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昇在中國生活了十八年，他一直有與外方會同仁通信的習慣，雖然前期的書信已經佚失，但最後六年的書信卻被完整保存下來。作為“大西洋文士”，白日昇很喜歡與中國士大夫交往，在與中國士大夫的交遊過程中，他對于中國的風俗人情和文化特征，有着深切的體認，也借助這些交遊，為其在華傳教提供了幫助。
一
17世紀90年代，康熙為了回報耶稣會士在宮廷中的服務，對于基督教持寬容态度，1692年更允許傳教士在中國各地任意傳教。外方會傳教士登陸中國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借助宗教寬容政策，他們的教務頗有進展，在粵、閩、浙、贛等省建有教堂。白日昇來華後不久，就被派往粵北韶州，管理一個四百人的教區。他在此地居住了五年，與當地教民相處愉快，為傳教頗費心力。他曾急切地請求在歐洲的朋友募集經費，用以培養當地的男、女傳道員，教育修生，設立藥房及修建教堂。在此期間，有關中國禮儀問題，他與同為外方會士的閻珰（CharlesMaigrot，1652-1730）主教産生了分歧。閻珰這位索邦大學的神學博士在中國禮儀問題上持嚴苛态度，主張禁止中國教民參與祭祖、祭孔儀式，并且不準用“天”“上帝”等詞語稱呼“天主”。出于個人的傳教經驗和理論研究，白日昇并不贊同閻珰的意見，為此，他曾前往福建，與閻珰讨論中國禮儀問題。但是後者堅持己見，身份又是主教，白日昇最後隻能服從，不過，這并不妨礙他對于中國傳教問題的興趣。1695年，白日昇從韶州遷往廣州，任外方會駐廣州司庫，負責管理派往内地各省的傳教士财務、通信等事務，同時，還要照料廣州為數不少的教民，涉及的工作相當繁雜，也因而得以與廣州的各色人等結交往還。他既要去廣州附近一座麻風病院探望病人，也要去拜訪兩廣總督石琳。1697年，他就曾攜帶禮物去臨近教堂的石琳官邸拜訪，受到後者的友善接待。他也與廣州的其他官員往還，有時還會為他們修理購自西人的鐘表。由于廣州是清朝海外貿易的門戶，商賈雲集，海舶蟻附，地方官員常與西方人交往，白日昇與他們之間關系較為友善。在中國生活十馀年之後，白日昇對于風俗人情有了較為透徹的了解，在1702年夏完成了一篇百馀頁的長文《中國福傳建議書》，以相當清晰、理智的語言，讨論中國傳教面臨的問題，提出他的解決方案。他在文中認為，雖然基督教已經傳入中國一百多年，但根基卻并不牢固。教民人數不多，還經常有教民背教。他們的信仰完全依賴外國傳教士的工作，“中國人不懂得怎麼走上天之路，傳教士必須要把他們背在肩上走”。基督教的影響力無法與儒、道、釋等教相提并論。究其原因，首先，他認為不能歸咎于中國人，而是歐洲傳教士的偏見所緻。他解釋道，中國人在很多方面比其他國家的國民具有優勢，體現在理智、寬容、重視學問、道德感強、善良穩重等十四個方面，而歐洲傳教士卻以傲慢的态度将其視為低等人民。其次，他認為是由于缺乏紀律。對于教民，傳教士沒有盡到精心培育的職責，很輕易地施洗入教者，而又對違背教規者不能嚴加懲戒。在揭示了症結所在之後，他給出了三條建議：一是允許用中文舉行聖禮；二是用中文翻譯聖經；三是盡力争取祝聖中國神父。然後他詳細申論了上述建議的理由，并認為，給他們一本中文《聖經》和一本中文《日課》，是最符合中國人天性的有效辦法。
《中國福傳建議書》充滿了自我反省的精神和冷靜理智的态度，行文也十分講求邏輯，因而很有說服力。如果此文打動當時的羅馬教廷，《聖經》的中文全譯本可能在18世紀就會問世了。可惜，白日昇的建議完全未被态度保守的教廷采納，用中文翻譯《聖經》和舉行聖禮仍被嚴禁。
二
白日昇在法國受過良好的教育，為人好學不倦，長于著述。從其書信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他的文字典雅暢達，條理明晰。這些特點與中國文人頗為相似。他平日身穿長袍，頭戴儒巾，一副中國士人打扮，也很願意與中國士大夫交往。
