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密锢深宅
古典建築格局幽深内斂，十分重視空間的私密性，因而封閉性好、不開孔洞的“版門”使用廣泛且曆史悠久、形制穩定。“版”意指門扇為厚木闆，由數塊拼合。按《營造法式》記述，近軸一邊木闆最厚、最長，上下加門軸，稱為肘版；遠軸一邊稍薄，略短，稱為副肘版；二者間的版最薄且短，稱為身口版。各版以背面平行的若幹橫木連接，稱為楅，楅與版之間用門釘固定（圖1左1）。門釘造型凸起如螺，同樣有“密閉”的寓意。《營造法式》引《風俗通義》雲：“昔公輸般之水，見蠡，曰‘見汝形’，蠡适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得開，遂施之于門戶，雲人閉藏如是，固周密矣。”門有四框，上者曰額，下者曰地栿，今俗稱門檻，兩側曰立頰。門軸須上下固定，上者即雞栖木，置于門額内側，狀為橫置方木，兩端下面有孔以安門軸，外側以門簪固定；下者即門砧，穿于地栿内外，内側上面有孔以安門軸。圖2秦漢骊山湯遺址出土版門（唐華清宮考古隊《秦漢骊山湯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6年第11期）
圖3美國納爾遜博物館藏漢代陶樓局部最早的版門實物見于陝西臨潼“骊山湯”遺址一組倒塌的木構殘馀中，門扇系數塊闆材拼成，背面由平行的數道“楅”連接，并有門軸存留。門扇高1.82米、寬0.79米、厚4-5厘米，其旁還發現了門框和門闩關木遺存（參唐華清宮考古隊《秦漢骊山湯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6年11期），為一小型建築之門。“事死如生”的漢代墓葬中也往往布置有形如生前建築的墓門，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墓後室與前室門洞上有漢白玉石版門，雙開門扇高寬比約2:1，裝有鋪首，鋪首約當門扇寬的1:7，與後世存世木構建築鋪首比例近同。墓主推測為漢哀帝母丁太後的山東定陶黃腸題湊大墓亦裝有木版門，雙開門扇高寬比約3:1，亦有額、立頰，門上鋪首已毀失。漢畫像磚石與建築明器上也大量出現了門的形象，美國納爾遜博物館藏一陶樓雙開之門上不但表現了門扇由數塊木闆拼合的做法，還在門上繪出精緻的木紋，地栿上有三個矩形凸起，居中者在當時稱為“闑”，類于後世的“将軍石”（圖3上）。河南博物院藏一漢代陶樓，門框上表現出精緻的線腳（圖3下）。内蒙古出土一漢墓壁畫上繪有版門之立頰、門額，門額上還描繪了雞栖木，極為寫實。唐代較完整的木質版門可見于近年蒙古國布爾幹省發現的7世紀貴族墓葬内壁龛門，與生人所用之門幾無二緻，門上安門釘、鋪首，四周并帶有門額、立頰、門簪等。時代相近的貞順皇後敬陵石椁上也精緻地雕出了帶六排門釘的門版、立頰、門額、門砧。從壁畫等圖像上觀察，唐時尚延續古風，不但城門、宮門以至院門用版門，屋門也多用版門。圖4蒙古國布爾幹省7世紀墓葬壁龛門
圖5南京獨龍阜南朝殘石塔（左）、鹹陽馬跑泉唐墓（右）
圖6唐李壽墓石門至宋代，屋門開始普遍使用透光性好且開合輕便的格子門。這種上半部“開窗”的格子門始見于南京獨龍阜出土南朝石塔殘件（圖5左），其門每扇上半各開一直棂窗，鹹陽馬跑泉一唐代墓葬也有一例（圖5右）。格子門與版門的重要區别是門扇上半部帶格眼。《營造法式》記載，格子門門扇四邊有框名“桯”，中部橫方木一至兩道名“串”，如有兩道，則腰串間版名曰“腰華版”，下半部之版則名“障水版”（圖1右）。其“格子”形式基本構圖為“四直方格眼”與“四斜毬文”兩種，匠人由此演化細節，使格子門藝術造型變化萬端。
