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文本的學習以前，我們先對《孟子》其人其書做一個簡單介紹。
有關孟子事迹的介紹，最重要的也是最早的，應該是司馬遷的《史記》。《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以下簡稱《列傳》）對于孟子的事迹做了簡單的介紹：
孟轲，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
轲就是孟子的名字。鄒，是他出生和活動的所在地。比較重要的是這句話：“受業子思之門人”，說他跟子思的門人學習過。以前對這句話有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受業子思之門人”的“人”字可能多了，原文應該是“受業子思之門”。這個變動就比較大了，孟子學術的直接來源就變成子思本人，直接跟子思來學習了。如果是“受業子思之門人”呢，孟子就沒有跟子思直接學習過，他是跟子思的門人學習過。這一點在曆史上有很多的讨論，但是最近幾十年來，由于一些出土文獻的發表，我們越來越肯定孟子跟子思的關系應該是“受業子思之門人”，因為孟子的時代跟子思的時代相隔得還是遠了一點。
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道”在古代來講就是指道術。道術就是指一套思想、理論、觀點、主張。這裡的“道”當然不是一般所講的道，不是一般意義上講一種理論、一種思想、一種方法，應該是特指儒道。即這個道如果是道術的話，應該是指儒術之道，我們的根據一會兒再講。“通”就是通曉，對這套理論思想觀點等體系有着一個基本的把握，這就是通。“道既通”表示他對儒道、儒術之道已經有了基本的把握。“遊事齊宣王”，因為戰國時代士的階層非常活躍，他們采取遊學、遊說的形式到各個國家去推展自己的抱負。“宣王不能用”，即齊宣王當時不能施行他的思想主張。
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于事情。
“适”就是到，“适梁”，到了梁這個地方。大梁這時候是魏國的中心，當時主政的是魏惠王，也叫梁惠王。“梁惠王不果所言”，就是不能施行他所主張、建議的東西，認為他講的這套不符合實際，沒有采用。
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
“當是之時”，當時的這個時代。當時秦國是用商鞅主政，楚、魏都是用了吳起，齊國是用孫子、田忌來主政。
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這個時代的特點是“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方務于”，這個時候大家追求的就是合縱連衡。“合從連衡”在當時就是一種追求戰争取勝的謀略，這個時代是“以善于攻伐者為善賢”，誰善于攻伐就把誰推為上賢。但是孟轲講的不是合縱連衡的這一套，他也不主張攻伐，他講的是“述唐、虞、三代之德”。“唐、虞”就是堯、舜，“三代”就是夏、商、周、禹、湯、文、武，他們的德就是道德。“如”就是他到的地方，他講的東西都跟這些地方當政的君王思想不能相合。
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他就從這種遊學、遊說的活動退出，退回到他的家鄉。“萬章之徒”表示有好幾個人。序，就是叙述。這個“序”其實是和叙述的“叙”相通，主要是要傳承發揚孔子的思想。這一方面說明我們今天傳下來的《孟子》的作品七篇是他和他的學生們共同的作品，另外也說明他的書的宗旨是“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主要是要傳承發揚孔子的思想，特别是這裡面發揚了《詩經》和《尚書》的一些重要的思想。
這是我們看到的現在流傳下來的《列傳》裡面對孟子思想的記述。
關于《列傳》的理解，我們還可以參考另外一個文獻，就是《孟子題辭》。孟子的書到漢代就有了注釋，東漢的趙歧做了《孟子注》。《孟子注》前面有一個“孟子題辭”，這個題辭相當于《孟子注》的序。
《孟子題辭》中有一些重要的講法，我們需要把它跟《列傳》對照起來加以理解。
孟子的“子”，《題辭》說：“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應該說這個講法還是一般了些，應該說“子者，男子之尊稱也”，不是每個男子都可以稱子的，所以更恰當的應該是“尊稱”。接着講孟子是“鄒人也，名轲”。下面講“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剛才我們講《列傳》裡面說“道既通”，這個道是什麼道？這裡給我們做了一個補充，就是治儒術之道，可見這個道就是儒術之道。
