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個南懷仁
工部侍郎南懷仁
提及宮廷傳教士，除利瑪窦、湯若望，就要數南懷仁了。這位南懷仁原名FerdnandVerbiest，比利時人，1622年出生，1659年來華，1688年于北京去世，在華二十九年，大部分時間居住在北京（參〔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稣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華書局，1995，340頁）。
南懷仁初到中國後，被派往陝西傳教，次年由湯若望推薦入順治宮廷，參與修訂曆法。康熙三年（1664），楊光先等人發起中西曆法之争，年事已高且患中風的湯若望身體行動不便，言語表達不清，幸好有南懷仁陪伴在側，他代表湯若望與楊光先等人就中西曆法的優劣展開了辯論。
與後來在宮廷裡的榮耀不同，南懷仁這期間經曆了在北京的監禁生活。他與湯若望、利類思、安文思同時锒铛入獄①，史載“諸人負鎖鍊，皆卧地不能興。每人有十卒看守，中有數人系鎖鍊于大木，故窘苦尤甚”（《在華耶稣會士列傳及書目》，341頁）。南懷仁在獄中邊研讀數學，邊準備審訊時的辯論材料。1669年曆獄平反，南懷仁的境遇才有所改善。奉康熙之谕，他成為繼湯若望之後清朝又一位外籍欽天監監正。
①利類思為意大利傳教士，安文思為葡萄牙傳教士，二人是北京東堂（即今王府井教堂）的興建者。
與許多傳教士一樣，南懷仁對在清廷任職并無追求，他曾多次上疏懇辭，因為皇帝不準，才勉強答應。在宮廷服務期間，他的作為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輔助修曆。楊光先掀起的中西曆法之争，使湯若望的西洋曆法受到質疑并被廢棄，但中國的傳統曆法卻錯誤不斷。曆獄平反後，再次啟用西洋曆法被提上日程，南懷仁由此出任欽天監監正，再次以曆算之長服務于宮廷，并指導相關人員編定《康熙永年曆法》。
二是輿地測量。傳教士受皇帝寵眷的表現之一即随駕出巡。1682年至1683年間，康熙先後巡行遼東、蒙古，南懷仁都跟随巡行。旅行中，南懷仁利用科學技術和先進的測量儀器，對中國的輿地情況進行了觀測測量，積累了準确科學的輿地數據，編撰完成《坤輿全圖》。
三是鑄炮。康熙親政後，國内頻發戰事。吳三桂引起的三藩之亂持續多年，這使武器的作用得以突顯。南懷仁掌握西洋鑄炮之法，于是康熙下令“着治理曆法南懷仁制造火炮”。此後，南懷仁不僅改鑄湯若望時重炮150門，還奉命鑄造小炮320門，并撰寫《進呈鑄炮術》一書。史載，這些炮“經試放，百彈中的者九十”（《在華耶稣會士列傳及書目》，347頁）。康熙十分高興，“釋禦服貂裘，賜南懷仁”（黃伯祿《正教奉褒》，輔仁大學宗教叢書之《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台灣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533頁），并封其為工部侍郎。
四是制造天文儀器。中國曆法落後，與天象觀測的儀器落後有關。南懷仁就任欽天監職位後，為觀象台制造了天球儀、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地平經緯儀、紀限儀、象限儀等。這些儀器設計精美，做工精良，測量的準确度提高了很多。南懷仁因此被封為太常寺卿。他還著有《新靈台儀象志》，專門介紹這些儀器的結構及使用方法。康熙後來帶太子到觀象台時還說：“中國能有這樣精緻的儀器應當感謝南懷仁神父。”（白晉著、趙晨譯《康熙皇帝》，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33頁）
