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途與定額
國家下撥的公使錢稱為正賜錢，全宋正賜錢總數，官方沒有披露過，據估算，大約有三百萬貫。就地方上而言，州郡之間差距很大。公使錢既主要用于會餐及招待，則軍隊多和過客多的地方正賜錢額就大，見于記載最多的是北宋中後期的熙州，它的歲額達四萬五千貫，因為它是軍事要地。次于它的有成都，歲額三萬貫，因為它是西部重鎮。北方前沿的雄州、定州，歲額都曾超過萬貫。而一般不重要的内地州郡，歲額隻有數百貫。
中央機構中，宰相官政事堂的公使錢是不定限額的。但後來也出現了宰相公使錢額，一般是萬貫。宰相以下，可能三司使是較高的。北宋神宗元豐二年曾對正賜公使錢作調整，頒定如下：“三司……歲萬缗。司農寺三千五百缗。将作監三千缗。都水監二千五百缗。群牧司、軍器監、都提舉市易司各二千缗。兵部千五百缗。刑部除舊大理寺月支錢外，千缗。國子監七百缗。”（《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九六）不久，将國子監的歲額增為一千貫。
就州郡而言，公使錢是可以由州郡長官支配的錢财。南宋有一位名叫陳俊卿的官員被任命為知福州，不少親故想得到他的庇護，從四面八方趕來慶賀。在到任後首次筵會上，陳俊卿懸賞五百貫錢，要參加者對一幅對聯，其上聯是：“三山出守，應求何以應其求。”其中“三山”是福州代稱，“應求”是陳俊卿的字。一位英俊少年應聲答道：“千裡重來，公使盡由公所使。”所對下聯，明确地講出了知州有權支配公使錢。這容易給人造成一種錯誤認識，即知州可以随心所欲地支用公使錢。事實并非如此。首先，如上所述，公使錢主要用于會餐及招待客人等，這是沿襲前代，本朝官方認可，無論什麼人都不能随意改變的。其次，盡管公使錢歸知州支配，但本州其他官員包括屬縣的官員，都有按規定享受公使錢的權利。州裡搞的會餐，包括招待客人的會餐，都必須通知州裡、縣裡所有的官員參加。如果本人不能參加，還要折算價錢發給本人。後來拓展到其他由公使庫所作的福利性支出，這就衍生出一個詞，即“公使供給”。它是本州官員都能享受但數量不一的變相津貼。公使錢既用于招待客人，不知起于何時，它又被拓展到用于各官署間的拉關系、送禮物。最常見的是送酒，後來擴展到送土特産及其他物品。
有兩類人享有的公使錢可以名正言順地裝入個人腰包，那就是近親宗室及節鎮官，而他們享有的正賜公使錢數額一般都比較高。得正賜公使錢最多的是趙元俨，他是宋仁宗的叔叔（傳說中的八王即以他為原型），他在慶曆年間的正賜額是每年二萬五千貫，後來據說又增至五萬貫。舉朝上下、前後數百年，似乎沒人能與他相比（參《宋會要輯稿》帝系二之一一至一四）。其他親王一般年額也在萬貫以上。不過，其數額是随年齡增長而增長的。幼年時較少，例如宋英宗即位時，他的三個兒子都很小，年額分别是三千貫、二千貫、一千五百貫。成年後各增至萬貫以上。次于親王、皇子的近親，也享有較高的公使正賜錢。如元祐七年九月，“诏嗣濮王宗晖主奉祠事，宜比宗姓使相、郡王，歲增公使錢二千貫”（《宋會要輯稿》帝系二之三八）。又據載，北宋中後期，宗室公使“每年支賜使相、節度使各二千貫，節度觀察留後一千五百貫，觀察使一千貫，防禦使七百五十貫，團練使五百貫，刺史二百五十貫”（《宋會要輯稿》帝系五之二〇）。宋代宗室近親也是統治者防範的對象，因為他們同樣是龍子龍孫，朝廷規定這些人不得擔任任何有實權的官職，必須生活在指定的大院内，行為受嚴格限制，更不允許随意參加筵會、集會，所以，他們享有的公使錢想不私用都不行。
所謂節鎮官，即指非宗室擔任的節度使、留後（後改名承宣使）、觀察使、防禦使、團練使、刺史（這裡特指正任，不包括遙領），通常是授予武将的。宋初以來，對一些帶重兵的武将實行贖買政策，即給高薪高待遇，限制其兵權。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節鎮官成了帶兵高級将領的官階名，可是當初用于贖買的高待遇卻被沿襲下來，其高額公使錢就屬此類。相沿成例，朝野都認為節鎮官武将的公使錢是這些人可以私人享用的。
