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十一月造曆、十二月頒曆，歲首“正月初一”尤其重要。唐代正月初一又被稱作正旦、歲日、歲旦或新正，當天國家會舉行儀式嚴謹、規模盛大的朝會，又名“元會”，皇帝、皇室成員、文武百僚和四夷君長齊聚一堂。元日慶典通常從前一天即“除夕”便開始了，這一夜皇帝有時會設宴，邀侍臣同聚。“除夕”和“新歲”在尋常百姓生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節慶，很多民俗活動臘月裡陸續開始，到最後兩日格外隆重。中唐以降，大量士人離鄉背井、四處遊宦，基本脫離農業生産，慶典轉而成為工作表上的“假日”，難以返鄉與親人團聚的節日裡，不僅沒有本該有的歡愉，反倒平添幾多傷感。
唐詩中關于“除夜”與“新歲”的作品，也相當鮮明地對應于上述三種情況，國家、百姓和士人在分享新歲節慶的同時，亦展現出三種截然不同的情緒基調。
一
唐太宗非常重視除夕與元會。他曾寫有《守歲》（《全唐詩》卷一，中華書局，1960，15頁）詩：“暮景斜芳殿，年華麗绮宮。寒辭去冬雪，暖帶入春風。階馥舒梅素，盤花卷燭紅。共歡新故歲，迎送一宵中。”詞句中規中矩，但反映了李世民對“辭舊迎新”時刻的重視，“共歡”顯示出宮中華宴的熱鬧氣氛。太宗另有一首《除夜》（同上），意境與此相類，依舊落筆在衆人“對此歡終宴，傾壺待曙光”的畫面上。宮中宴會少不了侍臣參與，太宗最重要的文學顧問虞世南就是其中一位。虞世南曾有一首《奉和獻歲宴宮臣》(《全唐詩》卷三六，476頁)，就作于這樣的時刻：“履端初起節，長苑命高筵。肆夏喧金奏，重潤響朱弦。”反映出宮中歲宴喧鬧的氣氛。太子李治等皇室成員也列席其間，李治詩流傳至今不過十首，其中有一篇名作《守歲》（《全唐詩》卷二，22頁），也作于宮廷歲宴。許敬宗、沈佺期、杜審言等初唐著名詩人都曾陪侍這樣的宴會，杜審言《守歲侍宴應制》（《全唐詩》卷六二，737頁）寫道：“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孫捧禦筵。宮阙星河低拂樹，殿廷燈燭上薰天。”足見宮城此夜不眠，衆人在觥籌交錯、弦歌鼓舞中“終此夜，待晨晖”。後代史籍還曾如此追憶：“唐貞觀初，天下乂安，百姓富贍，公私少事。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殿内諸房莫不绮麗。後妃嫔禦皆盛衣服，金翠煥爛。設庭燎于階下，其明如晝，盛奏歌樂。”（《太平廣記》卷二三六）狂歡的宮廷歲宴已成為後世記憶中貞觀時代的特有景象之一。
對皇帝和王朝而言，元日朝會更是重頭戲，除了皇親國戚、文武百官，還有衆多諸蕃酋長列席，是全方位展現皇帝權威和國家實力的重要契機。太宗《正日臨朝》（《全唐詩》卷一，3頁）詩便特别點出“百蠻奉遐赆，萬國朝未央”的細節。據《唐會要》卷一〇〇《雜錄》記，貞觀年間，“四夷大小君長争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千人”。太宗特别命朝臣對貞觀初年流行于民間的《秦王破陣樂》進行重新填詞編曲，并編配以大型樂舞，作為貞觀朝元會的重要節目，便是将這一慶典當作重要的宣威媒介。