銀鍍金南懷仁款渾天儀南懷仁去世後，康熙給予高度評價，他說南懷仁“來自遐方，效力年久；綜理曆法，允合天度；監造炮器，有益戎行；奉職勤勞，恪恭匪懈；秉心質樸，終始不渝”（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中華書局，1988，165頁）。後經禮部請旨，南懷仁得賜谥号“勤敏”，成為唯一獲賜谥号的外國傳教士。
北京主教南懷仁
這位北京主教南懷仁，原名Godefroid-XavierdeLimbeckhoven，來自奧地利，出身貴族家庭，葡萄牙王後為奧地利公主時，與其家族多有往來。比利時的南懷仁去世時，他還沒出生。半個世紀後的1738年，他才來到中國江南傳教，1787年殁于松江，在華四十九年（參《在華耶稣會士列傳及書目》，790頁）。
他本以天文曆算之長要赴京修曆的，但教會内部認為數學人才并不缺乏，便改派他前往湖廣傳教。傳教期間，他經常遭遇各種危險，并因長期超負荷工作而疲憊不堪。教内同仁“勸其赴京，緻力于曆算，藉資休息”（《在華耶稣會士列傳及書目》，793頁），但他卻多次拒絕，始終以傳教為本。當時為乾隆年間，全國教難頻發，南懷仁于江南、湖廣巡曆各省教務，經常為了躲避搜捕，潛伏藏匿于小舟之中漂流各地。教會内部對耶稣會中國傳教策略的反對，使其傳教經費難以保障，耶稣會傳教士的窮困狀況難以想象。
1757年，北京主教索智能去世。按教會規定，最近教區的南懷仁主教開始兼任北京主教，管理北京教務。1775年，廢止耶稣會的命令傳至中國，南懷仁精神上承受了更多痛苦。後來由于澳門主教與南懷仁争奪北京管轄之權，南懷仁曾失權三年，流離失所，以乞食為生。在北京供職的傳教士晁俊秀描述，南懷仁“德行、門閥、學識、熱誠，皆出人頭地。乃其境遇則實堪悲憫，身為主教，年達七十，衰老殘廢，所管主教區大逾意大利全國，不斷往來于其間，服履如同鄉民，戴草帽，服粗布短衣，履破鞋，辄藏伏于小漁舟中，受酷熱之侵，諸蟲咬嚼，時有被捕之虞，切願登舟在一茅棚中休息兩三日，然又恐累及居停。二十年來所受虐待，筆難盡述，但其熱誠始終如故，不畏疲勞，七十歲時與三十歲時無異也”（《在華耶稣會士列傳及書目》，799-800頁）。
這位奧地利南懷仁神父在華期間，終其一生處于各種困苦之中。身為北京主教，卻未在北京有諸多經曆。雖不像比利時南懷仁神父那樣，在康熙前獲得恩寵并取得卓著成績，卻也在傳教史上留下佳話。
二兩個闵明我
“舉取進京”的闵明我
楊光先曆獄期間，曾将全國所有傳教士押解到廣州看管。曆獄平反後，這些傳教士重獲自由，其中幾人直接被召進京，服務宮廷。其中就包括意大利傳教士Philippe-MarieGrimaldi，中文名為闵明我。他1669年來華，初拘禁于廣州，1671年獲釋後，在南懷仁的幫助下，以修曆為名進京。1712年殁于北京。
闵明我進京，場面頗為隆重。因是奉诏入京修曆，僅官船就有五艘。據說他與同伴德理格乘坐的船最漂亮，上有“舉取進京”的大字旗幟，其馀四艘船上，也有“奉旨回堂”四字旗幟。一路行來，沿途不僅有官吏護送、保證供給，所經之處的教堂也全部歸還所管神父。
闵明我初入宮廷，傾盡所能研制新鮮玩意兒呈送，以博取皇帝好感。這些玩意兒中有一件水力機，上有噴水裝置一套、報時鐘一具、天體儀一具、報曉鐘一具，結構頗為複雜。他還展現出西方繪畫天分，曾在“園囿四壁上繪人面各一，壁高五十尺，面長如之。正面視之，隻見山林遊獵諸景，第若位在一定地點觀之，則風景沒有人面見焉”，“所繪一切圖畫，表面視之，似模糊不明，若在一定地點或用圓錐形、圓柱形、角柱形之鏡視之，圖畫畢見，如是之類，舉不勝舉。朝中貴人見之者，鹹驚羨不已”（《在華耶稣會士列傳及書目》，370-371頁）。闵明我這些特長，引起康熙皇帝的特别興趣，這也正是傳教士通過西方技藝博取皇帝寵信的常用方式。1686年，他還作為專使出使俄國，交涉中俄有關問題。1694年才返回京城，受到康熙皇帝的特别召見。教皇特使多羅來華時，闵明我在宮中作為翻譯接待使團，極力為教會謀求相關待遇。
