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19年的殷先生，自稱“五四後期人物”。他在給張灏的信中曾說：“這種人，吸收了‘五四’的許多觀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裡奔流，他也居然還保持着那一時代傳衍下來的銳氣和浪漫主義的色彩。”在殷先生身上，除去典型的“五四”精神，他所承繼的還有“五四”一代批判中國傳統的思想立場。
說殷先生“反傳統”其實并不确切，較恰當地說應當是“反道學”。在《旅人小記》中，他說：“筆者平生可說無私怨，但平生思想上最大的敵人就是道學。在任何場合之下，筆者不辭與所謂道學戰，筆者亦将不會放棄這一工作。”之所以如此，原因是“筆者個人自了解人事到現代，深刻了解道學的毒害實在太大太深了。人生經驗的增加，使我對這一點堅持不移”。殷先生所謂的“人生經驗”，與他的童年記憶密不可分。在晚年給林毓生的信中，他曾經寫道：“在家世方面，當我童少年時，家道已經中落，但是長一輩的人還要擺出一副架子，說話矯揉造作，室屋之内充滿理學式的虛僞。我簡直讨厭透了！這成為我日後不分青紅皂白的反傳統文化的心理基礎。”可見，晚年的殷先生一方面重申自己的這一立場，同時也在更為開闊的視野中做出了反思。
在為殷先生筆錄“病中遺言”時，我發現：“以往殷老師所着重的都是知識問題，如今他所關切的是人生或心靈的問題。他眼看這個世界技術化愈來愈強，而人的道德理想愈來愈敗壞，人的心靈愈來愈萎縮，人的生活愈來愈繁忙，四周的空氣愈來愈污染。這種情境，使他焦慮，逼他反省，令他尋求解答。以此，他擴大了思想的角度和範圍，而伸入人的切身的問題，而透入生命的層域中。漸漸地，他了解到古往今來世界不同的文化領域中，古典的中國文化分子對生活層面，以及心靈的層面都曾作過妥當的安排。”
由于殷先生在“病中遺言”中的主張與他以往的觀點有所區别，加之我本人在日後主要從事道家哲學的研究工作，所以有的朋友以為其中也包含了我的意見。這種誤解，我想，有必要再度進行說明。
我在整理殷先生的部分遺物時，發現了一份他在生前準備的英文演講稿，題為MyViewofChinesePhilosophy（《我對中國哲學的看法》）。這是一篇由三部分組成、已經高度成型、署名YinFu-sheng（即殷福生——陳鼓應注）的文章。于是，我的學生鄒台蒂把它翻譯成中文，發表在1971年1月出版的《大學雜志》第37期上。我之所以有這份稿件，是殷師母整理殷先生書冊時交給我的。正是在這篇文章中，殷先生對于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源給予了肯定性的評價，并且系統論述了自己的觀點。這與他在“病中遺言”中的相關主張，恰好彼此呼應。所以，在編輯《春蠶吐絲——殷海光最後的話語》時，我把《我對中國哲學的看法》中文譯本收錄了進去，希望更加完整地呈現殷先生晚年的思想圖景。
關于殷先生臨終前的情況，王曉波在《殷海光先生臨終日志》中已有記載。我想補充的隻是我當時的心情。記得一天接到師母的電話，說殷先生的狀況很不好，随時都有生命危險，希望我們幫忙把他趕緊送到台大醫院去。深沉的夜色，夾雜着我們緊張與恐慌的心靈。此前雖然殷先生的病情一直不太樂觀，但我們似乎從未意識到他會真的離開我們。而就在那一刻，我的内心真正有一種被掏空了的感覺。
入院以後，殷先生的生命得以延長了幾天。在他去世前，一次，我正從外面進來，就在步入病房的刹那，聽到師母在跟她的嫂嫂說：“這些學生都很好，但在這個環境中，卻沒有被愛的感覺。”師母說完就哭了。站在門口的我，也聞聲落淚了。
2013年，師母也去世了。在殷先生離開後的近半個世紀的時光中，我時常想到師母說的這句話。這句話的确重重地落在了我的心上，讓我想起在我最困頓的時候，有我的老師陪伴着我，我們相對無言，同時又一起探索。那時的我，雖然感受不到社會的愛，但殷先生給我的，卻是讓我至今消受不盡的人間的溫暖。
五殷先生的家國情懷
在台灣這座“無魂之島”上，殷先生備受壓抑，但也始終抗争着。最為内在地支撐着他的力量，是他的深沉而澎湃的家國情懷。
