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國維留給世人的形象，主要是其進入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之後，穿着長衫，帶着瓜皮小帽，背後拖着一根長辮子。許多人将其定位為遺老，一個基本的依據便是那根辮子。魯迅則把王國維形容為“老實到像火腿一般”（魯迅《談所謂“大内檔案”》），所以一個老實的形象也廣為流傳。而他的同事、友人、學生追憶中的王國維又是一個簡默甚至木讷的人。這些描寫合成後的王國維形象應該以為人本分、性格内向、口才不佳為基本特征。
我治王國維詞學與學緣近十年時間，但花在研究《人間詞》上的時間并不多，大概進入研究的第七八個年頭，才開始比較仔細地讀王國維詞。此前，未能措手的原因與我對王國維自述的一節話帶有一定的抵觸情緒有關。這節話乃借其同學友人樊志厚之口說出：“至其（指王國維）言近而旨遠，意決而辭婉，自永叔以後，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君始為詞時，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若夫觀物之微，托興之深，則又君詩詞之特色。求之古代作者，罕有倫比。”（《人間詞甲稿序》，王國維著、彭玉平評注《人間詞話》，中華書局，2010，237頁）此序雖托名“樊志厚”，但既有親見樊志厚收到并拆閱此信（附帶此序）情形的羅振常後來的說明，則乃王國維自撰之文，本是極清晰的事實。此序将王國維的詞譽為北宋歐陽修之後的第一人，并認為完全是天賦馳騁，自然而成，古今罕見。這評價若果然是同學友人之評，則尚可以同道稱譽過甚而付諸一笑；而此等語竟然是王國維自我評價之語，則讀來真有瞠目結舌之感矣。
稍後，王國維在三十之年所撰《自序二》中，就直接以本身面目雲：“餘之于詞，雖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後，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餘者，則平日之所自信也。雖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詞人，餘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詞人也未始無不及餘之處。”（《王國維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122頁）這種文字一點也沒有王國維自稱“才弱者”（同上）所應有的謙遜。
這樣的王國維不僅驕傲，簡直有“狂妄”之嫌，與留在許多人筆下的那個老實、本分、木讷的王國維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更大的問題是：王國維在詞史上的地位果然有如此之高嗎？若果然有，高在何處？若其實沒有，王國維何以出語如此之“重”？我便盤桓在這樣的矛盾中，久未求得其解。我迷蹤其間的關鍵問題其實隻有一個：王國維已經謙稱自己比不上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何以還要加上一句“然此等詞人也未始無不及餘之處”？這種“不及”是如何具體體現的呢？
二
