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世說新語》，最突出的印象是書中的“語”，有的是獨白，有的是對話，有的背景清楚，有的不清楚。發語的各種人之間有交集，形成各種各樣的交際圈。不同的交際圈連起來，就是一個巨大的交際網絡。《世說新語》中的每個人物，就是這個網絡上的一個節點。以每個人物節點為中心向外延伸，就會出現很多的圈子。這是《世說新語》内在結構上的一大特色。《世說新語》的外在結構，是書中的三十六篇，也就是三十六個門類，不同的門類，也可以說就是不同的視角或視野。不同的人物延伸出不同的朋友圈，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相互交錯，錯綜複雜，組成了世事的網絡。
從整部《世說新語》來看，書中人物大多來自當時的世家大族。再細分下去，這些世族有三類：第一類是北方僑遷到南方的世族，統稱僑姓世族，如王、謝、庾、袁等家族；第二類就是南方本地世族，稱作吳姓世族，如朱、張、顧、陸；第三類就是司馬氏皇室一系，稱作皇室世族。《世說新語》中的人物，絕大多數屬于這三類世族，其他人物不是主角。今人會感到奇怪，陶淵明那麼大一個詩人，在《世說新語》裡卻沒有出現過。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名臣，功業彪炳史冊，但是在《世說新語》中，他受到的關注，不僅不及王導、謝安，也不及桓溫，因為他們都是世族，而陶侃是庶族。讀《世說新語》要把握這個特點：以一個人物為中心，尋找與之相聯的世事網絡，從而了解它所建構的這個世界。
以桓溫為例。桓溫的家族圈有很多人，但其中最核心的隻有兩人：一個是桓溫，一個是他的小兒子桓玄。這兩個人故事最多，以這兩個人為中心向外延伸，與之有交集的人也特别多。以桓溫的政治圈來分析，司馬昱、殷浩、謝安、王坦之這幾位，是與桓溫交集最多的，關于他們的故事也最多。
《世說新語》的人物描寫，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多種視角互補。同一個人物，書中會用好多個不同稱呼，經常多達五六個，甚至七八個。書中對桓溫的稱呼，名、字、号、小字、官名等等，大概不止十個。這就好比在家裡父母叫你小名，在學校老師點你的大名，同學好友稱呼你的外号、綽号，報刊雜志使用你的筆名，從事地下工作的還會編造假名、化名。不同的稱呼，指示不同的場合，表明彼此之間不同的關系，有親疏遠近的區别，也有立場觀點的差異，還有文體語境的不同。《世說新語》裡的故事，信息源往往不同。不同的嘴，稱呼同一個人，傳述同一件故事，就會加上自己的立場和見解。有人稱呼桓溫為“桓公”或者“桓大司馬”，都透着尊敬；也有人稱呼他的字“桓元子”，也有敬意；還有人稱呼他“桓宣武”，這個死後追尊的“宣武皇帝”名号中，除了極端的推尊，可能還暗寓政治立場和态度。所以，稱呼的取舍，涉及到對評價的褒貶。一個痛恨桓溫、認為他是亂臣賊子、大奸大惡的人，絕不會承認桓玄為桓溫追加的這個尊号，絕不會稱呼桓溫為“桓宣武”。而直呼其名“桓溫”的人，則有可能不把桓溫當回事兒。
從不同的角度看同一個人，就會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晉書》人物傳記中，有許多生動有趣的故事都來自《世說新語》。但是，《晉書》的唐代編纂者基于自己的立場，根據自己的理解，作了一些改編。相比較而言，我覺得《世說新語》更接近原生态、更可取。就拿桓溫這個人物來說，書中既載錄他正面形象的故事，也記載他負面形象的故事，貌似自相矛盾，其實各有立場，意味不同。我舉兩組例子。