《列傳》裡面講“序《詩》《書》”，《題辭》裡面有一個補充，說孟子所通曉的儒家的學問不僅僅是《詩》《書》，而是通“五經”，對“五經”都有全盤的了解，但是他專長于對《詩》《書》的理解。
孟子像《列傳》裡面講遊齊宣王，但是齊宣王不能用，在《題辭》裡面也有一個補充的說明：
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
《列傳》裡面講“以攻伐為賢”，這個“以為上賢”是一種補充說明。所謂“權謀”，就是前面講的有關戰争、戰略的權謀之學，就是“合從連衡”。當時各個國家的君主“取士”，對這些遊士如何選擇，用什麼樣的士呢？應該是“務先權謀，以為上賢”。
《題辭》裡面還講了，“于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于諸侯，思濟斯民”。
剛才我們說“道既通”，就用他所學的東西遊事齊宣王。遊事齊宣王是用什麼樣的思想來遊事齊宣王？在《題辭》裡面也做了補充說明：“遂以儒道遊于諸侯。”這既是對“道既通”的“道”做了詳細的說明，也說明了他的确是用“儒道”來遊說、遊事當時的諸侯。
最後，《孟子題辭》裡面講“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述堯、舜之道”是對《列傳》裡面“述唐、虞、三代之德”一個更明确的說明。
從這幾點來看，我們說《孟子題辭》和《孟子列傳》裡面很多的說法有一種呼應的關系，我們在了解《孟子》其人其書的時候也需要注意。這是關于《孟子題辭》。
第三個我們要看孟子和孔子的關系。
孟子在書裡面有好幾處談到和孔子的關系，《列傳》裡面講到他和孔門的關系，說他“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在《孟子題辭》裡面也講到，是受業“孔子之孫子思”，所以孟子跟孔門有密切的傳承關系。孔子講過很多話，但其中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卻是在孟子時代發揚起來的。孟子自述他和孔子的關系，講過這麼幾句話：
第一句，他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說我沒有做過孔子的學生。“予私淑諸人也”，沒有親自受業于某個人。但是因為我敬仰而傳習孔子的學問，尊孔門學者為師。“予私淑諸人”沒有明确說他“私淑”的是誰，是孔門後學的哪一位，他也沒有說。但是我想這個“私淑諸人”的“諸人”一定是一位孔門的後學，除了是子思的門人以外，還可能是孔門後學的其他學者，這是在《離婁下》裡面談到他和孔門的關系。第二句話，他在《公孫醜》上講過，他說，伯夷伊尹“皆古聖人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自古以來聖人很多，比如說伯夷伊尹都是古聖人，我真正的願望、心願是學習孔子。當然他講這個話的時候做了對比，說他們雖然都是聖賢，伯夷的特點是什麼、伊尹的特點是什麼、孔子的特點是什麼，而他真正的心願是學習孔子，這是他有志于學習孔子思想的第二個自述。
第三句，在《萬章篇》裡他說：“孔子之謂集大成”，揭示了孔子和古代文化的關系。在孔子之前中國文化至少有一千五百年以上的發展，孔子生活于公元前6世紀，夏代如果從公元前21世紀算起，到孔子時至少有1500年。在他看來，孔子的集大成，不僅是對同時代比較近的周文化做了集大成，應該是對整個中國上古文化做了一個總結。
第四句，也是在《公孫醜》上講的：“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盛”，偉大的意思。這個表達其實在孔門有過，“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但是孟子加了“盛”字，突出了孔子的偉大。
從這幾點看，孟子有自覺地學習、傳承、發揚孔子思想和學術的志願，這是我們講《孟子》其人其書需要交代的。
最後我們簡單地說一下這次講解的重點，我們的重點在什麼地方呢？重點應該是在思想的提煉和義理的貫通。因為我們這次的講讀對象并不是大學的研究生、博士生，而是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孟子的愛好者，所以我們的定位重點放在思想的提煉和義理的貫通上。
因為文本本身有很多的方面，像我剛才講的一些生僻的字詞，還有文本裡孟子的每一章，像比較長的文章，和今人寫的文章不一樣。今天我們寫文章、寫論文非常嚴密，古人的文章不是邏輯非常嚴密的，有的時候看起來好像有點前言不搭後語，邏輯上有點錯位。怎麼解釋這些現象？古人有好多的解釋，使他的文本讀起來能夠更通暢，這都不是我們的重點。我們的重點是掌握他的思想，掌握他的義理。
