌》贊美之評，趙翼更斷言：“《長恨歌》自是千古絕作”；就作者而言，“蓋其得名，在《長恨歌》一篇”。僅憑《長恨歌》和《琵琶行》，白居易即已聲名不朽，“況又有三千八百四十首之工且多哉”（霍松林、胡主佑校點《瓯北詩話》卷四，37頁）！賴學海也有相似感慨：“人有一詩之傳，遂足千古者，白香山之《長恨歌》是也。有此才筆，遇此佳題，而又恰與才稱。香山一生遭際，無過此矣，況翼之以《琵琶行》哉！”（《雪廬詩話》，光緒十八年順德刻本）這位布衣才子，與趙翼這位文史兼勝的大家，皆堪稱白居易和《長恨歌》的知音。
不同于《琵琶行》詠寫知音之歎，《長恨歌》詠寫天人之恨——生死脫蒂于愛恨，愛恨長萦于天人，這大概是《長恨歌》的不朽魅力所在。《長恨歌》之魅，與《長恨歌》之謎，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長恨歌》之謎在其主題，《長恨歌》之魅在其視角。《長恨歌》的視角偏于客觀，叙述中蘊含抒情，相對知性一些；《琵琶行》的視角偏于主觀，叙述乃為了抒情，相對感性一些。二者均有叙事成分，隻是《琵琶行》的故事事出偶然，偶然遇到陌生的異性知音，是現實題材；《長恨歌》的故事事出必然，必然因重色而思傾國之恨（《唐詩三百首》評雲：“思傾國，果傾國矣。”），是曆史題材。現實題材的《琵琶行》，在偶然中亦因主人公白居易之“多于情”（陳鴻《長恨歌傳》）而存在必然；曆史題材的《長恨歌》，在必然中亦因作者視角的别樣而存在偶然。不過一《歌》一《行》，皆以長慶歌行體，又多有相通之處。明人黃姬水即雲：“《琵琶行》即《長恨歌》之流也。”（《憨齋珍藏書法集》，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19頁）而《歌》先《行》後，《琵琶行》的構思和撰就，其實在白居易心中，又頗有欲在《長恨歌》這一成名作基礎之上，加以取舍避讓之意，後來居上之願。《長恨歌》節節之間往往音韻蟬聯，《琵琶行》則在蟬聯之外，頗留意節奏之頓挫。從《歌》到《行》，由渭水之濱來到浔陽江畔，見證了白居易從青年步入中年，春花之勝轉為秋實之美，而恰如《長恨歌》的曆史傳奇有詩人早年身世和初戀的投影，《琵琶行》中的現實，其實也寓指着一段中唐世态人心的曆史側影，其間正可互文！而引其先聲的《長恨歌》，也正是在曆史與現實，真實與虛構，生死與愛恨，天地與人世，多重互文中，以一代詩豪的短暫之思，驚豔了那段時光，牽動起永恒之美，令人百讀不厭。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