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6月12日，王國維緻信羅振玉雲：“病中檢點舊著，覺《雪堂叢刻》中數種有大須删削改正者，将來隻須三四十卷，多則六七十卷。書皆是精騎便足自立，亦較易流傳，多則反自累矣。”（《王國維全集》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416頁）可見王國維對自身著述的精簡要求，而“精騎便足自立”便是其對自身著作一再删削的學理依據。“多則反自累”不僅是王國維自身的感覺，也是曆史事實。
王國維寫這信時正在應沈曾植之請，重編并手抄自己新的詞選《履霜詞》。從詞集名對“人間”一詞的棄用，也足見其新的編選眼光。從《人間詞甲稿》《人間詞乙稿》合計的105首，到鈔本《人間詞》的97首，再到《履霜詞》的24首，最後到《觀堂集林·長短句》的23首，王國維對自己詞作的大删削，确實可見其對“精騎自立”觀念的實踐。
但無論王國維怎樣删削，有一首詞始終在集，這就是《虞美人》：
紛紛謠诼何須數。總為蛾眉誤。世間積毀骨能銷，何況玉肌一點守宮嬌。
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顔悔。從今不複夢承恩。且自開奁坐賞鏡中人。（《履霜詞》第四首）
碧苔深鎖長門路。總為蛾眉誤。自來積毀骨能銷，何況真紅一點臂砂嬌。
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顔悔。從今不複夢承恩。且自簪花坐賞鏡中人。（《觀堂集林·長短句》第四首）
二詞雖有文字不同，但隻是王國維持續關注并不斷修改而已。此《虞美人》最早收錄于《人間詞乙稿》，原詞為：
紛紛謠诼何須數。總為蛾眉誤。世間白骨尚能銷，何況玉肌一點守宮嬌。
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顔悔。從今不複夢承恩。且自開奁坐賞鏡中人。
王國維在詞調下原有題注雲：“《甲稿》末之《蝶戀花》，本填此調，因互有優劣，故兩存之。”今檢《人間詞甲稿》，殿末一首正是《蝶戀花》：
莫鬥婵娟弓樣月。隻坐蛾眉，消得千謠诼。臂上宮砂那不滅，古來積毀能銷骨。手把齊纨相決絕。懶祝秋風，再使人間熱。鏡裡朱顔猶未歇。不辭自媚朝和夕。
按“乙稿”之《虞美人》題注，王國維原拟以《虞美人》填寫，或因句式問題，而易填《蝶戀花》，而主題則一緻。一題而兩調，除了有強烈的欲望表達之外，也可能包含着王國維對前調的不滿足，故以另調再寫此題。所謂“互有優劣”應是就藝術表現而言。
在編選《履霜詞》之前，王國維在《蝶戀花》《虞美人》二詞之間，“優劣”之感并非均等，鈔本《人間詞》便将《蝶戀花》列為正選，而将《虞美人》作為附錄，并附注：“即前阕意。”前者較優、後者較劣應是一個基本的判斷，至少在主題上，《蝶戀花》一調的契合程度更高，否則便難以理解正、附之别。隻是王國維對《虞美人》之“劣”尚持一定的保留态度，這使得他在将甲乙二稿删去十多首的情況下，依然将此一題兩調悉收入鈔本《人間詞》中。
王國維鈔本《人間詞》乃是應吳昌绶之請，以為影寫之需。但此本送呈吳昌绶後，吳昌绶的選擇與王國維正好相反，他圈了《虞美人》一調，并以之為正選，而将王國維原先列為正選的《蝶戀花》作為附錄，并評點《虞美人》曰：“深美闳約。”此四字在王國維《人間詞話》手稿中，在境界說尚未出現、更未形成體系之前，其實是王國維評價詞的最高标準。“深美闳約”四字原是張惠言評價溫庭筠詞之語，但王國維認為溫庭筠難當此評，而允當此評的應是馮延巳。他認為溫庭筠的詞不過是“精豔絕人”而已。精豔絕人主要是體現在作品外部的華豔與炫目，而深美闳約則是具有深廣精微的内蘊之美。吳昌绶用“深美闳約”回評王國維詞，當然是心中有悟的心得之言。
很顯然，吳昌绶的這一調整，對王國維産生了影響，所以當王國維此後新編兩種詞集《履霜詞》《觀堂集林·長短句》時，《蝶戀花》一詞便無影蹤了，隻有《虞美人》一調留存其中。王國維對二詞“優劣”的評價因着吳昌绶的關系而發生了變化。
二“一題”之情感與“二調”之優劣