太宗還寫有《元日》（《全唐詩》卷一，8頁）一詩，從皇帝的視角記錄了元會的完整情節，宮殿在這一天煥然一新，“高軒暧春色，邃閣媚朝光。彤庭飛彩旆，翠幌曜明珰”。皇帝本人端坐高位，等候百官萬國的朝拜，“恭己臨四極，垂衣馭八荒”，氣氛嚴謹肅穆，所有人與物各安其位，共處華麗殿堂之上，一道演繹這幕宏大戲劇，以烘托皇帝和王朝的至高無上，足見正月元日朝會不止在于賀歲，還有明确統治秩序的政治功能。中唐以降，君臣共聚守歲的記錄不多，但因安史之亂沖擊而式微的唐廷，卻對元會這一象征皇權的慶典愈加重視起來，大曆年間元日慶典甚至成為吏部铨選試題，大曆九年（774）進士及第的張莒存詩一首，便是命題作文《元日望含元殿禦扇開合》（《全唐詩》卷二八一，3193頁）。這首以“萬國來朝歲，千年觐聖君”起首的詩作中，錯落鑲嵌着禦辇、仙仗、金扇、寶香、冕旒、鐘磬、朝日、慶雲等各種符号，以突出皇權的神聖性。在現實政治紛亂、皇權衰微之際，“元日争朝阙，奔流若會溟”（司空曙《和耿拾遺元日觀早朝》，《全唐詩》卷二九三，3336頁）或許不過是存在于詩歌意象中的情景，但也反映了特殊時期唐廷對秩序的向往，以及透過元會重振皇權的努力。
經過肅宗、代宗兩朝的紛亂，德宗（742-805，779-805在位）即位之初便格外注意禮樂建設，首當其沖是整饬歲時秩序，創立政治意味濃厚的中和節。目前留存下來為數不多的德宗詩，幾乎全寫于節日宴會的場合，内容皆關乎君臣秩序。這一現象并非偶然，反映了德宗朝的一大施政特色。《元日退朝觀軍仗歸營》（《全唐詩》卷四，48頁）是其中之一，描寫元會當日禁軍歸營的場景：“分行左右出，轉旆風雲生。曆曆趨複道，容容映層城。勇馀矜捷技，令肅無喧聲。”德宗如此用心描述這支肅穆威武的禁軍力量，顯然将自己的平藩大業寄托于斯。及第于貞元五年、活躍于德宗朝的文官楊巨源有多首元日觀朝會的詩作，“華夷文物賀新年，霜仗遙排鳳阙前”（《元日呈李逢吉舍人》，《全唐詩》卷三三三，3742頁），“微臣願獻堯人祝，壽酒年年太液池”（《元日觀朝》，同上，3730頁）等詩句顯示出，這一時期的元會禮儀秩序井然，在朝廷精心籌劃下進行，以彰顯皇權的威勢。元會往往淩晨便拉開序幕，京城九衢，香燭千條，車馬縱橫，睹者洶湧，氣氛相當隆重浩大。正式儀式開始後，一切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對此際宮廷生活有大量描寫的中唐詩人王建（768-835），曾有一首《元日早朝》（《全唐詩》卷二九七，3364頁），詳細記錄了這一慶典，皇帝披龍袍端坐寝殿之上，将軍持戟、羽林列仗、宮女排行、蕃夷備位，文武百僚悉數到場，由專門人員引導、分步驟完成各種儀式，宮殿燭火通明，樂舞不曾停歇。
國家歲除與元日的禮儀雖然具有濃厚的政治性，但不少内容實源于民間習俗。比如沈佺期《守歲應制》（《全唐詩》卷九六，1043頁）中寫除夕夜裡，“殿上燈人争烈火，宮中侲子亂驅妖。宜将歲酒調神藥，聖祚千春萬國朝”，便是講宮裡燎火攘災、飲酒合藥的活動。王建《宮詞》百首之一（《全唐詩》卷三〇二，3445頁）寫歲除道：“金吾除夜進傩名，畫袴朱衣四隊行。院院燒燈如白日，沉香火底坐吹笙。”形容此夜驅傩燃燈、焚香奏樂的氣氛。這些活動顯然又具有濃厚的禮儀性和娛樂性，與民間百姓節慶習俗不乏相通之處。