二慶曆新政與公使錢公使正賜錢既嚴重不敷使用，朝廷就允許各官署自己想辦法補足。各官署想的辦法真可謂“五花八門”：較常見的一是經商業（俗稱回易），軍隊搞長途販運往往是以此名義進行。二是造酒賣酒、造醋賣醋。這是由于公使錢既定位于會餐、招待，這兩項都離不開喝酒，自己造酒是節省開支的好辦法，醋則是造酒的附帶産品。造得多了，出賣更是順理成章。朝廷也就有條件地允許各官署造賣酒醋創收。另外，較多見的還有印賣書籍，今天宋版書中有一類名叫“公使庫本”，就是當年創收的産物。還有經營菜園的，有巧立名目征收罰款的，有造賣熟藥（即中成藥）的，有開當鋪放高利債的，有腌鹹菜賣的，有賣廢品的，最離奇的竟然還有制售木偶的、賣馬糞的，等等。這些創收掙來的錢，被稱為不系省錢，即是說其收支不必事先申報，朝廷通常也不檢查這些錢财的賬。各官署創收收入是很不均衡的，有的地方經濟相對發達，創收容易，有的地方貧困，找不到創收途徑。有的地方有條件，例如空閑土地多，有名優特産等，有的地方則相反。有的長官、屬下都善于經營，有的地方官吏較死闆。所以，有些官署的小金庫滿滿的，最多的其額外收入多達正賜錢的幾十倍；有些官署則是清水衙門。一些官員将公使錢拿來胡花，引起了社會上有正義感的人的反感，于是出現了要求對公使錢加強管理的輿論，這本來是件好事，不想這種輿論卻被人利用，最終導緻範仲淹新政的受挫。
慶曆年間，範仲淹在宰相杜衍等的幫助下，實施新政，而新政的失敗，實與公使錢有直接關系。正當範仲淹從西部前線被調回朝廷，擔任執政大臣，準備在朝野上下推行新政之際，一個爆炸性的事件發生了：有人揭發，範仲淹剛剛舉薦的幾位在抗夏戰争中立有大功的官員都犯有貪污罪，包括先後擔任知泾州的滕宗諒、尹洙及前任知渭州的張亢、立有戰功的武将狄青等。有人向宋仁宗揭發，滕宗諒“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驢車四十兩，載茶三百馀籠，出引逐處不得收稅”，張亢則派人用公家的白銀跑到千裡之外的成都去倒賣，賺來的錢全進了私人腰包（參《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六）。宋仁宗一聽龍顔大怒，親自下令在邠州設立專門法庭，将滕宗諒、尹洙、張亢、狄青等抓捕入獄，加以審問。審來審去，案情終于逐漸明朗，原來都是因為公使錢。泾州、渭州都是邊疆重鎮，駐有大量軍隊，需要花錢的地方多，公使正賜錢遠遠不夠，而滕宗諒、尹洙、張亢、狄青等都是想有所作為的人，除犒賞軍兵外，他們還想懸賞召募人去敵方刺探情報，想接濟那些戰鬥勇敢卻家境貧寒的人，為了解決公使錢不夠花的問題，就積極組織創收。說他們把賺來的錢裝入自己腰包的指控完全找不到根據。這使宋仁宗頗有些下不了台。正好範仲淹等全力為滕宗諒、尹洙、張亢、狄青等作保，宋仁宗就采取了折衷處理辦法：不按最重的入己贓罪定滕宗諒、尹洙、張亢、狄青等的罪；但仍說這些人有罪，分别給予了降級并調離重要崗位的處分。這使新政集團失去了一批骨幹。
杜衍被任命為宰相，範仲淹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富弼被任命為樞密副使，慶曆新政正式拉開帷幕。正在這時，“進奏院事件”又突然被揭露出來，震驚朝野。事件又是由公使錢引出的。事件的主角是蘇舜欽和劉巽，他們的職務是監進奏院。各地官員給朝廷上遞的各種文書都要經由進奏院，因而進奏院監官的級别雖不高，卻是責任重大的關鍵崗位。此年年初，進奏院照例要祭神，而祭神後照例應舉行筵會。蘇舜欽和劉巽算計了一下，現有公使錢太少，就自掏腰包添了十貫錢，還覺得少，又賣廢紙得了五十貫錢。他倆用這些錢買了酒肉，還請來了妓女助興。他們邀了一大批在京名士（其中多數都是年富力強的革新黨骨幹）參加。控告他們的人提出：蘇舜欽等浪費公款，大吃大喝，還與妓女淫亂。最不能容忍的是，酒席上有人還公開散布犯上作亂的言論，講什麼“醉卧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等等。宋仁宗又一次被激怒，竟立即命身邊宦官帶兵将與會者抓進監獄。辦案者知道此案有來頭，自是從嚴處置。結果為首的蘇舜欽被定為“監守自盜”贓罪，此種利用職務犯罪，凡滿五貫即可判死刑，所以，他被判“減死一等”“除名為民”。