《營造法式》還列有兩種“軟門”，即“牙頭護縫軟門”（圖1左2）和“合版軟門”（圖1左3）。陝西三原李壽墓石門有邊框及腰串，腰串及上、下桯上還各有一排門釘，類于前者。此類門形出現甚早，扶風出土西周蹲獸方鬲及獸足方鬲上所見雙扇門即屬此類，故宮藏時代稍晚的戰國采桑狩獵紋銅钫上一重樓建築圖像之門、曾侯乙漆棺側面所繪雙開門、臨淄郎家莊齊墓出土戰國漆盤上之三間單層建築圖像之門形式均不出其外，應是當時流行于列國的宮室屋門常用形式。近年臨淄齊故城10号建築遺址中出土了珍貴的彩繪木門實物遺存，雙開，存一扇，門高2.78米（不含門軸）、寬1.55米、厚約0.1米。彩繪圖案分為邊框、門闆兩部分：邊框寬約0.2米，白地紅彩，紋飾為兩行相對的卷雲紋；門闆飾黑紅相間紋飾。木門上、下各發現寬21厘米的大型銅鋪首一件（參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東臨淄齊國故城10号建築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16年第8期）。該門形式與上述銅器、漆器圖像所見略同，其高、寬比例為9:5，尺度按齊地1尺為31厘米（參張良臯《匠學七說》，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2），則為高9尺、寬5尺，這一比例合于古人所推崇的“九五”天數，比照該建築遺址位于齊宮城之内、其門又近台基中軸線北端、門上彩繪繁複華麗、門上鋪首體型巨大而雕飾精緻等特征，可見其所屬建築等級頗高。與之相關的是，兩千馀裡之外的周原鳳雛二号建築中陽門道及主室後連廊均廣約3.1米，秦鹹陽宮一号宮殿遺址主室三門亦均寬3.1-3.2米，與臨淄由木門尺度推得的門洞尺度一緻，故此門當為這一宮殿北端的正門，并可知周代以來的宮門尺度或有通制存在。圖7臨淄齊故城10号建築遺址出土木門（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東臨淄齊國故城10号建築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16年第8期）
圖8西周蹲獸方鬲及獸足方鬲、刖人守門方鼎局部
圖9日本奈良法隆寺藏“竹廚子”早期還有以密排楞木代木闆制作的門，如周原岐山董家村出土一刖人守門方鼎即有表現，與之對應的實物可見于日本奈良法隆寺舊藏8世紀一小櫃，名曰“竹廚子”，櫃門雙開，以立排竹材構成門扇，并有兩道腰串，飾以花形銅釘，形如李壽墓門。
圖10臨淄齊故城10号建築遺址出土鋪首（左）、漢武帝茂陵陵園出土鋪首（右）二寶飾琳琅
就裝飾意義而言，古建築門扇上最顯著的構件就是鋪首。因取守護之義，鋪首多作兇惡獰厲的獸首形，清黃生《字诂》雲：“門戶鋪首，以銅為獸面，銜環着于門上，所以辟不祥、示守禦之義。”又謂鋪首乃龍之第九子“椒圖”，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雲：“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于門鋪首。”關于“鋪”字的含義，明楊慎《丹鉛馀錄》則解釋說：“鋪，亦古器名，有公劉鋪，有天君養鋪，形亦如簠，但簠方而鋪圓耳。漢門有鋪首，正象其形，乃鋪陳之義，又按鋪字從金，宮門銅環所謂金鋪也。其制不始于漢，三代以來有之，或以葦索、或以螺蚌、或以金銅，各随其所王之德，今俗歲節以葦索門，亦古意也。”鋪首獸首口銜圓環以挂鎖，叩門亦常用之，司馬相如《長門賦》有“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描繪的就是叩擊西漢長門宮宮門上鋪首的情形。漢畫像石上往往誇張地将鋪首布滿整個門扇，以顯示其作為“門”的标識符号意義。