此二詞因為屢受王國維關注，并斟酌于各選本中，故其文字也屢有變化。但相對而言，《蝶戀花》一調的文字比較穩定，而《虞美人》一調，不僅有字詞的推敲，而且有整句的變換，如乙稿首次收錄《虞美人》時，起句為“紛紛謠诼何須數”，此後曆鈔本《人間詞》《履霜詞》而無變化，但在《觀堂集林·長短句》中，則易為“碧苔深鎖長門路”，等等。這些字句的斟酌當然可見王國維心思的細微變化，有的涉及意思的調整，有的隻是追求藝術上更高的境界。但從總體上說，創作主題仍是一貫的。
就《蝶戀花》而言，總體感情激憤，語言決絕。一般而言，小詞婉轉，不宜情感、語言過于激切，但王國維似乎無意維護詞的這一本色特征，用“莫鬥”“隻坐”“決絕”“懶祝”“不辭”等這一類用力偏大偏強的詞彙，形容一種難以安頓的情感。“蛾眉”與“弓樣月”實際上是兩類人物的隐喻，兩者相較，“蛾眉”顯然要弱勢。但在王國維的語境中，蛾眉的弱勢、無奈更多的是因為遭遇了“千謠诼”——也就是此起彼伏的惡意造謠和诽謗，這仿佛當年屈原《離騷》所謂“衆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诼謂餘以善淫”，是完全“莫須有”的罪名。也許這種“謠诼”過于無恥、猛烈，王國維連用宮砂必滅、積毀銷骨兩個典故，表明了這場謠诼對人傷害的程度。整個上阕渲染的都是一種憤激的情緒，而憤激之中更帶悲涼的意味。
下阕的情感便從對“謠诼”者的痛斥，轉而為描寫自身。而描寫自身也經曆了從“決絕”“懶祝”到“自媚”的變化，其實是要從内心遠離并抽身于這種無謂的争鬥之外。所謂“自媚朝和夕”，無非是表示雖無辜遭受謠诼，但心志依舊清明，對自我的肯定和欣賞，并不會因此稍減。其實這種對朱顔的自媚，正是對謠诼的一種鄙視，而且這種鄙視帶着調侃的意味，所以更具力量。
按照王國維在鈔本《人間詞》中《虞美人》一調“即前阕意”的題注，《虞美人》一詞在情感上并無多少變化，所謂“互有優劣”不過是藝術的權衡而已。《蝶戀花》一調所寫之情境更為具體，激切不平之意更為強烈。《虞美人》主題雖未變，但明顯淡化了情境，情緒也空靈多姿一些。鑒于《人間詞乙稿》、鈔本《人間詞》《履霜詞》中所收錄《虞美人》語言基本相似，但《觀堂集林·長短句》既以“碧苔深鎖長門路”一句替代此前各本之“紛紛謠诼何須數”，則将直接的指斥轉為借陳皇後因失寵于漢武帝而退居長門宮之事婉轉道及，用意顯然深了一層，也更契合小詞比興婉轉的傳統。吳昌绶慧眼識出此詞“深美闳約”的特點，應該說，眼力是準的。因為起句用了陳皇後的典故，所以下阕也就有“從今不複夢承恩”之句，彼此呼應。
如此一題兩調，不僅先後收錄于《人間詞甲稿》和《人間詞乙稿》之中，稍後的鈔本《人間詞》更是并錄二詞，王國維本人對此的看重當然很明顯。但這麼兩首詞究竟因何而起？蕭艾說《蝶戀花》一詞“當有所感而作”（蕭艾《王國維詩詞箋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44頁），朦胧感覺出此詞背後的情感當非同尋常。陳永正則将此朦胧的情感說得更為具體：“靜安為世人所誤解、诽謗，而終能獨行己志，努力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在學術上取得傑出的成就，這是跟他倔強而執着的精神分不開的。”（陳永正校注《王國維詩詞全編校注》，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425-426頁）
然而此詞真的是王國維為自己的處境鳴不平嗎？如果真的是，那麼王國維究竟經曆了什麼？如果不能把這些背後的故事厘清，則這種猜測就始終隻能停留在猜測的階段了。
三一題二調之本事考釋
《蝶戀花》《虞美人》二詞中的激切情緒和自賞之心居然和諧地融合在一首作品中，這樣的寫法其實比較冒險，因為情緒的跳躍很可能帶來結構上的拼湊痕迹。但這其實是兩首有故事的詞。羅振常曾在《觀堂詩詞彙編》所收《蝶戀花》一首後附記雲：“此詞作于吳門。時雪堂築室姑蘇，有擠之者設辭誣之，乃謝去。觀堂見而不平，故有是作。”羅振常是羅振玉（号雪堂）胞弟，因為與羅振玉的關系，而與王國維過從甚密，特别是王國維1898年初到上海以及後來任職蘇州期間，兩人更是往來密切，所以王國維詩詞之創作背景、主旨，羅振常往往得以聞知。