越到晚年，殷先生的家國之思愈加強烈。有時談起往事，他會動情地說：“我殷海光，家住長江頭……”然後哽咽，甚至泣不成聲。1967年，他在寫給朱一鳴的信中說：“午夜夢回，苦思焦慮的，就是故土故人，大地河山，七億同胞的和平、生命、幸福的問題。我雖身陷困逆，對這些問題未嘗一日去懷。”正如林毓生在《殷海光先生一生奮鬥的永恒意義》一文中所說：“殷先生雖然談起學問來，有時冷峻高邁，實際上，他看到、聽到社會上的不平即熱血沸騰；他熾熱的心，無時無刻不去關心着苦難的中國。”
晚年的殷先生，在聊天中與我談到最多的是他在西南聯大讀書時期的經曆。在我看來，抗戰烽火中的西南聯大，是他一生的精神原點。1968年8月18日，在給盧鴻材的信中，他談道：“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的歲月裡，和我心靈契合的老師及同學随時可以碰見。在學校附近文林街一帶的茶點裡，在郊外滇池旁，在山坡松柏林中，常常可以看到我們的蹤迹，常常可以聽到我們談東說西。現在，我回憶起來，總覺得‘夢魂不到關山難’！内心說不出的想念。”這是殷先生的肺腑之言。
對于曆史人物的評價，應當放在特定的時代脈絡中進行。我自己所經曆的，尚且是一個内憂外患的世界，殷先生更是如此。大的動蕩，造就了他大的視野與胸懷。中國傳統的士階層所擁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在抗戰時期被重新激發出來。殷先生在西南聯大，感染的正是這種傳統的力量。所以，他自始至終都具有濃郁的家國情懷，與一般的自由主義者非常不同。在他的思想中，民主與民族是彼此交織的。
在給朱一鳴的信中，殷先生提出了他對于未來國際關系格局的看法。他說：“未來的世界，并非如包爾所說的‘三個半’權力，而是在美國、蘇俄及中國三個權力重心的動力（dynamism）支配之下。我把這個形勢稱為‘新三國’。這三個新三國有兩個結合原理：一個是人種，依照這個原理而行的結合是美蘇以對中；另一個結合原理是ideology（意理）及politico-socialsystem（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依照這一原理而行的結合是中蘇以對美。在上述兩種可能結合中，無論哪一種結合，都可構成世界勢力之一緊張的均衡，而勉強保持不安定的和平。”
對照殷先生身後近半個世紀的曆程，可見他當年的遠見，正在日後逐漸實現。他特别指出：“美國能給世界什麼呢？除了金錢與武器以外，什麼也沒有了！美國的金錢已在不夠穩定的狀态。美國的武器獨占局面已成過去：美國會造的大體别人也會造。”
當殷先生提出“新三國”的觀點時，海峽兩岸一邊是“白色恐怖”，一邊是“文革浩劫”。但現實的挫折并未創傷他的信心。知識分子的時代感，在殷先生的文字中躍動；而在與他的日常交往中，更讓我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那是一種可以引領青年人從洞穴中穿行、看到陽光的力量。
為編輯《春蠶吐絲——殷海光最後的話語》，我再次向殷先生的朋友——聶華苓大姐征求版權。她在回信中寫道：“多年不見了。套一句俗話，但卻真實：往事如煙。”
殷先生曾經談到，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一位是金嶽霖先生，一位是熊十力先生。他說，金先生給了我分析問題的頭腦，熊先生給了我一種濃烈的生命感。或許我可以說，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一位是方東美先生，一位是殷海光先生。方先生指引我“學術人生”的動力與方向，殷先生指引我“現實人生”的立場與情懷。
1966年1月14日，殷先生寫信給我，說道：“内心有難以言狀的凄涼。幸得二三知己，稍感慰藉。人和人内心深處相通，始覺共同存在。人海蒼茫，但願有心肝的人多多互相溫暖也。”這是我在追憶殷先生時，印象最深、也最想說的一句話。（全文完）
此文系陳鼓應編著新版《春蠶吐絲——殷海光最後的話語》（中華書局即出）的代序，陳鼓應口述，李浴洋、苗玥筆錄。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道家研究中心）
殷海光先生緻陳鼓應先生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