白日昇來華的前期主要在廣東生活，後期被派往四川傳教。1702年，他受命與其他三位歐洲神父一同進入内地省份四川傳教，行李中攜帶了四千冊中外文書籍。他們打着“禦前供奉”的招牌行至湖南境内時，當地的一些士大夫前來造訪。其中一位博學之士與白日昇讨論起儒家觀念中的“理”，白日昇認為理應該是明智的，得到前者的贊同。這位中國文士認為儒教因為受到宋儒的歪曲，而沒有強調這一點。雙方又進一步讨論了兩個小時，盡管白日昇所操粵語與中國文士的湖南方言差異不小，造成理解上的一些困難，可是并沒有妨礙雙方進行學理上的讨論。
抵達四川後，白日昇很希望延攬文人入教。1704年，新入教者中有一位讀書人，讓白日昇相當高興。這位讀書人的歸信過程頗不平凡。他本姓徐，是成都以南嘉定人氏，雖無功名，但天性好學，妻子去世之後，萬念俱灰，将唯一的兒子托付兄弟照料，離家來到成都，本想要皈依佛門或成為道士。在出家之前，他想先了解寺廟和道觀中的生活，可是這一了解令他十分失望，因他看到了某些僧、道生活中腐化堕落、玷辱清淨之地的一面。一次偶然的機會，他來到位于成都總府街的天主堂了解教理，成為慕道者。在認真讀了幾種教理書之後，他決定受洗。白日昇很願意有這樣一位士人基督徒，不隻是因為教堂需要讀書人做一些書寫工作，更重要的是，他翻譯《聖經》的計劃亟需助手。這位徐姓士人的皈依，對于白日昇幫助甚巨。受洗時，白神父為其取教名若翰。此時，白日昇正在進行《四福音書》和某種教理書的翻譯工作，欲将拉丁文譯成白話中文，以便于中國傳道員和教徒使用，徐若翰為他提供了及時而有力的幫助。在《聖經》漢譯史上，白日昇的譯本是最早的中譯本，比英國倫敦會神父馬禮遜（RobertMorrison，1782-1834）的著名《聖經》譯本（1810年）要早一百馀年，馬禮遜正是在白日昇譯本的基礎上，從事其《聖經》翻譯的。在白日昇譯本中，這位少為人知的徐若翰着實功不可沒，他對于白日昇的幫助并不隻限于文字的潤色，因為他自己也熱中研究教義，潛心研讀了整部《新約》，還為《四福音書》做了一種“聖經用語索引”。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寫了好幾封信給耶稣會士，讨論禮儀問題。三
白日昇與士大夫的交往更多的是出于傳教的實際需要。四川地處内陸，觀念比廣東保守，官員對外來宗教缺乏善意，底層役吏更是懷有敵意。又适逢清軍在打箭爐（今康定）與番民作戰，因此有謠言稱西洋人來此是要傳布白蓮教，招兵買馬，試圖造反，這對于傳教士的聲譽造成了不小的負面影響。所以，傳教之初，最為緊要的是獲得官府的許可。幸好，與官員打交道，白日昇并不陌生。首先，他自己就出生于一個官員家庭，他父親是裡昂市的行政長官，對于如何與官員應對，從小耳濡目染。其次，走上層路線也是巴黎外方會的慣用手段。巴黎外方會在草創階段，就善于利用上層人物的影響力，他們在羅馬、巴黎如此，在暹羅也如此，在中國這個等級社會更是如此。
且看白日昇是如何與四川官員周旋，從而立足四川、開展教務的。
1702年，白日昇一行抵達成都。一個多月後，中文流利的白日昇就以大西洋文士的身份，遍訪城内的官員。他乘着四人擡的轎子，攜帶禮物，一一拜望當地巡撫、布政使、知府、知縣等，呈遞“大西洋文士”名帖，可他幾乎在每一處都吃了閉門羹。由于沒有得到地方官員的支持，他在成都定居、傳教的計劃受到當地保甲的刁難。為了打消敵意，他在嚴冬趕往西安，面見當時的川陝甘總督華顯。經其他神父引薦，白日昇受到華顯的接見。總督對其頗為友好，在較短時間内，與其見面四次，白日昇也饋贈了價值不菲的禮物。華顯答應緻信四川布政使，請其關照白日昇，還介紹路過西安的新任四川按察使與白日昇相識。1703年4月，當白日昇向華顯辭行的時候，後者讓神父放心，四川官員将不會再為難于他。
回到成都後，白日昇的主要精力放在改善與成都官員的關系上。由于總督華顯的關照，成都官員的态度此時已大有改變。四川布政使找來成都知府和華陽知縣，商議之後，決定允許白日昇建堂傳教，理由是既然康熙三十一年（1692）谕旨中已準許傳教士在各省行走，其他省份也多建有教堂，更重要的是，總督大人對于傳教士如此友善，成都似乎沒有什麼理由非得禁止這西洋教士居住、傳教。商議妥當後，布政使将意見呈報四川巡撫貝和諾，貝雖對天主教并無好感，但已收到總督大人的信件，當然也就順水推舟，批準傳教士建堂傳教的請求。得到準許建堂的消息之後，白、梁二人很快即在已購的總府街院落前豎起了大書“天主堂”三字的匾額，以壯觀瞻。