但羅振常的這一節附記仍顯模糊，如“築室姑蘇”究竟是何事？何以有擠之者設辭誣之？王國維在這一事件中又是怎樣的身份？等等。這些問題的勘察，對于理解王國維“見而不平”後的作品，具有非常切實的意義。羅振玉因為此前在上海創辦教育的實績，引起了時任江蘇巡撫的端方注意，1904年夏，羅振玉受端方之聘，從上海來到蘇州，着手創辦江蘇師範學堂，并任監督。王國維大概在當年秋季開學時到校。
江蘇師範學堂因為是官辦性質，受到官方重視，故學生待遇也甚好，特别是1906年，清王朝廢除科舉考試，規定新一代士子需接受學堂教育，類似這樣的官辦學堂，自然受到學子們的追捧。但學校規模有限，招生便不能不有所限制，尤其是當地的考生并不一定享受到地域的優勢，如此，招生過程中的不良狀況便頻出。但羅振玉不徇私情，認為學堂雖設在蘇州，但“蘇甯一省，不應分畛域”，規定蘇州考生與外地如揚州、徐州、淮陰、連雲港等地考生一樣，都由考試成績來決定錄取與否。
這一政策雖然秉持教育公平的原則，有其嚴正的合理性，但客觀上觸動了蘇州當地士紳希望獲得更多地域利益的想法。因此他們上下聯合，主要做了兩件事：其一，趁1905年冬羅振玉回淮安料理父親喪事之機，由江蘇教育會發起，蘇州連同附近松江、太倉的學生，試圖驅逐常州、鎮江、淮陰、揚州、徐州、連雲港等地的學生，引發了學生之間的混亂。王國維在刊于1906年2月《教育世界》第117号的《教育小言十二則》中雲：“去歲之冬，我中國學界最多事之時代也……于蘇州，則有蘇、松太學生與常、鎮、淮、揚、徐、海學生之争……蘇州之事，則浸而及府界、縣界矣。曾謂我國最有望、最可愛之學生，而量如是狹隘乎？人類同胞之思想，在今日固有所不可行。至于中國人之思想，則凡書左行字而說單獨語者，當無不有之。乃以我國最有望、最可愛之學生而所争者如此，此不能不為教育前途惜者也。”（《王國維全集》第14卷，31頁）王國維此則所論正是1905年冬之事，雖是就東京、南京、蘇州三地之教育事件而論，而其所關切的重點應在蘇州之事，王國維不僅是親見親聞者，而且明乎其中的曲折。他對“最有望、最可愛”之學生之惋惜，在在可見其胸懷之大。
然而，更見王國維胸懷的，其實是接下來的一則小言：“管理學堂者湘人，則湘籍之學生居其半額矣。若為閩人、浙人，則閩若浙籍之學生居其半額矣。管理學堂者以同鄉之誼取學生，學生以同鄉之力抵抗之，十七省非同鄉會之獨擯蘇人，則亦同鄉會之一種也。故我中國無中國人也，有湘人、浙人、蘇人……而已。人初相見，必問貴省。省乎，府乎，縣乎，此種陋劣根性，其根柢遠存于千百年以前，欲一旦掃除而廓清之，吾知其難也。是在有教育之責者，有以漸而化之矣。”（《王國維全集》第14卷，31-32頁）王國維的這一節出語犀利，對地域本位主義的曆史傳統和現實狀況進行了尖銳的諷刺和批評，而改變這種“我中國無中國人”的現狀，隻有寄望于教育的發展，這其實是王國維在教育方面的“中國夢”。
其二，時任江蘇教育會會長的張謇在報紙上公開指責羅振玉利用學校用地建築私宅，意圖趕走學堂監督羅振玉。羅振常附記中所說的“擠之者”其實正是指張謇。張謇是清末狀元，也是近代著名的實業家、教育家，王國維從日本回來任職的通州師範學校即為其創建。張謇與羅振玉原本關系甚密切，王國維的第一份教職，正是羅振玉向張謇推薦的。但王國維對張謇似乎芥蒂甚深。通州師範學校校址原在通州城外之千佛寺，因學校擴建之需，張謇利用官方的力量，強行遷走寺廟，這讓王國維頓感教育者行非教育之道，違背了“教育”之本義。《靜安文集》中收錄《教育偶感四則》，其中第二則似專為張謇而發。他以《易傳》“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為立論之基，對當時罔顧仁義之行為進行了分析批判。王國維認為：“‘以斯道覺斯民’，仁也。仁之事，非聖哲不能。若夫義，則苟栖息社會以上者，不可須臾離者也。”（《王國維全集》第1卷，135頁）王國維說這些，是為了把話題引向通州的現實。他在文章中說：“今轉而觀我國之社會，則正義之思想之缺乏，實有可驚者，豈獨平民而已，即素号開通之紳士，竟侗然不知正義之為何物。往者某府有設中學校者，其地鄰佛寺，遂以官力兼并寺而有之。僧狼狽遷他所，曰：‘嘻，此盜所不為也！’……設更有強有力者出，奪該校而有之，則創設該校者之感情，又當何如？夫使生徒入如此之講室，居如此之寄宿舍，而欲涵養其正義之德性，豈非卻行而求前，南轅而北其轍哉！”（《王國維全集》第1卷，136頁）王國維義正辭嚴地對張謇的不義之舉進行了教育學理上的分析和譴責。