有一次，桓溫讀《高士傳》，見到一個堅守品格自甘貧困的高士，叫做陵仲子。這個人餓到幾乎一點力氣都沒有了，就爬到自家井邊。井邊正好長了一棵李子樹，上面有一個被蟲蛀了的李子。他把這個李子吃了，僥幸活了下來。桓溫有感而發：“做人怎麼能做到這麼潦倒，這麼窮苦，這麼凄慘！”的确，桓溫做人，絕對不可能像陵仲子這樣。桓溫曾經說過這樣的名言：“大丈夫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複遺臭萬載邪？”這話大氣，還有點惡狠狠的，怎樣理解這句話，是褒是貶，就看你站在什麼立場上。這句話既像大流氓無賴口中說出的話，也像是一個大英雄說的話，體現了桓溫建功立業的急切願望。這句話被錄于《世說新語·尤悔》。“尤悔”就是有怨有悔，通常，被錄進這一篇的故事，多少都帶有貶義色彩。
然而，這隻是桓溫形象的一面，他還有另一面。桓溫率軍西征，路經三峽。三峽猿猴很多，有部下捉到一隻小猿猴。小猿猴的母親追着桓溫的船隊，一路悲鳴，追了百馀裡路。最後，這隻母猿拼盡力氣跳上船，就死掉了。剖開肚子，但見母猿的腸子斷成一節節，可見傷心過度，死相凄慘。桓溫很生氣，就嚴厲處分了這個部下。“無情未必真豪傑”，桓溫有情，應稱得上是個有情的豪傑。
再舉一組例子。在桓溫決定罷黜海西公的時候，有人問桓溫：“你是要做箕子，還是比幹？”這兩個都是商纣王時代的志士仁人，也都是忠臣，隻是兩個人表達忠誠的方式不同，下場也截然相反：比幹剖心而死，箕子卻遠走高飛。桓溫表示，自已既不願意做箕子，更不願意做比幹，隻想做管仲。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他是桓溫的一個偶像。
桓溫的另一個偶像是王敦。王敦去世時，桓溫已經十三歲，差不多是同時代人。正史的定論，王敦是亂臣賊子，是曹操、司馬懿式的奸雄。但在桓溫眼中，至少在某一方面，王敦卻是英雄。有一次，他經過王敦墓地，大呼：“可兒！可兒！”這是當時的口語，意思相當于“好小子”。總之，他對王敦是推重的，這是對王敦的另一種評價。管仲與王敦，是截然不同的兩類人物，居然都是桓溫的偶像。在桓溫身上，這兩個偶像人物非但沒有“違和感”，反而一體兩面，相反相成。
對桓溫的不同評價，來自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時期，展現不同的視角。親人的觀察與評說，是一種視角。與桓溫關系特别親密的人的觀察與評說，又是一種視角。簡文帝司馬昱與桓溫過往甚密。表面上，桓溫對司馬昱禮讓有加，實際上，他早把司馬昱看透了，自信可以玩弄司馬昱于股掌之上。有一次，他故意設局試探司馬昱。他讓司馬昱和另一個皇族司馬晞同乘一輛車，安排人在他們的車駕後面突然鳴鼓，一時局面噪亂，司馬晞驚慌失措，就要下車逃跑，司馬昱卻安坐不動，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可以說這個人反應遲鈍，也可以說他沉穩鎮定，不管怎麼樣，桓溫對這個試驗結果很滿意。司馬昱被桓溫扶植上台後，一次诏見桓溫。他坐在晦暗之處，桓溫看不見，開口問：“皇上在哪兒？”司馬昱回答：“某在斯。”隻有三個字，很短，很口語，實際上卻大有講究。它出自《論語》，是孔夫子說過的話。在桓溫面前，司馬昱不敢擺皇帝的架子，禮制又限定他不能謙恭，隻好借《論語》來掩飾尴尬。謝安和桓溫的關系很微妙。一開始，謝安不肯出山，結果被桓溫請出來，當了他的司馬。桓溫曾經小小地“修理”過謝安，他派人送上一根草。謝安大惑不解。這人就說：“這草長在山裡的時候，名叫‘遠志’，出了山之後，就叫做‘小草’。”這是桓溫故意要譏諷他。謝安當然明白，但他識大體，忍下來了。桓溫廢掉海西公後，謝安見桓溫都行君臣之禮。桓溫謙讓，說謝安你太客氣了，謝安說：“哪裡啊，皇帝見你都要拜，我又怎敢不拜？”桓、謝二人面和心不和，桓溫好幾次想除掉謝安和王坦之，有一次幾乎要動手了，王坦之很害怕，問謝安怎麼辦，謝安神色不變，十分鎮定，一邊走，一邊詠誦詩文。桓溫愛才，終究沒有下手。桓溫死後十來年，以謝安為首的謝家，終于迎來了家族最興盛發達的年代。倘若當時桓溫一刀下去，殺了謝安，曆史可能就要改寫了。
