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倫敦到廣州
1804年，倫敦傳教會決定派馬禮遜（RobertMorrison）赴華，并将掌握漢語和翻譯《聖經》定為首要目标，而宣道卻并不在短期計劃内（參米憐《新教在華傳教前十年回顧》，大象出版社，2008，25頁）。1807年，馬禮遜動身前往中國。臨行前，倫敦會給了他一份《工作指示》和一份《基督徒告誡書》。前者再次将學習漢語、編纂漢語詞典和翻譯《聖經》定為工作重心，而後者則希望他成為一名“和平使者”（參艾莉莎·馬禮遜《馬禮遜回憶錄》第1冊，大象出版社，2008，51-52頁）。
倫敦會的務實态度為該會傳教士的活動定下了基調。居住中國期間，馬禮遜着漢服，吃中餐，能熟練使用筷子，甚至留起了辮子（參米憐《新教在華傳教前十年回顧》，31頁），并為在澳門出生的二兒子取了一個中國味道十足的名字——“馬儒翰”。在此期間，他也很好地完成了編詞典和譯書的工作。1812年，倫敦會派米憐（WilliamMilne）到中國，協助馬禮遜的工作。1814年，二人向倫敦會提交了一份決議書，其中包括十項内容，第四項是“在馬六甲出版一種旨在傳播普通知識和基督教知識的中文雜志，以月刊或其他适當的期刊形式出版”（米憐《新教在華傳教前十年回顧》，65頁）。次年，米憐在馬六甲創辦了最早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MonthlyMagazine，簡稱《察世俗》）。盡管是一份宗教刊物，但《察世俗》并非一味傳教，而是“讓中國哲學家們出來講話”，努力尋找中西文化的共通之處。1822年，米憐病逝，刊物随即停辦。次年，米憐的助手麥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創辦《特選撮要每月紀傳》（簡稱《特選撮要》），這份雜志基本沿襲了《察世俗》的辦刊方針。1826年，《特選撮要》停刊。兩年後，同為倫敦會傳教士的紀德（SamuelKidd）在馬六甲刊印《天下新聞》。與前兩份期刊不同，《天下新聞》開始從宗教刊物向世俗刊物過渡，但大約隻發行了一年。
之後接棒的就是《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簡稱《東西洋考》）。這份雜志的創辦者是普魯士傳教士郭士立（KarlFriedrichAugustGützlaff，又譯郭實獵，郭實臘等）。1803年，郭士立出生在普魯士的一座小鎮，早年跟随一名銅匠學徒。18歲進入柏林的教會學院學習。20歲前往鹿特丹，進入荷蘭傳道會。1827年，郭士立來到巴達維亞，與麥都思同住，并向其學習馬來語和中文。兩年後，他辭去荷蘭會職務，開始為倫敦會服務，後于1831年前往中國。與馬禮遜相似，郭士立積極融入中國文化，他穿中國服裝，起中國名字，還為中國人看病（其生平參見偉烈亞力《1867年以前來華基督教傳教士列傳及著作目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60-61頁）。他甚至還認一郭姓華人為義父，以“歸化華人”的身份進入廣州（參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複旦大學出版社，2011，58頁）。1833年，他創辦的《東西洋考》在廣州問世。這份刊物陸續發行到1838年前後。
郭士立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創刊的緣起：“其出版是為了使中國人獲知我們的技藝、科學與準則。它将不談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題以尖銳言詞觸怒他們。可用較妙的方法表達，我們确實不是‘蠻夷’；編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實的手法，使中國人相信，他們仍有許多東西要學。又，悉知外國人與地方當局關系的意義，編纂者已緻力于赢得他們的友誼。”（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導言，12頁）上文表明，郭士立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面是在中國人可以接受的範圍内傳播西學，另一方面是争取獲得地方當局的認可。這種務實态度是刊物得以在中國立足和長期出版的必要條件。《東西洋考》是對之前三種刊物的繼承和發展，它們的“血緣關系”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封面版式上看。《察世俗》和《特選撮要》基本一緻：封面中間是豎寫的刊名，刊名右側有一句中國警語，如“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左下方是編者的署名，上方是用中國年号計年法标注的出版時間；《東西洋考》的封面也是由刊名、警語、署名、時間四部分組成，隻是把警語從刊名的右側移到了左側。
