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我國曆史上先後與北宋、遼、南宋、金同時存在的封建政權，國祚長達190年，對它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其立國期間，但作為近代科學意義上的研究，隻有百馀年的曆史。1908年、1909年，沙皇俄國大佐科茲洛夫（П.К.Козлов）率領的探險隊兩次進入我國内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古城，雇人挖掘，在黑水城外的古塔中，發現了大量西夏文獻文物，僅文獻就有數千卷。除西夏文文獻外，還有不少漢文文獻和其他民族文字文獻，這批彌足珍貴的文獻文物，現分藏于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和冬宮博物館。英人斯坦因（A.Stein）步科茲洛夫後塵，1914年也到黑水城尋找挖掘，得到不少西夏遺物，藏于大英圖書館和大英博物館。和敦煌石室文書問世後的情形一樣，黑水城西夏文獻出土後，立即引起國内外學者的極大關注。
蘇聯學者近水樓台，首先對這批文獻進行整理研究，湧現出伊鳳閣（А.И.Иванов）、聶曆山（Н.А.Невский）、龍果夫（А.А.Драгунов）、克恰諾夫（Е.И.Кычанов）、索弗羅諾夫（М.В.Софронов）、克平（К.Б.Кепинг）等一批西夏學家。伊鳳閣在文獻整理中，驚喜地發現西夏人編的夏漢對音對義詞語集《番漢合時掌中珠》，他借助這一工具書，考證出一部分西夏文文獻名稱，打開了解讀西夏文獻殿堂的大門。龍果夫選編出41種西夏文獻目錄。聶曆山的成就最大，他的《西夏語文學》及其所附的西夏文字典為蘇聯西夏學的扛鼎之作。日本的西夏學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石濱純太郎，五十年代以來的岡崎精郎、西田龍雄，是他們中的代表人物。
我國對黑水城文獻的研究，首推羅振玉、羅福成、羅福苌父子。1914年，羅福苌著《西夏國書略說》，1915年，羅福成撰《西夏國書類編》，這是中國學者最早系統地對西夏文字的譯釋和研究。1914年，羅振玉通過俄人伊鳳閣得到9頁《番漢合時掌中珠》，立即石印出版。此後幾經增補，1918年和1924年，羅振玉和羅福成父子又兩次石印出版。1935年，羅振玉抄寫并刊印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字書《音同》。《番漢合時掌中珠》和《音同》的面世，使西夏文字的釋讀成為可能，從而推動了西夏文獻研究的展開。正如俄國西夏學專家戈爾巴切娃所說的，西夏學的新階段“是同聶曆山、王靜如、羅福苌和石濱純太郎的名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繼羅氏父子之後的王靜如，在20世紀三十年代初相繼發表《西夏研究》1-3輯，内容涉及西夏佛經、曆史、語言、國名、官印等。1932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刊出西夏研究專号，由中、蘇、日三國專家撰稿。
二西夏學的發展
二戰期間，中、蘇等國的西夏學一度中斷，直到戰後，蘇聯和日本相繼恢複西夏研究。1963年，戈爾巴切娃（З.И.Горбачева）和克恰諾夫在多年文獻整理的基礎上，出版《西夏文寫本和刊本目錄》，第一次使世人了解到俄藏黑水城文獻有四百馀種。1964年，索弗羅諾夫和克恰諾夫出版《西夏語語音研究》。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克平對西夏文《文海》《孫子兵法》《類林》展開研究，出版相關研究成果。八十年代後期，克恰諾夫相繼出版四卷本《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第一卷是他對法典的研究，第二、三、四卷為法律條文的俄譯和西夏文影印件。克恰諾夫傾注了二十年心血，第一次把西夏文《天盛律令》翻譯成俄文，在西夏法律文獻翻譯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更為重要的是，與俄譯文一同刊布的西夏文影印件，讓更多的研究者見到了《天盛律令》的原貌，為中國學者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參照的底本。克恰諾夫還出版了《西夏史綱》《西夏文字典》《西夏新法典》等重要著作。索羅甯（К.Ю.Солонин）是俄羅斯新一代西夏學者，著有《十二國》等著作。
二戰後，日本西夏學代表人物是西田龍雄，《居庸關》（1958）一書中的西夏文就是他釋讀的。20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西田龍雄出版《西夏語的研究》，七十年代後，又相繼出版《西夏文華嚴經》《西夏語韻圖<五音切韻>的研究》《西夏王國的語言和文化》《西夏語研究新論》等。直到21世紀初，西田龍雄仍筆耕不辍。此外，岡崎精郎的黨項古代史研究，松澤博的西夏契約解讀，都在國際上産生了重要影響。年輕一代的學者有池田巧、荒川慎太郎、佐藤貴保等，荒川慎太郎出版《西夏文<金剛經>的研究》《日本藏西夏文文獻》（合編）等著作。
歐美西夏學研究也有出色的表現，1972年至1973年，英國格林斯蒂德（E.D.Grinstead）相繼出版《西夏文字分析》和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經》。1982年，美國學者陸寬田（LucKwanten）出版《<番漢合時掌中珠>——十二世紀番漢字典》，1996年，美國學者鄧如萍（RuthW.Dunnell）出版《白高大夏國》,《劍橋中國史》（遼夏金元卷）的西夏部分也是鄧如萍撰寫的。此外，法、德等國也有專家從事西夏文獻的解讀。