在相當長的時間内，我認為王國維言過其實了。但當我讀到王國維《人間嗜好之研究》一文，開始有了怦然心動的感覺。文中說：“若夫真正之大詩人，則又以人類之感情為其一己之感情，彼其勢力充實不可以已，遂不以發表自己之感情為滿足，更進而欲發表人類全體之感情。彼之著作實為人類全體之喉舌，而讀者于此得聞其悲歡啼笑之聲，遂覺自己之勢力亦為之發揚而不能已。”（《王國維全集》第14卷，115-116頁）一般的詩人多圍繞一己之感情來寫，雖然也可以将詩歌寫得搖曳多姿，但那不過是王國維眼中“以我觀物”的“有我之境”，帶着詩人強烈的個人印記。而“大詩人”則完全不能滿足這種描寫“一己之感情”的狀态，他們的目标是“發表人類全體之感情”，也就是王國維所說的“以物觀物”的“無我之境”，他們将自己深隐在芸芸衆生之中，無意彰顯自己的獨特情懷。因為大詩人的作品是“人類全體之喉舌”，所以不同的讀者都能從中讀到自己的“悲歡啼笑之聲”。這才是王國維追求的詩歌高境，其實是帶着深切的哲學視野與生命關懷。
用這樣的觀念來回思王國維的《自序二》以及托名樊志厚的《人間詞甲稿序》，對其中的驕傲自許之言，也許就多了一分理解。五代北宋之大詞人确實佳作琳琅，但從哲人之思與群體關懷的角度來說，這樣的作品不能說沒有，如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都曾言及宇宙永恒與生命短暫的問題，但彼雖關注、體會到這種現象，卻缺乏深度的哲學思考，似更沒有出現自覺以此為全力追求者。而王國維恰恰在此發現了超越前人的路徑所在。
如果說《人間詞甲稿序》和《自序二》隻是總評自己的填詞高格與成就，《人間詞乙稿序》（亦托名樊志厚而實為王國維自撰者）則将這種自許落實到具體的作品。其語雲：“靜安之詞……如《甲稿》之《浣溪沙》之‘天末同雲’、《蝶戀花》之‘昨夜夢中’、《乙稿》《蝶戀花》之‘百尺朱樓’等阕，皆意境兩忘，物我一體，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間，骎骎乎兩漢之疆域，廣于三代、貞觀之政治，隆于武德矣。”（王國維著、彭玉平評注《人間詞話》，240頁）這一節文字關注者不少，但深探者不多。“意境兩忘，物我一體”，乃言其詞境為“無我之境”，而對照《人間詞話》，此境非豪傑之士無以自樹，這是王國維對自己的基本定位。“高蹈乎八荒之表”言其詞境涵括空間自然之廣，“抗心乎千秋之間”言其詞心跨越古今時間之長。兩漢疆域廣袤，靜安詞廣袤亦如之；夏商周三代、唐太宗時期的“貞觀之治”，其政治素稱清明，而靜安則超越在這種清明政治之上。“武德”即“武有七德”，乃《左傳·宣公十二年》引楚莊王言，具體指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财七者，是從道德倫理角度提出的戒武訓條，而靜安詞也同樣高居于這種具體的武德之上。綜合來說，這一節評語圍繞着三首詞，從空間與時間、自然與社會、政治文明與武德訓條的多層二維角度，來稱頌王國維詞淩越衆上的極高境界。任何具體的空間區域、時間限定，任何所謂清明政治、清戒武德，都無法限制王國維詞的“深湛之思”與“創造之力”，以及激發此二者的“天之所為”（《自序二》）。
自我稱許到這樣的地步，也真是令人震驚。其實我至今也無法完全認同這樣贊美到極緻的自我評價，但已不再抵觸并逐漸多了一分了解之同情，也确實認為王國維詞在傳統詞史之外另辟一境，以其深刻的哲人之思獨标新境，其價值值得充分估量。
三
被王國維如此肯定的兩首《蝶戀花》、一首《浣溪沙》都屬小令，所以《人間詞乙稿序》特地說明，其詞在“體裁”上與五代北宋為近，因為這一時期正是小令創作成就最為輝煌的時期，但王國維又說：“若以其體裁故，而至遽指為五代北宋，此又君之不任受。”（王國維著、彭玉平評注《人間詞話》，240頁）王國維隻承認在小令體裁的選擇上，他與五代北宋詞人有一緻性，但他不願意僅僅因為體裁的相似便将他的詞歸入五代北宋詞的行列。很顯然，他認為在同樣的小令體裁上，他寫出了與五代北宋詞人完全不一樣的詞，這是“五代北宋”作為時間概念所難以限定到他的。