但這位在宮廷服務多年且作為康熙派往俄國出使的闵明我，居然是位“冒名頂替者”。
教禁逃兵闵明我
闵明我的冒名，要追溯到楊光先曆獄事件。湯若望等北京傳教士被拘禁後，康熙下令将全國傳教士押解至京城問訊，之後便送往廣州拘禁。拘禁者中有一位西班牙多明我會傳教士DomingoFernandesdeNavarrete，中文名為闵明我。1667年康熙親政，傳教士的境況開始好轉。1669年，闵明我不想繼續在中國的拘禁生活，便私自出走澳門。然而，此時對傳教士的拘禁雖有所放松，但清點人數等還是必要的程序。為了“湊數”，教會便派上文提到的Grimaldi前來冒名，補上由Navarrete出走而導緻的空缺。這樣，Navarrete的中文名闵明我，就歸Grimaldi所有了。所以，西班牙的這位多明我會傳教士，才是正牌的闵明我。他之後沒有再回中國，而是從中國啟程返回歐洲，經印度、裡斯本、羅馬，最終定居于馬德裡，1677年成為聖多明戈大主教，1686年去世。他回到西班牙後，寫出了《中華帝國曆史、政治、倫理及宗教概述》一書，成為介紹那一時期中國曆史的重要著作。
闵明我在中國期間，因曆獄來過北京，沿途經曆都用文字記錄了下來。書中不少篇幅正是闵明我在中國從南向北到達北京的經曆，其中包括不少中國各地的官員情況、風土人情、生活細節等。例如初被告知要押解京城時，闵明我多次被提審，于是有了關于地方官員過堂審問的記載：
（官員）威風凜凜地坐着，面前擺着一張大桌子，鋪着下垂至地的絲綢；他有供自己書寫的筆和墨、紅色墨汁。用紅色簽署和蓋印。木漆盒内放着許多小棍，用來表示打罪犯闆子的次數。每根小棍表示打五闆，如果要打二十闆，擲下四根，三十闆則擲六根。（〔西〕闵明我著，何高濟、吳翊楣譯《上帝許給的土地——闵明我行記和禮儀之争》，大象出版社，2009，124頁）
闵明我還描述說打闆子的刑罰很可怕，因此有人專門雇人代替受罰。地方上的有錢人有時會有十個或十二個這種替身。受完刑，受刑人會從有錢人那裡得到好吃好穿和一筆費用。
他還提到中國人常吃的一種非常便宜的食品——豆腐，說這是全國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吃的美味。在京城，他也提到中國人使用筷子的習慣，說中國人“不用手接觸肉食，而是使用長約一尺的小棍，幹淨地把食物送進口裡”。京城裡冰的消耗量也特别大，而且價格非常便宜，每個街頭都有售賣冰的冰車（參《上帝許給的土地——闵明我行記和禮儀之争》，129、140、141頁）。
這位闵明我雖然未在中國傳教事業上有顯著成績，甚至私自逃回歐洲，險些惹來麻煩，但對中國各種新鮮事物的記載，卻也為我們留下了當時重要的社會生活資料。意大利傳教士自願前來頂替，冒用了闵明我的名字，既避免了可能出現的麻煩，也使得前後相繼的兩位外國傳教士，不同國籍，不同教會，卻擁有了共同的中文名字——闵明我。
三三次墜馬
清時，出行主要靠輿轎或騎馬，外國傳教士也不例外，于是就有了傳教士外出騎馬的相關記述，但因技術不夠娴熟，難免有墜馬事件發生。南懷仁墜馬而緻身亡，馬國賢墜馬遇神奇骨科大夫“粗暴”手法治愈，白晉卻因墜馬耽擱了地理測繪而遭到康熙皇帝的質疑與責備。三次墜馬，結果和影響完全不同。
南懷仁墜馬：不幸的逝世
