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階序列
自周以來，曆代官職均有“左右”之分，《禮記·玉藻》提到：“動辄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記譯注·玉藻》，362頁）最初，官之左右并無等級高低之意，随着時代的推移，官制前冠有的“左”“右”字樣開始有了區别上下尊卑、數量多寡、内外輕重的作用。《十駕齋養新錄》雲：“唐宋左右仆射，左右丞相，左右丞皆以左為上。元左右丞相，左右丞，則以右為上……明六部左右侍郎，左右都禦史，左右給事中，左右布政使，仍以左為上。”（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左右》，上海書店，1983，233頁）可知，官職中的左右尊卑并非是簡單的靜态劃分，而是一個動态的變化過程。
秦滅六國、統一中國以後，制定了一套在全國推行的職官制度，在文獻中均有或詳或略的記載，但官職以左為尊還是以右為尊卻并沒有明确的說明，學界也衆說紛纭，莫衷一是。《漢書·百官公卿表》載，秦爵共分二十等，由低至高分别為“一級曰公士，二上造……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皆秦制，以賞功勞”（《漢書·百官公卿表上》）。《韓非子·定法》載：“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将以上文獻結合來看，秦國的官與爵是相對應的，即有一定的軍功爵位就可以擔任相應的官職，兩者配合使用。以此，我們可以推論秦代之官制應以“右”為尊。
漢代官制按文武不同，左右尊卑是有區别的。《史記·陳丞相世家》載，孝惠帝元年（前194），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高後時，王陵得罪了高後，免去右丞相之職。左丞相陳平徙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到孝文帝元年（前179），因太尉周勃誅諸呂有功，文帝便以周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陳平為左丞相，位在周勃之次。時隔不久，周勃考慮到自己才能不及陳平，于是上書文帝，要求将右丞相職位讓于陳平。以此來看，漢代文職官員應以“右”為尊，武職則恰恰相反。《漢書·王商傳》：“（王）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元帝時，至右将軍、光祿大夫……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将軍。”《漢書·史丹傳》：“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尉，遷右将軍，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将軍、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诏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将軍丹往時導朕以忠正，秉義醇一，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郯之武強聚，戶千一百。’”以《漢書》中這兩則事例來看，因功從右将軍遷升到左将軍，顯然是由下及上、從卑到尊的變化。因此，我們可以推斷漢代的武職應以左為尊。
漢以降至唐宋皆以左為尊。《南齊書·百官》載：“左右仆射分道。無令，左仆射為台主，與令同。”《新唐書·百官》中規定：“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即尚書左丞于品級上高于右丞。在《資治通鑒》中曾有這樣一段描寫，稱：“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窦德素于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其中，房玄齡為左仆射，高士廉為右仆射，文中屢稱“玄齡等”，可見房玄齡的職位高于高士廉，即左高于右。
元朝建立後，一改唐宋舊制，規定以“右”為尊。《元史·伯顔傳》載，至元二年（1265）七月，伯顔官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各部官員向其禀報事務，有難以解決的，他往往用一兩句話就決斷了。衆人都贊曰：“真宰輔也！”至元四年，伯顔被升為中書右丞相。可見元朝官制以右為上。元朝不但官職以右為大，考科取士也分左榜和右榜。右榜為社會地位高的蒙古人、色目人，左榜為地位較低的漢人、南人。
朱元璋在元末起義軍時，因制度未備，禮儀仍沿用元朝舊制，以右為尊。據《明史》載，至正二十四（1364）年正月，朱元璋即吳王位，建百官，故以文臣李善長為右相國，武将徐達為左相國。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令百官禮儀尚左”，明确了以“左”為尊的制度，遂改李善長為左相國，徐達為右相國。明朝建立後，中央各部、院副職以及地方各級機構多同時并設左、右二職，如左右都禦史、左右侍郎及左右布政使，皆以左官居上。清承明制尚左。清代官員，一般以滿人提任左職，漢人出任右職。
二乘車座駕
車輿作為古代人們主要的交通工具和戰争用具，根據車輛形制和性質的不同，乘車的過程中亦存在不同的乘車之儀。因為古代車制車廂寬大，一般可乘坐一至三人。所以，當乘者多于兩人時，就不可避免會出現乘員的位次排序問題。
《史記·魏公子列傳》：“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文中“虛左”便是留下車上左邊的尊位，等候侯嬴就坐，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虛左以待”，表示自己禮賢下士。《法言》中記載：“茅焦曆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燕丹子》卷下燕太子丹迎請荊轲時，“太子自禦，虛左，轲援綏不讓”。由此可見，古代乘車之禮中多以“左”為尊位，即尊貴長者居左而坐。