在《人間詞話》中，他再次以樊志厚的口吻邊引邊自述說：“樊抗父謂餘詞如《浣溪沙》之‘天末同雲’、《蝶戀花》之‘昨夜夢中’‘百尺朱樓’‘春到臨春’等阕，鑿空而道，開詞家未有之境。餘自謂才不若古人，但于力争第一義處，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彭玉平撰《人間詞話疏證》，中華書局，2011，164頁）借樊抗父（即樊志厚）之名再度說出，當然也可能是樊抗父确實對此數詞極為贊賞，但這裡直接用“開詞家未有之境”一語表達了超越五代北宋詞之處。這種“未有之境”不是作為對以往詞境未曾涉及的一般性、局部性補充，而是體現在“第一義”處。所謂“第一義”，即第一義谛，相對于“世俗谛”而言，乃是借用佛教話頭，用以指稱至高無上、深刻精妙、徹底圓滿的真理。按照《大集經》的說法，第一義的基本特征是“其體湛寂，其性虛融，無名無相，絕議絕思”。清寂而無思慮議論之痕，無名相之迹象，故呈現出虛空的特點，但這種虛空又包孕着至真至高至圓融的透徹之思和紛纭之相、萬千之名，所以又有“第一義谛無聲字”之說，意謂遠離語言文字之相也。王國維當然是部分借用這個意思了，因為他在填詞，便不可能“無聲字”，他隻是追求至深最上之妙理，将名相議思内蘊其中而不露端倪而已。而“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一句，更可見王國維對此的追求，乃是有意為之。這也是他後來雖不認同沈曾植将其詞譽為“重光再世”，但也承認自己填詞“蹊徑與人異”的原因所在（參王國維緻羅振玉信，《王國維全集》第15卷，416頁）。
那麼王國維如此自負的三首詞，果然有前人難以企及的“未有之境”嗎？我們先看這三首詞：
天末同雲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風飛。江湖寥落爾安歸。陌上金丸看落羽，閨中素手試調醯。今朝歡宴勝平時。（《浣溪沙》）
昨夜夢中多少恨。細馬香車，兩兩行相近。對面似憐人瘦損。衆中不惜搴帷問。陌上輕雷聽隐辚。夢裡難從，覺後那堪訊。蠟淚窗前堆一寸。人間隻有相思分。（《蝶戀花》）
百尺朱樓臨大道。樓外輕雷，不間昏和曉。獨倚闌幹人窈窕。閑中數盡行人小。一霎車塵生樹杪。陌上樓頭，都向塵中老。薄晚西風吹雨到。明朝又是傷流潦。（《蝶戀花》）
在《人間詞乙稿序》中，僅列出上述三詞。而在《人間詞話》中，又增加了一首，如下：
春到臨春花正妩。遲日闌幹，蜂蝶飛無數。誰遣一春抛卻去。馬蹄日日章台路。幾度尋春春不遇，不見春來，那識春歸處。斜日晚風楊柳渚，馬頭何處無飛絮。（《蝶戀花》）
在王國維生前，其詞集先後有《人間詞甲稿》刊行本、《人間詞乙稿》刊行本、《人間詞》鈔本、《履霜詞》鈔本、《觀堂集林·長短句》本五種。《人間詞乙稿》乃是“甲稿”續刊，《人間詞》鈔本是合甲、乙稿并乙稿刊行後所作若幹詞彙合而成。《履霜詞》則是1918年夏應沈曾植之請而重新選編者，其中《蝶戀花》之“昨夜夢中”“百尺朱樓”兩首入選。《觀堂集林·長短句》大體因襲《履霜詞》，僅諸詞排列順序有調整并删去《應天長》（紫骝卻照）一首而已。換言之，曾被王國維高度自許的《浣溪沙》（天末同雲）、《蝶戀花》（春到臨春）二首，在1918年後并未再受青睐。這當然與王國維在後期編選詞集時，其傾向由呈現原本的哲人之思轉變為對政治隐喻的抉發有關（參拙文《鈔本〈人間詞〉〈履霜詞〉考論》，《文學遺産》2013年第6期；《“憂世說”與王國維詞的政治隐喻》，《文藝研究》2014年第4期）。