20世紀五十年代，我國的西夏研究幾乎是空白，像四川大學吳天墀先生默默進行着西夏史研究的學者鳳毛麟角。六十年代初，老一輩西夏學家王靜如先生又開始了西夏文史的研究，并招收研究生，培養新一代西夏學研究人才。196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組織敦煌西夏洞窟調查。但總體來說，這一時期學習與研究西夏學的人非常少。七十年代以後，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變，1972年至1975年，甯夏博物館對銀川西夏王陵進行考古調查與發掘，出土了大批建築構件、金銀飾物、竹木雕刻、絲綢織物以及鎏金銅牛、妙音鳥等珍貴文物；1983年至1984年，内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對黑水城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出土近三千多件夏漢文文獻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獻。此外，甯夏、甘肅、陝西、内蒙古等地的西夏城址、墓葬、寺廟、佛塔、窖藏還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獻、錢币、瓷器、官印、符牌、碑刻、版畫、雕塑等文物。在上述考古發現的基礎上，相繼推出了《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李範文）、《西夏文物》（史金波、白濱、吳峰雲）、《西夏文物研究》（陳炳應）、《黑水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李逸友）、《西夏陵》（許成、杜玉冰）、《西夏佛塔》（雷潤澤、于存海、何繼英）、《甯夏靈武窯發掘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彭金章、王建軍）等著作。
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的西夏文獻研究，主要是利用俄國學者公布的西夏文影印件展開，出版《文海研究》（史金波、白濱、黃振華）、《同音研究》（李範文）、《番漢合時掌中珠》（黃振華、聶鴻音、史金波整理）、《類林研究》（史金波、黃振華、聶鴻音）、《西夏諺語》（陳炳應）、《西夏天盛律令》（史金波、白濱、聶鴻音譯）、《宋代西北方音》（李範文）、《夏譯<孫子兵法>研究》（林英津）、《聖立義海研究》（克恰諾夫、李範文、羅矛昆）、《貞觀玉鏡将研究》（陳炳應），《夏漢字典》（李範文）。其中，《夏漢字典》是我國第一部西夏文字典，大大方便了西夏文的學習和研究。
這一時期最能彰顯中國特色的是西夏曆史文化研究。1979年，蔡美彪《中國通史》第六冊專列西夏史，和遼金史并列，首次在中國通史中确立了西夏史的地位。西夏專史研究成果很多，如林旅芝《西夏史》，鐘侃、吳峰雲、李範文《西夏簡史》，吳天墀《西夏史稿》，韓蔭晟《黨項與西夏資料彙編》（上編），白濱主編《西夏史論文集》《元昊傳》《黨項史研究》，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周偉洲《唐代黨項》，李蔚《西夏史研究》《簡明西夏史》，王天順主編《西夏戰史》《西夏學概論》，漆俠、喬幼梅《遼夏金經濟史》，杜建錄《西夏與周邊民族關系史》《西夏經濟史研究》，張迎勝主編《西夏文化概論》，李華瑞《宋夏關系史》，孫星群《西夏遼金音樂史稿》，韓小忙《西夏道教初探》等。另外，《西夏紀》《西夏書事》《西夏志略》《西夏紀事本末》等幾部重要的漢文史籍相繼點校出版。西夏學從早期的黑水城文獻整理與西夏文字釋讀，拓展成對黨項民族及西夏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地理、宗教、考古、文獻、文物、語言文字、文化藝術、社會風俗等全方位研究，完整意義上的西夏學已經形成。
三西夏學的飛躍
1996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後更名東方文獻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到21世紀初，出土文獻整理出版成為西夏研究的新潮流，甯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等單位相繼推出《中國藏西夏文獻》《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中國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獻》，北方民族大學推出《英藏黑水城文獻》《日本藏西夏文獻》《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此外，《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俄藏黑水城藝術品》也相繼出版。
原始文獻資料的整理出版，為西夏學插上了騰飛的翅膀。首先，西夏文獻專題研究全面展開。甯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以中俄西夏學聯合為基礎，出版《西夏文獻研究叢刊》，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聯合甯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開展國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項目“西夏文獻文物研究”，出版《西夏文獻文物研究叢書》和多卷本《西夏文物》。