而在羅振玉是否構築私宅問題上，張謇竟不顧事實，以江蘇教育會會長的身份對羅振玉進行指責，這在王國維看來，就是不義之人的再次不義之舉。王國維當然明白，羅振玉其實是被冤枉的，其構築私宅之事雖有，宅基亦臨近學堂，但其實在學堂之外，不屬于學堂用地，這是其一；其二，羅振玉構築私宅，原本是用來迎養其父，而今宅成而父喪，此宅的意義已經不大，羅振玉也明确表示可以将此宅充為學堂公産。羅振玉除了将此意以信件方式上報省府，以明清白，同時也請《時務報》汪诒年代作答辯書登報辯白，與張謇形成正面的交鋒。
任教通州時期對張謇的不滿，加上蘇州事件中的過分之舉，累積成王國維心中巨大的不平。王國維本于一腔之義而罕見地以一題兩調的方式表露着對羅振玉的精神聲援，此二詞為羅振玉發應該是顯在的事實。當然王國維在為羅振玉鳴不平的同時，也确實将自身的人生觀念和價值評判包孕其中了，但事件本身與王國維無直接關系。葉嘉瑩、安易評說《蝶戀花》一詞說：“這首詞的好處卻不在于寫出了一個感情的‘事件’而在于寫出了一種感情的‘境界’。一方面，他以極為強烈的憤慨抨擊了嫉賢妒能這種人類社會最惡劣的習俗；另一方面，它塑造了一個與此針鋒相對的‘自我’的形象，一反儒家‘溫柔敦厚’的傳統，表現出一種孤高與傲氣。這種對人間的深刻觀察和由此而生的孤傲之氣給讀者帶來的聯想空間，就不是某一具體的‘事件’所能局限的了。”（葉嘉瑩、安易編著《王國維詞新釋輯評》，中國書店，2006，269頁）此論懸格甚高，甚契此二詞的背景以及王國維通過此事所表現出來的精神品格。
四王國維之詞與《人間詞話》之關聯
要明乎王國維的這一創作特征，不妨對勘其《人間詞話》。王國維《人間詞話》手稿第38則一直比較受冷落，但我認為，這一則不僅可見靜安為人之氣骨，而且可見其文學之創見。這一則如下：
社會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善人；文學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天才。（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中華書局，2011，199頁）
然而要讀懂這一則，尚須往前追溯一則。第37則雲：
自然中之物，互相關系，互相限制，故不能有完全之美。然其寫之于文學中也，必遺其關系、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同上，198頁）
王國維撰述詞話，往往環環相扣，所以要再向前追溯，也許就能把王國維的思想看得更清晰一些。王國維的理想是“完全之美”。所謂“完全之美”，其實就是遠離功名利祿的一種純淨之美，無論是自然中物，還是文學審美，都以“完全之美”為極境。但王國維很清楚，這種“完全之美”隻是一種文學夢想。
何以隻能是夢想呢？因為社會對人性的改造，文學習慣對天才的扭曲，都導緻了“完全之美”無法充分呈現出來。王國維隐然以人性本善為底蘊，但異常複雜的社會，将種種“關系”“限制”施加在人身上，遂使得善性漸失，而惡性漸長。文學創作也是如此，種種規矩的束縛，讓天才文學家的思想和創作程式也深受影響，從而最終淪為普通之人，其作品也難以達到經典的要求。王國維語境中的“習慣”，從社會的角度來說，就是指限制扭曲人之善性的種種社會關系，包括思想的束縛、禮節的規範、名利的誘惑等。而從文學的角度來說，主要是指在文體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範式以及這種範式對作家的限制之處。
從社會自然到文學，王國維的論說思路本是連貫而來。本文姑且截取“社會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善人”一句，來勘察王國維兩首詞的創作動機及其主旨所在，也許可見王國維詞論與填詞創作之重要關聯。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