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考據學為主流的乾嘉學界，章學誠自我期許甚高，自謂“卑論仲任（即王充），俯視子元（即劉知幾）”（阮元《兩浙輶軒錄補遺》卷七，清嘉慶刻本）。章學誠為學不為趨風氣，倡導“六經皆史”，反對“離事而言理”（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華書局，1985），發展出一套較為嚴密的曆史哲學，開創了清代思想史的新境界，并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至于有學者稱之為“中國的黑格爾”。
一胡适眼中“籍籍無名”的章學誠
章學誠年譜的編修是近代章學誠研究的重要成就。日本人内藤湖南所著《章實齋年譜》是第一部關于章學誠的年譜，而胡适所著年譜則是國内最早的章學誠年譜。内藤湖南年譜對于胡适年譜的編纂具有啟發意義，胡适正是受内藤湖南的刺激以及不滿于内藤年譜過于簡略、不能表現章氏思想學說變遷之次序，才決定編寫一本更為全面的年譜，即《章實齋先生年譜》。故而學界有種觀點認為，章學誠是在20世紀20年代胡适等人經由日本學者内藤湖南而“發現”的。
胡适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持有這種觀點。在讀到内藤湖南的《章實齋年譜》時，胡适不免有些情緒複雜，他認為：“即使在學者之間，除了一些遠見卓識之外，在其生前，并沒有多少人知道他。”“最可使我們慚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實齋年譜》的乃是一位外國的學者。”（胡适《章實齋先生年譜》，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日本學者桑原武夫也認為，“這位曆史哲學家（章學誠），因為（内藤）湖南的贊賞和推薦，胡适也曾多次論述過，在中國才為人矚目起來。”（島田虔次《中國思想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也就是說，在以胡适、桑原武夫等為代表的中外學者看來，章學誠的學術理路與當時的主流風格之間存在張力，他以學術經世标榜，卻在生前備受冷落，并長期湮沒無聞。随着時代與學術風氣的轉換,尤其是經過“史界革命”和新史學運動，其學術才日益為學人推重，在一定意義上，是近代學者重新“發現”了章學誠。章學誠像二章學誠與乾嘉學術圈互動密切
實際上，胡适和桑原武夫的觀點并不确切。早在章學誠生前，他就是乾嘉學術圈的知名人物。章學誠得到了朱筠、畢沅、梁國治、謝啟昆、沈業富等重要學術贊助者的支持與肯定。朱筠為乾隆時期提倡漢學的重要人物，他的京城寓所是傳播和提倡漢學的重要場所，他同時也是章學誠的古文辭業師。《四庫全書》這一曠世文化工程就肇
端于朱筠在安徽學政任上的一封奏折。朱筠視學安徽時提倡許慎《說文解字》之學，對于引導學風起到了重要作用，史載：“于是皖、閩之士聞緒言馀論，始知講求根柢之學，四海好學能文者，俱慕從（朱筠）先生遊。而戴征君震、邵學士晉涵、王觀察念孫諸人，深于經術訓诂之學，未遇時皆在先生幕府，卒以撰述名于時……其後文正（朱筠之弟朱珪）主持文教，海内名流皆以暗中索拔，多先生所賞契者，故世稱據經好古之士為朱派雲。”（孫星衍《朱先生筠行狀》，錢儀吉《碑傳集》卷四九，清道光刻本）
朱筠作為章學誠的老師和早年的幕主，章學誠與其關系尤為密切，并一直與朱筠之子朱錫庚關系親密友好。章學誠曾為朱筠作傳、撰寫墓志銘。通過朱筠，章學誠結識了錢大昕等知名學者，并開始與戴震、汪中、邵晉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孫星衍、王念孫、翁方綱、劉台拱、周震榮、段玉裁、汪輝祖、胡虔等知名學者有所來往，并為王昶所知。通過與他們的交遊，章學誠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進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此後，章學誠得到了乾隆時期重要學術贊助人畢沅的重視，受其委托主持或參與編修了《史籍考》《湖北通志》《續資治通鑒》等書，期間與洪亮吉、孫星衍、邵晉涵等人的交往也更加密切。除了朱筠、畢沅等，章學誠與乾隆後期參與機要的大學士梁國治有着密切交往，《章氏遺書》收錄多封相關書信。據洪亮吉記載：“（章學誠）君性剛鲠，居梁文定相公（國治）寓邸三年，為相公所嚴憚。”（洪亮吉《卷施閣集》卷十五，光緒三年洪氏授經堂刻《洪北江全集》本）章學誠後來還受到馮廷丞、朱珪、王傑、謝啟昆等重要政治人物的贊助和幫助。