劉巽及與會的王洙、刁約、江休複、王益柔等一大批人都受到罷官、降級、調離京城的處分。蘇舜欽本不是尋常人，他是宰相杜衍的女婿，他的被判罪最終導緻了杜衍的被罷免。範仲淹是蘇舜欽的薦舉人，依連坐制，也受到連累。受此事件連累的官員達數十人，大多都是範仲淹革新黨人。反對新政的大臣看到此種情況，高興地講：“真可謂是一網打盡！”範仲淹失去宰相杜衍的支持，不久被迫辭職，慶曆新政宣告受挫。南宋思想家葉适評論此事說：“如滕宗諒、張亢因用公使錢過當，至為置獄劾治。範始覺其非，以去就争之，雖幸而獄不竟，而小人窺伺間隙，外則尹洙貨部将，内則蘇舜欽賣故紙，方紛紛交作。諸人之身，幾不能自保。且元昊反，敗軍殺将，殚困天下，曾不知所以為謀，乃以公使錢數十百萬持英豪長短，而陷之死地耶。”（《習學記言》卷四七《呂氏文鑒》）
三政策漏洞及管控的加強
範仲淹革新黨人因公使錢栽大跟頭，說明了公使錢管理上的政策漏洞。公使錢既許創收，就産生了問題：究竟哪些創收途徑是合法的，哪些途徑是非法的？有些地方創收收入既多，怎樣開支才是合法的，怎樣開支就是違法的？公使錢畢竟是公家的錢，使用不當該怎樣處置？諸如此類，都沒有具體的規定。宋廷要加強對公使錢的管理，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來整革新黨人，這隻是事情的一部分。宋廷針對公使錢還采取了其他措施，制定了不少制度，這些卻是不該全部否定的。例如，宋廷規定禁止内地官署進行赢利性經營，就收到了積極的效果。除了整了一些不該整的人以外，宋廷也處置了不少借創收謀私利的官員，這也扼制了官員中的貪污之風。但公使錢的政策漏洞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同時，由于在這些過程中整了不少不該整的人，導緻北宋後期及南宋前期公使錢管理的放松，與此有關的弊病湧現。
此時期公使錢弊病突出地表現在：一是公使庫支給官員的錢多少不均，有些得的太多，竟有超過正式俸祿的。有的官員因有兼職，竟同時領幾份錢物。二是公使酒造得太多，出售太多，侵損了國家榷酒收入。三是有些官署（特别是地方官署）之間利用公使錢物互贈禮物，數量過多，規模過大，影響惡劣。四是有些會餐、筵會過于鋪張浪費。據南宋史家李心傳記：“公使苞苴，在東南而為尤甚。揚州一郡，每歲饋遺，見于帳籍者，至十二萬缗。江浙諸郡，每以酒遺中都官，歲五六至，至必數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書為平江守，與祠官範緻能、胡長文厚，一飲之費，率至千馀缗。時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總計攝潤者，視事不半歲，過例饋送，皆至四五萬缗，供宅酒至二百馀斛……東南帥臣、監司到署，号為上下馬，鄰路皆有饋，計其所得，動辄萬缗……其會聚之間，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為準。有一身而适兼數職者，則并受數人之饋，獻酬之際，一日而得二千馀缗，其無藝如此。”（《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七《公使庫》）時人員興宗也講：“諸司送往迎來，折送多至數千缗者。府州諸色頭子，諸州贓罰，入公庫，亦有至千百計者……其他浮泛之用，不經甚衆。”（《九華集》卷六《議虛額疏》）
針對這些情況，宋廷不斷地推出限制性規定：首先是規定各種官員每年從公使庫得到的錢财的最高限額。其次是禁止同一官員從不同的公使庫得多份錢财。再次是限制送禮的數量。最後，宋廷對創收根據不同情況作了各種限制。南宋領土比北宋大為減少，軍事壓力卻有增加的趨勢，财政上入不敷出的危機日趨嚴重。所以，宋廷開始設法将公使收入部分地轉變為朝廷可以調用的錢。例如，原本作為公使錢來源的醋息錢，不少地方就被朝廷納入經總制錢或月樁錢的範圍。這樣，随着公使正賜錢以外收入的減少，公使錢在整個财政中的重要性也逐漸減低，逐漸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