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流浩瀚的長江橫貫中國大地的東西，聯接了衆多的曆史文化名城。在這些衆多的曆史文化名城之中，南京與武漢，更是以文學名城而為世所矚目。其中，武漢與南京相較，雖然遠不及後者輝煌，但唐代詩人崔颢遊曆武昌時所題的《黃鶴樓》詩，脍炙人口，家喻戶曉，使武昌或者說武漢這座城市熠熠生輝，平添了無數令人向往的魅力。而一千年後的著名學者、文學家汪中流連武昌，所作的《黃鶴樓銘》《漢上琴台之銘》等散文名作，又使這座城市增添了幾分神韻，文化内涵更為豐厚。
汪中（1744-1794），原名秉中，字庸夫，由于老吏書冊，誤落“秉”字，因而改名中，改字頌甫、容甫，尤以容甫為時人所稱。清代江蘇江都人。七歲時父親去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生活極為艱辛。由于家境貧寒，他最初的啟蒙教育是由母親負責的，“母氏授以小學、《四子書》。及長，鬻書于市，與書賈處，得借閱經史百家。于是博綜典籍，谙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為通人焉”（江藩《漢學師承記·汪中》）。通過鬻書自學，汪中博通經史、諸子百家，精擅文辭，成為有清一代傑出的學者與骈文家。乾隆三十三年（1768），汪中到江甯應鄉試，據說已确定中試，但最終還是落榜。當時江蘇學政謝墉極為欽服汪中，曾向人稱道：“予之先容甫，以爵也。若以學，則予于容甫當北面矣。”（王引之《汪容甫先生行狀》）汪中在二十八歲時所作的《哀鹽船文》，被著名學者杭世駿譽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由于博學與精擅文辭，汪中自年輕時起，就被沈業富、朱筠、馮廷丞、謝墉等達官顯宦們所禮遇。自二十多歲時起，汪中主要以遊幕維持生計，其間也以鑒别或售賣書畫、金石、古董獲取收入。在謀生的同時，他緻力于經史學術研究，成為名震當時的布衣學者，為學界所見重。乾隆五十九年（1794），汪中應浙江鹽政戴全德之招，赴杭州校勘文瀾閣《四庫全書》，因飲酒過多，突發疾病，與世長辭，時為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公曆12月12日）。汪中的著作以《述學》著稱于世。汪中生前好友、著名學者王念孫論及《述學》雲：“容甫澹雅之才，跨越近代……，其文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無意摩放，而神與之合，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對其可謂推崇備至。
乾隆五十四年（1789），汪中應湖廣總督畢沅之聘，前往武昌，成為畢沅幕府中的一位幕客，在武昌度過了将近一年半的時光。在遊幕武昌期間，汪中正值中年，他的文學才華得到了極為充分的展露，創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其中最著名的篇什不得不推為武漢兩大名勝所作的《黃鶴樓銘》與《漢上琴台之銘》了。
黃鶴樓銘（并序，代畢尚書作）
江出峽，東至于巴邱，沅、湘二水入焉；又東至于夏口，漢水入焉。于是西自岷山，西南自牂牁，南自桂嶺，西北自嶓冢，五水所經半天下，皆彙于是，以注于海。而江夏黃鹄山當其沖，江環其三面，再折而後東，故地形稱險焉。縣因山為城，山之西有矶，起于江中，石立如植，激水逆行，恒數裡，于形為尤險。其上為樓，鹹取于山，以為名。始自孫吳，郦氏著之；《齊》《梁》二書，并載其迹。于後，樓之興廢，史莫能紀。乾隆元年，大學士史文靖總督湖廣，乃更其制。自山以上，直立十有八丈，其形正方，四望如一，高壯闳麗，稱其山川。曆年六十，堅密如新。其下，則水師蒙沖在焉。