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晉生先生是台灣“中研院”的院士，對于宋遼金史有深入的研究。他在《宋遼金元史新論》的序論部分有這樣一段話：
這一時代裡中國人并重理想與現實，兼備雅與俗的口味。就政治和軍事方面而言，尊王攘夷是理想，士人政治和對遼金妥協則是現實；就思想而言，理學家對儒家思想的闡釋是理想，改革家則企圖将理想付諸實現（偏被理學家反對）；就文學藝術而言，詞的典雅和文人畫的意境是理想，而通俗的曲和小說的發達則是适應現實的需要。
在這樣一個趨于平民化的大環境下，“雅俗兼備”、精緻俚俗互通成為時代的突出特點。文化方面的這樣一種特點，應該是受到中唐以來禅宗潛移默化的影響。禅宗持有一種平常心，強調佛法在世間，具有滲透性、普适性，所謂砍柴、擔水無非是道。宋代新儒學的産生，實際上和禅宗的影響有非常直接的關聯。正是在和佛教學說、道教學說相互碰撞、相互沖突，一方面相互排斥，另一方面又相互吸納，這樣一個過程裡面，新儒學才真正成長起來。我們看到像《景德傳燈錄》這樣的佛學著述會說：
解道者，行住坐卧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
北宋的理學家二程則說：
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間皆是理。
當時這些人物從理念上覺得天地之間“無非是道”，行、住、坐、卧，縱橫自在都是道，萬事萬物皆有理。而“遊于藝”，也是和君子的道、德、仁相關的，這也像《宋史·道學傳》裡說的天地之間、“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這個“道”是滲透在民間日常生活裡面的。也就是說，新儒家的影響滲透到方方面面，宋代士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日常的遊藝方式和他們心目中的理念，是交互融通的。
當時的一些藝術作品也在觀照這種内在的精神世界。在宋代書畫鑒賞方面，從一個外行的角度來觀察，我們會覺得，宋代這些山水畫可能呈現着當年畫家們“觀天下”的方式和感悟。曾經有學者指出，今人說到畫卷的時候，通常是說“看”畫，但是古人會說“觀”。“觀”是什麼意思呢？《說文解字》裡說“觀”是一種“谛視”，是指凝視、審視，不是寫生意義上的透視，而是包含了内心體悟的凝視和洞察。山水畫作的“高遠”“深遠”“平遠”，其實是出自作畫者、觀畫者内心對于山川的全景式體驗。這種“觀天下”的方式，反映着他們的“天下觀”。正因為如此，當我們說到宋畫意境的時候，我們會想到畫境、詩境、心境，這些是貫通彼此、渾然一體的。
宋代藝術有很多突出的特點，簡約可能是衆多特點之一。比如南宋畫家梁楷的人物畫，有工筆有簡筆（減筆），其簡筆畫作體現着“參禅”的興味，率真簡潔，所謂“蕭蕭數筆”“神氣奕奕”。宋代的瓷器，也滲透着美學的簡潔韻味。宋瓷多為純色，不像後世的瓷器那麼堂皇絢爛，但它帶給我們一種淡雅自然的感覺。在宋代，不僅僅是一些藝術形式——像畫作、瓷器——會體現簡約風格，即便是官員跟皇帝讨論治國之道的時候，他們也會說“王者之治，至簡而詳，至約而博”，也就是說，在治國理政方面，他們也認為簡約是值得倡導的合理方式。當然，以瓷器為例，我們也會看到，和清絕雅緻、隽永端莊的風範同時并存的，也有相對淺俗的風格，比如說一些瓷器上寫着“忍”，或者“孝子”“賢妻”這類字樣，這樣的一些器物肯定也為世俗需求所喜愛。
通過許多實例，我們的确可以看到，當時雅和俗這兩者是并存的，而且某種程度上應該說是融通的。宋人畫作裡有描寫市井生活的畫卷，文學中也有描寫市井生活的作品。這就很生動地體現出貫通于兩宋的文化風情或者說文化特質。
北宋名臣孫何在其奏疏《論官制》中向宋真宗提出“雅俗兼資，新舊參列”的原則，認為是“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的關鍵。由此我們也看到，就時人觀念而言，在日常文化生活與政治生活中，雅俗兼備，新制度舊傳統吸納互補，方方面面都是融通的。《朱子語類》裡面記載，南宋時朱熹跟他的學生談話，說：
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所以精和粗、理和氣、雅和俗這些都應該是并列融通、相互發明的。韓淲是南宋中期的人物，韓元吉的兒子，他在詩作裡也說道：“雅俗豈殊調,今古信一時。”意思也是說，自古至今雅和俗這兩者是可以互相積聚滋養，可以互相會通的。宋代這樣的雅俗情趣，給當時的文壇乃至社會生活帶來了新的氣息、趣味和活力。
宋人的生活中雅俗相依、一體多面的特征十分突出。兩宋的社會環境是複雜多變而非凝滞穩定的，既有承平的時期也有戰亂的時期，有困頓艱難的持續壓力，也有相對繁榮興盛的階段。當時創作群體的類别不同，有士人作家，也有市井文人；藝術品味也是多元的，有雅騷之趣，也有鄭衛之聲；世俗匠畫與文人畫作相映成趣，市井作品中也洋溢着書卷氣息。
即便同一人物，也可能在創作實踐中體現出豐富的文化内容、多重的文化性格。以辛棄疾為例，我們知道他的生活頗為坎坷，艱憂中曾有暫時的安甯，他個人的文學作品風格也是多元的，體現出征戰沙場的激昂慷慨，也反映着日常生活中的世間情懷。他有豪放悲涼的詞作，抒寫壯志與内心的憤懑，像“醉裡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裡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也有婉約清麗的詞作，勾勒民間生活場景，像“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裡吳音相媚好，白發誰家翁媪”，等等。風格多樣、雅俗互補，在當時人看來并不是件矛盾的事情，反而形成了文化上相互滋養、相互補充的氛圍。
最後，我們還是回到“遊于藝”的題目上來。範祖禹是北宋中期的人物，在他當年寫給宋哲宗的章奏裡曾經說：“古之聖人莫不以好學為先，遊藝為美”，這個“遊藝”也是指我們反複談到的“遊于藝”。南宋中期的韓元吉，在緻友人的書信中也講到他對“遊于藝”的理解，他說：
昔夫子之言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遊于藝。”此蓋以教于門弟子之本旨也。所謂“志”者，勿忘之謂；“遊”者，或出入焉；“據”，不可失；“依”，則不可離乎！
也就是說，這四者是孔夫子當年教育他的門人的根本性宗旨，士人的生活實踐正是要依據這一套相互關聯的原則。範祖禹将“遊”解釋為“出入于其中”，活動于其中。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們會說“遊于藝”是當時士人活動的方式，是他們從容、涵泳的生活态度，也是他們雅俗兼備的藝術追求。
我們要講的内容基本上就是這些。前面講到宋代立國的基本環境，這個時代可以說是“生于憂患，長于憂患”的曆史時期；在這個大背景下，宋代的經濟、文化仍然取得了許多成就，這些成就與士人民庶的積極活動分不開。那個時候的士人對于他們自己文化活動的理解，其實是在“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遊于藝”這樣的框架下認識的。“遊于藝”反映着他們當時的生活态度，是雅俗兼備的實踐活動與藝術追求。（全文完）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