其次，從辦刊方針看，《東西洋考》沿襲了“讓中國哲學家們出來講話”的傳統，大量引用儒家經典。以創刊号的序言為例，全“序”凡827字，共引述中國經典16處，其中孔子語10處，孟子語2處，朱熹語1處，另引《尚書》《詩經》《禮記》各1處。全部引文共344字（含“子曰”“詩雲”等引導語），占全序篇幅的40%左右，“讓中國哲學家們出來講話”的意味濃厚。在論理上，這些引文也使用得較為恰當。作者用孔孟之語來證明“鼎興正道，黜斥異端，闡發藝文，是君子之專務”。什麼是正道？“夫自上帝降生民，則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仁義禮智”似乎成了中西方共同的價值觀。之後，作者引用“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語來論述“國民之猶水之有分派……水源則一”。既然“子視外國與中國人當兄弟”，那麼“善讀者”自然應“不輕忽遠人之文”（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3頁）。
第三，《東西洋考》完成了《天下新聞》開啟的轉變，成為了一份世俗刊物。《東西洋考》涉及頗廣，包括曆史、地理、政治、經濟、科技等方面。盡管其中也有一些宣教的内容，但宗教已經退到了次要位置。編輯《察世俗》時，米憐化名“博愛者”，宗教意味較濃；而郭士立創辦《東西洋考》時所使用的化名是“愛漢者”。這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從《察世俗》到《東西洋考》，宗教色彩在逐漸減弱，融入中國文化的意願在逐漸增強。1838年，麥都思又在廣州創辦《各國消息》，這份雜志已經基本去除了宗教方面的内容。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封面綜上所述，1840年之前的華文期刊基本上都是由倫敦會傳教士創辦的，倫敦-馬六甲-巴達維亞-馬六甲-廣州是這些刊物發展的基本脈絡。《東西洋考》是發展的關鍵節點，它實現了以下幾個轉變：從中國境外辦刊向境内辦刊的轉變，從宗教刊物向世俗刊物的轉變，以及從影響有限到影響較大的轉變。那麼，《東西洋考》對中國産生了什麼影響呢？
二開眼看世界的窗口
鴉片戰争之後，先進開明的中國人急需了解世界，但他們仍然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裡，接觸外界的機會有限。這時，《東西洋考》便成為他們開眼看世界的一扇窗。雜志最早刊登了拿破侖和華盛頓的傳記，最早介紹了西式醫院，并較為詳細地介紹了輪船、火車等西方科技。
值得注意的是，雜志刊登了許多介紹世界地理的文章，以及四幅帶有精确經緯度和比例尺的地圖：《東南洋并南洋圖》《大清一統天下全圖》《俄羅斯通天下全圖》《北痕都斯坦全圖》（印度北部地圖）。《大清一統天下全圖》是鴉片戰争前後最精準的中國地圖之一，其馀三幅圖則展現了中國周邊的政治格局。
《大清一統天下全圖》《東西洋考》所傳播的世界地理知識成為魏源創作《海國圖志》的重要參考。有學者進行過統計，魏源引《東西洋考》13期，文章共24篇，其中多數都是地理文章。從《東西洋考》看，它刊出的世界地理文章共35篇，其中18篇被魏源引述。從《海國圖志》看，魏源引錄西籍約257處，其中有十分之一強引自《東西洋考》。又據統計，徐繼畬的《瀛寰志略》也至少兩次大段引述這份雜志。例如，卷四“歐羅巴”引錄了《東西洋考》戊戌五月所載的《歐羅巴列國版圖》一文（詳見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導言，27-30頁）。
除了《海國圖志》和《瀛寰志略》，梁廷枏（nán）的《海國四說》也受到了《東西洋考》的影響。梁廷枏（1796-1861）字章冉，廣東順德人。鴉片戰争時期任職廣東，是戰争的親曆者。戰争的失敗觸動了梁廷枏，促使他了解世界，《海國四說》便是他開眼看世界的成果。《海國四說》包括《耶稣教難入中國說》《合省國說》《蘭侖偶說》《粵道貢國說》四部分。《耶稣教難入中國說》的結尾分析了中西文化對曆史長度的理解。依照中國典籍記載，“蓋自萬曆九年……逆推至黃帝元年，凡四千一百七十八年，年代可考而知者止此”。而西方則認為人類曆史有六千馀年，此說得到《東西洋考》的佐證：“近日西人所纂《東西洋每月統記》之稱造天創地起，至道光十四年，為六千五百四十七年者同為據。”（梁廷枏《海國四說》，中華書局，1993，47-48頁）《合省國說》則談到了中西對“洲”的不同理解，中國有“四大部洲”之說，而西方則分世界為“亞非歐美”四大洲，“道光甲午，西洋人自稱愛漢者，所刻《東西洋每月統記傳》中有《列國地方總論》一條……”，随後引用五百七十馀字，較為詳細地介紹了四洲的情況（參梁廷枏《海國四說》，54頁）。後文，梁廷枏還引《東西洋考》，講歐洲人“揚帆偏西”發現美洲，掠奪當地貴金屬，後“載銀赴中國”進行貿易。這段材料初步理清了白銀的全球流動，并将中國對外貿易納入全球貿易網中。此外，《蘭侖偶說》也至少兩次引用了《東西洋考》中的内容。
