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知道是什麼文字也可以解讀
如果要順利地解讀一種久已失傳的古代文字，過去認為必須預先掌握這種文字和其他已知古文字的對譯文獻，以及知道這種文字的所屬民族和分布地域，以便找出相關的現代語言作為必不可少的研究參照。人們很難設想有哪一種文字在被錯認了所屬民族和地域的情況下,也能獲得解讀。然而有趣的是，西夏文字的早期研究恰巧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這樣的例子——這種文字最初竟然是被當作女真文來解讀的，而且竟然取得了成功。
北京市北郊的居庸關城内有一座1345年建成的過街塔，塔的券洞内壁用六種文字刻着同樣内容的佛教咒語。這六種文字人們已經認識的有五種，即梵文、藏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和漢文。馀下的那種未知的文字長期無人理會，直到1863年，才引起了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Wylie，1815-1887）的注意。當時，他在路過居庸關的時候得到了一部分銘文的拓片，随即開始嘗試解讀。七年之後，偉烈亞力把成果寫成了論文《居庸關古代佛教銘文考》（OnanAncientBuddhistInscriptionatKeu-yung-kwan,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newseries,1），文中取那種未知的文字與券洞内壁的梵文《佛頂尊勝陀羅尼》進行譯音對勘，從而正确地認出了七八十個字的讀音，并斷言那是金代的女真文，由此引起了歐洲東方學界的轟動。
外民族向來被中原知識分子視為“蠻夷”而不受關注，外民族的文字最多隻能充作金石家獵奇的對象，而無人想到深究其原委，這導緻居庸關上的西夏文在清光緒年間被輕率地說成了女真文（參《順天府志》卷一二九）。大約是考慮到那地方在金代的确處于女真人治下，而西夏故地則遠在西北邊陲，于是偉烈亞力未經核查就接受了前人的誤導，把西夏全然排除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外了。事實上，當時能夠見到的女真文石刻至少有河南開封的“進士題名碑”，西夏文石刻則有甘肅武威的“涼州護國寺感通塔碑”，隻要拿這兩塊不同文種的石刻和居庸關的未知文字比對一下，任何人都不難得出正确的結論。不過限于當時的條件，偉烈亞力沒有見到那兩件石刻的拓片。
偉烈亞力的結論在當時并非無人表示懷疑，但最終徹底糾正這個錯誤的則是法國學者戴維理亞（GabrielDevéria，1844-1899），他在1898年發表了論文《西夏或唐古特王國的文字》（L’ÉcritureduroyaumedeSi-hiaouTangout,Mémoiresprésentéspardiverssavantsàl’AcadémiedesInscriptions,1série,6.1），其中明确指出居庸關那種未知的文字是西夏文而非偉烈亞力所說的女真文，他采用的方法正是與女真“進士題名碑”和西夏“涼州護國寺感通塔碑”的對比。
自從俄國探險隊1909年在黑水城遺址發現了大批西夏文獻，特别是在裡面發現了西夏文—漢文對譯的雜字體字書《番漢合時掌中珠》以後，西夏文字的辨識和西夏語言的研究取得了大踏步的進展。到了20世紀末，大多數西夏字的音義和一些最關鍵的語法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不過，偉烈亞力的功績也是不應被忽略的。在今天看來，他不但是西夏文字解讀的開創者，更重要的是向學術界證明了一個此前不被注意的道理——在解讀古文字的時候，“知道這種文字使用者所屬的民族和分布地域”并不是不可或缺的條件，事實上隻要有兩個以上語種的對譯文獻可用，就能帶來一定程度的成功。當然也不可否認，研究者在這種情況下能做的隻是對個别文字的機械音譯或者意譯，而不能指望複原那種久已消逝的語言，因為女真語和西夏語在詞彙和語法方面的差别實在是太大了，試圖借助女真語來理解西夏語絕對是徒勞的。
西夏文長卷（甯夏回族自治區賀蘭縣拜寺溝方塔出土）二創制文字的目的：政治在文化之前
西夏文字在當時稱作“番書”，中原史籍寫作“蕃書”，那是景宗元昊在1036年授意大臣野利仁榮設計的。據《宋史·夏國傳上》記載：
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複改元大慶。
過去人們大多認為元昊創制西夏文字是為了更方便地引進外來的儒學和佛學，借以提高國民的思想文化水平，事實上這并不是他正式登基前的初衷。《宋史·夏國傳上》接下來說，元昊在頒行西夏文字兩年之後給北宋朝廷送去了一份表章，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辏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
表章在這裡盡管用了下級向上級請示的口氣，但全文顯然可以視為脫離北宋控制、獨立建國稱帝的宣言。文中把創制西夏文字與“衣冠”“禮樂”“器用”并提，如果再結合上文記載的“改元”，不難看出這幾件事情具有同等的政治意義。按照古來的傳統，改朝換代時新登基的帝王總是要“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異器械，别衣服”（《禮記·大傳》），那麼很明顯，元昊創制西夏文字不過是為“裂土分國”所做的輿論準備之一，目的僅僅在于标榜自己未來國家的正式身份。至于通過文字來教化民衆，那隻是建國後附帶的收獲，并非他當初的關注點所在。