三學術網絡中的章學誠
除此之外，章學誠與當時諸多學者有着密切往還，其學術觀點的形成與乾嘉考據學之間有着密切關系。洪亮吉在《傷知己賦》中回憶與章學誠共同從遊朱筠幕府的情況，述及與莊炘、張鳳翔、高文照、邵晉涵、吳蘭庭、瞿華、章學誠、黃景仁共同交往的情況。章學誠曾與汪中共同遊幕于畢沅幕府，後因性格不合，“與汪明經中議論不合幾至揮刃”（洪亮吉《卷施閣集》卷十五，光緒三年洪氏授經堂刻《洪北江全集》本）。孫承恩、何思鈞、吳蘭庭、高金成等曾與章學誠密切切磋學術。汪輝祖是章學誠的晚年知己，雙方在史學和經世之道方面相互影響，在禮教和婦女問題上觀點也較為一緻，例如章學誠著有《婦學》篇，在修志實踐過程中注重為婦女立傳；汪輝祖在湖南甯遠縣任上，重修節孝祠、旌表節烈婦女。
對于章學誠的學術成就，時人給予高度評價，其史學成就、古文辭造詣以及地方志見解皆為時人注意。阮元盡管在學問路數上不同于章學誠，卻認為章學誠“為一時之奇士”“自有一種不可埋沒之氣象”（章學誠《與朱少白書》，倉修良《文史通義新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阮元編《儒林傳稿》涉及邵廷采、邵晉涵、任大椿時大段征引章學誠之觀點與《文史通義》中的論述。秀水鄭虎文高度認可章學誠的史學成就，評價章氏具有“良史之才”。鄭虎文在給章學誠早期幕主馮廷丞的信中，将戴震、章學誠、汪中三人并列，分别從“經學”“史才”“斐然狂簡之才”三個方面概括三人之學術成就（參鄭虎文《吞松閣集》卷三十九，清嘉慶刻本）。王宗炎是章學誠的摯友，作為章學誠著作的最早整理者，他評價章學誠“地産霸材，天挺史識”，認為章學誠古文成就在其師朱筠之上，其學術成就雖未如章氏所自稱的“卑論仲任（王充），俯視子元（劉知幾）”，但足可與南宋著名史學家、目錄學家，《通志》的編者鄭樵相媲美（參阮元《兩浙輶軒錄補遺》卷七，清嘉慶刻本）。對于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觀點，沈赤然認為：“謂詞勝于理，反複讀之，乃歎漢唐以來未有窺此秘者，足使大師結舌，經生失步矣。”肯定章氏議論發前人之所未發，窺前人之所未窺，可補唐代史學家劉知幾之不足（參沈赤然《五研齋詩文鈔》卷三，清嘉慶刻增修本）。吳蘭庭推重章學誠的史學見識，認為其“論史之識有劉知幾所未及者，《史籍考》經所裁定足為不刊之典”，當然他也對《文史通義》“意見參差”之處提出批評意見（參吳蘭庭《胥石詩文存》，民國吳興叢書本）。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多次讨論古文問題，其《文德》《文理》《文集》《古文公式》《古文十弊》等篇涉足文學問題，章學誠的古文成就也得到時人承認。王宗炎之子、清代著名藏書家王端履，曾向章學誠問學，評價章氏“深于古文法律”，極力推崇章氏之古文辭成就（參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卷十，清道光二十六年授宜堂刻本）；沈赤然與章學誠為科舉同年，他高度評價了章學誠的古文辭成就，認為：“近時為古文詞者，唯同年友山陰章君學誠擇精語詳，神明于法，海内作者罕有其比。”（沈赤然《五研齋詩文鈔》卷五，清嘉慶刻增修本）
邵晉涵是章學誠的同鄉兼好友，也是乾嘉學者群體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參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的編寫，其《爾雅正義》在乾嘉漢學中占據重要地位。他非常關心《文史通義》的進展情況，認為自從周官之法喪亡、六藝之學散亂之後，學問失去統緒，日見其巧，也逐漸紊亂，在這種形勢之下，章學誠重新繼承拾起劉向、劉歆父子《七略》“為原始要終之學”，是非常值得激賞的。在章學誠因《原道篇》受到京城學界非議時，邵晉涵為之辯護，認為《文史通義》“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華書局，1985）。此外，章學誠學問也得到弟子後學之繼承，可謂是有源有流。