還有一位與桓溫關系密切的人，那就是殷浩。袁耽說他恨不得有三個妹妹，分别嫁給殷浩、謝尚和桓溫。在他眼中，這三個人皆是一時豪傑，不相上下。殷浩與桓溫之間，互相競争的态勢最為明顯。《世說新語》中同時提到殷、桓的，幾乎都是二人對擂，隻是或明或暗，情形不盡相同。殷浩服喪期間，人們都期盼他複出，有人甚至把他比作諸葛亮，出仕則天下興，隐退而天下亡，也就是說，他一身系國家之興亡，這評價高到無以複加。桓溫對殷浩的評價卻是：“阿源有德有言。這種人最好是在朝廷上掌管禮儀，就不要當刺史之類的官職了。”阿源是殷浩的小字，桓溫用小字稱殷浩，有意擡高自己的身份。桓溫說殷浩是花架子，不能幹實事，表面上有褒有貶，實際上卻是居高臨下。桓溫會制造輿論，他對人說：“我和殷浩小時候一起玩，一起騎竹馬。我玩剩下的東西，他拿去玩，可見他的确輸我一等。”這兩個人過招多次，最終，桓溫完勝殷浩。《世說新語》有多條桓、殷相競的故事，但來自不同的叙述視角。把多重視角放在一起，就能看到一個立體的桓溫。這種描寫人物的手法，正是《世說新語》特别有趣、也特别吸引人的一個原因。
從不同的角度去看當時的人和事，那些貌似瑣碎或者互不關聯的人和事，就會彼此關聯，組成較為完整的人物形象，較近事件的原貌。這些貌似瑣碎的故事，正是《世說新語》引人入勝的另一個原因。篇幅短小，文字簡潔，卻足以體現大人物的性格，足以作為重大事件的見證，足以因小見大。比如，桓溫西征前，朝廷上下，幾乎沒有人相信他能成功，劉惔卻相信他：“我見過他賭博，這個人不赢到手，是決不罷休的。”他知道桓溫好勝心強，有堅強的意志。他說得沒錯，桓溫的确喜歡賭博，有趣的是，《世說新語》裡也寫到桓溫賭博。陳郡袁耽是個賭博高手，跟桓溫是賭場好友。有一次桓溫輸慘了，竟不管袁耽正在守孝，硬是把袁耽拉出來替他賭，翻盤之後才收手。這很能顯示桓溫的個性，為了達到目的，他會竭盡全力，乃至不擇手段。《世說新語》故事隻有寥寥幾十個字，卻可以做重大曆史事件的見證。桓溫賭博不太高明，品酒也不很在行，不過，他知人善用，手下從來不缺擅長品酒的人，每有好酒，就交給手下人品賞。手下告訴他：“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好酒力道大，酒力可以到達肚臍，差酒就隻能到鬲，也就是胸腹之間。那時，青州有個齊郡，“齊”諧音“臍”，平原郡有個鬲縣，“鬲”與“膈”同音，“膈”指胸腹之間。這是打啞謎的說法，風趣而且益智，桓溫喜歡這樣的語言風格。後來，桓玄與顧恺之等人作“了語”“危語”，也是類似的語言遊戲，固然是時代風氣，也有家世影響。
《世說新語》最簡單的讀法，就是從頭讀到尾。如果時間不夠，隻想集中讀某一段，那就可以在目錄裡找相應的篇章。《世說新語》就像一幅拼圖，可以拼成大圖，可以拼成小圖，還可以聯想圖的周邊景象。陶侃，也就是陶淵明的曾祖父，有個收集竹頭木屑的習慣。擱平常，這東西的确沒什麼用處，然而到下雪天，道路濕滑泥濘，陶侃把竹頭木屑鋪在地上，行走就方便多了。桓溫西征需要造船，缺少竹釘材料，陶侃收集的竹頭正好派上大用場。《世說新語》裡這些零星的小故事，就像竹頭木屑，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有大用。
有人結合大數據思維，利用“詞雲”概念，統計出《世說新語》裡出現頻率最高的詞是“答曰”。這說明書中對話主要是由口語構成的。這些故事，這些對話，自然會成為“語資”和“談助”。熟讀《世說新語》的人，日常言談對話就不會鄙俗無趣，而像一個有修養的人。其實，《世說新語》不僅有益于口頭表達，也為各體寫作提供了諸多文學資源。宋代詩人蘇東坡寫過一首七律，祝賀朋友喜得第二子，後四句是：“參軍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馀。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這四句詩用的都是《世說新語》裡的典故，非常巧妙。其中第三、四兩句，恰恰就是桓溫的典故：那個以高亢的啼聲引起溫峤注意的“英物”，就是桓溫。（全文完）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