明乎上述四詞在諸版本中的變化，隻是從王國維前後的态度轉變來勘察其思想的變化而已。如果我們把上述四詞放在《人間詞乙稿序》和《人間詞話》的語境中來考量，至少可見其當時對生命的哲學思考。周策縱曾說王國維的詞讀來有“無可奈何”“似曾相識”之感（參周策縱《論王國維〈人間詞〉》，台灣時報文化文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1頁）。簡言之，“似曾相識”是因為王國維用如花妙筆寫出了衆生心中所有而筆下難見之情感。而“無可奈何”則是因為王國維從哲學的高度寫出了人生無法避免之悲劇性，尤其當這種人生短暫與宇宙悠悠之間形成對比之時，這種悲劇性就更徹底而沉重。試逐一疏釋四詞。
《浣溪沙》（天末同雲）一首上阕極力描寫一隻脫離了雁群的大雁，在黃昏之際、逆風之時的寥落空間孤獨而無力的掙紮。這是一隻失行孤雁，其實也隐喻了在惡劣環境之下的孤獨求生者。下阕則寫其先被彈丸擊落，繼而被閨中素手調制成美味。一隻孤雁最終無力對抗四垂暮雲、寥落江湖，逆向而飛的結果是以自己的生命成就他人桌上的佳肴。“閨中素手”似出語很輕靈，其實正是以此彰顯人生之沉重，蓋此纖纖弱質之素手，卻輕易擺弄了一個曾經極其頑強的生命。這是一隻大雁的悲劇，也是人間許多試圖在險惡之世改變命運者的共同結局。而煞末一句“今朝歡宴勝平時”一句則令人不寒而栗，蓋此人間弱肉強食已成習慣，将自己的歡樂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也已是一個普遍性的事實。此詞所表現出來的一類人生的無力感、悲劇感與另一類人生的強力感、快樂感形成了非常強烈的對比。很顯然，這隻失行孤雁具有晚清希望改變命運的一群先知先覺者的典型意義。
《蝶戀花》（昨夜夢中）以一個隐約的愛情故事連綴成篇，也是别有意味者。從夢中寫到夢醒，夢裡難從的惆怅，夢後難啟的詢問，合為面對窗前蠟淚的無奈。值得注意的是：《浣溪沙》（天末同雲）雖也有一定的故事性，但明顯帶有寓意，則這種所謂的“故事”其實帶着明顯的布置痕迹。而這首《蝶戀花》的故事性則更強，作者雖将此故事置于迷離的夢境之中，但細節感其實更清晰。如“兩兩行相近”，言空間日近，亦是言心理日緊。“對面”二句則不禁情動于衷，因為憐惜對方因相思而來的消瘦，遂不管别人眼光，也不計身份如何，掀開馬車的車簾，欲一問究竟。上阕一直在寫詞中主人的努力。下阕便以馬車的隆隆遠去直至消失影蹤，寫出了上阕的努力其實以失敗告終。夢裡的這種無奈也因此轉變為夢醒後的悲涼。既不堪問訊，也難以追從，隻有回到窗前，黯然而對成寸的蠟淚。“人間隻有相思分”，既是冷峻的現實，亦是難以改變的現實。“隻有”二字，雖然決絕，但相思仍在，此亦聊可安慰者。這首詞也明顯帶有深刻的寓意，是否也喻示着在那個充滿着悸動和理想的年代，滿懷着理想，卻無法走近理想的無奈和苦悶呢？欲望連接着現實與理想兩端，而其平衡則受到現實的無情阻隔，這是拷問人生的現實意義。我覺得至少可以作這樣的聯想。
《蝶戀花》（百尺朱樓）的起筆便已不凡，“百尺朱樓”言其視界之高，“臨大道”言其視界之廣。因視界之高，故其思慮非具體可限；又因其視界之廣，故其所觀必非個體或局部。作者并将這種對人世的觀察置于從清晨到黃昏的隐隐雷聲之中，并以西風吹雨、明日流潦結尾，将今日之憂預帶到明朝，是憂無盡日，日日相繼，亦如樓外輕雷不間昏曉一樣。那麼，詞人到底憂慮什麼呢？雷聲不斷，秋風勁吹，積雨成潦當然是憂的氣象，這種對自然氣象的憂慮，也可以理解為作者對身處的時代之憂。但更大的憂慮其實在于自認“窈窕”、身居高樓的獨倚闌幹之人，與從高樓下望去顯得非常渺小的行人，其實“都向塵中老”，這是所有人生的宿命，所以帶着普适的意義。
《蝶戀花》（春到臨春）寫了季節的飄忽與迷茫。作者以春天為中心，不見春來之痕，不知春歸何處，寫出了一種迷茫無措之感。在這種迷茫之中，作者卻以“花正妩”的當春季節開筆，寫無數蜂蝶尋芳的沉醉，但春去無情，蜂蝶便也被抛卻去。作者不把這種抛卻放在暮春花殘之時，而是放在花團錦簇之際，則這種抛卻更顯粗暴和無情。寫自然之花、蜂、蝶是一面，寫人則是另一面。此詞上、下阕末句一言馬蹄，一言馬頭，其實皆是言人。“日日章台路”，無論是喻指汲汲于奔競功名，還是言其流連風月，其實也都歸于斜日晚風之飛絮而已。蜂蝶無數，人亦無數。蜂蝶被抛卻，人亦何能例外？“不見春來，那識春歸處”，是作者“幾度尋春”後的沉重感慨，所以作者在一詞之中連用五個“春”字，以示追尋之迫切。人生之無端與季節之飄忽彼此映襯，尤其是作者以盛寫衰的寫法，更增添了此詞的情感與思想力度。