扶風出土西周蹲獸方鬲左扇上有插門闩所用的關口，所飾獸鈕已有後世鋪首的雛形。戰國則普遍使用鋪首，尤以宮殿鋪首體量巨大、雕飾精緻。典型如臨淄齊故城10号建築遺址出土寬21厘米的蟠龍螭獸面鋪首（圖10左），又如燕下都“老姆台”高台建築遺址附近出土青銅立鳳蟠龍紋透雕鋪首，寬達36.8厘米，以此推測宮門單扇門寬約2.7米，整個門口寬約5.4米，當為宮城大型宮門所用。鋪首多為銅質，豪華者飾以金銀，或鎏或錯，如延安官莊鄉原村出土漢代鋪首為鎏金，美國史密森學會所藏戰國鋪首為錯金。也有金銀質鋪首，銀質如墓主可能為秦夏太後的陝西西安南郊神禾塬大墓出土者，金質則見于《洛陽伽藍記》所雲永甯寺塔諸門“複有金環鋪首”。漢武帝茂陵陵園還發現了一件罕見的青玉鋪首（圖10右），獸面之上又附雲龍數條，寬35.6厘米，與燕下都所見尺度相近，其出土地近陵廟，當為廟門所用，并具有特殊的禮制内涵。漢代重要的禮制建築，鋪首造型可能按“四象”造型設計：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秋九月……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後漢書·哀帝紀》）。“龜蛇”即“玄武”。圖11大同出土北魏鋪首（左）、固原出土北魏鋪首（右）（甯夏固原博物館《固原北魏墓漆棺畫》，甯夏人民出版社，1988）
圖12北魏宋紹祖石椁石門南北朝早期，鋪首風格大緻繼承漢代遒勁抽象的獸面造型，但細節内容也悄然變化。如北魏平城遺址出土的鋪首與此前獸首周邊多用龍鳳、蟠螭、卷雲等不同，其獸首頂部用植物或童子、力士等裝飾造型（圖11左）。北魏宋紹祖屋形石椁有四個門扇，每扇上皆誇張地雕飾了上下分布的大型鋪首兩個，鋪首獸首上或用卷草，或用菱葉，或用力士力擎獸角，變化頗多而不拘一格，這些鋪首位置已脫離了原位而成為純粹的裝飾，展現了北魏人對鋪首特殊的喜愛之情。固原一北魏墓中亦有造型獨特的透雕銅鋪首一對，獸首上部有雙龍蟠繞，雙龍之間為一仙佛類人物（圖11右）。當時佛教在東亞漸趨繁盛，鋪首之上出現新的造型藝術元素，當與佛教影響有關。
南北朝後期，鋪首的獸面逐漸趨向圓潤寫實的造型，美國納爾遜博物館藏有一組時代約在隋唐之際的石墓門，門上雕有鋪首一對，獸面獰厲，額頭還有卷草形裝飾，有北魏馀緒，獸面四周則滿布形如火焰的須髯，堪稱精巧。這種風格逐漸定型于隋唐。隋代鋪首典型當為揚州隋炀帝墓所見四件寬26厘米的大型鎏金鋪首，獸面之外，其他如龍鳳、植物、人物裝飾皆無，明顯趨向簡化。銜環處由下垂變為外凸是其與此前鋪首另一顯著不同之處，并與前述蒙古國唐墓所見木門鋪首相同。由于體量巨大，這四件鋪首被認為有可能是隋江都宮宮門所用，後陪葬炀帝墓中，如其屬實，則鋪首在當時具有重要的身份象征意義，以至作為陪葬之物（圖13左）。唐大明宮所出鎏金鋪首已完全脫離了漢代至北魏早期偏于方形的設計，獸面被完全包圍于圓形輪廓之中，并環繞一圈北朝以來流行的聯珠紋（圖13右）。此後直至明清，這種獸面鋪首造型再未出現大的變化，隻将所銜環之裝飾踵事增華，如明清紫禁城宮門鋪首，其環變線為面，飾以雲龍，極盡繁複。圖13隋炀帝墓出土鋪首（左）、大明宮出土鋪首（右）
圖14北魏洛陽太極殿東閣門附近出土飾件（郭曉濤等《河南洛陽市漢魏故城太極殿遺址的發掘》，《考古》2016年第7期）門釘是連接固定版門上“版”與“楅”的部件，也是鋪首之外的重要裝飾，又名“浮漚”，宋程大昌《演繁露》引《義訓》雲“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音歐，今俗謂之浮漚，釘也。案此漚者，水上浮漚狀，亦類蠡也，《南史》人借雀以行嘲谑，曰‘誰家屋門頭，鋪首浪遊逸’”，是為另一種解釋。漢代版門圖像中罕見門釘，可能因其釘帽尚未誇張為裝飾構件，故被省略。