歲以十月都試，吳戈犀甲，蔽川耀日；江以西，商旅百貨之所湊，道路晝夜行不休，著籍戶八百萬。公私舟楫，列樯成林；南北二郊，原隰沃衍，禾黍彌望。無高山深林之蔽，桴鼓一鳴，上下百裡，若示諸掌，奸宄無所匿其迹。惟江夏自宋立郢州以來，代為重鎮。國家疆理天下，慎固封守，常以尚書、侍郞鎮撫其地。及司道之所治，百城冠蓋，四至趨風，驿路劇骖，軒之使，不日則月。西南際海，屬國以百數，終王受吏，累譯來庭。往反上都，皆道于此。守土之吏，率會于茲樓。以飲食之禮親其僚友，不降階序，而民風、穑事胥可知也。洎夫王臣咨诹，每懷靡及。舌人體委，懷柔遠人。治官莅民，禮賓诘戎。邦之大事，于是乎鹹在。外以設險，内以經國，地勢然也。其有逐臣羁客，登高作賦，感物造端，可興可怨；丹邱羽人，雲水栖遊，徜徉乎其地：均足以發抒文采，增成故實。沅始釋褐，文靖以元老在朝，先後序同歲，為衣冠盛事。蒙恩揚曆，茲繼其武。既欣踐于勝地，且感遺構，乃為銘曰：
海有神山，河惟底柱。巨靈爰辟，列仙攸處。樂哉斯邱，曾城之颠。上标崇觀，下俯大川。柱天不傾，障江欲回。山增比嶽，水激成雷。都會是程，蠻荊斯控。光映鳥帑，勢吞雲夢。四野厎平，八窗洞屬。登若馮虛，望惟極目。朱衣行水，毛人堕城。夢有先兆，神或不經。大别西踞，樊口東趨。神禹明德，黃武伯圖。川逝無停，人往不作。我紀茲遊，思同民樂。
汪中是畢沅禮聘的幕僚，因此，《黃鶴樓銘》一文是汪中代拟畢沅的口吻寫成的，文中“沅（即畢沅）始釋褐，文靖以元老在朝，先後序同歲，為衣冠盛事”數語可證。全文由序與銘兩部分組成。序文起首描繪了黃鶴樓的江山形勝：自西北高原而來且彙聚了川、桂、黔、湘等數省之水的長江在武昌與漢水會合，“黃鹄山當其沖，江環其三面”，而黃鶴樓正建築在處于沖要位置的黃鹄山上，宏觀雄麗。繼而叙寫登樓極目所覽之景，“吳戈犀甲，蔽川耀日”，“公私舟楫，列樯成林；南北二郊，原隰沃衍，禾黍彌望”。江上船隻往來如梭，高高豎起的桅杆如樹林般稠密；以及商業高度繁榮的景象：“商旅百貨之所湊，道路晝夜行不休。”然後叙述武昌為曆代以來之重鎮，南北要沖，國家的“禮賓诘戎”，官民的親睦僚友，宴請賓客，大多在黃鶴樓上舉行。作者的這些叙寫，極力彰顯了此樓對于國家政治、人民日常生活的曆史貢獻。而逐臣遊子、文人墨客登臨黃鶴樓吟詩作賦，發抒文采，極大地豐厚了此樓的文化内涵。而銘辭極寫黃鶴樓“上标崇觀，下俯大川。柱天不傾，障江欲回”的江山形勝，雄奇壯闊，以及武昌的曆史與傳說，如“朱衣行水”，語及的是南朝蕭梁時的鮑泉被侯景殺于武昌黃鶴矶：“初，（鮑）泉夢着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而沉于江，如其夢。”（《南史·鮑泉傳》）；“毛人墮城”，說的是武昌城精的傳說：“己未夜，郢城有數百毛人逾堞且泣，因投黃鹄矶，蓋城之精也。”（《南史·梁本紀上》）這兩處用典都與黃鶴樓所在之黃鶴矶有關，可謂當家典故。通篇用辭造語多融化經史、漢賦中成語，如“石立如植”，語出《左傳》定公十一年“而立如植”；“以飲食之禮親其僚友”，其語化自《周禮·春官·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其宗族兄弟”；“底柱”，語出《尚書·禹貢》；“蠻荊斯控”一語，則是融合《詩經·采芑》“蠢爾蠻荊”與《詩經·載馳》“控于大邦”兩句；“上都”此語，則源自班固《西都賦》“寔用西遷，作我上都”，等等，不一而足。在《黃鶴樓銘》及序中，汪中融化這些經史、漢賦中的成語，渾化無迹，如從己出。如此書寫，既展現了汪中精深的經史典籍工夫，又使整篇文章呈現出典重博雅、古穆樸茂的藝術形态。所以，這篇《黃鶴樓銘》的确是清代散文中的傑作。
《漢上琴台之銘》這篇作品，也是他代畢沅所作，全文如下：
漢上琴台之銘（并序，代畢尚書作）