燎火、飲酒、合藥、驅傩等節慶活動，皆見于晚唐人韓鄂撰寫的月曆百科《四時纂要》。據此書記載，歲除夜需“積柴于庭，燎火，辟災而助陽氣”，還要調制“屠蘇酒”。這種酒也有特别講究，歲除當日以“大黃、蜀椒、桔梗、桂心、防風、白術、虎杖、烏頭”八味藥合釀于囊中，再于次日正旦泡酒，家中從少至大，依次各飲少許，如此便可“一家無病”，民間認為此乃“軒轅黃帝神方”。除了飲“屠蘇酒”攘災，正月初一當日百姓之家還會于庭前啟新曆、貼春書、放爆竹、造桃符以辟邪。和廟堂之上百官為皇帝聖人上壽一樣，坊間百姓家中子女也會為家長奉食獻壽，其中椒酒與五辛盤兩樣還是這一節慶的特有食物。
二
《四時纂要》對歲除、元日的民俗記載，很多源自區域傳統和地方文獻，如《荊楚歲時記》等書，但結合唐詩來看，上述節慶活動當時已在全國普及。儲光羲《秦中守歲》（《全唐詩》卷一三九，1416頁）中寫道：“阖門守初夜，燎火到清晨。”張說《嶽州守歲》（《全唐詩》卷八九，979頁）亦稱“夜風吹醉舞，庭戶對酣歌”，“桃枝堪辟惡，爆竹好驚眠”，反映出唐代南方北方歲除慶典活動是差不多的。坐鎮幽州時期的張說，歲除當晚不忘對着長安為玄宗遙祝酒一杯，《幽州新歲作》（《全唐詩》卷八七，962頁）詩寫道：“邊鎮戍歌連夜動，京城燎火徹明開。”可見無論中央還是邊地，歲除這日都有喧鬧的慶典。
會昌初年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圓仁也曾親曆唐朝的歲除與新年，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中，他寫道：“會昌二年歲次壬戌正月一日，家家立竹杆懸幡子，新歲祈長命。……（開成三年十二月）廿九日暮際，道俗共燒紙錢，俗家後夜燒竹與爆，聲道萬歲。”圓仁所見便是唐朝百姓庭燎、爆竹、懸幡的過節儀式。這幾件事盡見于晚唐詩人薛能《除夜作》（《全唐詩》卷五五八，6478頁）一詩：“燎照雲煙好，幡懸井邑新。蘭萎殘此夜，竹爆和諸鄰。”儀式過後，便是衆人會飲，于是我們在此詩中也看到“五辛盤”這一特有的新年食物。當然，年節聚餐不止特定的食物，圓仁正月裡走在揚州街頭，看到“街店之内，百種飯食異常彌滿”，與《南部新書》卷二中所記京城面貌相仿，“長安市裡風俗，每至元日以後，遞馀食相邀，号為傳座”，以酒以食、會飲會餐是新年慶典的重頭戲。“相逢但祝新正壽，對舉那愁暮景催”（薛逢《元日田家》，《全唐詩》卷五四八，6331頁），“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盧照鄰《元日述懷》，《全唐詩》卷四二，525頁），但飲杯中酒，不問來日愁，辭舊迎新之際，歡樂成為民間百姓生活中的主旋律。即便不能阖家團圓，客居他鄉的人們也會聚在一起共同守歲。在嶽州任官的張說，便召集府衙僚屬聚餐，“除夜清樽滿，寒庭燎火多。舞衣連臂拂，醉坐合聲歌”（《嶽州守歲》，《全唐詩》卷八七，957頁），孟浩然則前往友人府中聚會守歲，“續明催畫燭，守歲接長筵。舊曲梅花唱，新正柏酒傳”（孟浩然《歲除夜會樂城張少府宅》，《全唐詩》卷一六〇，1655頁），兩人不約而同點出“樂”字，可說是相當應景的。