上述四詞雖然都由情、景、人構成，似乎與傳統小詞并無分别，有的并以此绾合成故事，或敷寫現實，或托諸夢境，但其中王國維個人化的情感體驗并不明顯。雖然周策縱對《蝶戀花》（昨夜夢中）中“不惜”一詞的使用帶有一定的微辭，認為此詞因此而停留在“有我之境”的範圍（參周策縱《論王國維人間詞》，25-26頁），但我認為這是周策縱拘泥于此二字的本意了。實際上王國維既将此詞情景基本上置于夢境來描寫，此“不惜”其實正是以一個虛拟的情節表達對理想的執着追求而已，并非王國維真有此“不惜”之舉動以及“不惜”之相思情懷。所以此四詞總體上用“意境兩忘，物我一體”來概括，是合理的。
此四詞或寫生命之無力、飄忽、迷茫，或寫理想與欲望在現實面前的困頓，宇宙悠悠，自然永恒，而人生短暫，且悲歡無據。這其實正是王國維當時從哲學高度借填詞而表達出來的人生感悟。缪钺在《王靜安與叔本華》一文中說：“王靜安詩詞中所蘊含之人生哲學為何？一言以蔽之曰：極深之悲觀主義。”（缪钺《詩詞散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07頁）這一概括真是精準而銳利。隻是這種極深之悲觀主義的形成根源，除了與王國維曾經深度浸染的尼采、叔本華之悲觀人生哲學有關之外，也與他個人因特殊的身體狀況和性格特征，而對人生問題比一般人更多關注和思考有關。他在《自序》中說：“體素羸弱，性複憂郁，人生之問題，日往複于吾前，自是始決從事于哲學。”（《王國維全集》第14卷，119頁）而王國維鑽研哲學的特點之一，便是“取性之所近者”（缪钺《王靜安與叔本華》，《詩詞散論》，112頁）。所以王國維的羸弱之體與憂郁之性，在王國維的哲學取向上便不能不産生重要的影響。此《自序》雖作于王國維三十之年（1907），但文中“自是”之年，實是在20世紀初，即此前五六年。王國維詩詞創作的高峰也正是在這五六年間，故填詞與其哲學之思因此機緣而彙合成流。當然，這其中有王國維的“力争”和“用意”之心。
以此回顧王國維在《自序二》中對自己填詞成就毫不掩飾的贊美，我們至少不能以文人慣有的自負輕狂來簡單看待。以我淺薄的理解，王國維“愧有所不如”的應該是五代北宋詞人那種珠圓玉潤、自然神妙的小詞藝術；而五代北宋詞人不及王國維的，則在深廣厚重的宇宙人生之思。明乎前述對四詞的分析，王國維對自己填詞的不足和成就的認知，其實是準确的。自然神妙的藝術韻味，固然需要天才之筆；而深廣厚重的哲人之思，同樣需要天賦的驅遣。王國維在《自序》的結尾并将這種自負追上一筆說：“若夫餘之哲學上及文學上之撰述，其見識文采亦誠有過人者，此則汪氏中所謂‘斯有天緻，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者，固不暇為世告焉。”（《王國維全集》第14卷，120-121頁）王國維有限的謙虛以及看來顯得誇張的自負，當我們将其還原到特定的語境之中時，其實同樣感到親切如常。
一個庸才的謙遜其實沒有意義，而一個天才的驕傲有什麼不能接受的呢！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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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