甯夏大學組織出版的《西夏研究叢書》，也有不少文獻研究成果，加上沒有納入上述叢書的成果，有數十種之多，如聶鴻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西夏文<新集慈孝傳>研究》《西夏文獻論稿》《西夏佛經序跋譯注》，謝繼勝《西夏藏傳繪畫：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李範文主編《西夏語比較研究》，林英津《西夏語譯<真實名經>注釋研究》，聶鴻音、孫伯君《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研究》，克恰諾夫、聶鴻音《西夏文<孔子和壇記>研究》，孫繼民等《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整理與研究》《俄藏黑水城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考古發現西夏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英藏及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韓小忙《<同音文海寶韻合編>整理與研究》《<同音背隐音義>整理與研究》，杜建錄、史金波《西夏社會文書研究》，孫伯君《西夏新譯佛經陀羅尼的對音研究》《西夏文獻叢考》，杜建錄《黨項西夏文獻研究》（合著）、《中國藏西夏文獻研究》（合著）、《黨項西夏碑石整理研究》《黑水城文獻論集》（主編），胡玉冰《傳統典籍中漢文西夏文獻研究》，彭向前《西夏文<孟子>整理研究》,楊浣《他者的視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佟建榮《西夏姓氏輯考》《西夏姓名研究》，潘潔《黑水城出土錢糧文書專題研究》，束錫紅《黑水城西夏文獻研究》，杜建錄、波波娃主編《<天盛律令>研究》，段玉泉《西夏<功德寶集偈>跨語言對勘研究》，楊志高《西夏文<經律異相>整理研究》，梁松濤《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醫藥文獻整理與研究》，胡進杉《西夏佛典探微》等。有的文獻研究比較深入，如利用《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資料的研究著作就有十幾種。
其次，西夏曆史考古和語言文化研究進一步深入。西夏曆史文化研究方面，出版有韓小忙、孫昌盛、陳悅新《西夏美術史》，杜建錄《西夏經濟史》，王天順主編《西夏地理研究》，李蔚《西夏史若幹問題探索》，湯曉芳《西夏藝術》，李錫厚、白濱《遼金西夏史》，周偉洲《早期黨項史研究》，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西夏社會》《西夏文化研究》，李範文主編《西夏通史》，胡玉冰《西夏書校補》，湯開建《黨項西夏史探微》，李錫厚、白濱、周峰《遼西夏金史研究》，朱瑞熙、劉複生、張邦炜、蔡崇榜、王曾瑜《宋遼西夏金社會生活史》，李華瑞《宋夏史研究》，楊蕤《西夏地理研究》，張迎勝《西夏人的精神世界》，楊浣《遼夏關系史》，陳育甯、湯曉芳《西夏藝術史》，魯人勇《西夏地理志》，于光建《神秘的河隴西夏文化》。
西夏文物考古方面，甯夏文物考古研究相繼推出《閩甯村西夏墓地》《拜寺溝西夏方塔》《西夏三号陵——地面遺迹發掘報告》《山嘴溝西夏石窟》《西夏六号陵》。此外，牛達生《西夏遺迹》《西夏活字印刷研究》《西夏錢币研究》《西夏考古論稿》，陳育甯、湯曉芳、雷潤澤《西夏建築研究》，黎大祥、張振華、黎樹科《武威地區西夏遺址調查與研究》，加上前述多卷本《西夏文物》，較大推動了西夏文物考古研究深入發展。
西夏語言文字研究方面，有龔煌城《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張竹梅《西夏語音研究》、史金波《西夏文教程》、韓小忙《西夏文的造字模式》等著作。值得指出的是，龔煌城的西夏語音研究代表國際水平，史金波的《西夏文教程》是國内外第一部西夏文教程，極具實用性。
西夏文字數字化方面，繼馬希榮《西夏文字數字化方法及其應用》之後，又有多家文字書版系統問世，随着聶鴻音、景永時西夏文國際編碼的完成，西夏文的排版系統将更加方便快捷。
西夏文化大衆化是近十年的一個亮點，如吳峰雲、楊秀山的《探尋西夏文明》，杜建錄主編的《說西夏》，在此基礎上，2016年甯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推出《話說西夏》《解密西夏》《還原西夏》《神秘西夏》《西夏文明》系列成果。
其三，利用出土文獻文物資料，結合傳世典籍，對西夏曆史語言文化開展深入系統研究的時機已經成熟。2015年至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甯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相繼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項目《西夏通志》、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委托項目《西夏文大詞典》和《西夏多元文化及其曆史地位研究》。《西夏通志》體裁介于“紀傳體”斷代史和“章節體”論著之間，它的完成将彌補元修宋遼金三史卻沒有給西夏修一部紀傳體專史的缺憾。《西夏文大詞典》是一部大型工具書，全書600萬字左右（其中簡本100萬），完成後将為學界提供一部包含最大量西夏文詞語，專家和初學者皆可使用的工具書。《西夏多元文化及其曆史地位研究》将深入系統地探讨西夏文化的多元性，并從中華文化的大視野下審視西夏文化，有助于科學地了解西夏文化在中國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三項重大項目的開展，标志着新時期西夏研究的轉型，對實現西夏學學科跨越式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當然，在西夏曆史語言文化全面系統研究的同時，分專題研究仍然是西夏研究的重要内容，幾十年以後，在此基礎上，系統全面研究将更加充實，學術研究就是這樣一代接一代地傳承和發展着。
（作者單位：甯夏大學西夏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