章學誠長期在蓮池書院等執掌教席，其弟子史緻光、章廷楓等在乾隆末年先後中進士，兩者均為紹興人。其中，史緻光中得清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科狀元，授翰林院編修。章學誠多次緻信史緻光論學，僅倉修良所編《文史通義新編》中，就收錄《與史馀村》《與史馀村論文》《又與史馀村》《與史馀村簡》《與史馀村論學書》等五篇。章廷楓則在章學誠因《原道篇》之作而在京城學術圈頗受物議之時，為章學誠辯護，認為“是篇題目雖似迂闊，而意義實多創辟……諸君當日诋為陳腐，恐是題目讀得太熟，未嘗詳察其文字耳”（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華書局，1985），章學誠有《與祖孫汝楠論學書》，是為與廷楓論學。此外，曆城人王森文還以章氏弟子自居，向章學誠問學，并啟發章氏撰寫《禮教》篇，章學誠稱之為“積學士也，治三禮多年，視世之所謂五端，緻力無不及也”（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文物出版社，1985）。王森文對章學誠方志學思想有傳承，時人評價“王君于地理為專門學”（董佑誠《董方立文集》卷上，清同治八年刻《董方立遺書》本）。
章學誠的口談論述被剿襲的情況，也側面印證了章學誠在當時的影響。章學誠曾緻信好友邵晉涵抱怨其思想見解被時人剿襲的情況：“鄙性淺率，生平所得無不見于言談，至筆之于書亦多新奇可喜，其間遊士襲其談鋒、經生資為策括，足下亦既知之，斯其淺焉者也。近則遨遊南北，目見耳聞，自命專門著述者率多陰用其言陽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說暗剿其意，幾于李義山之敝缊身無完膚，杜子美之殘膏人多沾丐，才非先哲而涉境略同，言之可慚亦可慨也。”（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文物出版社，1985）《文史通義校注》書影小結
由上可知，章學誠古文、史學上的成就，早在乾嘉時期，就已為當時學界所注意，并為部分人所推崇，其《文史通義》觀點的獨創性也得到相當一部分學者之認可。梁啟超在總結清代學術思想時，認為“方志學之成立自實齋（章學誠）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2011）。《清史稿·文苑傳》在評價章學誠時，也認為其“所修和州、亳州、永清縣諸志，皆得體要，為世所推”。作為在史學史上與劉知幾媲美的史學理論家，章學誠卻沒有機會預修國史、撰成一部可與《史記》《漢書》并駕齊驅的史書，故而他的史學天才和卓見，往往體現在其地方志纂修實踐中：《方志立三書議》《州縣請立志科議》《答甄秀才論修志》三書和《修志十議》等論文體現了章氏之卓識，為方志學理論之開山；《天門縣志》《永清縣志》《亳州志》《和州志》《湖北通志》等地方志展現了章氏之功力，為方志學立不朽之經典。
如前所說，章學誠即使在乾嘉時期也非湮沒無聞。從這個角度來看，胡适的看法并不準确，他認為：“他（章學誠）生平眼高一世，瞧不起那班‘襞績補苴’的漢學家；他想不到那班‘襞績補苴’的漢學家的權威竟能使他的著作遲至一百二十年後方才有完全見天日的機會，竟能使他的生平事迹埋沒了一百二十年無人知道。”（胡适《章實齋先生年譜》，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客觀來說，章學誠的學術并非乾嘉學術主流，也與乾嘉主流學術之間頗有距離，關于這一點，章學誠本人在《家書》中曾多次論述。盡管對主流學術有所不滿，然而章學誠的生平事迹和學問在乾嘉時代并非湮沒無聞，而是在當時就已具有相當的名氣和影響。實際上，早在18世紀末期，思想界對于章學誠已經不陌生。不僅同時代人對章學誠多有稱述，在晚清大變革時代也不乏對章氏思想的重新闡釋與解讀，曾國藩、孫寶瑄、文廷式、缪荃孫、朱一新、張之洞、皮錫瑞、康有為、章太炎等晚清著名人物均對章學誠的思想有所呼應和對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錢穆得出這個結論：“章學誠生前雖未享盛名，而思想議論之影響于當世者，非無足道矣。”（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