新創的文字都不是憑空産生的，創制者肯定要借用本地流行的某種文字作為藍本。從曆史記載看，當初西夏境内能見到的文字至少有三種，即漢文、藏文和契丹文，據說元昊本人兼通前兩種，創制文字的具體執行者野利仁榮則被假定為契丹人（野利即耶律），不妨估計他通曉契丹文。在這三種文字中，藏文的字符數量最少，形體也最簡單，可是西夏人在創制文字的時候卻沒有采用易懂易學的藏文作為藍本，而是參照了難寫難認的漢字，這曾導緻早期的歐洲學者大惑不解。其實他們不明白，在文字創制者選擇藍本時，起決定作用的是外來文字在當地的威望，以及創制者本人對這種文字的熟悉程度，至于新創的文字是否易寫易認，那并不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創制本民族文字之前，在黨項首領和當地百姓中威望最高的文字無疑是漢字。黨項諸部落雖然幾經遷徙，但畢竟長期以藩鎮的形式附庸于中原王朝，其曆代統治者與中原王朝交往時使用的都是漢語漢文。史書裡保存着西夏太宗德明和景宗元昊本人寫給北宋朝廷的幾篇表章，作品不但文通字順，而且還模仿了唐宋奏章文體，甚至有骈句插入其中。盡管不妨估計實際的捉刀者是漢人，或者文稿經過了漢人的加工，但可以相信，當時黨項首領們在對外和對内行文時寫的都是漢字。我們知道，女真貴族最初使用契丹文，後來創制本國文字時就以契丹字為藍本，滿洲貴族最初使用蒙古文，後來創制本國文字時就以蒙古字為藍本，正是同樣的道理。
很明顯，一個王朝在初創文字的時候往往是出于政治的考慮，而在具體的創制行為當中，卻會不自覺地服從強勢文化的影響。黨項人初創本民族文字時，本來是想區别于中原漢文化，可是他們創造出的文字形體卻無論如何也不能掙脫漢字的桎梏，乃至最初用于推廣文字的教材——《孝經》《爾雅》和《四言雜字》也都是漢文書籍的譯本。就目前所知，西夏字是中國曆史上筆畫最為繁冗的文字，但這種文字頒布後卻很快在西夏境内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其推行效果遠遠好于筆畫相對較少的契丹文和女真文。目前能見到的契丹文和女真文資料加在一起不過百件，且大多是帶有某種紀念意義的石刻，而西夏文獻的數量則多得至今無法統計。盡管我們不知道當年西夏政府采用了哪些手段來推行新創的文字，但由此卻可以得出一個确定無疑的認識，即文字推行的效果與文字形體本身的繁簡程度無關。
經過與北宋不長時間的邊境軍事摩擦之後，新生的西夏政權終于站穩了腳跟，統治者無需再利用西夏文充當獨立的号角，于是文字教化民衆的作用就凸顯出來了。西夏人在随後的一個半世紀裡，盡情地用他們的文字編寫字典和識字課本，翻譯儒學和佛教典籍，制定法律，書寫民間契約和賬簿，再沒有人記得元昊當年制字的初衷。1162年，西夏仁宗仁孝在國内大興文教，這時他追封一個世紀前去世的野利仁榮為“廣惠王”（《宋史·夏國傳下》），也隻是強調他親手創制的文字惠及廣大百姓，而無須再提及當初特殊的政治需求。
三“六書”以外的“書”
漢字的造字和用字方法基本上可以用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這“六書”來概括，然而漢字的“六書”并不能解釋中國曆史上其他同類文字裡的全部事實，這是因為契丹、西夏、女真等文字都是由一兩個人一次設計完成的，且行用時間相對較短，并沒有經曆漢字那樣上千年的漫長發展曆程，也就是說，這些文字從一開始就是“成熟的”文字。成熟的文字不需要經過從圖畫到抽象符号的演化，所以在西夏最常見的是合體的會意字和形聲字，而沒有“日”“月”“上”“下”那樣相對初級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夏還有為數不少的字不能歸入六書的任何一類，這雖然用傳統眼光看上去有些“異樣”，但是絕對可以豐富我們的文字學知識。
西夏字形看上去是橫、豎、撇、捺等漢字基本筆畫的重新組合，不過既然是參照漢字制成，最簡單的辦法莫過于在現成漢字的基礎上增減或改變筆畫，來造出意義相同的新字，例如在漢字“門”的基礎上造出西夏的mẽ1①。“門”和“”mẽ在形體上的相似自然一望可知，可是這種造字法究竟應該歸入六書的哪一“書”就不好說了。假如根據二者間的“互訓”而把它們算作“轉注”，也實在顯得勉強。
唐代以後的漢譯佛經裡有時會出現一種特殊的合體字，譯者用它來模拟漢語裡沒有的梵語字音，例如用“”（di+ya）來音譯梵語dya。這種字傳統上稱為“切身字”，意思是把構字的兩個部件當作反切拼讀。切身字被公認作翻譯時的權宜之計，這樣造出的“字”始終得不到語文學家的承認，自然也沒有資格進入正規的字典。然而與此相反，“切身”在野利仁榮那裡卻是被當作實實在在
其他漢字系的文字有時也用這些方法造字，隻是大都建立在現成漢字的基礎上，且不像西夏出現得那樣頻繁。看來野利仁榮在設計西夏字形時，的确經過了一番缜密的思考，甚至可能預先為自己制定了某些規則。他借用了漢字的筆畫卻沒有照搬任何一個現成的漢字，這如實地表現了當年景宗元昊強烈的民族獨立意識，最終導緻漢人看到這些文字時感歎“乍視字皆可識，熟視無一字可識”（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一九，棗花書屋刻本，1837），同時也意外地為中國文字史留下了一筆寶貴的遺産。
（作者單位：北方民族大學西夏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