《周禮·冬官考工記》載：“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楗：通“卷”，即“倦”的古字）；行數千裡,馬不契需；終歲禦，衣衽不敝。此唯辀之和也。”鄭玄注：“辀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疲倦，故尊者在左。”《禮記·曲禮》：“祥車（謂死者生前所乘之車）曠左。”疏：“曠，空也。車上貴左，故仆在右，空左以拟神也。”《漢書·文帝紀》雲：“乃令宋昌骖乘。”顔師古注：“乘車之法，尊者居左，禦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馀則曰骖乘。”至于為何在乘車時“尊左”，除了“載在左者不疲倦”的因素外，禦車者在右，執鞭、執辔都較方便馬車前行，可以避免碰撞到主人或客人，這一點也是乘車“尊左”的決定性因素。
三習禮位次
在講求規矩禮法的古代，不僅于官制及車位上講究“左右”，日常生活習尚中也常用“左右”來區分長幼尊卑、賓主上下，比如宗廟神主的排序和席間宴飲的座次。
中國古代宗廟祭祀活動是對祖先崇拜的反映，是古代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禮記·王制》規定：“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所謂昭穆者，是指宗廟的建築布局及祖先位次的排列。《禮記·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漢書·韋賢傳》：“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複為昭，古之正禮也。”《五禮通考》載：“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五禮通考·宗廟制度》，江蘇書局重刊刻本，光緒六年，6頁）又“室中位太祖西方東向，太祖子為昭，北方南面。太祖之孫為穆，南方北面”（同上，9頁）。也就是說，太廟中祭祀的布局應為太祖位次居中，坐西向東。後代按行輩秩序分列太祖兩側，面面相對。昭為父輩，坐北朝南，居左；穆為子輩，坐南朝北，居右。随着朝代的更疊，宗廟制度雖有變革，太祖神主的朝向由坐西向東改為坐北向南，但後輩神主的位序卻仍遵循先祖居中、左昭右穆、以左為上的順序進行排列。下面筆者将以清乾隆時期太廟時享神位排列為例，以資佐證。
乾隆二十一年（1756）欽定《大清通禮》載：“（太廟）前殿太祖高皇帝正中南向……太宗文皇帝東位西向……世祖章皇帝西位東向……聖祖仁皇帝東次西向……世宗憲皇帝西次東向。”（《欽定大清通禮·吉禮》，吉林出版集團，2005，74頁）配合《大清五朝會典·乾隆會典》所繪《太廟前殿時享圖》可知：乾隆時期，太廟前殿祭祀以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為始祖，其神位居正中，南向。其子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極為昭輩，神位在努爾哈赤之左，即東位西向。其孫清世祖章皇帝福臨是為穆輩，神位在努爾哈赤之右，即西位東向。清聖祖仁皇帝及清世宗憲皇帝皆以次左、次右排列。
古人在席間宴飲的座次，與宗廟祭祀神位的排序原則相仿，也是以左為尊。《史記·項羽本紀》中，司馬遷不惜筆墨地對“鴻門宴”的座次做了如下描述：“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範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言：“古人之坐以東向為尊。故宗廟之祭，太祖之位東向。即交際之禮，亦賓東向而主人西向。”（顧炎武《日知錄集釋·東向坐》，黃汝成集釋、栾保群、呂宗力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581頁）項羽自恃兵力強大，剛愎自用，坐在了最尊貴的位置，而項伯作為長輩，與項羽并排而坐。亞父範增居次位，即坐于正位之左，南向。而劉邦雖是客，但在項羽看來不過是階下囚罷了，故并沒有把他放在眼裡，将其安排在了第三等的位置上，即正位之右，北向坐。至于劉邦的謀士張良則隻有“西向侍”的資格。項羽、項伯、範增處尊位上位，劉邦、張良處卑位下位。由此可見，主位之左尊于主位之右。
《紅樓夢》第三回叙述賈府接待林黛玉的一次安席情況時，是這樣描寫的：“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邊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們不在這裡吃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座方上來。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坐左第二，惜春坐右第二。”（曹雪芹《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46頁）第七十五回寫賈母等中秋夜在凸碧山莊賞月，“凡桌椅形式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上面居中賈母坐下，左垂首賈赦、賈珍、賈琏、賈蓉，右垂首賈政、寶玉、賈環、賈蘭，團團圍坐”。（同上，1052頁）曹雪芹筆下每寫座次必曆曆分明，禮法整肅，規矩嚴謹。以其描寫便可看出端倪，前者黛玉乃是遠到之客，後者賈赦為長子，賈政為次子。除賈母身為一家之主，坐于居中主位以外，二者皆遵循主位之左為最尊位，右為次位，然後左右穿插排序的原則分坐。古人如此重視座次的安排，這是區分長幼尊卑的需要，同時也體現了我國禮儀之邦的優良傳統。
（作者單位：北京曆代帝王廟管理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