至南北朝以後，門釘的裝飾性增強，較早實例見于大同宋紹祖石椁上，時屬北魏早期，共有三排，同時期的北魏平城遺址也發現了大量門釘遺物；《洛陽伽藍記》則雲永甯寺塔諸門“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北魏洛陽太極殿東閣門附近出土一中心有孔的蓮花形金屬飾件，或為門釘遺存；九原崗北齊墓壁畫所繪府邸門扇有四排門釘；西安北周安伽墓則表現了三排門釘；蒙古國初唐墓壁龛門釘亦有三排；西安盛唐貞順皇後敬陵石椁則有六排門釘；山西晚唐佛光寺東大殿殿門門釘為五排，但非原貌；洛陽孟津新莊晚唐五代墓門門釘殘馀三排，推測原為六排，釘形如寶相花，與北魏東閣門附近所出者意匠相近。門釘行數取決于“楅”數，“楅”數則與門高直接相關，《營造法式》記載“用楅之數”源于門的尺度大小：“若門高七尺以下用五楅，高八尺至一丈三尺用七楅，高一丈四尺至一丈九尺用九楅，高二丈至二丈二尺用十一楅，高二丈三尺至二丈四尺用十三楅。”《清會典》關于王府建築的規定有“門釘縱九橫七”，可知當時對門釘的使用有着明确而嚴格的制度規範。
高等級建築的門角部還包以金屬角葉，以防磨損。東周時已出現角葉，大英博物館藏沂南漢畫像石墓一門阙圖像上即繪有包于門軸附近的角葉，滿城漢墓亦出土有與門軸合體的鎏銀銅角葉，蒙古國唐墓壁龛門上則有鎏金角葉，已成為華麗的門飾之一。大型宮殿、廟宇的格子門亦包角葉，如明清紫禁城内所見，且皆有雕飾，極盡精緻。圖15新莊晚唐五代墓門釘（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孟津新莊五代壁畫墓發掘簡報》，《洛陽考古》2013年第1期）三重門皇皇
屋門之外，中國古代還存在大量作為獨立建築的門，其數量、方位、造型往往是建築群空間禮制等級的重要象征。數量上，帝王宮室多附會古典文獻“三朝五門”制度。“五門”，曰臯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但與曆代宮室宮門如何對應已無法廓清。方位上，亦以四向皆設門為最尊，如帝王宮殿、壇廟大多皆四向四門，以隐喻其所處國家空間中心。庶民則僅可單向設門。
造型是作為單體建築的門體現内涵與等級最為重要的屬性。造型最尊者為“阙門”，即兩阙夾門，王者使用，具有隆重的禮制意義，并逐漸成為宮室的代稱，臣子前往皇宮朝見皇帝往往被稱為“詣阙”。關于門前立阙的功能，《梁書·何胤傳》雲：“阙者，謂之象魏。懸象法于其上，浃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即阙為張挂朝廷告示所依。迄今所見最早使用阙門的實例，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寺宮城之門。周代阙門的迹象見于西周鎬京五号建築遺址，平面呈“工”字形，中央為門道，兩翼有建築。秦漢時阙門逐漸定型，秦始皇陵内城東、西二門外及西漢未央宮東門外皆有明顯的阙址，西漢陽陵、杜陵陵門的考古發掘則展現了當時陵墓阙門獨特的形制——兩側為夯土墩台，向外呈三級内收，内側有門塾以為守衛人員駐地，中央為門道，這種兩阙間連門的形制可能是文獻中所謂的“台門”。漢魏洛陽城宮城正門阊阖門形制為兩阙相夾，宮門在後，之前以牆相連，總而圍合成一半開敞的空間。其阙向東西兩側及後方各有凸出，呈“二出”形制，這座阙門築成于曹魏時期，為西晉、北魏沿用。東魏北齊邺城正門朱明門亦有雙阙相連，或因其門為内城正門而非宮門，故僅為單出。唐長安大明宮含元殿亦相當于宮室阙門，隻因其龍首塬頭的地勢限制而改門為殿，兩側出阙名曰翔鸾閣、栖鳳閣，形如三出阙，故大明宮在當時也被稱為“北阙”，李華《含元殿賦》雲“左翔鸾而右栖鳳，翹兩阙而為翼”。