自漢陽北出二裡，有邱焉，其廣十畝，東對大别，左界漢水，石堤亘其前，月湖周其外，方志以為伯牙鼓琴、鐘期聽之，蓋在此雲。居人築館其上，名之曰“琴台”。通津直道，來止近郊；層軒累榭，迥出塵表。土多平曠，林木翳然，水至清淺，魚藻交映。可以栖遲，可以眺望，可以泳遊。無尋幽陟遠之勞，靡登高臨深之懼。懿彼一邱，實具二美。桃華渌水，秋月春風。都人冶遊，曾無曠日。夫以夔、襄之技，溫雪之交，一揮五弦，爰擅千古。深山窮谷之中，廣廈細旃之上，靈蹤所寄，奚事刻舟；勝地寫心，諒符玄賞。餘少好雅琴，粗谙操缦。自奉簡書，久忘在禦。弭節夏口，假館漢臯。岘首同感，桑下是戀。于以濯足滄浪，息陰喬木。聽漁父之鼓枻，思遊女之解佩：亦足高謝塵緣，希風往哲。何必撫弦動曲，乃移我情？銘曰：
宛彼崇邱，于漢之陰。二子來遊，爰迄于今。廣川人靜，孤館天沉。微風永夜，虛籁生林。泠泠水際，時泛遺音。三歎應節，如彼賞心。朱弦已絕，空桑誰撫？海憶乗舟，岩思避雨。邈矣高台，巋然舊楚。譬操南音，尚懷吾土。《白雪》罷歌，湘靈停鼓。流水高山，相望終古。
《漢上琴台之銘》全篇也是由序與銘辭兩部分構成，但序與銘辭的意旨各不相同。序分為三層：第一，叙寫琴台所處之位置及周遭勝迹；第二，琴台得名之緣由：伯牙與鐘子期“一揮五弦，爰擅千古”；第三，己之所思所感。叙事、寫景、抒情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且層次分明。而銘辭再現了伯牙與鐘子期在此鼓琴、聆琴的情景，抒發了作者期逢知音的情懷。序與銘這兩部分所具功能各不相同，但相輔相成。就《漢上琴台之銘》全篇來看，通篇用典，多使與楚地相關者，如“泳遊”（《詩經·漢廣》“漢之廣矣，不可以泳思”）、“濯足滄浪”（《楚辭·漁父》“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喬木”（《詩經·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臯”（《韓詩外傳》“鄭交甫将南适楚，遵波漢臯台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岘首”（《晉書·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岘山”）、“漁父”（《楚辭·漁父》）、“南音”（《左傳·成公十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鐘儀……使與之琴，操南音”）、“《白雪》”（宋玉《對楚王問》“其為《陽春》《白雪》”）、“湘靈”（《楚辭·離騷》“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終古”（《楚辭·離騷》“懷朕情而不發兮，餘焉能忍與此終古”）等。措辭用語骈散兼采，質實中略綴華采，如“桃華渌水，秋月春風”句，給人以清秀淡逸之感。此文寫得隽永空靈，可以說是清代散文中的妙品。
汪中遊幕武昌期間所寫的《黃鶴樓銘》與《漢上琴台之銘》，不分骈散，既非藻麗雕飾，又不質樸典實，而是徘徊在文質之間，且用典精切，文氣自然疏朗，近于晉宋之際的骈文類型。這兩篇文章均為他代湖廣總督畢沅所作，聲情口吻極切畢沅身份。近代國學大師劉師培提到汪中的文章時說“頗得傅（亮）、任（昉）隐秀之緻”（《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可謂的評。在清代文學史上，汪中《黃鶴樓銘》與《漢上琴台之銘》這兩篇頗著盛名的骈體之作，雖不及唐朝王勃的《滕王閣序》這般脍炙人口，但有如美玉明珠，璀璨奪目。在《黃鶴樓銘》中，汪中語及曆代文人登臨黃鶴樓，“發抒文采，增成故實”，其實，他的《黃鶴樓銘》與《漢上琴台之銘》這兩篇骈體之作，同樣是給武昌或者說武漢“增成故實”的，極大地豐富了武漢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