以上是我們對這個課程做的引言。
下面我們開始講讀。從東漢的趙岐給孟子做注以來，已經把《孟子》的文本七篇的每一篇都分為上下，如叫做《梁惠王章句上》《梁惠王章句下》。漢朝人所謂章句，是把一篇文章分成不同的章，以便理解。不像我們今天，古人的文章是密密麻麻的，不分段，不分章，也沒有标點。後世在講解文章的時候，第一條就是要講究章句，要把章分出來。比如我們說《梁惠王上》。《梁惠王上》有七章，就要把這七章分出來，所以古代的經師很看重的就是章句。在東漢的時候，已經命名了《孟子》的每一篇，我們從《梁惠王章句上》開始講起。
現在《孟子》的文本都已經用了阿拉伯的數字來标序，這特别方便于這些文本的翻譯，所以很多的古籍整理都采用了這樣的序号。比如說1.1，1就是《梁惠王上》第一篇，點後面的1就是第一章了。這一章曆來在孟子研究裡面被認為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是帶有綱領性的。
原文是這樣的：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将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見梁惠王，因為他是遠道而來，他從山東到了河南，大梁在開封這一帶。王就是梁惠王，剛才我們講了也就是魏惠王。“叟”代表老人家，上年紀的男子。老先生，你不遠千裡而來，“亦将有以利吾國乎？”你将給我的國家帶來什麼有利的東西？這是梁惠王上來發問的話，孟子的話是針對問話做的回答。是不是這段對話就是孟子跟梁惠王所有的對話呢？當然不是，因為我們後面看到他和梁惠王有很多的對話。梁惠王一上來就問了這句話，應該說符合我們前面在《孟子列傳》裡面看到的時代風氣，他講的“利吾國”，其實是有個特指的，當時以“争伐為賢”，富國強兵、合縱連衡這些東西是比較風行的。他所講的“利”實際上應該是針對這些方面，你在這些方面給我帶來什麼對我的國家有利的見解？但是孟子沒有具體說，他是一般地來讨論“義利”的關系。“利”有一個對立面，在孟子看來是仁義，所以他回答說：“王何必曰利？”幹嘛一上來就說利呢，利就是功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亦”就是隻的意思，說我們隻要講仁義就夠了。他是把梁惠王所講的功利的問題設置了一個對立面，就是仁義；用仁義和利這種矛盾、沖突和緊張來彰顯孟子自己的主張。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君王講怎麼對我的國有利，大夫說怎麼對我的家有利。古代大夫的家不是我們今天的小家庭，是封建結構的一級，一般就是指卿大夫（封邑）的家；“士庶人”，士是貴族裡面最低的一層，庶人就是平民，他們也說怎麼樣對我自己有利。如果都是這樣的話，這個國家就危險了。他說“上下交征利則國危矣”，上，就是君、大夫。下，就是士、庶人等。上下如果“交征利”，征，漢朝人已經有了解釋，司馬遷在《史記》裡面解釋這段話的時候，說“上下争利”，用的是争奪的争，争取的争，我想司馬遷的解釋正确地理解了孟子的思想。如果大家都把争取自己的利益和功利放在第一位，那麼這個國家就危險了。下面他就舉例子說：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餍。
一個萬乘之國，“乘”，一輛兵車稱為一乘，有萬乘兵車的國家就是一個大國，這個大國的君主雖然兵力是很雄厚的，可是殺君主的人一定是千乘之家，即本來是他的下級。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上下的秩序被完全破壞了，君主都被他的下級所弒，所以社會的政治和理論的秩序完全受到破壞。這是孟子舉的例子，我們如果把這個道理推向社會，整個國家的曆史來看一定是這樣的。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一個大國有一萬輛兵車，君主國王的下一級就是卿大夫，卿大夫是有千乘，有一千輛兵車，應該來說是不少了。一個國家才有一萬輛，你一家已經有了一千輛，這個卿大夫之家占有的兵車的數量和财富已經不少了。千乘之國和百乘之家的關系也是這樣，雖然你的财富在這個國家看起來是很多的，但如果你是後義而先利，把利益放在最優先的地方，把道義、倫理放在次要的地方，你就不會以你自己現有的财富很多而滿意，你就會用争奪的辦法，最後走向弒君奪權這樣的結果。孟子舉了這個例子來申明争利的後果，最後的結論是：