《東西洋考》所刊載的曆史知識同樣值得關注。中國重視曆史，所以《東西洋考》也開辟了史學專欄，并通過多個欄目介紹了埃及、希臘等國的曆史。在雜志刊登的曆史類文章裡，最重要的是《東西史記和合》。該文由麥都思所作，初刊于《天下新聞》，1829年在巴達維亞印成單行本。《東西洋考》從創刊号起連載這部著作，将其介紹到中國。此書英文名稱為ComparativeChronology，即“比較曆史年表”。全文分上下兩欄，上欄介紹東方史，即中國史，下欄是與之相對應的西方史，即歐洲史。《東西史記和合》的最大亮點就在于“和合”，即求中西曆史之融通。首先，從理念上看，《東西洋考》刊載的《史記和合綱鑒》提到：“自盤古至堯舜之時，自亞坦到挪亞，東西記庶乎相合，蓋諸宗族之本源為一而已。蓋前後異勢，疏密異刑，各族繼私風俗，故史記也不同。但諸國之體，如身之有四肢，血脈相通，而疴癢相關。茲史記之和合，結其聯絡，及通疏遠焉……誠使并結四海矣。”（《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252頁）這與《東西洋考》“合四海為一家，聯萬姓為一體”的辦刊目标一脈相承。其次，從“比較曆史年表”的書寫形式上看，一方面，“表”是“紀傳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正史中不乏比較年表，如《金史》卷六十的《交聘表》，以時間為軸，分上中下三欄叙述了宋、夏、高麗的曆史。另一方面，西方也有修編年史的傳統。被譽為“教會史之父”的攸西比厄斯（Eusebius）曾作《編年史》，這部書同樣以時間為軸，左側介紹“神聖”的曆史，右側介紹“世俗”的曆史，兩相對照。中西史學差異很大，而“比較曆史年表”是它們為數不多的交集。換句話說，《東西史記和合》求到了中西史學的“最大公約數”。第三，從具體内容上看，“西漢紀”講到明帝遣人去天竺求法，下欄對應的位置寫耶稣道入印度，被當地人誤傳，弄出佛教來。這就成了西方版的“化胡說”，求同意味明顯。此外，《史記和合》還迎合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使用了“擡格”。
《東西史記和合》内文綜上所述，《東西洋考》是先進中國人獲取新知的重要途徑。其中介紹的地理知識成為《海國圖志》《瀛寰志略》和《海國四說》的重要參考資料，介紹的曆史知識則為中國帶來了不同的曆史視角。《東西史記和合》首次将中西史學置于同一框架中，既沒有傳統的“中國中心”，也沒有日後泛濫的“歐洲中心”，是中西史學平等交流的一次嘗試。無論哪方面的知識，都為中國人開眼看世界打開了一扇窗。
三東風西漸與西風東漸
中國文化以其獨特魅力影響了包括歐洲在内的許多地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認為中國皇帝是哲學家式的君主，中國的管理方式值得借鑒。他還在《風俗論》中贊美了中國的法制、德治和禮儀（參伏爾泰《風俗論》上冊，商務印書館，1994，249-251頁）。英國學者托馬斯·卡萊爾對中國的“文人當政”很感興趣。他認為，将文人培養成執政者，這個想法本身就很可貴（參托馬斯·卡萊爾《論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業績》，商務印書館，2005，190-191頁）。到中國之前，馬禮遜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也談到了他對中國人的印象：“許多中國人都是舉止文雅、知識廣博之士，他們不亞于我們，甚至更勝一籌。”（艾莉莎·馬禮遜《馬禮遜回憶錄》第1冊，37頁）
馬禮遜的話可以從一個側面折射出英國知識階層對中國文化的認同，這是倫敦會采取務實态度的重要背景。而倫敦會的務實态度又為麥都思、郭士立等人的辦刊活動定下了基調，所以《東西洋考》才有“合四海為一家，聯萬姓為一體”的辦刊目标。盡管西學東漸是近代史的主流，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讨論“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在文化交流上，并沒有絕對的老師，也沒有絕對的學生，都是各領風騷數百年。
作者單位：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