在宮廷中為康熙服務的南懷仁，為了傳教事業的發展，寫信給歐洲，希望多派傳教士入宮，這才有了後來法國路易十四派來的“國王的數學家”白晉、劉應、洪若翰、李明、張誠等人的入宮。遺憾的是，這幾人于1688年2月7日抵京，南懷仁卻于1月底去世，相差不到十天。盡管大部分文獻對南懷仁去世并未有更多筆墨，但有資料顯示，南懷仁去世之前身體狀況糟糕，并與一次意外的墜馬有直接關系。六十六歲的一位老人，曾經有過數年的牢獄生活，戴過沉重的枷鎖，忍受過各種身體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煎熬，身體基礎本就不好，再加上從馬上跌落，必然雪上加霜，久經治療最終仍未能挽救其生命。洪若翰曾在信中描述，說南懷仁神父“拖着病弱之軀度過了數年”（〔法〕杜赫德編，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耶稣會士中國書簡集Ⅰ》，大象出版社，2001，265頁），最終還是在他們到來前不久不幸地去世了。
關于墜馬會在何種程度上對人的身體造成損傷，不妨來看一下傳教士馬國賢的描述。
馬國賢墜馬：高明的骨科醫術
馬國賢是意大利傳教士，原名MatteoRipa，1707年受教皇格勒門十一世派遣來華，同行的還有以音樂才藝供職清廷的德理格。馬國賢正式進京為康熙四十九年冬，即1710年1月，以畫家身份供奉宮廷，1723年雍正即位後離京回國。馬國賢在中國十三年，著有《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他是羅馬教廷傳信部所屬的意大利遣使會傳教士，回國後創辦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國學院，專門招收中國留學生加以培養。康熙末年，教廷使節多羅和嘉樂兩次來華觐見康熙，馬國賢都有參與。曾将《熱河行宮三十六景圖》制成銅版畫，對銅版畫在中國的傳播與推廣多有貢獻。康熙皇帝每年5月至9月要去熱河避暑。一次，他要求馬國賢與幾位神父一同騎馬前往。不料，還未出城馬就滑倒了，馬國賢摔落在地，頭和身體受到重傷，人也昏迷不醒。據馬國賢描述（〔意〕馬國賢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58-60頁），他的這次摔傷相當嚴重，醒來時看所有東西都不清楚，為視覺受到影響所緻。皇帝派了滿族的骨科大夫為其治療，馬國賢生動地記錄了下面這些“奇葩”療法：
止血：讓馬國賢剝光衣服至腰部，把頭頸伸直置于融化着冰的一大盆涼水上。不斷用杯子舀水澆在其頸部。這個處置可以讓神經從軟腦脊膜中繃直，雖然很痛，但止血效果奇好。馬國賢在神志恢複的同時，視力也變得清晰。
大腦複位：用繃帶緊緊綁住馬國賢的頭，兩個人握住繃帶兩端，再用一塊木闆敲擊繃帶，以使頭震動，大夫說這是為了正腦，馬國賢自己的感受是“承受了可怕的痛苦”，但“頭腦感到自由了”。
肋骨複位：大夫認為馬國賢的肋骨脫位了，于是采用了兩種看似粗暴的處置方法。其一是讓他把衣服脫到腰部，兩個人扶着他在露天行走。然後冷不防地把一碗冰水潑在他的胸部。被這突如其來的冷水一激，馬國賢本能地猛烈呼吸，就把肋骨恢複到了自然的位置。其二是讓他坐在地上，在兩個人協助下，用一塊布塞住他的嘴巴和鼻子，直到他快要窒息。據說這個舉措可以讓人的胸腔強烈鼓起，迫使已經凹陷的肋骨複位。
以上這些措施過後，馬國賢還被要求多走路，勿久坐，少進食，以防止血液淤積在胸腔導緻感染。這些方法雖然“粗野而痛苦”，但僅僅七天，馬國賢就神奇地恢複了。摔傷期間，曾有多名官員和醫生來察看馬國賢的傷情，反映出皇帝對馬國賢的關心。
與馬國賢相比，白晉也有過墜馬經曆，但皇帝的态度卻出乎意料。
白晉墜馬：皇帝的質疑
白晉為最早來華的法國傳教士之一，曾為康熙的數學老師，将歐幾裡得之《幾何原理》譯為滿、漢文。1688年抵京，1730年殁于京。曾于1693年攜康熙贈送給法王路易十四的禮物回到法國，又于1699年返回中國。著有《康熙皇帝》一書，為白晉寫給路易十四的關于中國皇帝及相關情況的報告。
1708年，康熙開始命傳教士測繪全國各省地圖。白晉的墜馬，即發生在這期間。