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他最後講，如果講仁義，其功效是什麼呢？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
以“仁”為先的人不會遺棄他的雙親，重“義”的道德的人不會把他的君主置之于後而不顧。所以他得出結論說：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所以他做了一個總結，我們隻談仁義就可以了，不必要再講什麼利。這是1.1文本本身的内容。
司馬遷不僅做了《孟子荀卿列傳》，他還講過一段話，對孟子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感想。太史公講：“愚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說我讀孟子的書讀到這一章的時候，“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我就把書放到一邊發出感歎。
“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國家亂的根源在哪？根源就是大家都求利，以求利為先。“夫子罕言利者”，為什麼孔子很少講利？“常防其源也。”他是在源頭上就提防它。“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孔子講如果你說話做事都是以利作為出發點的話，會跟人家結怨，關系搞不好。
“從天子以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就是從上到下，從君主一直到庶人，如果都一心好利，追求利，那麼這個弊病應該說非常大，為害不淺。
太史公司馬遷對孟子《梁惠王上》解讀的思想方面的感想，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司馬遷并不是一個真正的儒家，他的父親是治黃老為主的。他作為一個史學家，研究曆史上的治亂。一個曆史學家不僅僅是記述現象，還要總結曆史上的規律和經驗，最重要的經驗就是成敗治亂的經驗。他通過讀《孟子》，結合他自己的曆史知識，得到的結論是：“利，誠亂之始也。”
孟子講的确實是對的，我們治國理政，不能夠以利字當頭，把利字放在優先的地位。我想司馬遷作為一個大曆史學家，以他對曆史的了解，對孟子的《梁惠王上》的思想做了一個有力的見證，這是很了不起的。
我們雖然是講文本，不是主要講思想的，但是因為這篇的内容比較重要，我們把他的思想做一個簡要的分析：
第一點，“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餍”。我們認為，他的思想是注重先義後利的，因為他批評後義而先利，所以雖然沒有正面講，但是其思想包括了這一内涵。後來在《荀子》裡面公開把這個話講出來：“先義後利者榮。”因此我們認為，他其實是倡導一種“先義而後利”的思想。
這個思想是什麼樣的思想呢？
其實這個思想講的是價值觀的問題，義和利的先後的問題是講基本的價值觀。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都有其價值觀。當然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價值觀，但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必須有一個主流的基本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在孟子看來不能是任意的，應該是對義、利有一個明确的認識的，不能夠後義而先利，應該是先義而後利。孟子一開始就講價值觀問題，我們今天還在講價值觀的重要性。所以說這一篇在整個孟子思想裡面有綱領性的作用。
第二點，在這樣一個價值觀的表達中，其實孟子并不是否定利。《孟子叙說》裡，有後代儒家思想家對他的解釋，其中有理學家二程對孟子的解釋。二程雖然生活在宋代，但是特别重視《孟子·梁惠王上》所講的義、利問題。他說“君子未嘗不欲利”，君子并不是對利益的欲求完全否定，“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但你把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利上，這是有害的。二程把當時人一般的心态概括為“唯利是求”，孟子所講的價值觀并不是完全否定利，而是對“唯利是求”的明确否定。