唐洛陽宮正門應天門亦帶雙阙，考古發現其為雙側三出阙形制。唐宋以後，宮殿阙門又被稱為“五鳳樓”，“五鳳”大緻指一門樓、兩角樓、兩阙樓，共五樓，平面則為城門兩側兩阙前凸如鳳翼，宋元時宮門皆為此制。直至紫禁城午門，亦為“五鳳樓”形制，隻是城門台與阙連為一體，失去三出之形。除卻宮門，兩阙還可獨立存在而自成“門”意。如東漢出現的小型墓阙、廟阙，阙間皆無門，突出了阙更為純粹的入口标識功能。甚至自然之山亦可被賦予“門阙”的意義，如《史記》雲秦阿房宮“表南山之巅以為阙”。至曹魏營洛陽宮殿時，更強化了阊阖門直對宣陽門的中軸線，中軸線所對的萬安山的阙形山峰因而也有了“阙”的意象。至晉室南遷後所營建康城，亦以牛首山作為“天阙”：“世傳晉室欲立阙，王丞相指牛頭山雲：‘此天阙也。’”（《梁書·何胤傳》）隋唐承之，隋東都以中軸線直對伊阙，唐帝陵更自内而外設門阙、乳阙、鵲台以象征宮門、城門、郭門，隐喻着帝都的三重空間，延續着“阙”的獨特象征意義。
圖16元人《宦迹圖》中的阙門形象規模下阙門一等者則為無阙之宮、城門，亦往往作樓觀形，下層築台，上起門樓，或可作為“台門”的另一種解釋，今日仍可見到的大量明清時期城門即屬此類，其等級與門道數量有關。早期“台門”門道為兩側密排“排插柱”承托上部橫梁，梁上早期還置叉手。磚券的拱門在元明以後方普遍使用，但最早的磚券式城門卻可追溯至邺北城南城牆發現的“潛伏城門”，乃是罕見的特例。台上一般起單層樓，也有多層之例。魏晉南北朝時，此類“台門”上即多起重樓。洛陽北魏宮城太極殿前的三重“台門”——止車門、端門、阊阖門，其底層柱網縱向較密，具有一定的“排插柱”特點，是當時宮門獨有的做法，其上即有重樓。及至隋東都諸城門甚至坊門營建，亦傾慕舊南朝都城而多于其上作重樓：“坊各周四裡，開四門臨大街，門并為重樓。”近年隋唐洛陽城定鼎門内甯人坊、明教坊的考古發掘，揭示了隋唐坊門的形制是兩側設夯土墩台、中開門道，有如微型城門，則知其上部為重樓的可能性甚高。
較“台門”規模小者為屋宇式門，外觀與屋宇并無分别，屋蓋可四阿、可歇山、可懸山，有低矮台基。隻是柱網多為“分心槽”，即前後方向三排柱網，居中一排開門，前後開敞。其開間則可七間、可五間、可三間，亦可一間，随等級及位置而定。近年漢魏洛陽宮城太極殿東側發現于夯土牆上開一口、前後各有二柱的形制，即是一間之門，稱為“閤門”，即宮中小門，又稱“闼”“闱”，古人多以“黃闼”“省闼”“禁闼”代指宮中。圖17宋張澤端《清明上河圖》中的城門形象
圖18清定妃園寝中的随牆門
圖19唐李壽墓壁畫與《營造法式》圖樣中的烏頭門形象明清時還有于兩側起磚垛、上架木梁後起屋面的小型院門，多作宮殿及陵寝的内院之門，因表面多貼琉璃飾物，故被稱為“琉璃花門”。此類院門規模縮小、裝飾簡化後，至今仍是北方民居傳統院門的常用形式。更為簡單的則是于牆上開門洞形成的“随牆門”，門上如出挑屋檐則是為較精緻的做法，若簡單則設木梁即可。園林之中的“随牆門”形式自由，方形之外也有圓形、寶瓶形等，不拘規制。
此外還有一種規模小而獨立的門，名曰“烏頭門”，形式為兩側立柱，柱頭套瓦頭名為“烏頭”，柱間橫楣連接，安上半為棂子的門扇。烏頭門使用範圍廣泛，無論等級，既多見于陵墓、廟宇等禮儀性場所，也可在一般建築中使用，且出現甚早，《洛陽伽藍記》載永甯寺北門即為烏頭門形制，陝西三原唐李壽墓壁畫中佛寺寺門、馬廄門皆是其形象的較早實例。烏頭門在後世又稱為“棂星門”，明清陵寝明樓五供之前即設烏頭門一道，壇廟祭壇四面亦多設四座烏頭門。
明清北京還流行一種形制獨特的門，名曰“垂花門”，一間，中部兩柱支承，上起懸山頂，前後各有兩柱不落地而懸于檐下梁上，柱下端雕為花形，多為一般殷實士民宅院或寺觀别院所用。
（作者單位：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