為了表示謝意，白日昇又一次攜帶禮物拜訪各級官員，布政使、按察使和知府均予接見，藩台、臬台還做了禮節性回拜，隻有巡撫一直避而不見，這讓他略感不安。幸運的是，這位反感天主教的貝和諾不久内遷兵部，繼任者能泰對傳教士們的态度卻大為不同。新履職的能泰将白神父請去府邸，告知剛剛收到北京明珠大人的薦書，推薦白神父來川傳教。明珠是康熙朝中期的權臣，曾任武英殿大學士，此時雖已遭罷黜多年，僅為内大臣，但仍頗有權勢。明珠之願推薦白日昇等，是受法國耶稣會傳教士張誠神父（JeanFrançoisGerbillon，1654-1707）之托，亦可見張誠對于白日昇的同胞情誼。正是因為明珠的推薦，能泰才會在收到薦書後馬上召見白日昇。能泰對他相當友善，稱其本人也是欽天監闵明我（P.M.Grimaldi，1639-1712）和安多（AntoineThomas，1644-1709）兩位大人的朋友，又請白喝滿洲茶。攀談一小時後，白日昇告辭而去。傳教士的努力終于獲得了回報，白日昇在成都傳教的最大障礙終于清除，得以一意緻力于培育修生和管理、發展教務。
白日昇借助明珠的推薦，獲得了新任巡撫能泰的禮遇，這對于他們在四川傳教至關重要。1706年4月，能泰因事要暫離成都。按照慣例，布政使以下官員及親朋都要去城郊送行。但此時臨近陰曆三月十八康熙之萬壽節，白日昇等正在準備為期十天的禱告活動，到時将無法為巡撫送行，因而提前向能泰告假。後者聽說此事後，對禱告相當感興趣，不但自己前往經堂為康熙祈福，并且邀集各級文武官員同往。其他官員對此并無異議，隻有四川提督嶽升龍極感為難，因嶽笃信藏傳佛教，家中還供養着多位喇嘛，若去天主堂禮拜，則有違本願，如若不去，違拗巡撫意願不說，還可能被責不敬今上，躊躇再三，最後又不得不去。
三月十八那天，黎明時分，總府街便已布滿兵丁和差役，白日昇等早已在門前恭候。先到的是藩台、臬台，之後是提督等武官，最後到的才是巡撫大人。巡撫寒暄之後，對白日昇說了不少贊賞的話語。大約一小時之後，衆人又到經堂之中，兩位神父站在祭壇兩側，衆官員立于祭壇之下，神父念了幾種祈禱文，之後，大家一同向天主像九叩首。禮畢，神父請衆人回到客廳之中，享用二人準備的茶點。此時，嶽提督送來滿洲茶作禮物，巡撫能泰送給一起為康熙祝壽的教徒四壇水酒及相應的面粉。對于能泰的饋贈，白日昇表示十分感謝，但說我們不像和尚念經是為獲得布施，我們天主徒雖然大多數都不富裕，但也不能收受布施，既然大家是為祝福皇上萬壽無疆，我們很願意替您将酒飯施給獄囚、醫院中的病人和窮人，因為關懷這些貧苦之人是我們天主教的主要職責，去年，聖上也曾讓在京傳教士為饑民發放赈濟物品。在場的教民聽到白日昇的話語，都非常高興，認為這麼做可以消除巡撫對他們的偏見，因為提督曾對巡撫講，天主教徒都是些窮人，入教是為了獲得物質上的好處。
與成都各級官員的交往，不僅使傳教士獲得了某種安全庇護，也擴大了天主教的影響，對于傳教有莫大的好處。1706年，白日昇收到一封來信，是僻處川西的雅州天全土司高一柱寫來的，他在信中謙虛地表示了對天主教的好感和興趣，邀請白日昇前去做客。白日昇跋涉多日，抵達天全土司府，最初受到熱情接待。可當神父講述教理之時，這位大人卻并無興味。見面數次之後，神父便明白了其中原委，原來這位土司雅好道術，聽人說北京欽天監南懷仁神父在京受到皇上重用，以為大西洋教士掌握煉金和長生之術，因此将白日昇請來，好好招待一番，希望能被傳以法術。得知原委後，神父告以天主教隻關注人的精神信仰，并無黃白、長生之法。盡管天全之行收獲不如預期，但也為未來在雅州傳教做了準備。
白日昇神父是清初一位很有代表性的法國傳教士。他們一般都出身于法國中上層家庭，受過系統的神學教育，文化水準較高，來華之後，好學不倦，努力學習中國典籍，勤于著述。由于這些特性，白日昇與中國士大夫頗有類似之處，平日将自己的身份定位為“大西洋文士”，也喜歡與士大夫交遊。這些交遊也是出于傳教的實際需要，從中可以曆練風俗人情，加深對于中國文化的體認。而少數時候，與士人的精神溝通，更令白日昇感興趣。他的《中國福傳建議書》和《聖經》翻譯，是對中西文化交流頗有貢獻的成績，而二者都或多或少地受益于與中國士大夫的交往。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