僚屬與友朋的聚會固然雀躍，親人團聚無疑更令人感到幸福。寶曆二年（826）除夕，白居易兄弟幾家得以歡聚一堂，飲屠蘇酒，食五辛盤，好不熱鬧，白居易稱，“形骸潦倒雖堪歎，骨肉團圓亦可榮”，家中無論長幼在他眼中都是如此可愛，“嬌癡弄我助歡情”，詩人的勃勃興緻也盡顯于詩作的命名——《歲日家宴戲示弟侄等兼呈張侍禦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朱金城箋注《白居易集箋校》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651頁）。一個“戲”字，将當下不亦樂乎的心情全部托出。不過，這般歡樂的語調，在白居易多首歲除詩中是極其罕見的。
三
白居易并非年年除夕新歲都作詩，斷續寫就的有十數篇，時間跨度相當大，最早一首大緻寫于十六歲，最晚則寫于七十一歲。這些寫于不同年紀、不同地方、不同場合與身份中的詩作，基調卻有出人意料的相通之處，那就是孤獨與傷感。
最早一首《除夜寄弟妹》（《白居易集箋校》卷十三，775頁），大概寫于貞元三年（787），作者時年十六歲，身在江南，冬日佳節顯然加重了作者的離愁别緒，“萬裡經年别，孤燈此夜情”，正是歲除當日的内心剖白。每逢佳節倍思親，客居異鄉往往會加深節日中的惆怅，“蕭條歲除夜，旅泊在洺州”（《除夜宿洺州》，同上，758頁），“故園今夜裡，應念未歸人”（《客中守歲》，同上，787頁）。如此蕭條與愁苦的氣氛，與歲除本該有的喜慶格格不入，卻是作者當時最真實的感受。踏上仕途之後，孤獨感因同道友誼的覓得而稍有緩解，但白居易的除夕卻并沒有因此平添歡愉。元和十二年（817）前後，白居易出任江州司馬，身有“去國放逐”之感，總是牽念故鄉與長安，除夜無心守歲，卻又輾轉難眠，陷溺在思鄉懷舊的情緒當中，新年帶來的隻是傷感：“歲時銷旅貌，風景觸鄉愁。”（《庾樓新歲》，《白居易集箋校》卷十六，1017頁）兩年後改任忠州，心情變化無多，新舊交替的節慶總是再一次提醒白居易客居的現實：“歲暮紛多思，天涯渺未歸。”（《除夜》，《白居易集箋校》卷十八，1187頁）元和初年在長安出任翰林學士的時光，在白居易是最美好的記憶，那時正值壯年，筆力雄健，三五好友皆在近旁，外任的年月裡，與其說他是思念長安，毋甯說是懷戀那段美好的京城歲月，回憶一再照亮、美化那段過去，以至于江南名郡杭州也不能化解他在歲除夜的愁緒：“鬓毛不覺白毵毵，一事無成百不堪。共惜盛時辭阙下，同嗟除夜在江南。”（《除夜寄微之》，《白居易集箋校》卷二三，1538頁）除夕得以安靜下來整理思緒，憂愁卻随之而來，此中愁緒除了源于空間的距離，更在于時間的流逝。杭州刺史任上的白居易，年已過半百，元日當天會與僚屬一道詩酒歡聚，内心卻感到“杯前笑歌徒勉強，鏡裡形容漸衰朽”（《蘇州李中丞以元日郡齋感懷詩寄微之及予辄依來篇七言八韻兼呈微之》，同上，1359頁）。于是重歸長安後，官品日漸走高，“盛時”已過的白居易依然鮮有辭舊迎新的喜悅。大和三年（829），五十八歲的白居易身在長安官任刑部侍郎，在寫給元稹的《和除夜作》（《白居易集箋校》卷二二，1478頁）中，不再有鄉愁，憂愁卻依舊：“老知顔狀改，病覺肢體虛。頭上毛發短，口中牙齒疏。”年老多病則更感慨時光飛逝，去日無多，光陰“促促”成了此後頻見于白詩的詞彙。