二程說，當時“天下之人唯利是求，而不複知有仁義”，根本就不知道仁義了，對道義、道德完全不了解了。所以他解釋說，為什麼孟子要強調言仁義而不言利，他不是完全否定利，而是要“拔本塞源救其弊”，是針對完全講利、一心講利、唯利是求的流弊和弊病而發。我們從後代人的解釋，包括理學家的解釋可以看出，儒家不是完全否定對利的追求，但是堅決反對唯利是圖、唯利是求、唯利是需。
第三點，義和利的關系。利就是功利，是一個自我的利益。義代表道德的原則，後人在講功利和道義沖突的時候有一個說法，這也是理學家裡常見的。他們說義、利的關系其實就是一個公、私的關系。這個解釋當然是有理學家的思考，怎麼把義、利即倫理學上道義和功利的争論的問題具體化，讓我們更深切地感受跟我們生活的相關性，就用公和私來說明義利關系。這個解釋應該是合乎孟子的思想的。孟子是講義、利，沒講公、私，但是孟子的文本裡面講“何以利吾國，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都強調的是吾，那個吾就是私，就是代表私。所以宋明理學裡把它歸結到公與私，這從孟子的文本來講也是有根據的。
這樣一來，孟子所講的利就直接指向私利。如吾字開頭的，吾國的利、吾家的利、吾身的利，應該說都是一種私利，孟子認為這種對私利的追求就是社會動亂的根源。跟私利相對的，就是“為公”。因此，如果分析的話，利其實有不同的利，利裡面還有公利與私利的分析。孟子特别着重講的是那些完全以私利為自己行動和行為的第一原則的人。
如果是堅持為公、為民作為“義”，這個義就是我們一般講的道義，即道德的原則。道德的原則如果跟私利相對來講，當然就是要為公。如果從孟子的思想本身來講，還應該包括為民。跟隻追求私利相對，一個是要為公，一個是要為民，追求為公之利，追求為民之利，這個是孟子贊成的。孟子限于對話的語境，在這裡沒有明确地把他所有的思想，特别是為民的思想完全表達出來，但是在後面都表達出來了。
這一點從中國思想來講是有一貫性的。《尚書》開始講公私的對比，從為公來強調公私的對立，這是在強調，對于社會的公務人員和擔任社會公職的人員需要提倡這種價值觀。一個普通的農民在古代社會，他有一畝三分地，種地、澆水、收成，這中間很少涉及公私問題。可是一個擔任社會公職的人員，每天都會碰到公私的問題，因為他擔任的是公共服務的職務，這就有為公和為私的問題。從這一點來講，孟子的義利觀裡面所講的，包含了從古代以來我們價值觀裡面和道德觀裡面所講的公私的問題。
孟子特别強調義對于利的優先性、重要性，這有時代的具體背景，就是我們剛才講的，當時的社會流行的就是那樣一個思潮，每個君王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通過戰争來實現目标，給人民帶來了很多的害處。
最後一點，義和利的選擇是一個道德的選擇。義和利的問題，不一定是每一個人、每天都會碰到的。比如一個普通的商販，一個普通的農民，不見得每天都會碰到這樣的問題。但是他什麼時候會碰到這個問題呢？在他的人生裡面，他遇到道德選擇的關頭，就一定會碰到這個問題。比如奶農，本來你每天擠奶、送奶、賣奶，沒有義、利的沖突，但是你往裡面加三聚氰氨，這就是義、利的問題了。
因此我想，孟子雖然把這個問題提得很高很重要，但從事實上來看，不是每一個人每一天都會碰到這個問題，但是你今天沒碰到，也許有一天你會碰到，人生中終究會碰到道德選擇的問題。凡人在生活中碰到道德選擇的時候應該怎麼選擇，就是價值觀的問題，就是要先義後利，不能先利後義。
我想起一首流行歌曲，有一個台灣的歌手叫李宗盛，有一天我在電視上聽他的歌——《凡人歌》，詞是這麼說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間，終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閑。”這是我們的現狀，又說：“既然不是仙，難免有雜念。”他說的仙是為了詞語上的押韻，其實就是聖賢，既然不是聖賢，難免有雜念。“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最後一句話說道義放在兩邊先不用管，還是要利字當先、利字當頭。這就切合我們的問題了。
這首歌我們也不能上綱上線，我想他可能描述的就是我們普通人的狀态，普通人的生活、思想就是這麼一個狀态。他所刻畫的凡人的狀态就是孟子要求改變的狀态，不能夠把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變成基本價值觀，在生活上碰到道義和利的沖突的時候，哪個擺在先，哪個擺在後，這是不能含糊的。從李宗盛這首歌可以看出來，孟子的思想在我們今天的生活裡面還是有針對性的，有它的價值，有它的意義。（未完待續）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