《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中，留下了此事的記載（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第1336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594頁。博津為白晉的異寫）。康熙四十七年（1708）八月初四日，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向康熙皇帝上了一份“博津墜馬受傷折”，全文如下：
竊博津于本月初三日至。初四日闵明鄂等來叩言①：我等自西洋至此，荷蒙皇上洪恩、聖訓，不計其數，且皇上寬免我等過愆，亦不勝枚舉。我等感激聖主恩德，報效無由，幸遇沿邊丈地之事。不幸博津墜馬，半途而還。我等衆愧悚不已，又勞地方，備辦沿途用轎馬畜，每日飲食及時，傳送到京城。聖主洪恩齊天，我等衆人言不能述。等語。言畢謝恩，又言西洋消息仍未到，今也許已到。等語。看視博津，氣色甚好，傷已痊愈。
為此謹并奉以聞。
朱批：博津起初不願去。若其臉色照常，則裝病而還矣。若返家後痊愈，則伊為傳教之人，行如此不體面之事，可謂足矣。若是病愈之日自行趕回，則其罪雖大，尚可垂憫。對此衆西洋人謝恩，朕有所不解。爾如此碌碌轉奏，應即革職，執送慎刑司議罪。爾張口講禮儀，不知此何書所載。
讀此奏折，感覺此時之白晉，并不如早年進宮給皇帝講授數學之白晉得到康熙信任。這與1705年教皇特使多羅來華的禮儀之争有關。禮儀之争，已使傳教士在宮中失去了以往的信任。事實上，1706年冬，駐京傳教士已被要求“凡不回去的西洋人等，寫票用内務府印給發。票上寫西洋某國人，年若幹，在某會，來中國若幹年，永不複回西洋”（《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324頁）。領取了此票，才能留在中國繼續傳教。1707年，康熙南巡中在蘇州接見西洋傳教士并發布谕旨：“自今以後，若不遵利瑪窦規矩，斷不準在中國住，必逐回去。”（陳垣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系文書影印本》，故宮博物院，1932）這樣的背景下，傳教士“報效無由，幸遇沿邊丈地之事”。白晉在此關鍵時刻墜馬，使衆西洋人“愧悚不已”。這種“愧悚”，一方面或怕耽誤測繪進度，另一方面恐與當時教會和朝廷的關系緊張有關。再看康熙，顯然對白晉墜馬有所懷疑，認為他“起初不願去”，因此墜馬有可能為“裝病”。當然，很可能白晉的這次墜馬，并無大礙，不像馬國賢那麼嚴重。但是，白晉的墜馬事件，卻透露出禮儀之争背景下傳教士與皇帝的關系已經變得十分微妙。
①闵明鄂即前文之意大利傳教士闵明我。從上述南懷仁、闵明我、馬國賢及白晉的經曆，不難看出17、18世紀歐洲天主教會與清廷之間的複雜關系。為了傳教需要，天主教會不斷派出各種“技藝人”服務宮廷。工部侍郎南懷仁以天文曆算、輿地軍事等技能服務宮廷，而北京主教南懷仁雖也懷曆算之長，卻在數學人才不很匮乏的時代，優先開展傳教工作；圈禁中的闵明我逃跑後，意大利的闵明我自願頂替，仍然是為了傳教大局；馬國賢與白晉雖然都曾墜馬，皇帝的态度卻大不相同，這依然與事件背後教會與宮廷的關系有關。
總而言之，皇帝關注的是傳教士服務宮廷的“技藝”本身，而傳教士卻希望以“技藝”取悅皇上而帶來默許傳教的效果。“以技藝服務宮廷”這一事實表象背後雙方根本需求的不同，使天主教中國傳教史上出現了不少反映時代特色的“趣事”。關注這些趣事，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明清中西交往的文化史意義。
（作者單位：故宮博物院）康熙頒給傳教士的紅色谕旨（1937年8月閻宗臨先生攝于羅馬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