“甲子百年過半後，光陰一歲欲終頭。自覺歡情随日減，蘇州心不及杭州。”（《歲暮寄微之三首》，《白居易集箋校》卷二四，1650頁）鄉愁不再時，衰老與疾病成為新的困擾。830年，白居易調任洛陽，任河南尹，終于回到自己最心愛的履道坊林園，然而他的除夕夜依舊是焦慮的：“病眼少眠非守歲，老心多感又臨春。”（《除夜》，《白居易集箋校》卷二八，1971頁）大和五年，白居易滿六十歲，這一年的歲夜，他提筆詠懷一首，寄給了友人牛僧孺：“遍數故交親，何人得六旬。老自無多興，春應不揀人。”（《歲夜詠懷，兼寄思黯》，《白居易集箋校》外集卷上，3854頁）年歲日增，親友凋零，新年隻有惆怅。有着同樣經曆和記憶的友人，不免也有類似的感慨：“念昔同遊者，而今有幾多。”（劉禹錫《歲夜詠懷》，《全唐詩》卷三五五，3987頁）“貞元朝士盡，新歲一悲涼。”（盧貞《和劉夢得歲夜懷友》,《全唐詩》卷四六三，5270頁）貞元年間及第的同僚不斷追憶當年欣逢聖主、翔舞宮阙的情形，愈發反襯出當下零落不堪的現實，一切都在時間中消亡，曾經充滿鬥志的同道都來到了人生的暮年，牛僧孺和詩寫道：“暗減一身力，潛添滿鬓絲。莫愁花笑老，花自幾多時。”體力衰朽方知年歲寶貴，此中憂愁孩童并不能懂得：“惜歲歲今盡，少年應不知。”（牛僧孺《樂天夢得有歲夜詩聊以奉和》，《全唐詩》卷四六六，5290頁）這些中唐曆史上曾經的“弄潮兒”，如今皆成“白發暮齒一衰翁”，遠離政治漩渦的他們，不再關心官品與職銜，每逢歲除隻是感到“今夜盡，明日催”，時間變成了催命的利器。六十八歲那年，已經飽受眼病和足疾困擾的白居易，又患上風疾：“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朽株難免蠹，空穴易來風。”（《病中詩十五首·初病風》，《白居易集箋校》卷三五，2387頁）舊歲新年更替之際，病痛與衰老的現實尤顯沉重：“但驚物長成，不覺身衰暮”（《歎老三首》，《白居易集箋校》卷十，517頁），“病成方悟欲如何”“唯無治老藥”這樣的無奈之情反複出現在晚年白居易詩作當中。會昌二年（842）正月初一，年逾古稀的白居易寫下《喜入新年自詠》：“白須如雪五朝臣，又值新正第七旬。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馀收得到頭身。銷磨歲月成高位，比類時流是幸人。大曆年中騎竹馬，幾人得見會昌春。”（《白居易集箋校》卷三六，2517頁）高壽令他感到知足與幸運，卻并不能帶給他真正的安慰。白居易自然并非每逢新歲便憂愁，但從他寫于歲除新年的詩作中，我們的确聽到了截然不同于舉國同樂、阖家歡慶的一種聲音，這種個人化的情緒表達非常寶貴，讓我們看到佳節背後更豐富的層次。白居易詩作中表現出來的歲節體驗，與具體的生活遭際有關，也不乏性格的因素，貞元十六年（800），為應科舉隻身來到長安城的白居易，時年不滿三十歲，在舉城狂歡的元宵節裡，寫下這樣的句子：“喧喧車騎帝王州，羁病無心逐勝遊。明月春風三五夜，萬人行樂一人愁。”（《長安正月十五日》，《白居易集箋校》卷十三，772頁）可說幾乎奠定了他一生辭歲詩作的基調。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